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拾忆之高先生

旧时月色

也许是看了电影《蝴蝶梦》，那梦回曼德利庄园的一幕幕挥之不去，昨夜无论是醒时，还是睡梦中，都是旧时月色，历历往事。

中学时，父亲在外搞工作队，母亲在农村，我一个人住父亲单位的房子。绝大多数时间是一个人，洗衣做饭上学读书，简单清苦，倒也自由自在。每天一大早就起来，跑跑步，收拾好，就走路去学校。有时能够碰到秀才，就一起上学。一个人时，慢悠悠从南正街，经周家码头，到学校。那时，南正街是一天青石板路，到周家码头时，有很多如凤凰一样的吊脚楼。下雨天，南正街是一条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真怀疑戴望舒是不是走过这里，才写出《雨巷》的。只要你在巷子里走，不时有丁香一样的姑娘，撑着伞悄然从身边飘过。有时时间足够，我也跑到易口码头去，看乌篷船从雨雾中出来，看来来往往的人赶渡。

我成绩一直不好不差，个子也很矮小，以为老师不会注意。想不到排座位时，本想坐到后面一点我，被班主任逮住，安排坐到第二排，坐到了老师的鼻子底下。凡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同学，应该会感同身受。坐在第一二排，委实有诸多弊端，总是坐在老师鼻子底下，上课思想必须高度集中，不能够随便开小差；上课经常要吃粉笔灰；无论是哪一科老师，想提问时，总是顺手牵羊，逮住你；遇到哪位讲课很特别投入的先生时，还可能得到唾沫的“青睐”，比方我们的历史老师周先生，讲得高兴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说话唾沫乱溅，嘴角总是白白的口水沫，等等。

过了一段时间，我便发现，坐第一排也并不是一无是处。这倒不是因为我摸索出了一些什么特别好的上课开小差的方法，也不是那粉笔灰和飞沫有什么特别的“营养”，主要是因为，我身处在鲜花丛中：坐在我前面的是静静的圆脸萍，右边是斯文的眼镜碧，左边是肤色很白样子很漂亮的石头芸，后面总是嘻嘻哈哈爱笑的小眼睛雷。青春期的我虽然内向，内心是一样的。上课前，下课后，总忍不遐想：最近流行的伤痕文学《醉入花丛》是怎么描写的呢？，”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是怎么样的感觉？作者写”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写的，是不是有我这样偷乐心境？当然，坐在这样的位置上，只要一探头，就可以看到老师夹着备课本从那条长长的林阴道上缓缓走来。

我们那个班大都是城市孩子。同学们都是城里的，自然异常活跃。都马上要高考了，很多人还象小学生一样玩皮。上课铃响后，只要老师没有出现，教师就不会安静下来：有的追追打打，有的大声喧哗。即使平时看起来非常文静的前排萍，也总爱反过头和我左右的芸和碧，甚至越过我和后面的嘻哈雷，叽叽喳喳说小话。我一直是那样性格极内向，平时除了回答老师的问题，是从来不和同学说话的人。不过，我深得同学信任，人缘不错。比方秀才抄过一首台湾歌曲《害羞的女孩》，“你就像一条潺潺的小河，说不出有多么温柔……”就是托我送给红同学。既然同学信任，那么帮同学打掩护之类，理所当然。当看到老师快到门口的时候，我往往要用手臂轻轻碰一下芸和碧，用眼神暗示前排的萍。得到我的提示，她们就迅速转过身，襟正危坐。待老师痛骂了那些大吵大闹不守纪律的同学，开始正式上课后，芸和碧会偷偷用“感谢的眼神”看我一眼。每当这样，我便感到很欣慰，并从心里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愉快感。不过，萍似乎并没有感谢我的任何举动，总是高高抬起头，挺起胸从我身边走过。即使后来，她抄了黄蓓佳的一首诗歌《我希望》，“我希望，他和我一样，胸中有血，心头有伤，不要什么花好月圆，不要什么笛短箫长……”诗歌，整整七页，塞进我的课桌里，我也没有感觉到她的一丝一毫感谢。

