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

黔北教育

我的父亲陈修德，是一名在朝鲜战场上服了六年役的老兵。

父亲1931年5月出生在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今年已经88岁了。他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参加了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身上虽然留着战争的伤痕，一生却以和黄继光等英雄成为战友而自豪！虽然他的故事没有黄继光、邱少云等烈士们壮烈，但共和国的军功章里，也浸染着他的鲜血。最幸运的是，他还健在于世，即将与祖国建国70周年同庆。

　　1951年元月，20岁不到的父亲积极响应祖国抗美援朝的号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从1951年到1956年，父亲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军独立炮兵营里担任通讯员、步话员，枪林弹雨里突击，雪山森林里奔波，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

　　父亲个子不高，老了之后还有驼背的现象，因此连一米五都不到，如今体重也只有76斤——但就是这样一个瘦小的身躯里，却蕴藏着一个个传奇。还记得童年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晚上躺在父亲的怀里，听他讲朝鲜战场上那些惊险的故事。父亲讲的故事非常生动，因为那些事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很真实，讲出来都有名有姓，每一个细节都如在眼前，每一个情节都让人身临其境。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一顶破洞军帽。那是父亲参军第二年戴的一顶军帽，有一天，炮兵营参谋长命令父亲去接在外的指导员到金溪里（注:朝鲜的一个地名）开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父亲骑着一匹大骡子，腰插一把德式二十响手枪，配二十五发子弹，便出发了，哪知道在经过一处密林时，被七八名敌军发现了。敌人从三面包抄想活捉父亲（因为按惯例，独自外出的通讯兵，身上一定有重要的情报），情急之下，父亲把马勒下了金溪里河，靠着骡马的泅渡，向对岸游去。人马至江心，敌人眼看活捉无望，便开始射击，父亲趴在马背上回击，打光了25发子弹。由于天色渐暗，敌人没有打着父亲，只在父亲靠岸时把他头上的帽子打了下来，帽棱被打穿了一个洞。浑身湿透的父亲牵着骡子，接回指导员，完成了任务。命大的父亲一直珍藏着这顶破洞帽子，恭恭敬敬地搁置在我们家红木箱的底部，和军功章放在一起。

父亲的右脸整片都是冻疮。那是美帝军队留给他的永恒的纪念——1952年年底，艾森豪威尔执政后，美军准备从朝鲜西海岸登陆，为了阻击敌军，我的父亲所在的炮兵团连续行军三天三夜奔赴前线，在一米多深的积雪里行走，天寒地冻，铲雪开路，饿了就抓把雪和着炒面吞。父亲太困了，走着走着，就“靠”在雪堆上睡着了，可几个小时后，接触大雪的右脸和冰雪冻在了一起，一抬头，脸上的皮肤被扯了下来，可父亲一点也没感觉痛，因为脸早已麻木，但一个多小时后，回苏过来的肌肉终于发出了钻心的疼痛——父亲给我们讲故事时，虽然表情平静，但我们却闭着眼睛不敢看他的脸，因为隔着空气，我们也能想象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可恶的美军还在战场上使用了细菌弹，一些志愿军战士因伤口感染而丢了性命，父亲的脸也被空气中的毒菌感染了，幸好经过救助，命倒是保了下来，但却落下一个伴随终身的残疾——父亲的右脸一年四季都发红发痒、脱屑起疮，尤其是到了冬天，瘙痒难耐时，父亲便用手去挠，时常抓得鲜血淋漓的，我参加工作以后，想办法到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给他买了一些杀菌的冻疮膏来涂抹，情况才稍微有所改变。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父亲回到了农村种庄稼，他入了党，积极向上，保持着一个军人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本色，在贵州省遵义县鸭溪区池坪乡（现遵义市播州区石板镇池坪村）从生产队队长干到大队会计，再到村支部书记，一干就是30年。

30年里，他带领乡亲们集资修建了池坪唯一的一座水泥桥，修通了池坪到民主、池坪到天旺的公路。池坪村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每次下大雨、涨水，有的田地甚至房舍就会被淹没，为了彻底解决这个害人的水患，父亲和同事们决定在池坪和石板接壤处的山底打穿一条隧道。整整五年时间，父亲和施工队们吃住在工地上，冬天沐风雪，夏天忍受蚊虫咬，用最原始的肩挑背扛锄头挖，硬生生打出一个直径5米，长1849米的泄水隧道，彻底结束了池坪村千年以来大雨就被淹、年年闹洪涝的历史！

　　生活中父亲也保持着军人本色。一个月前父亲生了病，上吐下泻，粒米不进，意识混乱，骨瘦如柴，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但父亲却奇迹般地好了起来。“枪林弹雨都没能要我的命，这点病算不了什么！”出院后父亲笑着对我们说。

父亲虽然在战斗中立了功，负了伤，但他却没有向政府申领过伤残补助。“自己手脚还利索，就不要给国家添麻烦！”这是父亲经常对我们做子女的说的一句话，不是豪言壮语，说得也云淡风轻。“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困难再大，也要想方设法，坚决去完成！”这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父亲送给我的座右铭。

青年时保家卫国，壮年后服务农村，晚年安于清贫，这就是我的父亲，我心中无比高大的偶像，一个活着的传奇，一个用青春和热血保家卫国的退伍老兵，一个在山村默默奉献的基层干部，一个见证着共和国从成立到不断强大的中国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