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共和国往事儿

永

共和国70周年了，70年如弹指一挥，历史沧海桑田，往事如梦如烟。在历史沉浮中，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中国家庭，他们如同茫茫星辰，散落在辽阔无垠的祖国大地那些无名的小角落里，默默无闻地演绎着自己的尘烟往事。那些也许发生在70年以前的，也许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平平淡淡的历史碎片，如同涓涓细流，蜿蜒向前徐行，汇成了共和国华美篇章中最为温柔的部分。

今年十一，无论是看阅兵式还是看晚会，大家总是不自觉地会缅怀起共和国新成立时那些伟大的开国领袖们，想让他们看看他们浴血奋战建立的国家，现在有多么的繁荣多么的强大。我，也总是一遍一遍地想起我的奶奶。我的奶奶出生于1900年，八十年代，她八十多岁的时候，总是一遍一遍地对我们说：“现在天天有白馍吃，天天都像过年！”我老是在想，如果她能活到这个时代，她又会怎样地感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意识到出生的时代对个人的影响，开始有了“70后” “80后” “90后”“00后”的划分，可见改革开放后的每一个十年我们的生活的变化之大，我，更把自己细划为了“75后”。我在七十年代后期出生于河南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里，注意，不是小山村，周围并没有山，主要是平原和一些高上去又低下去的岗地而已。我的父母特别喜欢吃晚饭的时候忆苦思甜，我出生之前家里的事儿他们都会一遍遍讲述，担心我们会忘了我们何以过上这安稳幸福的生活。那些故事，无论我小时候听起来还是现在回想起来，都和电影电视剧一样带有一种不可言状的神秘感和传奇色彩，它们一个一个印证着我只有在历史书上才能读到的那些或遥远或波澜壮阔的年代。

　　我爷爷的家原是住在南乡里一个叫大梁庄的地方，大半个村子里的人家都是一个姓，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户人家，兄弟姐妹多，且都生活在一起，有点老舍笔下几代同堂的意思。一场不知什么原因烧起的大火，烧了几天几夜，房屋都烧毁了，兄弟姐妹只好各自拉着从大火里抢救出来的些微家什儿到各地逃难求生。我的奶奶家只有她和她的妹妹两个孩子，她母亲去世的早，她的父亲后来就跟在我奶奶身边生活，她妹妹也就是后来我记事儿时认识的姨奶奶。这个姨奶奶小小的个子，在脑后梳着一个干净的髻，看上去非常利落而且贤惠，隔三差五会来到我家来看我的奶奶，“姐姐”“姐姐”地叫着，忙前忙后。可就这个姨奶奶，听姐姐们说，她很小的时候就送给了婆家做了童养媳，受尽了婆婆的折磨和毒打，无比寒冷的冬夜就只能靠蜷缩在灶台前取暖睡觉。但这姨奶奶从不记恨她的婆婆，据说有一次，姨奶奶出去要饭，不知从哪里要到了一节油条，她自己舍不得吃，拿回来给她的婆婆。她婆婆问她哪来的，她说要饭人家给的。她婆婆说，那你自己怎么没有吃呀？姨奶奶说：我没舍得吃，给你留着让你吃哩…… 就这一下，感动了她那狠心的婆婆，从此没有再打她！算是碰到了一个还算有良心的旧社会婆婆，才得以过上一段幸福生活。奶奶和她妹妹姐妹情深，一遍遍地把这个故事说给我的姐姐们听。可惜姨奶奶后来一次在家里往水壶里灌开水，不小心一滴热水溅到额头上，突然去世了，那时候我的奶奶已经八十几岁，人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没有人敢告诉她。她清醒地时候会一直奇怪为什么自己的妹妹不来看她。

我们现在村子的东边有个叫古城的地方，现在是一个集市，据说以前是一段高高的寨墙，我爷爷和我奶奶就在古城寨的西边村子落了脚，也就是我家现在住的村子。爹是家里的独苗儿。其实，奶奶之前原是生了几个女儿的，都是养到十几岁如花似玉的年龄，生场病就夺去了一个个孩子的性命，难以想象在医疗极其落后的年代，当娘的都要经历怎样撕心裂肺的伤痛到心死，才能听天由命地继续挺下去。爹出生在1940年，据说那时候村子里总是闹土匪。土匪来了，先远远地放一声响炮，大家一听到炮响就会慌慌张张带上能随身的细软，携儿带女到古城寨的城墙根儿下面躲起来。土匪到家里一阵乱翻，把值钱的东西都掠了去。就是一次这样的闹土匪，住在不远处叫苗庄的爷爷的亲妹妹，我的姑奶奶，她长年累月辛劳织就的布匹，情急之中来不及带走，就在床下面挖了个洞，埋了进去，等土匪走了，回来一看，床下自己辛苦织好的布匹也被土匪挖走了，从此这个姑奶奶郁郁寡欢，后来终抑郁而死。

