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围棋旧事

聿军

　　前言：昨晚铜鼓围棋群棋友聊天，聊起一些铜鼓围棋的往事。我提到自已2010年写过一篇《铜鼓围棋旧事》，发表在当时的铜鼓人论坛上。应棋友之邀，重发于此。

（一）

　　生活中的各种琐事，日复一日的工作，岁月冲淡了年轻时的许多激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围棋的兴趣，已经从当年的狂热到如今的淡然。然而，对于围棋的爱却依然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作为一个铜鼓围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对于相处多年的棋友，还在铜鼓的，抑或离开铜鼓的，即便多年不曾手谈，却依然非常怀念，时时想起，很是怀念在纹枰前共同度过的那些日子，很是回忆那些铜鼓围棋的旧事。我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铜鼓是不会再有那样一批围棋爱好者共同创造的铜鼓围棋的繁荣了。我会在闲余之时，断断续续地记录下以前的围棋旧事，旧友，算是对曾经的铜鼓围棋的一种记忆吧。
　　现在的年轻人下围棋的似乎很少了，现在的娱乐活动太多了，能静下心来钻研围棋，一杯茶，一支烟，在棋盘前体会手谈之趣的人也少了。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聂旋风”的影响下，在中国形成的围棋热中长大的。
　　我第一次接触围棋，是中学时在一个袁姓同学家里，他有一个响亮的大名，震海。他的哥哥有一副围棋，我们根本不懂围棋，我们就乱下，有时根本就是在摆方阵。那时候新华书店的围棋书可是畅销书，比较有名的是“下一手”的小册子，一套有好几十本吧，弄到了就钻研一番，等到高中毕业时，也算是会下围棋了。

高中毕业后，到外面求学，接触了更大的世界，接触了更多的人。学校里下围棋的人不少。毕竟是山沟里出来的，同样是17、18岁，大、中城市里来的一些同学棋力明显要高出一大块。记得那时，棋力高的同学下让子棋，让一个子的学费是早餐的一个包子，有个同学能让我六子。六个包子的代价。其间曾去二哥的税务干校玩，那时来了一个铜鼓税务局的胡晓强，二哥的同事，与二哥下围棋，居然让二哥9子，让法是摆4个无忧角，另一个子放天元，居然还能赢。二哥那时的棋力与我也相差不多，我惊叹铜鼓还有此等高手，暗自记下此人。校园里的生活是单调而值得回味的（因与铜鼓围棋的主题无关，此处忍痛略去80万字）。几年下来，围棋水平明显上了一个台阶。
91年毕业后分配至铜鼓县人民医院工作。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但是很快就结识了本单位的一个同事，陈浪平。此人瘦高个子，不修边幅，彼时已是铜鼓的围棋冠军。那时门诊部值班房里有一副围棋。有空我俩就摆将起来，那时我的成绩，基本上是十盘难赢一盘，令自以为棋力还不错的我对围棋的信心几乎崩溃。每局之后，陈浪平会跟我复盘，指出我哪里下得不对，哪里应该怎么样。陈浪平的棋，功底非常扎实，棋下得很厚。和他下了很多棋，得益不少，所以很多年以后，在我拿过三届铜鼓围棋冠军之后，有时朋友相聚，谈到围棋，他依然笑称是我的围棋的老师，事实的确如此。我那时的目标就是打败陈浪平，棋力达到业余初段。所以通过各种途径买了许多围棋书，各种棋谱，在有限的工资里，毫不犹豫地订阅了《围棋天地》、《新民围棋》等，一订就是好多年。每到闲暇之时，比如没人的夜里，就一个人坐在棋盘前，枯燥地打谱，日复一日。
虽然我的工作让我接触大量的人，但其实我本是一个比较闭塞的人，不喜欢与外界过多的接触。大约是93年前后吧，有一天，陈浪平对我说，你应该跟更多的人接触，跟更多的人下下棋。他说你可以去一个地方下棋，在哪里哪里。我嘴里虽说好，但其实一直没去。那个地方就在我家不远处，不到200米，国税局的对面，翠竹巷里。终于有一天，麻着胆子走进了那个地方。里面有几个人下棋。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到来，但对我而言，这一天是我从隐居深山到闯荡江湖的一天。
这地方其实就是一家人的居处。主人兰兴隆先生，是个长者，六十年代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很长的时间我们都不能理解他的人生，光凭60年代哈工大这块响当当的牌子，也不至于是目前这种状态，那时他只是一个单位的副局长。后来我，包括我的家人，都与他全家上下非常熟悉，才渐渐地知道了那里有一些历史的原因。他有六个女儿，老大原来还是我的同学。当然，非常惭愧，这个女同学已经是正处级干部了，我还是年复一年的原地踏步。
在铜鼓围棋界，公认这样一个事实，兰兴隆先生对铜鼓的围棋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兰兴隆先生是六十年代读大学时就开始下围棋的，是铜鼓接触围棋最早的人之一。在 很多年里，他贡献了他自己的陋室作为铜鼓围棋爱好者聚会、下棋的地方。当然最让我们敬佩的是他的夫人，李阿姨，这是一个非常贤慧的女人，到了吃饭时间而丈夫仍下棋时，她总是会把饭端到他手里。象我等命苦之人，早就要挨骂了。家里下棋的人非常多，几乎每天都不会断，棋友走后，满地散落的棋子，烟屁股，李阿姨会毫不埋怨地收拾好，落地的棋子洗得干干净净。从来不在她的脸上见过愠色。后来兰兴隆先生家经过扩建改造，宽敞了许多，拿出一些地方做了棋馆。随着兰兴隆先生年龄的增长，以及铜鼓围棋的逐渐没落，兰兴隆先生的家庭围棋馆也逐渐成为了历史。而这段历史里的许多事，进进出出的许多人，也成为了我今天笔下的重点。

