为了忘却的记忆——我的知青岁月

李海龙

那是一段苦涩、艰辛而又充激情的岁月。

岁月会消磨和淡化人所经历的往事，但那刻骨铭心的记忆，会随着时光而愈加深沉和浓烈……

一、憧憬

1973年深秋的兰州，已是草木萧疏、寒气袭人时节，但沉寂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却开始升温了。在市五中的校园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标语在到处张贴着。很显然，毕业后的去向已经很清晰了。

根据当时政策，多子女家庭，只能留一个在父母身边，其他应届生都要下乡，我是确定无疑了。

回想当年初中毕业时，我已属于参加工作待分配的人了，很多人都求之不得，可我却嫌学的太少，在企业没有用武之地，非要继续上高中，没料想毕业后会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虽然心里不甘，但我还是服从组织分配。

对于即将要去的农村，我还是满怀憧憬，就像校园中的张贴画，那是一个绿色的、鲜花盛开的地方，有着许多未知和令人神往的东西，会有一番作为的。 网络宣传画 1974年6月22日下午是出发的日子，母亲带着弟妹执意要为我送行，赶到火车站时，站内已是鼓乐齐鸣、人声鼎沸了。到处是学校、单位的彩旗和横幅，欢送的队伍挤满了整个站台，俨然一场即将出征的仪式，只待一声号令了。

母亲一脸的憔悴。由于担心我适应不了农村的生活，一直在给我叮嘱，不时地发出叹息。当母亲把我们一个个含辛茹苦抚养长大，我和上面的哥哥姐姐却都远离了她时，她的内心一定是惆怅和孤独的，而我的内疚则是难于用言语表达的。

就在人们难舍难分告别之际，突然，一阵刺耳的汽笛声传来，站台上顿时陷入了一片慌乱：喊声、哭声和锣鼓声几乎同时迸发了出来，汇聚成了一股震天动地的吼声！……这个牵动着成千上万家庭的一刻，当真的来临时，人们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毫无顾忌的宣泄了出来。在母亲心里，我是她永远的牵挂；在我心里，能回到母亲身边就是对她最大的安慰和回报。我强忍泪水，涌向窗外，朝着不断远去的亲人极力地挥舞着、呼喊着，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外……

那一刻，我知道，那个满怀激情与热血、理想与憧憬、嘱托与无奈的我，正式走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车厢里是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在短暂的沉寂后就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刚刚的离别伤感似乎已经忘记，哼唱的歌声和口琴声一直不断，显得异常兴奋。那时的我们，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练红心当作一个非常神圣的使命去完成，是为解放全人类作贡献，很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豪情，重任在肩，哪有那么多的儿女情长？

列车一直向西行驶。第二天中午，终于在甘肃张掖火车站停下。我们下了车，做短暂的停留后，经过点名、分组，确定各自所在公社和生产大队名单后，和我一同来的兰州五中、兰州十中的9名知青携带行李又坐上了一辆敞篷大卡车，目的地是民乐县三堡公社赵岗大队。

目的地在火车站东南方向，大约130多里路。记得那天下午的天是灰蒙蒙的，车开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开始下起了小雨，进了三堡公社地界后，车便开始剧烈颠簸摇晃起来，起身眺望：映入眼前的竟是一片茫茫戈壁，广袤苍凉……。时空的快速转换令我们惊愕不已。回头望，横亘在天地之间的祁连雪山，变的隐隐约约；脚下崎岖不平的荒滩、砂土路以及千百年来被祁连雪水冲刷形成的宽大沟壑，依然保持着原始的地貌，令人惊叹。看不到树木，也没有绿草和鲜花，路边偶尔发现个小村庄，转眼之间就闪过了，完全颠覆了我之前的想象，心中涌出难以言说的惆怅。

汽车开得飞快，疾驶的风夹杂着细雨，直接拍打在脸上和身上，衣服很快就全部湿透了，虽然是六月的天，我却冻得瑟瑟发抖。日落之前，终于到达了赵岗大队——一个非常偏僻的小乡村。

此时，一场隆重的迎知青仪式正待我们开启。不大的会议室里已经挤满了人，昏暗的屋内，靠窗摆放着一张办公桌，人们都围在桌旁或坐或倚墙站着，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旱烟味，看到进来的我们都把目光投射了过来。透过窗户的光亮，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观察当地农民：多数人穿着深色的或带有补丁的外衣，身上沾满尘土，皮肤黝黑粗糙，微笑时脸上的皱纹像沟壑一样纵横交错。参会的有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村民以及先于我们落户的部分知青。

大队书记柴瑞年首先致欢迎词，然后是知青带队干部讲话，最后让我代表新来的知青讲几句话。当时的我完全不在状态，又冷又饿又晕，这突然的呼唤，让我不知所措，刚要开口，竟然语塞说不出话了……最后总算磕磕巴巴、语无伦次的说完了，至于说了什么话，是怎样表态的，事后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很是后悔：嗨，怎么就没有表现出我们知青应有的豪迈状态呢！？

偏僻的乡村，突然来了这么多城里的青年男女，村民们以陌生、好奇的眼光站不远处打量和欣赏着，对我们也很友善。后来得知，那天陪同我们一路的小雨，虽然令我们狼狈不堪，却是农民们一直祈盼的“喜雨”。在我以后多年的知青经历中，下雨都是件非常稀缺的事，若遇上它大家都能高兴好几天呢。感谢老天爷！算是我们送给农民的一个见面礼了。

我们新来的知青被分配到第一、第二和第四生产队知青点，我和邵彦平被分配到一队知青点，当时住的临时安置房是村民汪德文家，在队里算是比较大户的人家了。知青点上原有10位女知青，她们多数是兰州市第十中学的，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先于我们落户约半年，年龄最小的才15岁，当时还没有建专门的知青房，都是借住在各村民家里，加上我们二位男知青，我们队共12名知青组成了一个新的知青点。