　　爹也曾说起过，他小的时候，红军驻扎在他们的村子，他的家里就住了一个兵。那个兵有一个随身的布袋子，里面装着打仗时方便食用的炒面疙瘩。这个兵经常把这个布袋子挂在门上。有一次他出去了，爹发现这个袋子里的炒面疙瘩很好吃，趁奶奶不注意过一会儿就去偷几个来吃，后来那个袋子就分明地瘪下去了。奶奶发现了害怕得紧，等当兵的回来，就带着爹去跟人家道歉，没想到那个兵不但没有生气，还一边说“没事儿”一边还把袋子里剩下的炒面疙瘩都掏出来给了爹。那时候，解放军和国民党的部队在我们那一带大约有一段时间的拉锯战，解放军来了，没收了地主的财物分给贫困老百姓，大家都欢天喜地地跑去地主家里挑选些桌椅板凳的来用。过了一段时间，解放军走了，国民党的军队来了，地主又得了势，跳上了台子，又打又骂那些分了他财产的穷人，大家又赶紧把东西还了回去。过了一阵儿，国民党被打跑了，解放军又回来了，又分了地主的东西，让大家去拿，大家都不敢去，问明了原因，就开枪把地主给崩了，彻底解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

　　爹书读到小学毕业，是村上难得的读书人。他十五岁那年，大队里没有会计，大队支书就让爹去当大队秘书。爹说，支书带他去开会，人家还以为他是捣乱的小孩，不让他进去。支书进去了一会儿，说：嗯？俺大队的秘书哪去了？出来一看，看到爹还在会场外边站着咧！爹一辈子和算盘为伴，噼里啪啦的算珠昼夜响着，一直到他六十岁退休，他在这个岗位上奔走了45个年头，周围村子上的人现在看到他还会叫他“老会计”。所以，我小时候，我的家更像是爹的办公室，每天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那时候家里总是充斥着“农业税”、“交公粮”和“五保户”这样的专业术语。这交公粮也是一个极其艰苦的过程。麦收已过，把粮食清理干净并晒干了之后，要装进大大的鱼皮袋子，根据家田的亩数要上交一部分给国家，叫“交公粮”。我家人口多，大哥拉一架子车，姐姐们还要再拉一架子车去交，都不一定能一次交完。鱼皮袋子一个摞着一个，架子车像一个小山。有时候我也跟着去，就可以坐在那个小山的顶上。我清楚地记得路上有一些拉架子车经过我们的无良小青年，看到女孩子拉车，会在超过我们车子的一瞬间冲我们吹口哨，我那时候年龄不大，但已经能从这口哨中感受到那种戏谑的不怀好意。拉车跋涉过弯曲的公路，赶到镇上的粮库时，架子车早就排成了一条长龙，有时候要排到天黑才能交上粮食。交公粮的时节同时也我家里最热闹的时候，村民们拿着交粮食的收据找爹来核账，一定要确定自己家的公粮都交齐了，今年的麦收才算正式结束。如果像现在可以通过支付宝交付或者网络预约，亦或者有专门的APP核账，情况应该就完全不同了吧！进入新世纪，政府减轻农民负担，取消了在中国盛行几千年的“农业税”，退休多年的爹感叹说：“那现在的会计没啥事儿干了！”村委里有几个无儿无女的五保户，是国家的照顾对象，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五保户爷爷，日子过得叮当响，他站在爹的办公桌前笑眯眯地说：“我一闲在家里就会生病，过一段时间我又要下乡收账了，你就找不到我了。”他说的“下乡收账”就是“到各个村子去要饭”的意思。七八十年代，生活穷困到要饭似乎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甚至是极其自然的事儿。刚刚吃过饭的午后，家门口会突然出现身着破烂的男人与女人或者孩子，他们手拿布袋站在你的家门，问询“家里有人么”，是最常见的乞讨方式。大家都心照不宣去厨房拿个能吃的东西给他们，半个窝窝头啦，红薯啦，他们原是没有挑剔的权利的，后来，连“要饭的”都开始变得挑剔起来，嫌弃吃的东西，宣布只要粮食不要馒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也彻底好起来了，后来索性“要饭的”也越来越少，渐渐销声匿迹了。