（二）

讲故事，总是先要介绍一下人物吧。我按照我接触的棋友先后顺序理一理我的思路。
逝者为大，先让我沉痛的纪念一下仙去的棋友。大约是92年前后，在县医院，陈浪平向我介绍了另一位棋友，戴勇军，此人大约三十来岁，好象是一位老师，据陈浪平介绍，此人在90年前后，是铜鼓围棋活动的热心者与组织者之一。我与他只下了一盘棋，在县医院门诊部的值班房里，因为时间的关系，那盘棋并没有下完， 真的成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我甚至不能清晰的回忆起他的模样。后来有一天，听到他突然病故的消息。陈浪平参加了他的葬礼，听说因此大醉了一回。还有什么比失去好朋友更伤心的事呢？
还有一位，也是戴姓朋友，知道的人可能不多。我认识他，是因为他是我的邻居。铜鼓著名作家蓝燕飞原来也是我的邻居，他的丈夫李卫民也是一位棋迷，和戴姓棋友是同事。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有时看他们俩在院子里摆上棋盘，下起围棋来。我那时在旁边小心的看棋，不敢做声。工作后，戴姓朋友到县医院找过我多次，不是下棋，而是因为他的身体。他或许过于贪图杯中之物，身体越来越差，终于也英年早逝了。
接下来开始介绍我的棋友。有一句话，“下围棋的没有坏人”。在我眼里，棋友都是一些可爱之人，包括一些缺点，也成了可爱之处。
说到我的邻居，还真是巧了，铜鼓的好些棋友都住在我附近。我97年前是住在老县政府里的，住了15、6年。记得以前那里曾是铜鼓热闹之地，不象现在，逐渐没落了，一片荒凉的景象，自从父母去了深圳，我几乎不去那里了，听说那里已经成了拆迁对象。
与我同住一楼的，便是前面说的两位。与李卫民下棋，多是在兰兴隆先生的棋馆里。有一回去过李卫民家，但不是下棋，而是看足球，直播的是中国鸟队的球赛。后来女作家建了新房，自然把他的先生李卫民一起带走了，我们之间见面就少之又少了。
住在我后面一栋的，那里有个厉害的家伙，周辉林。此人长我几岁，兰州大学毕业，在县委办工作了十多年，是个大才子，也是个老烟枪，大约是工作使然，因为经常为县领导写稿子，少了烟，自然也少了灵感吧。下起棋来，也是一根接一根的抽，对面的棋友可以免费吸烟了。他的棋力大无穷，擅长搏杀，不计较边角小利，跟他下一盘棋，常常要吓被破几回胆，总好象后面有个人拿把大斧子在追杀。我跟他下了不少棋，开始时几乎只有招架之功，下得多了，知道避其锋芒，以已之长，克其之短，渐渐的也就适应了这个大力士。同时也再次在此劝劝这位老朋友，控制一下烟量。不该戒的酒倒是先戒了。
　　住在我前面一栋的，是蔡茂峰，也是长我几岁，在一个院子里生活了那么多年，一直没什么交道，在我出江湖后，是围棋沟通了原来熟悉而陌生的我们。除了在棋馆下棋，他也会到我家来下。盛夏，闷热的小房间里，两个人一杀就是一个晚上，打发了许多时光。
　　住得离我稍远，便是另两位大才子棋友了。一位是铜鼓大名鼎鼎的林律师。此人是极有涵养的一个人，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两个字：儒雅。我真不知道他打起官司来是怎样一个情景？涉猎书法、诗歌、楹联等领域，颇有建树，是铜鼓书法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我对他说你真是琴棋书画啊。与我父亲是同事。我与他的交往中有一件有趣的事，令我记忆深刻。那是我初入铜鼓围棋江湖不久，有一天晚上，兰兴隆先生棋馆里人太多，有人说去他们单位下。棋迷便是棋迷，工作之地也少不了此物。倘现在有领导看到了，不必再计前嫌，我等已改邪归正了。当时去的，除了我，还有林律师，潘新根、公安局的彭柏林等。开始便是我跟林律师下。那时我20出头，有点不谙世事，下棋也随心所欲。我执黑，第一着便落在了天元。林律师不声不响地跟我下完了这盘棋，结果我赢了。旁边的彭柏林要跟我下，这时林律师发言了：“且慢，我们再下一盘，你第一子还下天元。”我这才知道情况不妙，大律师生气了。要知道，下围棋第一子落在天元，多少有渺视对手的意思。其实在我，当时也就是想随心所欲下棋的意思，并无他意。当时我不知道，林律师也是铜鼓围棋界的元老级人物。这下怎么办？当然还是硬着头皮下呗。还好，又赢了。林律师微笑着夸奖起我的棋力来，并预言我将来要在铜鼓拿冠军。在以后与林律师的交往中，不断感受到了林律师的儒雅之风，感受到他的涵养，非常敬佩。
　　与林律师同一栋楼的，是另一位很有才华的人，就是上面提到的潘新根。他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但却是我的老师级的人物，虽然他并不曾教过我。我初中毕业时，他已是棋坪中学的老师。后来是二中的语文老师，年级组组长，中文功底扎实。再后来，经过辗转，也到了县委办，和周辉林成了同事，干一样的苦活。也是棋馆的常客，此人性格温和，棋如其人。我在博客或论坛上写了点什么，会喊他看一看，他也把他写的东西，发给我看，当然，给县领导们写的稿子我一般就不审阅了：)他时常光顾我家的眼镜店小坐，聊聊人生，谈谈时事，真乃我人生的良师益友。

