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知青”往事

永远

　　知青岁月，到底是激情岁月，是芳华岁月，是青葱岁月，还是蹉跎岁月？这是一个难有唯一结论，且前无古人，相信也后无来者的特殊历程。虽然说不上大有作为，但它确实造就了整整一代人的忠诚。“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离开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无法理解当时的行为。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懂啊，写出来，既是对过去的怀念，也是对今天的启迪。

　　1968年11月13日，在欢送的敲锣打鼓声中，一辆接一辆的客车从双峰县城永丰镇徐徐出发，驶向各个乡村。我们坐的那辆车上有二十来个知识青年，从永丰镇往西经五里牌再转向北，一路上陆陆续续下人，车行二十公里到了走马街，汽车上就只剩下8个人，再拐向南行驶四公里，就来到了这条乡村公路的尽头、也是我们车上八个人上山下乡的目的地~龙田区龙田人民公社。龙田公社设在一座词堂里。简单的交接欢迎之后，我与“插兄”朱建财就与来接我们的大队干部再向南步行两华里，就来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地~龙田公社同福大队杨家坪生产队。我们被安置住在社员彭永生家一间偏屋里。彭永生家是一座土砖茅屋，一进三出，背靠山坡，门前是一口水塘。他家是贫农，全家八口人，夫妻二人育有五个儿女，大的是个妹子，与我同龄，底下四个伢子，依序叫银辉、柏树、金辉、幼辉。兄弟名字前后不联贯，是因为中间的算了个八字，缺木，所以叫了柏树。幼辉当年才两岁，走路时还有点东倒西歪的，很是可爱。永生伯上面还有一个老母亲，十分的善良、慈祥。他家住房原本还比较宽裕，加上我们两人后就比较挤巴了。腾房给我们住，自己却挤着，且毫无怨言。中国的农民真好啊，为了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贡献了好几代人。

彭永生当年大概五十岁，生得高大威猛，尤其是一口好牙，一开口就露出了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这在农村是很少见的。队上后生嘎都叫他生伯，叫他老婆生婶唧。双峰人称呼人总喜欢在称谓后面加上一个唧字，什么生婶唧、亮叔唧，细伢唧。唧字没什么含意，省略去了也一样，大概一是因为习惯，二是加上一个唧字显得更亲切吧！生伯当年是队上唯一的党员（后来又从外队迁移来一户党员），听说他曾经当过大队副支书，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不让当了。生伯不仅牙齿洁白，而且还有传奇故事。传说他年轻时和别人打赌，生生的用牙咬起一副石磨，并把石磨一口气咬回到家，这在乡里三五十里传为美谈。他农技不怎么的，不会使牛犁耙，但力气过人，一肩挑个二百斤健步如飞。我们当时很佩服他的，1974年公社推荐我上大学做文化测试时，作文题目“记一个难忘的人”，作文中我写的就是他。

这是昔日同福大队村民曹卫民新建的“九点堂”，还上了湖南红网

　　（一） 神奇的“窜笼勾弓 ” 杨家坪生产队家家都有图片中的这个神器。它在我们双峰县叫做“窜笼勾弓”，是当年农村烧柴火煮食的必备工具。它用一根长约1米多长的竹筒，竹筒内置一根比竹筒稍长的木勾，在窜笼的底部、勾子的上方约4、5寸的地方设一卡子，卡子斜置时，锅子挂在勾上，挂勾纹絲不动，越拉越紧。需要上下升降时，就将卡子往上顶，置平，这时勾子就能上下自由移动，用以调节锅子离火的距离。这样在“笼”中上下“窜”动做“功”，顾名思义，就明白了为什么叫做“窜笼勾功”！一个简单的竹木结构，就方便了农村人们一日三歺和煮猪食牛食。我们的先人是多么聪明智慧！那些年知青们刚刚下去时，不明白这机关的奥妙，曾因此闹出来好多笑话。现在农村早已不烧柴火，甚至烧煤的都很少，电与气早已成为当今农村生活主要的能源。“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人们不再砍柴烧柴，“窜笼勾弓”早巳失去了用武之地，除了照片和博物馆之外，已很少见到它的踪影。

这是知友凌新亚和吴非梅旧照，一双向往的眼神。

（二）十三蔸白菜

到队上第二天，生产队队长彭会乔（平时我们叫他乔伯唧）就领着我们来到小河边一块菜地上，用手一指，就无偿划给我们两人十三蔸大白菜，说是临时给我们作蔬菜吃。乔伯五十开外，个子不高，平时喜欢在腰上扎一围身布，做得一手好农活，犁耙水响，样样精通。他干活时露出双腿，腿上的脚筋都一根根象青藤一样清晰的鼓了出来，足见其一生的辛劳（现在才知道那叫“静脉曲张”，很痛苦的）。他特意叮嘱，要我们不要把白菜一次性砍了吃，而是剥叶子吃，吃到最后，留下蔸子到春天还可吃菜苔。那个时候农村生活还比较艰苦，到青黄不接时，红薯还要当主粮。出产红薯时，三歺都要吃红薯，当时有句戏言说是“早上杀猪杀羊（煮红薯），中午芝麻粿糖（大米饭掺红薯），晚上三吹三打（煨红薯）”，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现象。队长这算是给我们上了第一堂有意义的课。接着他又领着我们在生伯屋场后面的土地上，按每人四平方丈划给我们一块自留地菜土。这就算正式开启了我们自食其力、也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光辉历程。