有时候真的难以想象他们在新中国刚成立以后，父辈们过着怎样一段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岁月。穷的叮当响的年月，还敢生那么多孩子，听说那时候他们如果要到县城去开会，都是背上背着包袱怀里抱起孩子，徒步狂奔，日行几十里，要知道，我的家现在距离县城可足足有70里地呢！他们一起在田里干活挣工分，一起到食堂去吃大锅饭，日子过得其乐融融。最苦的时候当属我耳朵都听出老茧的六零年的故事了。我们小时候抱怨饭不好吃的时候，爹就会不厌其烦永远这样开始他的故事：“那，六零年的时候……”，然后就一遍一遍地讲起1960年国家自然灾害的时候，如何的大旱三年没有收成，多少人饿死的事情。刚开始听的时候，因为好奇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但爹有一个特点，同一个故事他会一遍一遍地讲起，而且再讲起的时候，无论第几遍他都和第一遍讲起一样，但听的人已经开始像听祥林嫂一样不耐烦了起来。虽然那时候我们的饭桌上并没有什么像样的饭菜，但是已经没有办法相信人会穷到没有东西吃到即将饿死的地步，所以我和三哥会和他辩解道：“那你们就不会到树上弄些树叶吃么？不会去拔草吃么？”爹虽然还在和争辩，但我已经分明感觉到他说服我们的力不从心。等我上高中上大学，吃饭的时候，一听到爹说：“那，六零年的时候。。。。。。”很快，大家就心照不宣，个个端起饭碗，陆续离开饭桌，溜掉了。

　　虽然后来没有再发生过六零年一样的饥荒，但日子终究过得紧紧巴巴。那时候，孩子生下来养活不了就会随随便便地送给别人。我的兄弟姐妹中最惨的当属我的四姐。她出生时上面已经有了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在性别上已经不占优势，偏偏赶上我的母亲得了那时候当地非常盛行的大脖子病，并且病入膏肓，已经没有办法给她喂奶了。于是，决定就把她送人了。大姨在外面张罗好了人家，那家人已经来了，就在北公路等着了，大姨在院子里讪讪地站着，准备抱孩子。爹无比为难地站在牛棚旁边，想征得爷爷奶奶的同意，爷爷奶奶显然是极其不愿意的，但因为觉得自己做不了主，就怄气地在牛棚里喂牛，不做声。爹看这个情形，只好作罢。后来据说我小的时候父母都真真假假地想过要送给别人，但四姐那一次，是离送人最接近的一次。意想不到的是，她的故事竟还有后续，过了一些时候，听大姨说原本要抱她走的那个人家后来穷得叮当响，只好到处要饭了。啧啧啧，我们都替四姐捏了一把汗：老四呀，亏的没有把你送人，否则你现在就要到处要饭了哈哈哈！四姐既傲气又愤愤不平地说道：哼，就是要饭，我走到你们家门口都会绕过去！啧啧啧，果然是我们几个当中最有骨气的孩子！

　　我出生的时候，国家的计划生育刚刚开始，我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一出生就和村上的一众小伙伴们一起因为是超生，成了国家不给分田地的“黑孩儿”。虽然父亲和母亲总还在忆起当年在公社里吃大锅饭的快乐往事，但我出生的时候，已经分田到户了，因为自己没有田，也总被家里的哥哥姐姐和村上的大人们半认真地调笑说：“黑妮儿，没有饭吃。”那时候，有田是有身份的象征。家里人多，田就多，所以有男劳力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我一直觉得中国一直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是有原因的。我们家女孩多，男孩少，所以三个大点儿的姐姐就和大哥一起早早地辍学在家，担负起了极其繁重的田间劳动，那时候没有大机器，所有的农活都靠一双手，尤其是六月份，麦子熟了的时候，那是一个让庄稼人累到发抖的季节。