　　棋馆就在我家不远处。在这里又结识了更多的棋友。

唐善学，长我几岁，江西农大毕业，高级工程师。此人当时身体微胖，性格温和，极有为官之相。唯下棋时常犹豫不决，令我笑曰随时准备悔棋。他可能是铜鼓唯一参 加过段位赛的人。大约是97年，江西搞了个TCL的围棋段位赛，老唐问我去不去，我说没有时间，后来他参加了，拿了个业余3段的证书。我心想，哈，你小子能拿业余3段，那我岂不是业余4段？想当年我的梦想就是业余初段，那是在当时的那种境地时的理想。不过想想，在铜鼓围棋最顶峰的时候，业余3段的棋力还真是有的，即使业余4段，应该也并无夸张。后老唐至阳岭集团，命运可想而知。以中年之身，到多处求生，广东、浙江，终吉人自有天相，现在浙江一大企业做到了中层。以前在我妻子的眼镜店里不过是配副几十元的眼镜，现在每次回来都要配高档眼镜，身体也从以前的微胖变成了现在的胖得可以了，处境的改善略知一二。他每次回来都要到我店里小坐，棋友旧情，丝丝难断。我想不通的是，这样一个人，在铜鼓怎么就成了“下岗工人”，到外面就成了人才呢？

同样命运的还有另一个人，韩志申，林学专业，林业工程师。原来在龙门林场。后来也是林场搞什么“轮岗”吧，跑到广东去了。到别人那儿也是很当个人才。不像铜鼓，大约是人才太多了，不值得珍惜。我与他认识也是因为陈浪平，是在县医院下棋时认识的，也常去棋馆。此人下棋时身体挺得笔直，落子时的动作刚强有力。有一段时间专喜下“五五”，前面几个子下得比星位还要高一路，成为当时铜鼓棋坛的一个怪招。

还有一位棋友也好久游离于我的视线之外了，这家伙肯定还在铜鼓。此人唤作陈晓华，有看见的人给我揪过来。听说此人原是二中的老师，脾气巨牛，敢顶撞领导（哈，颇有本帅的风骨啊。）后来调离了二中。此人皮肤黝黑，身体素质极佳，冬泳，冬天里也常见他只是两件单衣，脖子上的扣子还解开一两个，不知道他怎么就会这么怕热呢？他是我那些年在棋馆里下棋最多的人之一，有时棋馆里没找到我，还跑到我家里叫板。他脾气牛对我来说只是个传说，因为在棋盘上我根本看不到。他这个人下棋落子飞快，我们戏称“种豆子”，而且棋风硬朗，从不悔棋。他的棋力比我差，自然是经常输，但却从不恼，而且我边下边开玩笑，甚至挖苦他两句，他依然不恼，全然无“脾气巨牛”的范。所以我想，他的所谓脾气，也不过是对那些不能让他服气的人，这一点与我何其相似。或者对他而言，大约就是快乐围棋吧。现在好些年不见他了，怪想念的。

说到他，还有提起另一个人，叫廖勇。铜鼓棋友里，基本上都是高学历，以目前的情况看，多是副科级以上干部或单位的业务骨干。廖勇比我们小很多，听说原是陈晓华在二中时教过的学生，围棋启蒙也应当是陈晓华。我不知道廖勇什么学历，只知道他原来在铜鼓的哪个单位工作过。此人下棋极认真，精于计算，擅长对杀，当时小小年纪我就觉得吃不消他。此人极为谦逊有礼，对我们很是尊敬。后来他去了高安，高安的围棋氛围远好于铜鼓，去年带来一帮高安棋友来找已是没落的铜鼓棋界开杀，这后生的棋力已是更上一层楼。关于铜鼓棋界与外界的交流，后面还要提及。

再一个人物隆重登场，此人姓戴名定坚。关于此人，故事甚多，本人再忍痛略去30万字，单表与铜鼓围棋相关的事。戴定坚，行伍出身。我认识他也是因为陈浪平，我刚工作那些年，在外地从军的他偶然回来，会到县医院找陈浪平，自然我也就认识了他。最初和他几乎没下棋，本来也就是偶然一见。最初的印象就是他的军人作风，干脆，简单，有点杀气。后来他在高安武警中队（好象是副中队长吧），时常回来，甚至找到我家跟我下棋。那时我是孤家寡人，住在老县政府父母家旁的一间平房里，当时除了棋馆，我那里也是一些棋友的聚会点，常来的有汪洪生、唐善学、陈晓华、蔡茂峰，廖勇，有时我在工商银行的一个高中同学叫冯小成的也会心血来潮的找我杀一晚。那时戴定坚找我下棋时，我几乎不是他的对手。他在外面与很多高手下过棋，他的棋是在实战中磨练出来的，招招都很狠，包括他下棋的气势，无不体现一个杀手的气势，说温柔点，也是军人的气势。我开始几乎没赢过他，盘盘总是要落后那么一点。再过一些年，他又到宜丰县中队（还是副中队长？）这段时间里，他与宜丰围棋界广泛接触，并促成了铜鼓与宜丰围棋界的多次交流，所以，铜鼓的棋友对宜丰的围棋界还是比较熟悉的，当然，又是很多年过去了，恐怕很多事情也是物是人非了，此处暂且不表。再后来，戴定坚是在铜鼓县中队转业的。逐步融入了铜鼓围棋界。后来，也不知是他的棋力下降了，还是我们的棋提高了，以后下棋各有胜负。无论什么时候，这都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至此，铜鼓的几大围棋高手算是基本上登场了。陈浪平、汪洪生、王世平、戴定坚、周辉林等，当然，如果不把我包括进去，广大群众也是坚决不会答应的。还有， 我前面提到过我暗自记下的那个铜鼓高手胡晓强呢？我在步入铜鼓围棋江湖后，终于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再相见，到底是哪一天，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应该也是在铜鼓的围棋比赛中吧，抑或是在棋馆，此人与陈浪平下棋无数，是个乱战派，棋力当然可以，不过基本上和当时的我们是在上下不多的一个档次，所以早年的那种高山景仰的感觉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和他下的棋少，多是比赛中相遇。因为是陈浪平的朋友，也曾是二哥的同事，所以自然也有君子之交。