二、初识民乐农村

民乐县地处河西走廊中段，祁连山的北麓，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南线的“咽喉”，曾经的商贾云集之地，古时镇守边关的繁忙驿道，但长期的干旱风沙，使这里成为当时全省最穷的贫困县之一。

境内的祁连山终年积雪，雪水融化后流经界内形成洪水河、玉带河、童子坝河、海潮坝河等，成为县内最重要的水资源，其中洪水河部分流经赵岗大队。洪水河口也是民乐县筑坝建设水库的地方，知青们在此曾多年奋战。

民乐县境内的祁连雪山

赵岗大队地处三堡公社的东北面，距离公社约20多里路，距离县城有50多里。大队没有通电，照明仍然用煤油灯；到公社也没有通公路，人们都是习惯性地跨着田埂顺着沟渠行走，并逐渐踩出了一条弯曲小路。由于位置偏僻，这里的很多人没有走进过公社或县城。

大队下辖7个生产队，其中一、二、三生产队和大队部在地理上是相互联结的一个自然村，由东到西顺序排列着，又被称为赵岗寨村。在这个自然村落里，一条东西方向的土路贯穿整个村子中央，是村里最重要的活动区域，路两边设有大队部、小礼堂、卫生站和一个供销社商店，就算是村里生活的小天地了。
从1973年开始到我们，大队先后接受了52名知青落户，都分布在前五个生产队的知青点里。

一队知青点12名知青还包括：郭玉荣、董桂英、宋丽芳、李冬梅、王国蕊、于兆兄、吕兰君、王建华、李岭、曾玉芳和邵彦平。根据知青和大队的推荐，由我来担任点长，郭玉荣担任副点长，主要负责日常的学习、生活和管理，配合大队和知青带队干部做好知青工作。相比以前的“老三届”，国家对下乡知青有了比较明确的政策安排：下乡头一年的口粮由国家按定额统一供给，并按人头补助生活费，拨专款建设知青点等。虽说生活费非常少，但这些政策和措施对刚下乡的知青还是起了比较好的保护作用。知青所在的县、公社，都成立有知青办，大队还配备一名知青带队干部，我们大队首任带队干部是省文化厅派下来的牛秀英同志，我们都称她牛队长。

严重的干旱，肆虐的风沙，脆弱的生态环境，给当地的农业生产、生活和生存都带来重要的影响。这里冬季严寒，夏日酷热，而且一天的温差也很大，“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炉吃西瓜”，就是当地很形象地一种比喻。

记得是1975年春季的一天下午，正在田地劳作，忽然发现远处有一堵巨大的灰黑色幕墙立在天地之间，定睛一看：哇，正朝着我们这边快速移动过来！天色也突然开始变暗，我意识到，一种未知的恐怖袭击即将到来。农民告诉我，这就是有名的“黑风暴”，所到之处，卷起的尘土与沙砾，遮天蔽日，能见度几乎为零，强大的风力可对人及牲畜造成致命伤害，对庄稼也会造成严重损毁。事后听农民讲，“黑风暴”曾有过把放学娃卷到干渠里淹死的事。很快，风暴前锋卷起的枯枝、干草、废纸、杂物在空中飞舞起来。我来不及回知青点，迅速躲藏在一处低洼沟槽里，不到十分钟沙尘就横扫过来了。沙土砾瞬间填满我的鼻孔、耳朵及至全身，伴随着气流旋动的呼啸声，天地间瞬时变的混沌黑暗，呼吸困难，就仿佛在经历一场“世界末日”……

“黑风暴”过后，地面一片狼藉，我就像从被埋的土堆里挖出来一样，所幸没有大碍。大自然的疯狂，我第一次有了深切体会。

像这种“黑风暴”，在民乐县每年都会有几次光顾。

三、汪庄筑塘坝

知青要在这艰苦环境里生存，需要适应并接受多方面的考验。

与农民一起劳动，一直被我认为是改造世界观、做合格革命青年最重要的方式，我必须要从思想、行动、体能等方面尽早完成这样一个转换，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那时，整个大队里没有一辆机械化耕作设备，所有的农业劳动，全靠人力和牲畜。相比其它队，我们一队有 2 辆皮车，6 辆大车，1 皮车是 1 马 3 骡子，1 大车一般套 2 个牛，这是其它队没法比的优势。 为了多打粮食，这里的农民只能付出更多。 到赵岗村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收工后，队长通知说晚上要加班，刚放下碗筷，上工的钟声就敲响了，拿起铁锹就往外跑。晚上的任务是给牛圈垫土，需要从外面拉土覆盖在牛粪上，以备制作有机肥料。 赶到指定地点，就已经看到有人在往车上装土了，赶紧加入到队伍之中，装土，拉车，卸车，来回奔跑着。可能是想了解一下我们新来的实力吧，农民竟和我们搞起了你追我赶的比赛，看谁拉得多、跑的快。那时，好胜心很强，马上就追赶起来，刚吃过的食物还没来得及消化，没跑两趟我的腹部就开始剧烈疼痛起来，疼的几乎直不起腰来。我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心脏似乎要蹦跶出来了，我强忍着，拼了命的奔跑着，心想不能认怂，让人看笑话。最终是硬撑了下来，但我整个人就像虚脱了一样，瘫坐在地，很久都缓不过神来。 这是我有生第一次感受这么强烈的劳动。但回过头来看，这不过是一场初级演练，农村的体力劳动远没我想象的简单。 赵岗村干旱少雨，水是最重要的资源。虽然有祁连山雪水流经此地，但能浇灌上的田地并不多，而且还是公社统一按时调配，很难按照作物的生长季节及时浇灌上水，一旦流经时间确定，无论昼夜，都要派人值班看管，以引流灌溉，充分利用。为了多打粮食，队里采取广种薄收的方式增加产量，也在雪水无法保障的野地里下种。没有施肥、除草这些后期维护任务，有水了就浇一点，主要是靠天吃饭。所以，队里的粮食产量一直很低，平均亩产维持在300 斤左右。
为了蓄水，大队决定在赵岗村的上游汪庄（即第四生产队）所地构建塘坝，我们来后不久，就参与了这项工程。 这项劳动非常艰苦。搬石头、拉沙、挖土、筑堤，完全就是一个重体力活。为了尽快融入农村，达到和农民一样，我是不惜体力，全力以赴。连续多日的超负荷劳动，身体就像被完全透支，回到宿舍，人就全部散了架了，连吃饭的力气都没了。那时的我们，就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这种强力劳动，从来没有经历过。看我们知青干活这么卖力，怕累坏身体，队长朱其多也在劝导我们，说累了就休息一天，但大家都不休息，单独给我们放假，显得矫情，不合适。回想在学校写檄文，还批判知识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脱离了工农群众，使人变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现在不是得到验证了吗？看来非得要“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行。 那时的我们，也真把自己当成了知识分子来类比，硬是坚持到了最后。 四、生活开端