我记事儿的时候已经上了小学。我记得在冬天寒冷的早晨起来，走到厨房里去，母亲在灶台前坐着烧火，低矮的茅草屋里聚了大半屋子的水蒸汽，我大约知道，早饭快要烧好了。我跪在灶台前伸手取暖，看着柴草在风箱有节奏的抽动中一明一灭，而我对早饭并没有太大的期待。等屋子里的蒸汽差不多了，把火熄掉，再过一会儿，掀开硕大的锅盖，不出意料的是一大锅红薯。在锅边上贴着一两个扁扁长长的白面馒头，那是留给八十岁的奶奶吃的。我恨透了那些红薯，丝丝攘攘的质地，全然不像岗地长出的瓤那样红那样细腻那样好吃，但却是我童年时相当一段时间的主食。没有白面馒头吃也就罢了，还要喝苞谷面做的粥饭，粗糙的很，能感到满是碎碎的皮状物在舌尖翻飞，吃完大半晌儿还要用舌头反复地清理嘴巴。同样质地的还有那小黄米饭，让人无限惆怅。经常早饭的时候，住在我家对面的舅舅会过来和我母亲说话，说着说着，红薯出锅了，母亲给他拿一个，他欣然吃起来，却从来不剥皮，嘴里还嘟囔道：“有红薯吃就不错了”，啧啧啧，让我说什么好。我觉得那时候的早晨，天都是铅灰色的，我常常起床后坐在东屋的门槛儿上，抬头看着铅灰色的天空和天空下光秃秃的树杈儿。除了红薯，就是吃高粱面的黑面窝窝，只有过年的时候能吃到白面，天天吃白面馍馍是一个遥远的梦，抓也抓不着。后来生活好一些，开始吃黑面和白面揉在一起的花卷儿，再后来黑面窝头就成了打发“要饭的”标配，再后来连“要饭的”都嫌弃起黑面窝窝来了。

现在我们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不忘初心”，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成为所有人的座右铭，时刻警醒自己，不要迷失了方向。我是一个特别知足的人，我的同事们喜欢抱怨教师工资低，嫌课时费低，嫌监考费低等等，虽然有时候出于peer pressure，我也会附和着大家一起愤世嫉俗，但内心深处，回想小时候物质及其匮乏的日子，这样美好的生活，除了好好地去珍惜，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没有木头桌子，有的只是高粱秆子搭起来的泥台子。趴在上面上一段时间的课，那泥巴台子就开裂出枝桠交错的纹路，开始一块一块地往下掉，露出下面的高粱杠儿。当大家的泥桌子都开裂的比较厉害，男老师会在某一个周末的下午上自习的最后一节课，在校园里和泥巴，如果是黄胶泥加上碎麦秸，和出来的泥质地会非常的细腻结实。我们欢笑着挖起大块大块的泥巴，糊在高粱杆儿上，糊厚实了，再最后把泥面儿用清水塘的平平的，平的可以当镜子照，就可以回家了。过了周末回来，桌面也晾干了不少，就又有新桌子用了。那时候条件好的家里，就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水泥板给自己的孩子用，那块水泥板是你感受到的最早的贫富分化。

小时候盼过年不仅仅因为辞旧迎新，主要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穿上新衣服才能吃到肉。平日里我穿的衣服都是从老大穿小传给老二，老二穿小传给老三，传到我的时候都已经反复翻拆过很多遍。有一件玫红底儿带白月牙儿的棉袄，传到我的时候，玫红已经褪去，月牙儿也只剩下惨白。连红领巾这种象征着荣誉的东西，在当时只有三好学生才有资格佩戴，家里也舍不得给买新的，我的红领巾是从四姐那里褪下来的旧的，上面墨迹斑斑，我现在经常觉得那个墨迹斑斑的东西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性格中极其敏感极其内向的那个部分。但幸运地降生于改革开放中的我，生活其实已经比我的姐姐们好很多，听说姐姐们小时候要做小英雄，母亲给她们做的红缨枪的枪头是用硬纸板裁的，在和小朋友们的一阵冲刺练习之后，人家的木头枪头还熠熠生辉，她们的枪头就软卷并耷拉起来了。所以到了过年的时候，母亲会极尽她之能力给我做好看的小褂。没有缝纫机的时候就手缝，终于有了缝纫机后，做出来的衣服阵脚细密又结实，也洋气了不少。那一年那个桐花紫的外套，圆圆的娃娃领边和口袋上都镶上可爱的花边，纽扣也配的是市面上能买到的同一个颜色的，据说，年三十的晚上，母亲忙完家务，总觉得我的小褂上空了些寂寥了些，就熬夜又在左襟处绣了一大朵红花。我和小伙伴在外面疯到大半夜回来的时候，那外套已经套上了新袄，赫然放在我的被子上了。