紧跟在后的有一大批，包括潘新根、唐善学等。还有铜鼓审计局的张全本、铜鼓报社的樊爱东，铜鼓环保局的刘斌龙，铜鼓公安局的彭柏林、席新民，铜鼓税务局的高明利，还有张晨晓、张伟波、根子，外号叫包子的，等等，都是棋馆里的常客。还有些人很少甚至几乎没去过棋馆，比如我高中的同学里也有几个下围棋的，民济药业的副总卢卫东，林中的老师邱冬应等。大塅水库的吴明敏，早些年会到县医院找我下棋，但很少出现在棋馆里。我所说的棋力，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每个人工作、家庭情况不一样，对围棋的投入不一样，每个人的棋力所处的阶段也不一样，所以，棋力也不完全说明什么。比如铜鼓公安局的高先明，应该说早年也是铜鼓围棋界的高手，后来似乎很少下棋了。其实我前面提到的铜鼓围棋的一些高手，这几年几乎没怎么下棋了，棋力都下降了，要不怎么叫铜鼓围棋没落了呢。后面又崛起一些新秀，可惜铜鼓围棋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围棋氛围也越来越差了。这些新秀里我比较看好的有丁科武、铜鼓工商局的何茂新、铜鼓县法院的刘量力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丁科武，我们尊称老丁。他是铜鼓的象棋高手，这么多年来应该是铜鼓象棋界的老大吧，多次获得过省地级的象棋比赛的好名次。曾做过体育局的局长，做起了以玩为职业的领导，很是专业对口。我对他下象棋印象最深的是那一次，那时我妻子的眼镜店开在了汽车队前，经常有人到我店里下棋，包括象棋，汽车队当时有个姓徐的人，大约30多岁，老家应该是南昌人，象棋也下得不错，在汽车队应该算是高手了。两个人在我店里下棋，老丁下盲棋，老丁一边跟我聊天，一边下盲棋，下了大约有40多分钟，最后两人下成了和棋。 这令不喜象棋的我很是惊讶，这老丁可是一刻也没闲着跟我聊天啊。老丁大约是在96年左右开始对围棋感兴趣的，时常会到兰兴隆先生的棋馆里看棋、下棋，也到我店里下棋。我妻子的眼镜店最早是开在翠竹巷里，与兰兴隆先生家相隔不远。有一次，在我店里，我跟王世平下棋，当时还有别的几个棋友，老丁宣布说他要开始下围棋了， 并说要半年内超过我们。我们当时都笑了。事实也证明，很多年过去了，老丁也没超过我们。其实老丁的围棋水平进步非常快，但是为什么没超过我们呢？当然是我们的水平太高了啰！哈哈，开个玩笑。其实，在铜鼓的这种围棋环境下，老丁能有如此大的进步已经是很难得了。围棋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艰难地上去了，要经过很多失败，输很多棋，逐渐地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才能不断地从量变到质变，还是要很多时间的。而且，有了很多时间，有了很多努力，也未必能提高到什么层次。其实人生也是一样。老丁毕竟是老丁，以他的悟性加上钻研，也确实混进了铜鼓围棋的领跑方阵。

顺便提到另一个人，也是铜鼓象棋界的元老，叫李其耀。他是204的一个职工，年龄比我们大一些，大约50多岁吧，但是生活的艰辛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沧桑一些。由于我们都知道的原因，这位瘦弱的204的老职工，还踩过一段时间黄包车，我想很多坐在他黄包车上的人，根本不会知道前面那个奋力踩车的瘦弱老人竟是铜鼓象棋界的大名鼎鼎的顶尖高手吧。有时他在路上看到我，没载客的时候，非要拉我一程，他不下围棋，却对围棋的人物很熟，中国的，当然也有铜鼓的，对围棋的一些事也喜欢聊。后来他的儿子考上了军校，现在早已毕业了，他的家境也应该改善了许多。好久不见，直到今年有一天，他骑辆破旧的自行车出现在我妻子的眼镜店前，非要送我一条鱼，莫非是他觉得我身子骨太虚弱了吧。

还有几位棋友也提一提。一位叫邓日兴，大我一两岁。此人是瘦得不能再瘦了，所谓瘦得让人担心。认识他时是排埠中学的化学老师，后来并入二中，中间似乎还去过三都中学一段时间。他会因各种事情找我。有一次是他对目前自己的处境不满意，想出去看看，说想跟我学电脑。我说，哈，你在学校学电脑还不容易，还找上我来了？再说我是教大学级别的，你这学电脑的中、小学水平还要我教啊？反正吹牛不上税。这个人也是铜鼓围棋界的老脚了，我的印象就是太喜欢打劫了，这家伙打劫的水平真是一流，可惜大局观不是太强，有点拘泥于小节。

铜鼓中学除了王世平，还有一些棋友，还在铜鼓中学的有吴老师，可能棋艺也荒废得差不多了，在我印象中他就是下棋不服输的典范，每局棋都是“就输在这一着”上。还有离开铜鼓中学的化学老师朱小平，也是我当年下棋最多的棋友之一。现在在广东继续做老师。不久前她夫人和女儿到了我眼镜店，当年的小女孩已经出落成 一个1.65米的大姑娘了，而且刚考上了大学，一本，一所在广州的重点大学。可惜没见到朱老师。说到铜鼓中学，当年的老师都走得差不多了。记得工作后不久，我们有几个人还到铜鼓中学找过几个老师打桥牌，当时有李春宝老师、周庆明老师、包文海老师等，现在都已是人去楼空了。