我们到赵岗村后不久，队里就开始筹备知青点的房屋建设。大队各知青点的建筑形状和大小是统一设计好的，属于半“工”字形。我们的房址选在一队的西边，靠近旧沙河道，房屋坐北朝南，西端顶头有两间房，外边是厨房，里边是仓储房，放置粮食和其他生活物品，东端顶头两间房，外面是学习室，里面一间是我们男生住房，中间三间房是女生用房。整座房属于砖土混合结构，房屋底层是砖，上面是土坯。每间住房都有个土炕，采取烧煤取暖。

大家利用工余时间全程参与。没有土坯模自己制作木框架，合着草泥一块块脱坯；民乐县没有砖厂，队里派李岭和王国蕊两女生和村民一起赶着骡马车，到山丹县平坡煤矿所在地拉砖，一路风餐露宿，全在马车上。那时的平坡煤矿也是村里取暖用煤的地方，每年冬天来临，队里都要派车派人去拉煤，非常不易。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集材料和施工，房屋终于建好了，还在房周围建了围墙和大门，知青们终于有了新家，也开启了院内共同生活的经历。

当年的知青点旧址

其实，真正考验知青的是生活关。 当地缺水，一开始就遇到用水的困扰。知青点背后有一个人工挖掘的涝池，直径大约有 40-50 米，是村里人畜共用的饮用水设施，水源是来自公社分配的祁连雪水经拦截后导入池内形成的。由于每天回来的牛羊骡马也都在池边饮用，牲畜的粪尿很多就排泄到了涝池里，池水无法循环，长期以往造成水池污秽不堪，也寄生了很多浮游生物。由于没有其他水源，当地人饮水和做饭也都是从这池里汲取，这让我们很难接受，但又无奈。水总得要喝，生活还要继续。我曾写信给家人让邮寄明矾，每次取来的水，都用明矾在水缸上搅动沉淀颗粒物，但烧开的水直接饮用，总有股莫名的怪味。

像这种涝池在民乐很多村都存在，也算是当地的一大“特色”了。由于涝池极度不卫生，在知青们的建议和推动下，一年后，大队就在村里重新开辟了专用饮水池，算是解决了人畜不分的问题。

知青点是个大家庭，这么多人的饭，由谁来做？都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很多人还不会做饭，于是大家商量后就轮流做。

有一次，轮到我宿舍的邵彦平做饭，大家收工回来揭开锅盖一看，馒头蒸成了金黄色，个头也比较小，不知是谁先尝了一口后“啊”了一声，入口的馒头磕了牙不小心掉地上了，还发出“咚咚咚”的响声，非常的搞笑。但麻烦来了，馒头太硬，饭难入口，这饿肚子也上不了工啊！从那以后我们商定还是女生做饭，男生们负责杂务兼外勤。这种分工协作，在整个插队期间，大家的相处都比较和谐。再往后，男生的被褥、外衣，多数都是由女生帮助清洗的，这让我至今都很感激，多亏了点上女生多，我们才有了这个福利。

知青头一年的粮食供给是有保障的，日常伙食主要是馒头、青稞粥或白水煮面，几乎没有蔬菜、肉，油也很少，调料就是盐和醋。有的队里，在土地旮角空闲处会种一些白萝卜、蒜苔等，我们有幸从外面找来后用醋一泡，放到碗里，那就算是很享受了。后来有些知青回城探亲带回来点咸菜、酸菜或食品之类，那就是最好的点心了。

为了调剂生活，我们从队里抓来一头小猪仔，在我们知青点的后院里圈养了起来，每天由值班的人去喂养，生活也开始走入正轨。

五、难忘的夏收季

在农村，最重要的任务是夏收。

要说犁地、播种、运输等劳作主要依靠的还是牛、骡、马牲畜，那收割就主要靠人力了。公社虽有个农技站，但农机少，耕种面积大，收割机一年轮到赵岗来作业，也是很短的几天时间，再者，有些地块高低不平也是不适合机械作业的，主要还得靠人工。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赵岗村几乎所有的土地都种了粮食，这更增加了收割的劳动强度。粮食作物主要是春麦、冬麦，其他作物包括玉米、糜子、青稞、马铃薯等。夏收主要是麦收，一旦成熟，必须马上收割，否则，麦粒脱落地里或遇到下雨长芽，都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可以说，粮食就是农民的生命，夏收是全村的大事，男女老幼齐上阵，抢农时、抢天时、抢收割，是出工时间最长、最繁忙的季节。