　　我大约上到初中村子里才通了电。没有电的时候，晚上就点油灯，好点儿的是那种大罩灯，大肚子的玻璃罩用的时间久了熏的黑乎乎的，也会用药瓶子加棉芯自己做小油灯。现在有了手机有了网络有了微信，大家都在奇怪以前没有手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其实更难想象的是没有电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其实没有电我们也有娱乐。收音机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娱乐设施。听豫剧听广播剧，每到晚上一群家人和邻居围坐在收音机前收听单田芳说评书。偶尔村子上一阵锣鼓喧哗，宣传大家去村口看耍把戏的或者晚上有说书的艺人来表演。耍把戏的除了靠一张巧嘴，就要靠那只会按口令做各种表演的猴子或者会窜火圈的小狗子。说书的比较文艺，在皎洁的月光下，着长衫正襟危坐，周围微风轻抚，树影婆娑，人们晚饭后搬上小凳子陆续从四方集聚而来，散坐在场子中央，听说书艺人凭三寸不烂之舌惟妙惟肖地演绎或正史或村野戏说，经常说到半夜，让人欲罢不能。他们会在表演结束的第二天突然出现在你的家门口，或许还带着那只可爱的猴子在门口搔首弄姿，这就是收取观赏费的时候了。不管你家人有没有去看表演或者听书，拿一口吃的或者挖一勺粮食给他们，是大家约定俗成的惯例。村上大户人家娶了媳妇或者生了孙子的时候，亦或是大旱数月之后村子里的佛教团队“取雨”成功，都会成为村子里放电影的借口。在村子里的空场上或者大户人家的大门口，一个白色带黑边的电影幕布一搭起来，孩子们欢笑着，大家奔走相告，这绝对是村子里难得一遇的大喜事。我小时候就是通过这样的际遇看了不少电影，那位身着黑色斗篷，走到哪里都要拿出长剑画个“Z”字的《佐罗》，在端午节喝口雄黄酒就能幻化成一条长虫的《白蛇传》，还有小灯笼闪着鬼魅的光在杂草丛生的小院飞舞的《聊斋》统统让我着迷。大家难得用架子车拉着已经多年走不了路的奶奶去看了一次电影，竟然还是一个印度片《大篷车》，那光着肚子戴着鼻环扭着屁股的吉卜赛姑娘“伤风败俗”的样子，回来被我奶奶骂骂咧咧好多天。

怎么也忘不掉村子里第一次通了电，小伙伴们高兴地像过年，挨家挨户地奔跑，说要看看谁家的灯泡更亮，还研究短时间离开屋子拉灭电灯，到底是省电还是费电。刚通电的那两年，除夕的晚上我们经常站在房后，隔着偌大空旷的林场观赏对面古城寨每家院子里挂下来的五彩灯串，有时候还能看到绚丽的焰火，在黑乎乎的树丛上空绽放！有了电就有了电视。我家隔壁的中医世家，生意红火，家底富裕，是第一批买了黑白电视的人。那时候他家除了熙熙攘攘来看病的人之外，还有一帮人不分日夜地固守在他家的堂屋里看电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候比较流行《霍元甲》，我们谈起霍元甲都唤他为“霍哥”。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一个叫《康德第一保镖传奇》片子，就是主题歌里唱：“红萝卜地胳膊白萝卜的腿，花心心的脸庞红嘟嘟的嘴儿”，具体什么情节不记得了，只记得母女俩误入敌人的包围圈，被乱枪射死那一刻，本人坐在医生家观影人群的第一排，泪水扑簌簌地流了下来。要说那时候穷吧，人还特别有抗争精神，因为电力不稳，老是停电，喜欢的电视剧不能按时收看。医生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个发电机，想想院子里一边发电一边看电视的场面，很宏大很折腾有没有！等村子里电视陆续多起来，我们就完全淹没在《西游记》和《神雕侠侣》等魔幻武侠的世界不能自拔了。