（三）知青政策

看过很多知青美篇，很少述及知青政策。其实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放下去了就不管了。县政府有个叫“四向办”的专职机构，专管知识青年的事，知青们有事可以去反映。知青的招工、上学都要经过四向办。1974年，为了被推荐上大学的事，我去跑过两次。四向办是县政府机构，有人管事，不过职权有限，只负责与有关职能部门联系勾通，并不能独立决定。所谓四向办或四面办，是指当时革命青年的四个安排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1968年12月毛主席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逐步改变为一个面向即知青办。中央不仅对各级党委政府有政策交待，好像还保留了几个月口粮和少量安置费，可以置办些简单农具和短期生活保障，好使我们有个缓冲期，不致于青黄不接。过了几年，龙田公社又接收了一批知青，其中两位女生就安排在了公社茶场，一个叫凌新亚，一个叫吴非梅。吴非梅的父亲当年是县公安局局长，实权人物。可见当时知青下乡是人人有份，无论家庭背景好坏，总体上应当说还是公平的。分到茶场应当是对女生的照顾，虽说每天都要劳动，也是记工分，但是旱土作业，不用下水下田，尤其是远离了那水深火热的“双抢”，真乃她们的福气。吴局长和家长们应当可以放心。刚下去头两年，县政府还对知青本人和所在生产队有竹木指标供应，接收的生产队对知青是没有岐视的。尤其是对女知青还比照军婚对待，若有侵犯处罚是很严的。在政策上，在经济上，在安置上优于回乡知青。要说知青苦也不假，苦就苦在太年轻，相当部分知青只有十六、七岁，久居城镇，没做过事，又远离家人照顾，大部分知青一时半会不能自食其力，有的甚至还不能生活自理。1972年底，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的困难，1973年毛主席回信批示：“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等情况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我们也因之伴龙滴雨，跟着在“统筹解决”中一块沾光得了两百块还是三百块钱的补助。那时二、三百块钱真管用，6分钱一个的鸡蛋，0.76元一斤的猪肉，实在是雪中送炭，解决了不少问题。我想，虽说事情已经过去快六十年了，全国两千万“知青”们都不应当忘记他～当年“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李老师！

（四） 第一个职务~记工员

当年我刚满十六岁不久，处在似懂非懂的年龄段，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加之我初中三年也是寄宿学校，生活自理惯了，到农村后也就并不恋家，因此还能够很快适应。

十一月份，农村晚稻巳收割完毕，红薯花生等旱土作物也已挖完。我们首先参加的农活是去田里把稻草挑回来备用。那时候的稻草大有用途，一是用作牛圈猪圈垫料，来年春天起出来作肥料；二是用作饲料，把稻草铡成一段段的，掺和到红薯腾煮的牛食里喂牛；三是分给社员盖屋垫床铺，还可以编织草鞋坐垫。不象现在一把火烧掉，怪可惜的，不仅没有发挥作用，还弄出个环境污染问题来。回过头来看，其实物资与垃圾之间，原本没有界限、而且还是可以相互串换角色的。

到了十二月，队上定工分。那时定工分一年一定，定工分有一种形式叫“自报公议”，社员们一致给我们两个知青定了八分，带有照顾，因为队上妇女们和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都只定了七分。不过第二年，由于我个子高，一米八，又呷得苦，很快就调为十分工，仅比队里两叁个老农最高十二分少了二分。不久，在共同劳动中，社员们了解了我，因为人品好，不自私，就推举我当了记工员。这是我上山下乡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生产队有四个职务：队长、会计、保管、记工四档。记工员相当于现在的考勤工作，不过远没有现在这么高科技，什么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指纹识别，当年得用笔记本一个一个的按天去记。那时工分分为“大寨工”和定额工，将天数乘上底数工分，然后再加上看牛、插田、担化肥等定额工分，肥料折抵工分，以及职务工分等等，一一累记好了，每月底交与会计，用于生产队年终决算，分配找补。当年的生产队，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十分直接与明晰。所以记工员职务虽小，分配事大，是决不能马虎的。