第一年的夏收季，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凌晨的星光还未隐去，人们便已早早起床，带足干粮和水，匆匆赶往麦地。由于收割时间紧，每人每天都有定额任务，中午一般是不回村的。

七月，晴朗的天空就像清洗过似的，看不到一片云，阳光毫无遮挡的倾泻而下，地面就像火炉上的坩锅，干燥、灼热，没有一丝风。由于播种面积广袤，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似乎一夜间由绿变黄了，用一个“抢”字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麦收 网络图片

刚开始学收割，两手配合很不协调，左手抓麦秆常被秸秆叶或右手的镰刀划伤割破，手心手背都在流血，现场没处去包扎，只能强忍疼痛，让伤口自然愈合，以后知道了就在左手掌缠上手帕，避免受伤。割麦不仅仅是个技术活，练得主要是腰功，长时间的弯腰动作，一起身腰就像完全折了似的，感觉无法支撑又非常酸痛，但这些劳作是可以承受并逐步适应的。

最难承受的是太阳的暴晒。全天持续的高温暴晒，就像无数支利箭，直刺裸露的头顶和全身，令我焦灼躁动，心神不安。那时，干活的劳累已经不重要了，能有处荫凉就是最大的愿望，哪怕是丁点儿时间。但空旷的地面上，放眼望去，见不到一棵树，也没有一处遮挡物。炙热的太阳，仿佛将我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炼狱之中，被烧烤着、煎熬着，无法逃脱……冥冥之中曾有过奇想：如果我真炼化升天了，也算是修成正果了，功德一件。但终究没有发生，第二天还得继续……

没有几天，很多知青的脸上和裸露的上身部分开始脱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蛇脱皮，蛇脱皮那是生长中发生的自然现象，人脱皮不是必须的，那是太阳暴晒下皮肤的一种过激反应。红肿的皮肤爆裂后不断地向外扩延翻卷，一片片的，就像在脸颊、鼻梁、后背和胳膊上印出的一幅幅不规则地图，白花花的卷边，手一撕就是一条印痕，为免留疤，只能等待脱落后自然恢复。最难捱的是女生，面面相觑，都不敢抬头见人。虽然极其不雅，但很多人都有，也就不用笑话对方了。

在麦收延续的时间里，记不清一天自己收割了多少亩麦子，每天回来，人就像摊在床的烂泥，没有了任何气力。

从麦收到入仓是要经过割、拉、打、晒、藏这几个环节的，其中“打”指的是将收割后的麦子拉运到打麦场后，通过对麦穗碾压，将麦粒和麦秆脱离。打麦场的第一道工序是将收到场上的麦子铺开成圆形，将骡马身上的绳套在碌碡的外框上，在整个麦场上做同心圆由里到外反复碾压，使麦粒从麦穗中脱离。第二道工序就是扬场，看准风向，用木锨将碾压后的秸秆和麦粒往空中扬开，麦粒沉淀落下来，秸秆随风落在另一个方向，使麦粒和秸秆分开堆放。上述过程不断往复，直到麦场的麦子全部打麦完毕。下一个环节是将分离的麦粒放在晒场暴晒，每隔3-4小时就翻转一次，晒干水分后，清除杂草、土块和砂石，即可装袋入仓了。打麦场是个技术活，扬场要根据风向、风力掌握木锨扬起的高度和力度，没有经验的人很难做得好。

田地里的农活，除了夏收外，耕田、播种、除草、薅燕麦、施肥都是很重要的环节，都对粮食产量有直接影响。在农村，真正体验过这些农活的人，才能懂得粮食得来不易，古人所云“粒粒皆辛苦”，的确是真实的感悟。

来队大约一个多月后，我们男生的工分就从每天8分升至1个工了，意味着和农民完全一样，同工同酬了。 六、参加全县农田基建大会战

民乐县干旱少雨，但背靠的祁连雪山，确是境内得天独厚的天然水库。由于水利设施缺失，浇地漫灌，管理粗放，这一重要资源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出作用。

我们来后，这里也在发生变化。经过夏秋收，秋末和冬季本来是农业休闲季节，但在民乐却是最繁忙的时期。在时任县委书记韩正卿的带领下，全县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以求从根本上改变民乐农村的落后面貌。建水库、平整土地、修水渠，成为全县最重要的任务在各公社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知青们多数都参加了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建设，除个别在学校当老师的例外（我们一队的李冬梅、三队的曾俊英就是）。由于工地远，施工时间长，吃住都在外，知青点只能坚壁清野，圈养的小猪也送回队里了。

下乡头一年，施工地点是在三堡公社三堡大队。我们一队人员入住在靠近三堡公社附近的新庄村一户姓易的农户家里。由于房屋有限，场地主要用来做饭和开会，女知青和部分女社员是住在房屋里的大炕上，我们男知青和男社员都混住在附近临时扎的帐篷里。人们就是在地上铺一层毡垫，没有毡垫就放层麦草，再放上自己的被褥就是床了，而我的毡垫有幸是从农民手里借到的，完全和农民是同吃、同住、同劳动。

所谓平田整地修梯田，就是规划好一块地后，遇山挖土，遇坑填平，夯实地基，修建沟渠，这一切全凭人工，每个生产队每天都有定额的任务，完不成不能休息。韩书记对这项工作抓的很紧，除了安排部署外，还派检查组经常到水库和平田整地现场巡查，发现问题就全县通报，所以干部和社员们都不敢偷懒。由于政绩突出，他本人还进了省委常委，担任了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这是后话。

工期紧张时，早上4：30起床，早餐后5点出发，中午和下午由队里送饭，中间休息一小时，最晚持续至10-11点收工。平地、拉车、砸夯，昼夜连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已经达到了人体能力的极限。

