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陆游、许汝霖、吴昌硕……都给子孙留下了什么家训

云端的寂寞

南宋以后，20%的家训名篇出自浙江，这些家训的撰写者都是名臣硕儒。很多家训文献都是专门写下来用于训诫家族子弟的传承性文书，因此，内容比较系统，主要围绕修身、治家、处世、教子等几个大的方面，条分缕析，面面俱到。

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能延续至今，家庭能稳定持续与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其中，家训是我国古代家族长辈为教育子孙后代而专门撰写的文献。

从周公到孙中山，家训历时3000多年，绳绳相继，积累了众多的家训名篇。不少大型类书里都有收录：《中国丛书综录》收录了117种，《四库全书》收录了171种，《古今图书集成》收录了155种。

传承意义十足的训诫

家训的文献和载体有四种：一是散见于历代文献典籍、人物列传中的训子文，如《尚书》里的周公训辞、《孔子家语》里的过庭训，《宋史》里的包拯家训等；二是历代文人撰写的单篇家训，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三是《家谱》中的家训族规；四是历代诗词文集中的训子诗。如此，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家庭教育思想史。

很多家训文献都是专门写下来用于训诫家族子弟的承传性文书，因此，内容比较系统，主要围绕修身、治家、处世、教子等几个大的方面，条分缕析，面面俱到。比如，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规》、司马光的《家范》，甚至连长幼如何行礼、子孙如何祭祀、坟地的树如何栽种、来往亲戚如何接待等，都一条条地加以明确规定。有些家箴类家训，收集了不少警世哲语，加以编排、分类，对今人仍颇有警策意义。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除了教子、治家等内容外，还涉及音韵、音乐、风俗等内容，简直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六世纪时的家教百科全书。

值得一提的是，具有训诫意义的家书是家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书因人而异、随事而写、有感而发，尽管不很系统，但富有情感，语义深长，词气真切。今天读来，仍令人有荡气回肠之慨。

在家书中，有的直接点出了训子、诫子的主题，如西汉刘向的《诫子歆书》、东汉郑玄的《戒子益恩书》、三国刘度的《诫弟纬书》、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南北朝徐勉的《诫子崧书》、唐卢氏的《训子崔玄暉书》，唐柳玳的《戒子弟书》、明徐媛的《训子书》、清纪昀的《训次儿书》、清曾国藩的《谕子纪泽书》等。另外一些家书，则是在书信中隐含劝谕训诫之意，如三国虞翻的《与弟书》、唐颜真卿的《与绪汝书》、唐舒元舆的《贻诸弟砥石命》、宋胡安国的《与子书》、明李际阳母的《与子书》、明彭士望的《示儿婿书》、清左宗棠的《致孝威、孝宽》、清张之洞的《与儿书》等。

浙江台州各地的顾氏后人齐聚顾氏祠堂，举行台州顾氏家风馆揭牌仪式和祭祖大典，传承家风家训。

训诫类家训针对的对象，一般是家族的所有子孙后辈，旨在世代遵循，世代承传。而家书往往是针对某人某事，用拉家常的口吻以事说理。因此，与板起面孔的训诫相比，家书中的那些娓娓道来的长者之言，更富于感染力。家书中不乏文情并茂的动人之句，如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彭端淑的“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彭士望的“惟勉勉以求益，非汲汲于知名”；纪昀的“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左宗棠的“志患不立，尤患不坚”等，都是家书中的训子名言。

浙江大学楼含松教授新近编纂出版的《中国历代家训集成》12册，全文收录历代家训285种，为家训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做了一大功德。

江浙多有家训名篇

南宋建都杭州以后，政治文化的重心也逐渐南移，江浙地区也进入了家训文化发展的繁盛时期。据统计，南宋以后，20%的家训名篇出自浙江，这些家训的撰写者都是名臣硕儒。

爱国不渝的放翁家：陆游，浙江绍兴人，南宋爱国诗人，一生写了9300多首诗，其中训子诗有200多首，他还写了著名的《放翁家训》。

陆游的家训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表达深深的爱国情怀。陆游出生在北宋亡国之际，国耻家恨与生俱来，他的爱国之情，深切入骨，临终的前一年写下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堪称是中华民族“第一爱国遗训”。

二是教训晚辈为官清正、造福于民。如《示儿子》：“禄食无功我自知，汝曹何以报明时。为农为士亦奚异，事国事亲惟不欺。”陆游自愧自己无功受禄，训诫子孙们不论务农还是做官，关键是要为国家、为家庭尽心尽责。