　　我的初中是在8里外的镇上上的，现在骑电瓶车不过半个小时不到的路程。那时候一个人徒步去上学，觉得非常的遥远而且漫长，先要经过一个低低的河湾，缓缓流淌的河流上架着一座一下雨就会被淹没的小石板桥，公路两旁有中原地区常见的那种挺拔的白杨树，风一吹，树叶哗啦啦的响。爬上高岗，就能看到笔直的公路向东延伸，镇子就在路的尽头了，但是高岗两旁却是望不到边的大片坟场，大白天走过都让人汗毛直竖，是上学路上最不友好的部分。听说四姐小时候去镇上上学，大姐骑自行车去送她，那时候坐车的人都身怀绝技，就是等骑车人骑稳了，坐车人从后面纵身一跃，稳稳地落在了后座上，但四姐不会这项绝技，只好趁大姐骑稳了，把上半身猛地趴在了那个用铁丝绞成的镂空后座上，半拉身子耷拉在车子一侧，从凸凹不平的乡间公路上一路趴到学校去，啧啧啧，我只能说，骑车的敢骑，趴车的敢趴，没整出心脏病已然是奇迹了。

学校的女生宿舍是一个没有隔墙的三间瓦屋，砌着长长的土台子，供我们打地铺。白天铺盖卷起来，这里又成了女生吃饭的地方。因为嫌学校的菜贵，大家都从家里带各种各样的咸菜或者剁椒，只从食堂买馒头和稀饭吃。宿舍的窗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装菜的玻璃瓶子，一玻璃瓶的咸菜或者剁椒撑不到六天，到了周三周四基本上就快见了底儿，剩余的几天天要么大家互相接济，要么就干啃馒头。晚上上完自习回到宿舍，地面上泔水味儿饭渣滓一言难尽，由于宿舍条件差，宿舍里住的也越来越少了。有一天晚上，我们下了自习回到宿舍，发现宿舍门大开着，原来是一个老母猪循着菜味儿冲进了宿舍，顺便把我们的铺盖也给掀了个底儿朝天。这一次大约是压倒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仅剩下的几个人终于也要自谋生路了。班上的一个女生收留了我们，她和一个同学一直住在她一个远房姑奶奶的家里。姑奶奶常年不在家，一间里房空着，有一张床，那两个女生住床上，我和一个女同学就在地上打地铺，外间有一个昏黄的灯泡，里房需要点油灯，这个狭小而又局促的里房虽狭小而又昏暗，却是我初中剩余时间的落脚处。现在我闭上眼睛，还能沿着临河的街道，右拐进窄窄的巷道，再左拐来到那个有着梧桐树掩映的院子，昏黄的灯泡，还有天上皎洁如水的月色……

　　其实进入初中和高中已经能够明显地感觉的生活上的巨大变化和外面大千世界的多姿多彩。那时候，有人已经开始在外面做工了，村上一个远房的姑父在深圳工作，他回村时会给我买带有吸铁石的文具盒，给姐姐们各种形状的密密细细的塑料梳子做礼物，姑姑家有成套的琼瑶小说，我还在她家第一次看到了塑料袋，那种红红的如同背心一样的塑料袋，他们的儿子都烫着卷发，穿牛仔裤和皮衣，是我们村最飒的年轻人。那时候生活中充满了新奇的东西，我上大学那年第一次坐了火车，见到了外国人，买了带长长天线的收音机收听英语新闻，用随身听装磁带练听力，学DOS系统用电脑打字，在大四那年路过机房的时候，同学介绍我们认识了神似老鼠的鼠标，这个东西彻底把我们从用电脑要记忆无数个电脑命令中解放了出来。再后来我们家买了第一个诺基亚手机，那时候打电话是一个让个人心惶惶的事儿，因为你给别人打个电话，你支付六毛一分钟，对方也要支付四毛一分钟，所以能发短信大家都不打电话。手机从按键的升级成了触屏的，发信息从拼音输入升级成了手写，现在的安卓机还能拍出精美的照片。4G来了，马上又要进入5G时代了，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一年，QQ和微信成了我们必不可少的通讯手段，再后来，如腾云驾雾之间，阿里巴巴冲进我们的生活，把我们充满搜寻和纠结的购物体验变成了大半夜在床上动动手指然后到小区的快递箱去拿拿快递。一切来的那么快，那么自然，你有时候都来不及感叹生活，生活早就变成了大家都认为的理所当然的样子。

　　在共和国70周年的日子里，在一切的理所当然中，天天想着少吃饭减肥的时候，仍然不要忘记的是那些不喜欢吃红薯，梦想着吃白馍的日子，多想想以前内心的渴望，拂去生活中隐隐的浮躁，保持一颗朴实的心感念一切，继续踏踏实实地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