记得有一晚上，大约9点多钟，我和队里的几个人在抡石夯，大家实在干不动了，都累趴在了地上，但又不能没动静，不知是谁起了个头，于是大家跟着喊起了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昏暗的夜灯下，人影憧憧，这重复的口号就是为了换来片刻的休息，应付随时到来的巡查。

艰苦的生活和超强的劳动，让我的身体也付出了代价。曾有段时间，身体极度虚弱，吃不进饭，还又呕吐和腹泻。那时，医疗条件有限，再加上工期紧张，一直都没有做过治疗，于是就烙下了一个胃肠病。

现在回想那时的情景，常常让我难以释怀：这种突破生理极限、连续超负荷的任务突击，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会有；建水库、平田地，个人没有任何的补贴，却在拼死拼活的干，他们牺牲了健康、甚至生命都在所不惜，该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和意志力？

那个年代的人确实伟大。

七、与年轻夫妇相处的日子 枯燥繁重的生活，人们很喜欢生造出娱悦的故事来，算是对生活的一种回馈吧。

驻村那段日子与一对年轻夫妇的经历令我记忆深刻。他们结婚不久，就居住在易家大院门外边的一间小平房里，我们称大哥和嫂子。大哥高高的个头，英俊清朗，健壮干练，见人总是带着憨厚的微笑。俩口热情又好客，晚上回来早我们常到他们家里做客聊天，相处很融洽。但他们家里几乎赤贫如洗，却让我们很感意外：整个屋内竟没有任何打造的家具，地上仅有个用木条钉成的废旧商品板箱，里面装着一些生活日用品，炕上就一床被褥，一张席。虽然艰苦，房内却干净整洁有序，看得出是很勤快的一对夫妻。听说每人就一条衣裤，知青们经常送一些围巾衣物等生活用品给他们。

有一次我们收工晚，夫妇俩早已睡下了，我们没有打搅。当地村里人喜欢讲些荤话取笑，说他们衣物少，睡觉时都是脱精光的，一些小年轻和村里娃们就聚在他们门前，嬉笑打闹，搞恶作剧。有的故意装作不知去敲门，有的从门缝和窗户外向里面窥视，而且是轮番上阵……直到屋内一声“你们咋嗑咧！”就引得外面的人仰面大笑，搞的夫妇俩也无法安睡，而队上的人，第二天就有了谈资和笑料了。

第二年的春季，我从公社开会回来顺路去探望这对夫妇，他们非常高兴，本想见面聊聊就回去了，哪知他们一定要做饭招待，无奈就留了下来。夫妇俩在厨房一阵忙活后，给我端上来的竟是一盘水饺！还满怀歉意的对我说：“农村没啥好吃的，你就尝尝吧。”

那时的农村，吃水饺也是很稀少的事。水饺用雪白的面皮包裹着纯土豆泥馅，那精粉白面应该是他们最舍不得吃的珍藏，土豆在那个年代也是能拿出来的最好的菜了，他们却毫无保留的去招待我这个“客人”，这让我既感动又意外。我迟迟不愿动筷，在他们不断催促下，还是吃了。饺子在口中，眼睛却有些湿润了……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简朴的水饺，但它却是我吃过的最香、感受最深的一次。这淳朴、敦厚的农民，我们所给予的或不经意的东西，他们看的却是那样的珍贵，我们微小的帮助，他们都铭记在心，全心回报。他们的真挚和纯粹，让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建立起的这种美好情谊，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珍惜的东西。回想我插队期间，结识的许多农民中像他们这样纯朴的还有许多，与之建立的情谊永远珍藏我心中。

在我回城工作三十年的纪念日里，曾和一批知青再回赵岗，看望当地的老乡。我曾专门绕路去新庄村，寻找夫妇俩，带着新买的丝巾和重逢的激动，希望能再叙当年的情谊，可是一切都面目全非了。原先的住址，房屋早已不存在了，村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多方打听，一直没有消息，算是一个遗憾。

八、上双树寺水库

当年的平田整地任务搞完后，就快到年尾了，知青回来就要去民乐县双树寺水库参加大会战了。

双树寺水库是民乐县当时兴修的最大一座蓄水库，距县城以南约18里。它是在祁连山峡谷洪水河口筑起一座大坝，可形成2580万立方米蓄水量，有效灌溉面积约26.2万亩的规模。各公社都抽调有人马，昼夜在此施工。由于人多房屋少，许多施工人就在水库边的地面或山根向下挖洞居住，空间很狭小，人称“地窝子”，条件极端简陋，工程异常艰难。那时的水库工地，天寒地冻，现场没有什么大型机械工程设备，全凭人工。人们就是凭借简单的劳动工具挖山筑坝，久久为功，并最终建成了这座水库，这在国内水库的建设史上也是少有的奇迹。现今，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

民乐县境内祁连山峡谷的一个出水口

记得我上水库的第一天就出了状况。

那天下午，我从县委党校学习回来后碰见大队前文书王有潮，他对我讲，要给水库送些给养，问我是否去水库，我想有顺路车坐更方便，于是就一起坐毛驴车赶往水库工地，一直到晚上8、9点钟才到达水库大队办公地点。

手腿麻木，人就像冻僵了似的。我们被让到房间的炕上坐，正在取暖聊天，这时烧了开水的人提着水壶一边在给我们杯里倒水，一边还扭头给刚进屋的人说话打招呼，没想到水壶嘴竟然对着我的脚踝以上浇了下来……

剧烈的、钻心的、难以忍受的疼痛，瞬间就涌向了我，我浑身立即抽搐抖动起来……踝骨及以上小腿部的皮肤像突然鼓起的泡沫，在翻滚着；想脱掉粘连的袜子，却带出了鲜红的皮下肉，露出了底下骨头，渗出的血在往下淌……在座的人大为惊慌！大家急忙开始找药、找大夫。但工地上医疗条件有限，既没有大夫、又没有诊所，有人从外面找来瓶紫药水，就临时抹上了。