围棋协会的秘书长刘沙林，也是铜鼓围棋界的元老之一。不过他的棋力并没有随着他的酒量与职务同步上升。但是，多年来，铜鼓围棋界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他。到外面与其他县市进行围棋交流，他是领队，铜鼓本地的围棋比赛，他是裁判，他透过他厚厚的眼镜镜片，也见证了铜鼓围棋的兴衰历史，铜鼓棋坛的花开花落。

再有一个人，也介绍一下，此人是禹欣药业的老总熊志刚，也是个围棋高手，棋力当不在我等之下，我与他有过多次交往，并且我们还是同一个支部的（农工党铜鼓支部）。可惜就是没有下过棋，因为他在铜鼓的时间并不多。有一次他赞助过铜鼓的一次围棋比赛，那次我因故没有参加，比赛完后，我们与熊总一起吃饭，也算是以棋会友。后来支部搞活动也在一起吃过几次饭。

人物介绍就暂告一段落吧。后面或许还会牵扯到一些人。岁月不饶人，记忆力已不比从前，一些人一时半会可能也没想到。

（三）

在铜鼓围棋比较繁荣的时候，举办过多次围棋大赛。之前的一些比赛对我来说只是传说，那段历史要等另一个像我这样的闲得无聊的好事之徒来记录。我而涉足铜鼓围棋江湖之后的历史，很多年过去了，我也不能非常清楚的回忆，比赛的时间比较模糊，各次比赛之间的一些事情的记忆也多有重叠，混淆，我没法像司马迁那样去核实每一个事件，各位也就将就着看吧，大致的情况也差不离吧。
　　93-98年间，铜鼓的围棋比赛几乎没有间断，大致是每年有两次。其后铜鼓围棋逐渐没落，只是偶尔举办过几次。
　　比赛地点多在总工会。那时特别希望有比赛，渴望比赛。我这个人时间观念也特别强，每次比赛总是早早的到了赛场。每次比赛一般是两三天，一般参赛人数大约也就是20-30人，每天有3-4盘棋。先后获得过冠军的，基本上是陈浪平、王世平、汪洪生和我等几个人，也算是一个春秋战国时代吧。
那时除了个人赛，还有团体赛。每次团体赛的名次基本上都是在党群队、公安队，教育队，还有我所在的队之间。什么叫“我所在的队”呢？每个队一般是三个人，我和陈浪平当然是永远在一个队，而县医院，甚至卫生系统只有我们两个强手，另外还有个别的人也会下棋，但是在围棋方面投入的精力太少，其中比较强的是邱永红，江西中医学毕业，当时在中医院工作。我们三个人组成的队，有我和陈浪平，当然也是强队。但是问题是，我们几乎没有组成过卫生队，只有一次，拉上了邱永红，记得在那次比赛上邱永红获得了牛津（“筋”）大学毕业称号，他下棋非常认真，每盘棋都是他所在的那一盘最晚结束，所以牛筋（牛津）了一回。因为，他平日对围棋投入的精力并不多，被我们抓壮丁参加这种比赛，怕拖了团体赛的后腿，所以，自然下得认真，这其实是一种责任心的体现，工作中他也是一个非常细 致认真的人。我和陈浪平更多的是组成了工商银行队，为什么呢？说起来也不怕各位笑话，那时候单位连个比赛的报名费都不肯出，钱虽然不多，我和陈浪平心想我们总不能自费代表系统或单位吧，从心情上也不会这样做。当时工行办公室主任冯小成是我高中同学，他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工商银行队，区区几十元钱，请来我们两位职业杀手，次次得个团体好名次，也是件合算的事吧。
于是我想起一些领导，经过参观学习，见了一点世面，回来感慨万分，哀叹企业文化不行，企业文化难搞。文化是从点滴做起的。有些人的观念不行，一个单位或企业的形象，可以从多方面塑造。一个单位，如果没有各方面的人，展示各方面的才能，何以在社会上树立丰满的企业形象，何以谈企业文化。
　　“我所在的队”就是这样一个说法，基本上就是我和陈浪平两个，大多时候是加上冯小成，有时是加上邱永红。有我和陈浪平在，“我所在的队”当然是个强队。冯和邱的棋也基本上还可过得去。
公安队当然是个强队。当时戴定坚基本在外地，98年以前几乎没参加过铜鼓的围棋比赛，公安系统下围棋的人也多，比如汪洪生，高先明，席新民，彭柏林等。
　　党群队有周辉林、潘新根等，教育系统有王世平等，这两个队都棋手较多。总之那时真是好不热闹，你争我夺，江山轮流坐。
棋友张晨晓经营过一段时间翠竹园。有一次比赛就是在他的翠竹园举行的，下完棋，还有饭吃，棋友着实潇洒了一把。那次是我得的冠军，看来还要感谢张晨晓了。
还有一年在西湖广场搞了一次比赛，那次比赛是所谓的铜鼓围棋没落后偶尔举办的一次比赛，但是搞得很隆重，还请了县领导参加开幕式。或许早就没人记得有那样一个场景了，一群人在西湖广场上摆上好多桌围棋，捉对厮杀。说到那次比赛，要提一下一个人物。
　　这个人便是汪星星。他是我大哥的同学，他的母亲是我们单位的一个退休老人，就住在我家对面。汪星星原是铜鼓中学的英语老师，后来考上了研究生，但是单位不让去，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成了“打工仔”。走上了另一条路，应该说也是一条成功之路，在外面娶妻生子，每年忘不了回家乡看望老母亲，顺带看望家乡的好友。 张晨晓跟他交情应该不错。他也是个棋迷，那次带了几个外地的棋友参加了西湖广场的围棋比赛。应该说是汪星星第一次或者唯一一次参加铜鼓的比赛吧。他的棋力比铜鼓的强手略逊，但也算是业余好手了，下棋极认真。
　　再后来，有一回，2007年2月27日，那天是中国股市著名的一天，我满仓广电电子，上午还涨了5个多点，但是大盘大跌，中午下班后看了一下盘，心想下午 开盘后还是先清仓算了。不料这时刘沙林打电话给我，说有朋友来了，要我过去。心想，今天广电电子还强，下午就算把涨的跌回去，也是可以接受的，棋友的召唤是不好拒绝的，所以就出门了。到了美食街的一个酒楼，里面早有好些棋友，原来汪星星来了。棋友里还有汪洪生、陈浪平、刘沙林、张晨晓等，大家一边喝茶一边 下棋。我和汪洪生下，下到2点多，用手机查了一下，大盘几乎跌停，广电电子居然也跌停了，太夸张了吧。我关上手机，心里并无两样，平静地继续下棋。晚上，大家一起吃饭，吃完饭后在歌厅里喝歌。今天这顿饭对我来说实在也太贵了吧，那天应该是张晨晓买的单，如果我要他把我的这个巨大损失一起买了单，还不让他哭死。就是这一次，我发现汪星星完全还是个大男孩，玩起来疯了一般。吃饭时他提议划拳，他这一提议，热烈了气氛，空啤酒瓶迅速增多，连我这个比较严肃的人也被感染了。晚上唱歌，汪星星更是陶醉，全然不象个40好几的人，而是一个尽情玩耍的孩子。那一晚，汪洪生开车送我到家后，已是深夜两点多。