（五）榨油

那些年，生产队什么都能自产自用。除了稻谷、红薯、大豆等主粮之外，还喂猪，养鱼，到年终也能分上些猪肉、一两条鱼和几斤菜籽油，虽然数量很少，但那是过年的期盼。过完年，就很少吃肉，有的煮菜时仅用一块肥肉在热锅里涂上两圈就算是放了油，久之铁锅都生锈成了红的，这就是所谓吃“红锅子菜”的来历。每年的五月份，是菜仔的收获季。队上每年都收获几百斤菜仔，那是一年免吃红锅子菜的希望。到时，队上派上几个信得过的人挑着油菜籽去榨油坊榨油。榨油需先将菜仔炒熟碾磨成粉，装入用稻草铺就的铁圈中，再一圈一圈的装上榨油机，然后就在“咚”、“咚”一声声的人工撞击下，菜油慢慢浸出，榨油房满屋子飘满了菜油的芬香，令人陶醉。收油时，只见乔伯唧、亮叔唧他们竟用一个菜碗舀上满满一碗刚出的热乎乎的菜油，就象喝水一样一口气将菜仔油喝进空腹的肚子里。亲眼目睹这情景，我目瞪口呆，几分疑惑又几分佩服，心中万千问号却又不能张口说出：乔伯，您们当时是何想法？又为什么？

（六）对联引发的误会

下去的当年年底吧，出于年轻好强的心态和表达要在农村好好干的意志，我用红纸写了一幅对联贴在屋门口：“身居茅屋，心忧天下；脚踩污泥，眼看全球”。不料有人将此事反映到大队部，怀疑这幅对联有问题：“茅屋、污泥”，不分明是看不起农村吗？还要“心忧天下、眼看全球”，这不是野心勃勃心怀不轨吗？幸亏来队里察看现场的大队支委兼秘书是个读书人，看过报纸，懂得时事，说这是全国知青楷模董加耕写的，毛主席还接见过他哩！这才息事宁人。事后，同去插队的知青朱建财不免埋怨我自作多情，惹了麻烦。我自己也倒吸了几口冷气，自责不迭：有志不在言高，这是何苦啊！因为言语不当，那些年多少人因此蒙羞蒙难，有的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还判了徒刑，进了“班房”。事后，我也没有去打听是谁去反映的，但我敢断定一定不是本队的人，虽然有时为了工分，为了分个红薯的大小，也要争得脸红脖子粗，但我深知他们都对我很友善，都是好人。

几年之后，我以每年近四百个工日的勤劳，赢得了全体社员的认可。1972年我作为优秀知青代表出席了双峰县的三级干部大会。会上讲了些什么全然不记得了，但在会上我学会了跳忠字舞，至今还记得几个经典动作。命运并不会眷顾任何偷懒的人，农民最重表现，农业最重勤劳，农村再重实际。1974年，我被公社推荐去上大学，虽然最后被人顶替，但我依然认为那是一种认可，同时也是一种经历，失望不是失败。大学冒去成，同年我却被社员们投票推选为生产队长，公社胡醒民书记亲自来队里认定。生产队长不是官，也不是组织提拔，但能当上队长可决不是混出来的，那是真农民的身份证。如今农村实行改革，土地承包到户，再无“生产队”，改称为“组”，自然就再无“生产队长”这一职务与称谓，作为知青能当上生产队长，我至今引以为豪！

（七）四年会计

队上原来的会计是彭清和，我们喊他清叔唧。清叔原来在一家国营煤矿当过工人，六十年代精简回家当了农民。杨家坪生产队号称杨家坪，其实十来户人家全姓彭，属水口彭家，全队六十多人没有一个姓杨的，而且都是亲戚，有的还是兄弟，一百年前就是一家。但不知什么原因，当时相当部分社员却对会计有意见，总是怀疑有问题，清叔本人也很苦恼，成为当时队上不和睦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我下乡的第二年，大队部就安排我去龙田区政府参加了生产队会计培训班。在培训班学习了多久已全无记忆，唯一能记住的是老师的一句名言：“会计是一只算盘一只笔，写写算算冒出息，搞得好进医院，搞得不好进法院”。瓜田李下，算是老师对我们的职业提醒。我对会计似乎有天赋，甚或冥冥之中还含有天命。对会计原理和专业会计的学习、理解、消化、记忆，我水到渠成，顺利结业。回来后我就接任了生产队会计工作，直至1974年我当了队长。以后凡是队上分稻谷、红薯，过年过节时分花生、魚肉、黄豆、茶叶、菜油等等场合，总少不了我的身影，真的是“一只算盘一支笔”啊！算着写着，写着算着，一笔一划，张三李四，看上去也很尊严，也还蛮有成就感的。不能说我四年会计做得多么完美，总之队上再没有因为会计被怀疑过，再未发生过任何分配上的不信任和争吵。

四十五年之后，文中提及的几位知青和当年的民兵营长重聚同福大队

　　不尝苦涩，哪知道甜的滋味；不经历坎坷，哪知道大道的平坦。岁月不枉，致敬历史！致敬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