看着严重的烫伤，大队建议我立即回去，调养好腿脚伤后再回来。于是我只能掉头，带着伤痛，带着疲惫，再次颠簸60多里路往回赶，途中滋味一言难表。

到达赵岗村已是第二天凌晨2、3点钟了，大队卫生站处理完后，如果回知青点，点火生炉已不现实，大家建议我暂时住“牛棚”，就是队里饲养的牛圈里，有个饲养管理员的小房子，于是，与牛为伴，牛粪为伍，算是熬过了后半夜。

伤好后，再上双树寺，又成了后话。

一次次艰苦的考验，我们都顽强的挺过来了，我们没有让队里失望，也没让农民失望。岁月的磨练，让我们从稚嫩逐步走向成熟，我们已成为队里的一个好把式、好劳力了。无论是耕田、播种、收割、平田整地、修水库、筑塘坝，知青们不惜体力的“蛮干”，也常常让一些农民“侧目”。

我常常问自己，我们到农村来就是为了增加劳动力？似乎不是，村里也有些农民的子女在向外走，走向城市。“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怎样的层面实现？农民的淳朴、憨厚、真诚、善良，能吃苦，敢担当，我们都已深刻体会，并铭记在心，但书面的很多知识，农民没有，我们又不足，这个广阔天地里，我们怎样才能大有作为呢？我常思索，但没有答案。

当年参与修建的双树寺水库，至今仍在民乐县发挥着重要作用

九、艰难的生活 自第二年开始，口粮没了保障后，知青就只能靠挣工分养活自己了，挨饿吃不饱就成了常有的事。 在干旱缺水、生产工具又极度落后的情况下，当地的粮食产量是很难提升的，可以认为，各队的粮食收成是基本不变的，些微的差别，是每年降水量的多少，而知青的到来反而增加了队里粮食供给的紧缺局面，只是各队经济条件的差异，各知青点的生活境况有所不同而已。知青们虽然在前一年挣有工分，但队里分配的粮食多数是不够吃的，除了主粮，当时也没有其它副食的生产分配。但知青们，正值生长发育的高峰阶段，对食物需求旺盛，在难以满足的情况下，饥饿难忍的个别知青会去偷队里的粮食、地里的玉米甚至农民的鸡。但是也有风险，一旦发现，会被大队通报批评，对个人今后的招工、上学或其他发展都有影响；有个别知青以探亲为由，超时间留城不愿归队。但在那个年代，知青在城市里已经没了身份，也没有任何粮油和副食品供应指标，自然不能长期生存，最终还是要队。
那段日子是最艰难的时候，丰满的理想和困窘的现实让知青们陷入了迷茫。 面对这种情况，多数生产队在事后都给予了一些帮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生活困难，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困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相比较，一队条件稍好一些，每次知青点缺粮时，队里总会及时地给予帮助。之所以会这样，我认为得益于以下两方面：一是队里知青在生产劳动中的表现总体是比较好的，受到队里普遍的认可；二是知青与队干部、农民相处很融洽，没有和农民发生过任何矛盾，还在有些方面成了队里的帮手。在对待知青的问题时，村干部是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如果没有队里的支持和帮助，知青插队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因此，挨饿的感觉虽然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干稀搭配、节约用粮、计划吃粮的意识还是建立起来了，毕竟，要粮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记得是 1976 年春季的一天，生产队会计和生活委员到我宿舍给我结算 1975 年收入，扣除相关的费用结余是 17 元多，再扣除我在队里的相关支出后，基本上没留下什么钱。那年我基本是全勤，队里核算一个工一毛七分钱，就是一天所得，按当时的城市居民市场供应价格计，恰好等值一斤面粉钱。而同年的第四生产队，一个工仅有四分钱，等值于当时的二盒小火柴，基本养不活自己。想想我一个大男人，一年下来，就勉强养活了我自己，还是有种莫名的悲哀。 十、苦中寻乐

日复一日，形成了劳动、吃饭、睡觉这样机械往复的循环，单调枯燥的生活，思想和头脑极度空虚，总想看点书，学点知识，给自己更多的鼓舞和力量。但在当时，除了各类政治运动的宣传材料，可读的书很少，很多文学名著，都成了“大毒草”，个别知青有渠道搞来的文学书籍，也都是在背地里偷看和传阅。一次偶然机会，从一名知青手里借来一本《普希金诗选》，俄国诗人普希金著，其中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快乐的日子什么时候能到来不知道，但作者的积极乐观信念，给我慰藉，令我印象深刻，只可惜好的书籍太少。

一个仲秋的傍晚，听说在赵岗村北边的羊湖滩村晚上放露天电影，打听到消息以后，大家非常兴奋，不管是什么片子，吃过晚饭后就急匆匆往那里赶。两村相距约10多里路，赶到羊湖滩时片子已经在播了：老片《小兵张嘎》。放映机周围黑压压前早已挤满了人，我们站在人群后踮着脚尖观看。虽说以前都看过，但再看表演听音乐，仍觉得是一种享受。

电影放完后我们开始又急忙往回赶。

那时，两个村庄之间也是没有修公路的，中间是连片的田地。天色漆黑，月光朦胧，回去的路线和目标也分辨不清了，只是有个大致方向。大家呼喊着、搀扶着、摸索着，凭着记忆沿着田埂和沟渠来回穿梭。深一脚、浅一脚，稍有不慎，就摔倒在沟渠里了，看着明晃晃的平地，踩上去竟是个水坑，只听" 哎哟 " 一声时人就陷下去了。其实，那只是微弱月光在水面上的条件反射，曾多次把我们欺骗了，大家联手赶紧往上拉，可人已落得一身的泥水了，狼狈至极。当地的夜晚，天气又是非常的寒冷，拖着冰凉的湿衣裤行走，该是怎样的一种感觉？现在回想，依然忍俊不止。

