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在鲁家

查福春

我家住在江西省玉山县紫湖镇程村村鲁家（鲁厝）村民小组，以前叫做紫湖公社程村大队鲁家生产队。这里与浙江省开化县交界，连村前的河流也是流往钱塘江的。在革命热潮如火如荼的年代里，曾经有大批的上海知识青年来到我们这个大山里的村庄。其中有十几位男女青年，就住在我们队里，成了我们朝夕相处的邻居。 这批知识青年，多数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在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里，饱经大串联大游行等系列革命行动的洗礼。他们满怀壮志，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慷慨激昂地来到广袤的农村，扎根入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上海到玉山，交通一直便捷，火车直达。而从玉山县城到紫湖公社，路就不好走了。八十多里的山路，崎岖险峻，大车难以通行。坐一段车，再经水库坐几十里的船，然后步行三十里才到达公社。紫湖公社到程村大队，十五里，需要步行翻过一座陡峭的大山。 紫湖公社山多田少，沟壑纵横。程村大队是少有的几个水田较多的大队之一。鲁家生产队的队长尤丁国正值壮年，朴素而敦厚。他先把十几个知青逐户安排下去，吩咐乡亲们尽量照顾，解决了知青们初来乍到头几天的食宿问题。尔后队里腾出几间房子，垒起土灶，架起木床，让这些上海青年住到了一起。 离开父母，从大城市是来到农村，刚开始，青年们充满了好奇。可没几天，艰苦的劳动让这些还是大孩子的知识青年很受打击。农村蚊虫肆虐，田里蚂璜猖獗。地里锄草，禾苗割破了皮肤，烈日当头，火烧火辣。尖利的树根扎破脚底，沉重的扁担磨破了稚嫩的肩膀，流血凝痂。每当夕阳西下，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住处，还得自己动手洗衣做饭。到了夜里，一片漆黑。冬天的山村格外寒冷，木头搭建的房子又四面透风。小青年们冻得瑟瑟发抖，只好燃起木头取暖，又弄得满屋呛人的黑烟。尽管表面上不肯认输，背地里，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不知流了多少辛酸的泪水。 如此艰难的环境里，幸好老队员对大家分外照顾。队长安排轻活易活给大家，劳动时间也相对放松。而村里的妇女们也是手把手地教大家生火做饭，给大家送米送菜，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些安慰。 刚来时，知青们闹出了不少笑话。采茶叶，把油茶树的嫩叶采了回来。割草，却割了农民种在山坡上的荞麦。上山干活，看到满山的桐子翠嫩喜人，以为是苹果。久未尝过水果滋味的知青们摘下来咬一口，却是苦涩无比，急忙丢了。学农妇们用饭甑炊饭，却拿了个木桶端放在大铁锅里。饭甑的底是有缝的，而木桶是密封的。拼命往灶孔里添柴，灶台浓烟滚滚，饭却怎么也蒸不熟。 青年们的悟性还是很高的，而耐力也逐渐增长。一两年后，对生产劳动已比较适应。有几个小伙子，已经成了壮劳力，收工时，能挑满满一担的谷子回来。甚至有两个姑娘，也能挑起代表成年劳力的担子。炎炎夏日，结束了一天的收割，挑着担子自豪地走过木桥，得到了老队员们的交口称赞。而力气不够的姑娘们，不好意思空手，只好拖着几把稻草回来，丢到生产队的牛栏里喂牛。 时间长了，知青们和农村青年也交上了朋友。雨雪天，不用出工的日子，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打牌下棋，也是十分快乐。干农活的间隙里，上山采摘野果，也是件开心的事情。我大哥是当时队里唯一的文化青年，与知青们的关系更为紧密。经常有知青们来我家，和大哥一起看书。我母亲也时常做一些玉米饼之类的食物给大家充饥解馋。母亲慈祥善良，善解人意，得到了知识青年们的爱戴。曾经有人半是说笑半是建议，叫我大哥娶一个叫沈嘉其的上海女青年做老婆。沈嘉其的意见没人敢去问，但我大哥说不好，上海太远，赚不到探亲的车票。这件事情作为那年代难得的逸事，很多人都知道。 每隔几年，知青们也轮流回上海探亲。他们从上海带回了许多奇特的物品，新潮的衣裳，令我们农村人大开眼界。听母亲说，知青做菜，是要放味精的。那味精，晶莹如雪粒，一大锅菜，撒上几粒，那味道便是极其的好。而我到几年之后，才尝到味精的滋味。 知青住的几间房屋，板壁贴着毛主席画像，四周写满了毛主席语录。这几间房子因为是队里的，后来虽卖给了私人，却一直未拆。到今天，所有的老房子都已翻新，知青住的房子，却留下两间至今还在。每当我跟孩子们讲起这里曾经住过来自上海的知青，孩子们也是十分好奇。其实知青来时，我尚未出生，我记忆中的知青故事，多数来自长辈们的讲述。 有一件幼小时的趣事记得十分清楚。有位知青和我说，上海最高的房子有24层。我惊讶万分，问他们，这么高的房子，楼顶是用什么盖的呢？知青笑着和我说，是用杉木皮盖的。我当时居然相信了。 在我六七岁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吹遍祖国大地，知青回城政策也开始落实。这些已在农村生活了十多年的知识青年，有的已年近三十。他们急于成家，盼望和亲人团聚，对回城望眼欲穿，手续办妥的，便一个接一个地返回上海了。多年来，知青与队里邻居们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分别自然是有些不舍。我记得有五六个知青走得最晚，临走时请了些我们当地青年帮忙编草绳，每人带了两只在队里请人打的木箱，用草绳四面包扎得严实，火车托运带回上海。木箱子当时在上海也算是很重要的家具了吧，而且城里买就极其的贵。我姐姐便帮他们织了几天的草绳，我在一边看，知青们给了我几颗糖果。记得那糖果并不纯粹是甜的，而是带着咸味苦味，这在当时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原来上海不止是房子比我们农村高很多，连糖果的味道也是不同的。我已经记不清当时这些上海知青的面孔，甚至是男是女也不记得，只记得当时年幼的我，真心有些不舍得他们走的。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每当我经过知青们住过的地方，房子已经破烂，周围的杂草，涌进了门里，墙上的标语依稀还留着些痕迹。我不由地心里想，上海的知青朋友，大哥哥，大姐姐，你们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