因为我的学校是全市的重点中学，我们的班又是全校的重点班，所以，大多数授课老师自然是全校乃至全市的精英。比如教授英语的晓俞老师，上海人，当时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的女儿，人长得特别漂亮，衣着也非常时髦，一米七以上的身材，披着真由美瀑布式的头发，戴着大大的墨镜，穿着长长的喇叭裤，单肩挎着精致的皮包，双手交叉抱胸，如风一样走来，无论是在南正街逛商店，还是从五一电影院门口经过，无论是她走出校门，还是从教室走廊经过，无论在哪里，都是最美的风景。晓俞老师不仅人美嘴甜课讲得好，文章也写得妙，教学之余写了很多小说散文。其中小说《导演之家》，发表在《萌芽》杂志，获得了大奖。那时候中学，能够写小说发表，还能获奖，简直是神话！再比如数学老师崔先生，上课是从来不需要看教案的。他讲的数学课，通俗易懂，妙趣横生。据说，他在实践中摸索的教育教学方法，一度闻名全国。假如不是后来迷恋一种什么“功”，现在肯定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了。此外，还有教历史的周先生，教化学的江先生，教地理的贺先生，等等，都是深受同学们欢迎的。大家唯一感到不太满意的，是教语文的先生。记忆中的语文先生，讲课时他能够做的，就是帮我们划分课文的段落，讲解每一段的意思，然后要我们背诵每一篇课文。有好几次，上课的时候，同学们都用吵闹来抗议先生的教学方法。对同学们的抗议，先生也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双手捧着语文书放在胸前，然后若有所思地看着同学们。高二期中考试后，学校在学生中搞了个评教活动。估计绝大多数同学打了语文先生的“不满意”。

期中考试不久后的一个上午，天气突然变冷，天空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不久，大地便是白茫茫一片了。江南是难以见到雪的。看到下雪，教室里的同学便有些不安分，骚动了起来。有的开始窃窃私语；有的忍不住内心的高兴，用脚蹬着地板；有的看看老师，又看看窗外，期待着快点下课；有的则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在发呆，似乎在幻想着老师突然大发慈悲放一会儿假。终于等到下课了，大家便蜂拥而出，先是站在空地上，仰望天空，张开双臂，任冰冷晶莹的雪花飘在脸上，落在身上。然后就到篮球场、操场上跳呀，跑呀。我不怕冷，但不爱“闹”，于是就静静地坐在位置上，看雪花轻轻地飘落，看那些女同学捧着雪玩。上课铃响了，在外面雪地里玩耍的同学们还余意未尽，便带着雪球进了教室，打起了雪仗。因为接着又是语文课，同学们更加无所顾忌，所以教室热闹非凡。我探出头往前面的门外一望，发现语文先生没有来，只是矮矮胖胖的班主任撑着一把伞和一个陌生人从雪道上踩着碎琼乱玉，向教室走来了。

班主任往教室里一站，教室里便安静了下来，那些打雪仗的同学迅速溜回了自己的座位。我想，这下，班主任又会大发雷霆了。然而，过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听到班主任那尖利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叫骂声。我抬头一看，发现班主任已经把门外的那个人领了进来，然后，对全班宣布，这是我们新来的语文老师高先生。

  听班主任这么一说，全班几十双眼睛顿时对准了这新来的高先生。高先生大约五十来岁，高高的个子，中等偏瘦的身材，着一套笔挺的深蓝色西装，白衬衣显得干干净净，海蓝色领带一丝不苟，肩上披着一条崭新的淡灰色羊毛围巾，手上还戴了一副洁白的手套。一看高先生，就感觉他是一个非常精神、非常讲究的人。高先生送走了班主任，就站到了讲台上。他轻轻地摘下手套，用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在教室里巡视了两遍，才开始说话。他首先作了自我简介，说叫高国才，高矮的“高”，国家的“国”，才能的“才”，出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广播学院，曾经教过中学历史、中学语文、中学俄语。

接着，他说，今天下雪，我们不讲课文，就讲雪。于是，他侃侃而谈：讲起了南方的雪和北方的雪有什么不同，一会儿朗诵《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会儿又开腔唱《一剪梅》，“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伊人飘香飘飘，……”接着，又讲起了《水滸》、《三国演义》、《红楼梦》三部古典名著里所描写的大雪各有什么别致，各有什么特色，此外，还讲起了在这样大雪纷飞的日子，穿大红、翠绿等颜色鲜艳的衣服赏雪最合适，踏雪寻梅最有韵味。高先生真不愧为广播学院毕业的，声音宏亮，讲话抑扬顿座，唱歌能动人心弦。再加上他那丰富的文学知识，一下就征服了我们全班所有的同学。听着高先生的讲课，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里的情景，仇十洲的《艳雪图》，“雪里红梅，雪映红梅梅映雪”的意境，似乎就在我们面前。

此后，班上的同学似乎渐渐喜欢上语文课了。高先生授课最擅长的是朗诵，比如学习《一月的哀思》，当他悲痛地朗诵课文时，开始教室里静得出奇，渐渐地，学生一个个成为了泪人，接着，教室里萦绕了那些感情丰富的女生的哭泣声；再如学习《岳阳楼记》，虽然是古文，经高先生朗诵后，我们便觉得文章浅显易懂了。当他读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许多男同学顿时情绪高涨，忧国忧民之心、报国报民之情油然而生。高先生常说，“＇知之者不如好知之者，好知之者不如乐知之者＇。老师讲授语文课，主要是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上课时，他往往不拘泥课本。在课堂上，经常给我们讲《唐诗宋词》，讲《少年维特的烦恼》、《简爱》、《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名著，所以，只要一上语文课，我们就兴趣盎然。