回到村里时已是半夜了，大家虽然疲惫并带有伤痛，但却是少有的一次精神愉悦，真正体验了一把“痛，并快乐着”。

那时的大队知青，还是有些艺术才能的人，比如二队的柯晓东、四队的王爱民、毛建忠、龚成功，在小提琴、二胡、板胡、笛子的演奏方面很有水平，并自带有乐器。女生们则在跳舞、编舞方面有一定的积累，这给了我们活跃文化生活的底气。

临近1975年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打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准备在大队搞一场春节联欢会，得到各队知青和大队的积极响应，短时间内就组织了10多个人的演出队。乐队全部由大队下乡和回乡的知青组成，表演的节目都是自编、自导、自演，包括舞蹈、诗歌朗诵、乐器独奏、相声、合唱等。像舞蹈《洗衣舞》、《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合唱《北京的金山上》，相声《孔老二偷柿子》，对口词《给妈妈的一封信》，表演唱《大寨亚克西》等，都是由大队知青一同演绎的。那段时间，每天收工回来就聚在一起排练，大家热情高涨。

节目于节前终于在大队部小礼堂正式上演了，获得了成功，反响很好。偏僻的小乡村里，终于打破宁静，第一次响起了震撼的音乐和歌声，第一次上演了由知青们表演的节目。村民们的喜悦不仅挂在脸上，还把流行歌曲学唱在嘴上，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鞭策和鼓励：文化和艺术，它在任何地方都是有需求的，虽然我们的水准还不够高，但快乐就行。

后来，县委有通知，要从各公社选拔优秀节目到县上举行公演活动，结果三堡公社又选中了赵岗演出队。这样，节前的我们又要赴县城县委大礼堂（县电影院）进行演出了。

至少有三个节目是上了舞台的，分别是《大寨亚克西》、《洗衣舞》和《孔老二偷柿子》。邵彦平演《大寨亚克西》中的男角，我演《洗衣舞》剧中的解放军，但我从来没有说过相声，其他人也没演过，我只能硬着头皮上，无知者无畏吧。《孔老二偷柿子》脚本来自一个公开发表的段子，我和柯晓东两人极尽夸张，把孔夫子的迂腐、酸楚倒也表现的淋漓尽致，让人捧腹大笑，而这段扭曲的相声能被选上，在当时是非常契合国内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需要。

县上公演结束后，宣传队在县照相馆合影照

第一排左起：于兆兄、曾俊英、黄琴、李冬梅、王国蕊

第二排左起：李建民、王有潮（大队前文书）、边清贤（公社干事）、牛秀英（带队干部）、王谦善（回乡知青）

第三排左起：项玉芳、张陆萍、邵彦平、我、柯晓东、陈桂兰、吕香娟

十一、风云激荡下的赵岗大队

在那个“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全国性政治运动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一样开展的如火如荼。

知青们除了正常的劳动，收工回来吃过晚饭后，知青点经常按规定组织学习。根据公社知青办安排，主要学习中央和省、市、县的政治文件。县委党校配合形势要求，经常举办一些理论脱产培训班，分期分批的轮训，各大队都抽有代表参加，多数是知青，我也经常代表大队参加，很珍惜那些学习机会，希望能从理论到实践去解释一些心中迷惑的问题。

为了配合运动开展，做好造势和宣传，我们在大队部旁的墙面和黑板上，承办了多期的墙报和板报，虽然很光鲜漂亮，但当地大部分人是不识字的，主要还是给村里或公社的领导们看。

农民们一般都很难和政治扯上钩，也不懂什么是阶级斗争，但都害怕和它扯上边，为了表达政治意识强、思想不落伍，大队和生产队的一些干部们会对村里的一般民事或琐事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和看待，确实是“一抓就灵”。

1975年7月的某一天，第三生产队几个女社员偷拔了队里的一点萝卜、豆角、蒜台等，生产队便以田间管理上的问题为由，召开生产队全体社员大会进行批判。我作为大队民兵连的成员和几个大队干部一起参加了批判会。

一开始对批判的对象没有搞明白。村里人对女社员一般不是直呼其名，而是习惯称某某某媳妇，做了什么事、如何如何……非常的绕口，说男人其实是女人的事，外人听起来犯糊涂，很搞笑。大概在当地人的潜意识里，妇女并没有被完全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她是依附于一个男人的，所以批判会也可以说是针对男人的。大会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一场争夺战，是在挖社会主义和集体经济的墙脚。在上升到政治高度去认识和批判后，对她们进行了处罚：每人扣罚20到40斤不等的口粮。

在那个粮食短缺的年代，这样的处罚还是比较重的。幸运的是那几个社员根红苗正，没有特别追究，如果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农民或子女犯有同样错误，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复杂，打击力度会更大。但实际情况是，那些子女在村里一般都是最守规矩的，他们都已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 我相信，这件事后再也不会有人冒险去偷队的萝卜蒜薹之类的了。 一旦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事情的走向和结果往往很难预料。

同年夏季的某一天，在第四生产队发生的“官奶子事件”曾轰动一时，让我记忆深刻。事情的原委是：四队一名知青身上穿的几件衣物和鞋在宿舍里丢失，一直没有找到，后来在房东官奶子（人们的习惯称呼）的房间里找到了，这件事传到生产队里后，队里马上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了批判。知青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指示，这无疑是破坏知青运动，打击新生事物，这个高度有了。会后，又将所拿衣物悬挂她脖子上，在大队里游街示众，第二天早晨5点多，官奶子被发现在自家磨坊里上吊身亡了。