第二天，中国股市大涨。

　　铜鼓围棋与外界的交流，除了陈浪平等参加过湖南怀化、湖北通城等地的比赛，我们与外县交流最多的是宜丰。前面提到过，那时戴定坚在宜丰县武警中队，他在铜鼓、宜丰的围棋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是宜丰来铜鼓，来了六、七个人。采用的是擂台赛。戴定坚代表铜鼓队出战。那次真是见了鬼，宜丰的一个先锋，叫谭某的，居然连下几城。此人棋力无论在宜丰还是铜鼓都算不上，比赛外的棋他几乎都输了。可比赛就是比赛，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最后铜鼓输了。这次比赛我认识了宜丰围棋协会的会长汪建平，在宜丰林业部门工作。此人和我们年纪相仿，瘦高身材，皮肤白晰，戴副眼镜，很斯文的书生模样。棋比较温和，棋力和我大致相当。唱得一嗓子好歌，那是我们在宜丰挑战他们时，在歌厅里听他唱歌的感觉。后来汪会长到宜春市去开棋馆去了，同时还搞少儿围棋培训，居然以棋为生了，听说生意兴隆，在这里表示祝贺，汪会长也为我们这些棋友指明，实在不行，还有一条生路。

后来我们去宜丰挑战过他们，比较有印象的是两次。一次是在宜丰县城，在宜丰的一个棋馆里。晚上住在一个宾馆，吃住都是宜丰的棋友全包了。那次我印象最深的 是宜丰的一个棋友，姓漆，名字竟然想不起来了（似乎叫漆文武？），我认为他是宜丰最强的棋手，棋风轻灵，算路很深。比赛的时候我对他，不过侥幸的是我赢 了。虽然赢了，我知道他的棋力在我之上。那次去的有戴定坚、陈浪平、王世平、汪洪生、周辉林、潘新根、刘沙林等，还有兰兴隆先生。最终我们凯旋而归。

　　再有一次是宜丰的棋友邀请我们到官山林场下棋。我们去的，几乎还是原班人马。住在官山林场的招待所里。那次比赛宜丰是有备而来，还请了宜春的一个姓桂的业余4段高手，不过我上次认识的我认为宜丰最厉害的漆姓棋友不知道为什么没来。那次也是我们战胜了宜丰。其中最精彩的是汪洪生战胜宜丰请来的来自宜春的业余4段高手的那局棋。我与宜丰冠军的对决没有什么意思，结果是我赢了，那个宜丰冠军好象是一个姓熊的教师，不知道怎么拿了当年的宜丰冠军，而不是漆姓棋友， 或者他们的协会会长汪建平。

与高安棋友也有一次交流，大约是2009年吧。那时铜鼓的围棋已经完全没落了。戴定坚搞了个铜鼓棋馆，这次交流是棋馆的一个活动。戴定坚在高安武警中队好些年，本来就与高安的围棋界比较熟。里面有高安最厉害的棋手，在宜春围棋界也是绝对强手的冷长峰，对于我们而言，他的棋肯定是进入了另一种境界。高安棋友里还有我前面提到的廖勇，他的棋也是更上一层楼。比赛的结果是我们输了，输了不少。但是我对这个结果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到2009年，铜鼓的围棋早就退步了， 对围棋的胜负也无所谓了，甚至参加这个活动都是“被动的”。这次输，也没有激起我们重振铜鼓围棋的心情。

至于我个人，除了参加过上面的几次对外围棋交流活动，还偶尔地跟到铜鼓来的一些棋友下过棋。记得有一个晚上，兰兴隆先生家的棋馆来了两个宜春的军人，他们说听过我的名字，这令我很骄傲了一阵。还有一次，兰兴隆先生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他家棋馆，说有修水的棋友来，要我去会一会，我中午喝了点酒，心想别去献丑了。不过兰兴隆先生一再催促，只好去了。记得来人是修水党校的一个人，听兰兴隆先生说是修水的一个业余高手，好象是想联系一下铜鼓修水的围棋活动。下了两盘棋，一胜一负。