三是崇尚道德。陆游很重视气节教育，在《示儿孙》诗中教训儿辈：“为贫出仕退为农，二百年来世世同。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且勿坠家风。”这是告诫子孙们要始终保持气节，莫恋富贵，不要玷污了清白家风。

浙江金华举行赛家训活动，大学生毛笔手抄村训后进行展示。

寓教于俗的吕家：浙江金华的吕氏家族，素有撰述家训的传统。早在北宋，仁宗朝宰相吕夷简就作有家训《门铭》，光禄少卿吕希哲著有《家塾广记》，吕本中著有《童蒙训》。

吕祖谦，南宋理学家，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开创了“婺学”之先河，推动了南宋学术的发展和繁荣。他集吕氏家训思想之大成，著有《少仪外传》《家范》《辨志录》等家训。《宋史》赞之为“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

讲大道理，对三、五岁的小孩不一定有效。吕祖谦就将儒家的伦理思想融入孩童的日常生活进行教育，在《辨志录》中就举了几个很生活化的例子：

“发人私书，拆人私信，深为不德。”

“凡借人书册器用，不加爱惜，至有损坏，乃无德之一端也。”

“凡与人坐，夏则己择凉处，冬则己择暖处；与人共食，多取先者，皆无德之一端也。”

吕氏家族延续百年、人才辈出，清代曾出过十七个进士、五个宰相，如此名门望族，与吕氏家族深厚的家学家风有关。

崇尚俭朴的许家：许汝霖，浙江海宁人，清代康熙朝的著名谏官，官至礼部尚书。他为官清正廉洁，政绩卓著，深得康熙皇帝赞赏，曾御赐“清慎勤”匾额。

许汝霖告老还乡回到老家海宁，便结合自已的为官经历和处世感悟，写下了著名的家训《德星堂家订》，为后代立下规矩，要求子孙后代在宴宾、着装、嫁娶、凶丧、祭祀等方面厉行节俭，所用的鱼、肉、鸡、鸭等，都用本地生产的平常之品，禁止食用燕窝、鱼翅等奢侈品。

许汝霖要求族人凡事一切从简，以朴为美，这和当今提倡的节俭之风异曲同工，许氏家族的后代至今仍传承朴素节俭的家风。

浙江金华举行赛家训活动，大学生毛笔手抄村训后进行展示。

兴学重教的吴家：清代书画家吴昌硕是浙江安吉人，晚年虽客寓上海，但十分重视后代族人的教育。他曾给自已定下一条规矩：凡家族中有人生了孩子，他就托人带回一笔银两，设立教育基金，作为新生孩童以后上学之用。这个义举得到族人的积极响应，他去世后仍代代延续，成了吴氏家族的家规。

辛亥革命后，推行“废科举，兴学堂”新政。1912年春节，吴昌硕回乡过年，与家乡父老商定，借吴氏宗祠作为校舍，建立了孝丰县广安乡初等小学堂，成立了学堂董事会，他带头捐赠了数百大洋，村中士绅纷纷效仿，集资购置教学器材、聘请教师，招收学生。他还倡议将族田作为学堂的固定资产，以维持正常开支，这所学堂就是今天昌硕小学的前身。吴昌硕创办新学的义举，至今仍为乡民所乐道。

家规家训书法作品。

情怀家国的钱家：杭州临安人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立者。吴越国建都杭州，所辖疆域相当于今天的浙江、江苏苏州和福建福州。吴越国采取保境安民的治国方针，重农桑、兴水利、发展海外贸易，至公元978年纳土归宋，立国七十二年，使江浙大地获得了较长的稳定发展机遇期。

钱镠晚年立下了《武肃王八训》和《武肃王遗训》，到了清代成为《钱氏家训》。《钱氏家训》共635字，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4篇，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训诫要义，对钱氏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家风。

自宋代以后，钱氏家族人才辈出，特别是进入现当代，出现了众多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学者，有人把它概括为“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堪称“千古一族”。

钱氏家族传世数十代，经久不衰，英才迭出，究其原因，正如钱伟长先生说的，钱氏家族有《钱氏家训》的指引，重视家教，族人后裔得益很大。

耕读传家的诸葛家：诸葛亮的《诫子书》以“淡泊明志”“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闻名于世。浙江省兰溪市的诸葛八卦村，是江南诸葛亮后裔的最大聚居地。整个村落建筑格局按“八阵图”样式布列，且保存了大量明清古民居，是著名文化古村落。据传，诸葛亮曾立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祖训，告诫后人：如果成不了辅助国君治理国家的忠臣良相，就种种草药学学中医，做一个为民解除病痛的良医吧。诸葛村的后人们牢记祖训，耕读并重，人才辈出。如今，中医中药仍是诸葛八卦村的特色传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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