那天下午收工，走到村路口，正好碰见官奶子游街，大约50岁出头，花白的头发凌乱披散着，目光呆滞，显的很苍老，弯曲的脖子上垂挂有“赃物”外，胸前还有个硕大的牌子，上面写的字原文记不清楚了，大意是“偷盗犯***”，后面跟了很多人在起哄，村里娃娃们还往身上扔东西。

这种稀松平常的小事最后演变成悲剧，实在惋惜。

十二、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吗

知青工作在县上受到高度重视，除了是最高指示外，县上也想把它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典型。除了选拔知青干部学习、培训外，每年都组织召开各种形式的知青代表大会，交流经验，典型示范。那时的侯隽、邢燕子、柴春泽等全国知青名人以及县上树立的数拾名知青代表的先进事迹在县上广为传播，县委号召广大知青向他们学习。当时县上也涌现了一批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这些知青有很多人后来还被任命为县和公社相关部门的副职，属于挂名不任实职的那种身份，不用在部门上班。我们大队第五生产队女知青孙艳华和三队女知青、赤脚医生孙兴华后来被分别任命为县妇联副主任和县卫生局副局长。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定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吗？对此，我一直很不理解。

印象深刻的一次大会，那是1976年3月20日召开的“民乐县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非常隆重，大小会连续开了三、四天。会上，除了一些知青代表作会议典型发言外，会议的一个特色是，邀请数位已扎根的知青代表的家长来到大会上做交流和发言，通过现身说法，鼓励知青们在广阔天地里，奋发有为，扎根农村一辈子。我作为参会代表，置身其中，很受感动，但又犹豫和彷徨。我深知，县上和公社都在培养我，关注我，希望我能公开表达这一符合领导期待的态度，但我没有想好，也不知道该怎样来表达，我有些纠结。

县上和公社的领导每次见到我，都很关心我，希望我有个坚决的态度，并暗示，如果表了态，入党和在县上任职都不成问题。

一次，在公社召开的知青工作会议上，已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的一位知青，在会上给我们做了一场精彩激昂的现身演讲，讲了他铁心务农一辈子的思想转换过程，对大家很有鼓舞示范作用。他刚讲完，这时主持会议的公社党委副书记、主管知青工作的张延寿突然当众点名说：

“李海龙听了之后，他有很多的话要讲，请你给大家当众表个态吧！”

会场随即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我非常的吃惊、惶恐！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也没有事先的沟通，就突然把我推到了前台，让我表态，这令我异常难堪：让我说“不”，肯定不行，我不能辜负了书记的信任，更不能让大家失望，当时的情景也不容许我有其他想法。于是，我大胆的做了领导预期的表态。

从此，我也归入了扎根派的行列。 会后，我并没有提交入党申请书，因为我觉得一个从思想上还没有真正解决铁心务农一辈子的人，是没有资格入党的。我更不想欺世盗名，为获得一官半职，玷污这样一个称呼，我要做一个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能一致的人。我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76年，民乐县推行“机关干部下去，基层干部上来”的工作作风转变活动，大约是8月份，我从基层被抽调到县粮食局机关工作，人称“倒蹲点”，大约二个月时间，吃住也都在局机关了。

和机关的同志在一起工作，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那时，也在讲要“抓革命，促生产”，我也经常参加粮食局及县上的各种工作会议，其实就是一种形式，以我的知识和见解，对农民还是有点了解的，但要对当地的农业农村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我就是个外行，就是一个旁听者。虽然来赵岗村已二年多了，我自觉就是一个干体力活的农民，似乎不需要什么文化，更不懂专业知识，遇到这种情况，总有一种莫名的悲哀。我常自问：难道我一辈子就靠“知青”这个牌子闯天下吗？

这次“倒蹲点”，却让我有了更多的渴望和冲动，我想去学习，我想上大学，完成当年我未竟的学业，等学完后再回来当农民、坐机关好了。

十三、回城

当年，那个在公社知青会上现身说法的知青代表、公社党委副书记，三个月后，突然招工回城了，消息突然，但传播的很快。

这位知青的父亲，据说是省上某局的局长，听说是他父亲亲自来说服的县上领导，放了人。确实有点滑稽，不是说要带领我们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吗？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这件事，对我和其他知青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当年的招工机会都曾在我面前招过手，但我要参加招工回城，阻力还是很大。我曾填过两次招工表，但在公社这一关就被退回了，理由很简单，我的思想不够坚定，我要接受更多的考验。 那一年，我曾送走了很多知青走向新的工作岗位，一队知青点最后就剩下我一人了。曾经喧嚣、嘈杂的院子，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了，院中间布满恣意生长的野草，一幅颓败的景象。我不知道这种考验要到何时，也不知道今后的前途在哪里，非常的苦闷和焦虑。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举国欢腾。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我决定找公社张书记汇报一下我的思想，希望能获得他的谅解，真要是不行，我就死心踏地的做农民了。

张书记在工作间隙接待了我，他详细听了我的汇报后显得非常开明，他接受了我的想法，这让我很意外。他说：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并希望我以后努力学习，成为国家有用的栋才。

我的知青之路到头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开始走向了末路，历史又重新走向了正轨，那些即将毕业的高中生们，又可以自主的追逐梦想了。

但我们的梦想断了。历史似乎给我们开了个玩笑，我又重新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一切又从头开始，但早已物是人非了。 那饱含理想、磨难、奋斗、辛酸、迷茫和失落的知青岁月将铭刻在心。虽然我们付出了最宝贵的年华，但那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听从召唤、敢于奉献，在困难面前永不低头、为理想而不屈不饶的奋斗精神，是我整个生命中最有声色的一段回响。

初稿于2019年10月7日

部分照片来自网络 下篇： 春华秋实——我和乡村有个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