想当年，对围棋可是有一种强烈的胜负感，每盘棋都渴望着胜利。现在，对围棋比赛也没有激情了，胜负也看得淡。记得有一天，市委组织部有个同学打电话问我还有兴趣参加围棋比赛吗，我当时正上着班，我说哪有时间啊，拒绝了他的好意。还有一回是去修水参加一个三省九县的围棋比赛，我也以母亲正在住院的名义推辞了。一次比赛，不单是比赛那几天，真要参加比赛，总要好好准备一下吧，太累。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回忆一下。有一天，雪后，一个外地人找我。我记起了这个人，以前来过我店里，和我聊过天，聊天中，似乎提到过围棋。这次他来找我，原来是他的老板和他到宜丰办事，听这个人说我喜欢围棋，非要从宜丰赶到铜鼓来，就是为了和我下棋，这个老板也真是个棋迷了。他住在林业宾馆，下班后我带了棋和他的手下到了宾馆。一边下棋一边聊天。下了一盘棋后，他知道我的棋力，要我让他4个子。结果，后面的让子棋他也一盘未赢。后来，他请我吃饭。他的棋当然是一般了，但是，爱棋和棋力并不是一码事。我提到他，并不单单是为了说棋，而是他送给我的一些话。在聊天中，他知道了我的个性与脾气。他是江苏无锡人，中年，文质彬彬，说话和气。他批评我说性格不能太刚烈，做人做事要象水一样。他是生意人，与我职业不一样，我不能做到他所讲的，但是我感谢他对我的善意的批评。

铜鼓的围棋没落，实际上还和网络的普及有关。90年代末，互联网开始普及。棋友们好象突然找到了一扇新的通往世界的窗。很多棋友都开始在网上下棋了。铜鼓的一些强手，都在网上厮杀，应该说成绩也不错。我、汪洪生、王世平、周辉林在网上的围棋段位都还可以，比如我在联众是5D，在新浪是6D。其他几位也差不多。网上下了无数的棋，开始应该说也有点提高，但是，网上下棋，总的来说对棋力提高并没有太大益处，下多了，棋力反而下降。当然，这也不全是网络的错，真想提高棋力，网络还真是一个途径，但对于老油子的我们，更多的只是为了消遣，完全没有为了提高棋力而上网下棋的心情了。同时，铜鼓棋友在一起下棋的氛围也没了，比赛也几乎中断了。网上围棋下多了，也就下腻了，终于不想下了。比如我现在就改四国了。在中游下到了副旅长，有一天我对女儿说，你现在是高干子弟了。

说到网上下棋，有一段有趣的经历。那是2003年左右，有个游戏网站叫基地城市，我常在那里下棋，网名叫“少年张三丰”。汪洪生也常泡在这里，我甚至常能碰到他。他是注册了自己的真名。有时见他一个人同时下几盘棋，纯粹是为了过瘾。

基地城市有很多帮派，我加入的是太湖帮。最有势力的叫做恶人帮。有一次在太湖帮与恶人帮的比赛中我与恶人帮交恶。事情其实非常简单，我当时是4段，比赛时对手是个厉害的5段，官子阶段我判断自己已负，就点了“Pass”，对手如果也点“Pass”，则自动进入胜负计算阶段结果，围观的恶人帮的一伙人说我耍赖，说应该直接点“认输”。恶人帮是第一大帮，很多人都以口水仗为能事，自然不放过这个机会，群起而攻之。我一怒之下，在基地城市围棋论坛的恶人帮版块里发文讨伐恶人帮，结果引来了一场持续近一个月的论坛大战。我几乎是一个人舌战群儒，写下了大量的帖子。双方的口水仗激烈而文明，我自以为当时所写的帖子很有些鲁迅杂文的风格，很为自己的文章得意。人人都有权做玉凤姐。当时的网管叫白衣书生，聊天时问我是不是学中文的。当时这件事在基地城市叫做“少年张三丰事件”。可惜这个网站后来被收购了，等我想把论坛里我和恶人帮群贼们的唇枪舌剑的帖子一并保存下来留给以后回味时，所有的东西已不复存在。对于这一段， 没有人会知道，但对我而言，却是一段愉快的网络经历。其实，写那么多的帖子与人争辩，也知道本身并无意义，只是图个好玩，卖弄一下文字，打发一下无聊的光阴。

在铜鼓围棋最没落的时候，外出一、两年的戴定坚到了铜鼓，他到我店里，说刚回来没什么事，跟我下个十番棋。断断续续地下了好些日子，总算完成了十番棋，我略赢。我当时的棋力已下降，说明戴定坚的棋也下降了，或者当时他的心情不佳。边下棋，他边说我们要重振铜鼓围棋。 我虽然没有激情，但依然表示支持。我们说要把围棋协会搞起来。结果我认真的草拟了铜鼓县围棋协会的章程，以及围棋协会的筹备计划。通过联系，一天晚上在我妻子的眼镜店门口，大约十来人个开了个会，差不多也算是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了，当然大约也是铜鼓档次最低的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了，会议地点就在马路边。讨论了围棋协会的筹备工作及人选。围棋协会早就有的，会长是兰兴隆先生，但是，兰兴隆先生年龄大了，现在精力都在老年人活动上，他本人也表示不再担任围棋协 会会长。新的围棋协会的各项人选都基本上定了，唯独会长一职，我的想法是希望周辉林或汪洪生担任，陈浪平或王世平也不错，但是，周辉林对围棋协会的兴趣比我还淡，汪洪生又是个大忙人，陈浪平号称浪子，王世平玩性太重，他们一致推选我做会长。而我当然不同意，我实在没有能力和精力做好这个会长。我说会长就暂不定。兰兴隆先生任终身名誉会长，同时聘请一个县领导以及禹欣药业的熊总当名誉会长。事情议得差不多，那边象棋听说围棋要搞协会，希望一起来搞个铜鼓棋协。我想那样也好，象棋围棋一起的话，就请丁科武担任铜鼓棋协的会长。然后什么时候开会，大家怎么联系，每个人的分工，等等，似乎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在这期间戴定坚在总工会搞了个铜鼓棋馆。很花了些心思，搞得也很有些模样，棋友们都很支持。开幕式那天，一些县领导都出席了，铜鼓电视台作了报道。棋馆搞了好些活动，比赛、与高安棋友的围棋交流，戴定坚还举办了少儿围棋培训。应该说戴定坚是很下了功夫的。可是，正如我们早就预料到的那样，棋馆位于总工会四楼，位置太高，很不顺脚，铜鼓的棋友又不多，特别是铜鼓的棋友大多正值事业的高峰，不象年轻时“少年不识愁滋味”，有那么多闲情逸致。棋馆最终没能辉煌，与其命运相似，围棋协会也没有了声音。有一天张伟波又问起此事，我含糊着，其实，我真的自己也不知道。