那时，我们男同学中偷偷流行看金庸的武俠小说，女同学中悄然流行看琼瑶的言情小说。对这些书，班主任和其他任授课教师是视为异端的，一旦发现，必缴无疑。但是，高先生看法却不同。有一天，他特意带来了两本书，一本是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一本是琼瑶的《窗外》。在课堂上，他举起书说，金庸的武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都是不错的文学作品，金庸的小说最具文化意蕴，借传奇表现传统，是金庸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创造；琼瑶的小说则描绘了一个美丽的爱情王国，在这里，爱情是滋润女性自我并赋与活力的源头，没有爱情，女性的自我就会枯萎凋零。同时，他还告诉我们，琼瑶的古典文化知识非常丰富，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和发挥，《几度夕阳红》的名称来源于《三国演义》里的《西江月》“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寒烟翠》的名称来源于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在水一方》里的歌词是对《诗经》里《蒹葭》的翻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等等。这节课以后，《书剑恩仇录》和《窗外》这两本书就一直在同学中传阅。可以说，我们那一个班的同学，几乎没有未读过了这两本书的。

高先生还特别注意培养和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每一次作文课，在确定写作题目后，便要和我们认真分析题义，然后给我们提供很多写作的参考资料、参考素材。他并不要求我们的作文作业当堂交，过一两天送给他，也不要紧。因此，我们为了写一篇作文，往往先要去图书室查阅资料，然后再动笔。他批改我们的作文也非常认真。经常叫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当面修改，全班的同学几乎个个都到他办公室单独辅导过。象我、军等几个男生，芸、萍等几个女生，平时作文写得比较好，单独去接受辅导的次数更多。每次作文讲解的时候，他也善于发现和肯定我们的优点，经常在课堂上拿写得比较好的文章来朗诵。正是因为高先生这样的教学，我们班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大增，高二会考的时候，全班的语文平均成绩名列全校第一，同学们的写作能力也大大提高，班上经常有同学的习作在报刊杂志发表。也许正是受高先生的影响，我们那个班高三选择学文科的也特别多。

高中三年级，高先生继续教我们的语文课。高先生教我们时比其他任何老师都卖力，我们学习语文的兴趣也更加浓厚，对高先生也越来越钦佩，同时，对高先生的了解也渐渐多了。我们知道，高先生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小资本家家庭，五七年，他父亲划为右派，从天津广播学院毕业的他，便被“发配”到了我们这个古代誉为“南蛮之地”的一个农场劳动，在农场一呆就是二十年。七七年恢复高考后，很多学校都缺乏教师，便纷纷请他去代课。八二年，政府为他死了多年的父亲平反，他也就安排到了我们学校当教师。有一次，好象听一个同学说，他结了婚，妻子原来是农村的一个寡妇，不过，他们没有生孩子，如今住在南正街的牌楼下，虽然与学校近在咫尺，他坚持西装革履，骑单车去上课。因为那时我们年少不懂事，所以也没有人过多去打听清楚。我们也发现，先生思想比较活跃，观念并不封建。他鼓励我们打破传统的羁绊，追求自由。鼓励我们男女同学正常交往。他说，他们读大学的时候，上课是同学，下课可以是恋人；白天一起在图书馆读书，晚上就一起在舞厅一起跳交际舞。他甚至说，那时候学校更开放，设施更齐全，几乎每一个学校都有舞厅，舞厅都是特制的，地下装有弹簧，这样的舞厅跳舞，特别有弹性，有美感。我孤陋寡闻，从来没有去过舞厅，不知道地板是否装有弹簧。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高先生。

一九八六年六月上旬的一个下午，离我们高考只有个把月的时间了，同学们都在进行紧张的复习，准备作最后的“冲刺”，班主任到了我们教室。他神色严峻地站在讲台上，宣布了几条令我们大多数同学感到莫名其妙的纪律：上课时间任何同学不许请假，任何女同学不得单独到老师的家里或办公室去，班上任何男女同学不得随意说话。班主任说完，就走了。

  对班主任宣布的这几条纪律，我们当时感到奇怪，但大家并没有去想那么多，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班主任的“神经质”。不过，此后不久，在一些男同学中偷偷地流传者一些说法，比如李琦说在长沙的街上，他发现班上某某男同学和某某女同学两个人在手牵手在遛街；罗勇说好多男老师都是好色之徒，有一次上语文课，他专门注意高先生的眼神，他统计出高先生在一节课内总共看芸看了149次；学习委员元子说，他有一次在发作文本时，在某某的作业里发现了一张纸条……由于大家都忙着准备高考，无论他们怎么偷偷传说，似乎都没有引起大家太多的兴趣和热情。

