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辗转得到消息,老师的夫人,Marie-Paule Malliavin,去世了。</h3><h3><br></h3><h3>我并不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老师去世后,我依旧每年圣诞新年时给老师夫人寄贺年片,她也每年给我回寄。今年她在贺年片中说,她身体不太好了。</h3><h3><br></h3><h3>这是不寻常的,我猜她可能身体很不好了。但万里迢迢,我能做什么呢,除了感到无力和忧伤?</h3><h3><br></h3><h3>在法国读书的日子里,我见到老师夫人的机会并不多。但可能是因为她的办公室里离我们实验室秘书的办公室比较近吧,老师总是在她的办公室召见我们,这样我们也会偶尔见到她。记得我的第一个结果做出来后向老师报告时,老师非常高兴,那天老师夫人也在,老师对她说:任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她听了也非常高兴,临走时对我说:Bon courage!</h3><h3><br></h3><h3>老师夫人也是巴黎六大的教授。在巴黎六大当教授是很难的,女教授更是凤毛麟角。这足以说明她的水平。她的研究领域是代数,常年主持Poincare研究所的代数讨论班,讨论班的成果由Springer作为系列丛书出版。</h3><h3><br></h3><h3>我的同学邓冠铁答辩时,她出席了。我答辩时,她有事没有来(老师的女儿来了)。但当天晚上,老师在家里赏饭,老师夫人准备了丰盛的晚餐。餐前和餐中,老师和她问了我许多数学之外的事情。这很不一样,因为此前和老师见面,好像除了数学就没谈过什么了。</h3><h3><br></h3><h3>以后我在老师家吃过无数次的饭,有时是和我妻子及孩子一起。但凡有我妻子和孩子在场,她总会化妆,我要说是,盛装出现。我小孩两岁时,学西方电影里的礼节吻她的手,结果把她咬痛了,于是老师捧起她的手,示范了一下,大家都笑了。</h3><h3><br></h3><h3>现在,老师走了,老师夫人也走了。一段日子,翻过去了;很多的记忆,和谁共享呢? 难怪王蒙说,悼念别人,就是悼念自己。</h3><h3><br></h3><h3>感谢法国,感谢老师和老师夫人,给了我那么好的学习机会,教了我那么多!</h3><h3><br></h3><h3><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