　　棋虽然不怎么下了，但是棋友间很看重棋友间的感情。在生活上，棋友们的联系还是比较多的。对我而言，只要是以前下过棋的，享受的待遇自然不一样。如果哪天我下岗开个饭馆，棋友来吃碗面，里面或许会多加个鸡蛋，前提是鸡蛋不要涨价太多。

有时候我们棋友聚在一起，难免会谈起围棋。或许等到我们退休后还会重新摆弄起围棋，可是那一天离我们还太远。如果哪一天，铜鼓街头看见一群白发老翁围坐在棋盘前争吵不休，那一定是我们中的某些人。

　　断断续续写下了许多关于铜鼓围棋的人和事，所谓旧事，更多的是我所经历的旧事，或者是我记忆中的人，记忆中的旧事，显然是不是铜鼓围棋的全部。需要说明的 是，我们说自己棋力下降了，那是我们谦虚的说法，是我们自己对自己高标准、高要求，若有后生挑战我们，当然欢迎，但不要太渺视我们，不要像我当年对林律师一样，第一招下在天元，我等一定会毫不留情的砍杀下来。虽然很久不下棋，但是，围棋，却已经沉淀在我们这些棋友的身体深处，什么时候会暴发，也说不定。应该说只要愿意，恢复到以前的棋力也不难，但是问题是，恢复了又能怎样呢？曾经有过，就差不多了吧。此段文字，并非画蛇添足，而是在为自己壮胆，是为我们这 些老一辈棋友扬威，因为我们知道，后生可畏，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最终会被拍在沙滩上，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潮流。

后 记

《铜鼓围棋旧事》作于2010年8月。刚刚写完不久，一天晚上，一个熟人开车到了我妻子的眼镜店前，问我能不能下盘棋。原来他家亲戚有个小孩在南昌读书，五、六岁开始学围棋，才十一、二岁多就拿到了业余四段的证书。我说可以啊，其实心里在打鼓，业余四段，我棋力最强的时候也最多是这个段位啊。所以嘴里不断的说，我现在的棋不行了，要让一让啊。其实这不是假话，现在的小孩小小年纪学棋，棋力真是可以，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在丰城搞了个大型的围棋比赛，听说高手尽是小毛孩。
小孩就在外面，后面跟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我原以为是她母亲，后来才知道是他的姑姑。同来的还有一个小伙伴。我们就在我店子楼上的木地板上席地而坐，下起棋来。这是一个秀气的小男孩。他问我要不要猜先，我说我年纪大一点， 我也不知道你的棋力，你执黑吧（我难道忘了他是业余四段吗？）于是开始了。才布局阶段，我就知道这是个家伙了，下得有板有眼。下到中盘，我已是落后。再接下去，我又犯了个错误，落后更多。这时，我在中间断了一手，所谓棋从断处生，他以为可以先手一打，没想到我根本不理睬，把他中间的子全包进去，哈哈，有希望了。接着，他在边上又想先手一刺，没想到我采用了弃子战术，不但逼他紧气吃，补掉自己的漏洞，顺势把他边上拆二的两子呑进，奠定胜局，最后，我执白 192子获胜。这盘棋我胜在这个小业余四段的经验不足。
　　下楼来，他姑姑得知了结果，她一直在楼下等。我说我本来要输的，是他看错了棋，只赢一点。同时一再声明自己的棋力至少下降了一段的水平。他姑姑问我对他的棋的看法，我当然是大加赞叹，特别是夸奖他的棋有大将风度。然后告诉他我正好在铜鼓人论坛写了一篇《铜鼓围棋旧事》的文章，可以看看。如果这孩子和他的家人看到我写下的这些东西，那就是我对这个孩子，对这盘棋的一点看法。
　　正应了我在文中的那句话，我们最终要被拍在沙滩上了！
　我至今还不知道这小男孩的姓名呢。

补 记

　　此文原来发在铜鼓人论坛，时间是2010年8月，以每日回帖的方式，断断续续完成，显得非常零散。今日整理了一下，重新发在《桃源茶馆》，为的是纪念一位长辈，一位刚刚逝去的旧友。

2012年3月29日，铜鼓围棋界的老前辈兰兴隆先生的逝去，令《铜鼓围棋旧事》更显尘封岁月的旧色调。
3月初获悉兰兴隆先生因病在省城动了手术，我与潘新根到他家探望。其时，他面色憔悴而疲倦，但见我们的到来很高兴，聊了一阵天。走时，他还亲自送了我一本他主编的《铜鼓印象》。谁知时隔半月还是传来了噩耗。
31 日上午，我、潘新根与棋友丁科武、汪洪生、林律师、陈浪平、刘沙林、胡晓强、张伟波等同去龟山吊唁会长。不知哪个有心人带了一副围棋，在大家的推选下，我与交警大队的汪洪生教导员在祭奠大厅外的空地上摆起桌子对决，众棋友围观。这算是棋友以我们独特的方式祭奠会长吧。
4月1日是会长的追悼会，我因上班不能参加，只能在心里默念老会长一路走好。
谨以此文，向这位铜鼓围棋界倍受尊敬的老者道别。我们这些棋友，都会永远的记住一位长者，记住他下棋时的音容笑貌，记住他在棋盘前如孩童般的率真，相信天国里也有黑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