高考成绩出来后，我们班考上大学有几十人，轰动了全市。其中，考得最好的是语文，班平均成绩高出其它班20多分，班上作文得满分的就有四人。坐在我后面的嘻哈雷跑到教室门口，碰到了班主任周先生，说：老师老师，我历史没有考好，只考了12分！周老师倒也慈祥，说，蠢姑娘，你也要努力啊！明年再考吧！嘻哈雷听后，哈哈大笑：老师，我历史考12分，也考上大学了！老师愕然，走了。嘻哈雷考的是艺术，据说如今旅居加拿大。考得很好，前程似锦。所谓春风得意马蹄催，大家心情愉悦，于是都兴高采烈地去感谢老师，但是，我们惟独没有碰到高先生。一打听，才知道，高先生已经调到了武汉的一个重点中学去了。

那时候电话没有普及，移动电话尚停留在千里眼顺风耳的神话阶段。同学劳燕分飞（那时候同学留言流行语），都靠书信传音传情。大一第一学期快放学时，大家相约，回家过年时，正月初一在烈士公园相聚。我没有去，只是呆在家里看书。邻近中午，门外人声鼎沸，拜年的祝福不绝入耳。开门一看，久别的同学都来拜年了。牵头的是小毛，父亲热情地给同学们递烟发糖。同学们接过烟和糖，就拉我一起去其他同学家拜年。小毛同学们说，我们相好的同学都齐了，只有芸没有来，我们去芸家。

那年正月初一虽然是晴天，但路上积雪仍然很厚。同学们都穿着时尚、崭新的衣服裤子，足踏光亮的各种皮鞋，脸上挂着久别重逢的喜悦，在过年的鞭炮声中，在热情洋溢的祝福声中，在同学们愉快的谈话声中，在一阵阵爽朗的大笑声中，我们朝街心花园走来。我悄悄地跟在后面，女同学都戴好看的帽子，脖子上裹色彩斑斓的围巾，男同学大都留富有青春反叛气息的长发，肩披高老师那些样式的围巾，而我，理着平头，穿着父亲蓝色的摘了肩章警服，披着长长的警察风衣，显得有些的不合群。

跟着同学们，沿着房租侧边的一个木板楼梯，上了二楼。敲开门，一个清瘦白净的中年戴金边眼镜的男子出现在眼前。他是芸的父亲。小毛说，我们是芸的同学，向你和芸拜年来了，芸呢？芸的父亲开门时已经说了一遍”发财发财”，于是又说了一遍“发财发财”。然后说，芸在外地过年，大家进屋坐吧，喝酒拿财。于是，我们就围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芸的父亲给我们递了烟，倒了酒，倒了茶，还给我们敬了酒。我们都沉浸在相聚的幸福中，只顾说着中学的趣事，谈着大学的新鲜事。见我们聊得兴致勃勃，芸的父亲说，大家还没有吃吧？我给你们下饺子。小毛说了声，好。于是芸的父亲去了厨房。饺子一会儿上来了，热气腾腾，同学们说说笑笑地吃着，根本没有在意芸的父亲。我仔细看了看，芸的父亲一个人，端着碗，在屋角悄然无声地吃着，眼镜上雾蒙蒙的，他几次从裤子口袋里拿出手绢，我不知道是在擦眼镜，还是擦眼泪。

离开中学的十多年中，我也多次去过武汉，也一直想去看看高先生，但是，由于无法知道其确切地址，一直无缘再见到高先生。

  后来高中同学几次聚会，说到中学的趣事的时候，都谈到了高先生。几个略知情况的同学介绍说，高先生去武汉的时候，把我们班的女同学芸带去了。他们在武汉结了婚，婚后高先生对芸特别好，为芸找了工作，并把天津父亲留下的财产全部给转到了芸的头上。然而，好景不长，不久高先生就检查出得了肝癌。高先生一直想和芸生一个孩子，但是不知道没什么，芸似乎没有给高先生留下血脉。在上个世纪末的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高先生死在武汉的一个医院。死时，在身边的据说只是原来在农村娶的那个寡妇妻子。

有一次在广州丽柏广场，我偶遇了一个美丽少妇，似曾相识，她似乎也多看了我一眼，但我们没有打招呼。前不久，又听深圳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他在深圳遇到了故乡人，也叫什么芸，并和她说了说话。朋友说，这个人也是故乡学校毕业的，现在混得很不错，开了一个公司，有几千万家产了，开着保时捷小车，人显得非常年轻。我问，是不是同学芸？他说，他不好问是不是我们的同学芸，不过，比我们中学时的同学芸，美丽迷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