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

包毅

　　如果一位母亲收养了一个孤儿只能说明这一个人善良的话，那么一个草原养育了3000名孤儿，那就一定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了。

 ——电视剧《静静的艾敏河》导演宁才

人民楷模 杜贵玛

　　20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草原母亲都贵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接受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授予的奖章。

都贵玛，女，蒙古族，中共党员，1942年4月生，内蒙古四子王旗人，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牧民。上世纪60年代初，年仅19岁的都贵玛，主动承担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上世纪70年代，都贵玛自学蒙医蒙药和妇产科知识，先后挽救了40多位年轻母亲的生命。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上海孤儿”

　　1960年，上海孤儿院收留了比正常年份多几倍的弃婴。其中，有上海本地的，但大多数来自苏南和浙江，还有少部分来自安徽。这些孤儿，有的身上留下了名字和某些记号，也有很多没有留下任何标记。今天，我们或许很难理解，父母怎么忍心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而在那个年代，父母可能恰恰是为了给孩子一条活路，才含泪把孩子遗弃的，有的家庭把孩子送走后不久，就全家饿死了。据上海市民王海庚回忆：“被送走的孩子，有可能会被条件更好的家庭收养。当年真是迫不得已，为了孩子活命啊，还有什么比骨肉亲情更难割舍，我妈妈把妹妹放在医院后，回来一直哭，最后眼睛瞎了。”如今，他仍然在四处寻找失散的妹妹”。

据上海民政志记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入院，1959年收婴3525人。1960年1至3月，共有弃婴5277人入院。但此时的上海已经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天堂了，1960年5至6月，中央曾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因为营养不良，这些孤儿大多数都患了病，每天都有孤儿患病死亡。后来此事被当时主管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知道了，就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立刻想起了乌兰夫，他说：“克清同志，请你直接找乌兰夫同志商量商量，他可是解决困难的能手啊！”当时乌兰夫正在北京开会，康克清在北京饭店找到乌兰夫。那时，内蒙古牧业也正遭遇严重困难，不少乳品厂都停产了。但乌兰夫当即决定向上海紧急调拨一批奶粉、炼乳、乳酪。但这些紧急援助只能解决一时之急，当乌兰夫就此事征求内蒙古其他领导同志意见时，吉雅泰说：“我建议把这些孤儿都接到内蒙古来，分配给牧民去抚养”。乌兰夫听后大手一拍桌子说：“此法甚妙！

在得到周恩来的应允后，乌兰夫立即派人到上海去具体商谈孤儿移入内蒙古的联系接洽和准备工作。包括对包括对即将移入的孤儿进行健康检查，请育婴院代购代制孩子的衣服被褥等等。自治区计委专门给上海市划拨了上万尺布票指标，用于购置孩子衣物。对于这次孤儿移入，乌兰夫下达了“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指示，要确保一个不少地安全到达目的地。

　　内蒙古自治区达茂旗巴音敖包苏木，格日勒，孤儿，1957年出生，4岁时从上海辗转来到草原，被当地人家 收养。

艰难的“长征”

内蒙古与上海，可谓关山远隔，而且沿途气候多变，对于这些大部分营养不良、患有各种疾病的孩子来说，不是一次简单的南北大搬迁。1960年4月18日，最先到达上海的是包头的接运人员，负责首批100名孤儿的出塞任务。在这100名孩子中，1岁以下的有20人，最小的只有几个月，大部分孩子身体素质较差，这一路运送之艰辛很难想象。出发时，为应付北方的气候，上海方面为每位儿童准备一套棉衣，铁路部门专门腾出一节车厢，挂在列车的最后面避免与旅客混杂。据参与此次接送任务的护士王信生回忆，从上海出发时，车厢内非常热，医务人员给每位儿童脱下厚衣服，但车到长江时，当时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只能下火车换乘轮渡过江，因为江风很大，怕小儿着凉，医务人员又赶紧给孩子换上厚衣裳。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孩子开始发烧、咳嗽。而这才是刚刚开始，京包、京沪六七千里，运行三四个昼夜，护送这些孩子的医护人员的辛苦可想而知。参与过此次任务的刘丽恩大夫的日记记载了这次艰辛的旅程：

19日中午，发现一名水痘患儿，2名可疑者。即刻撤到病号组，内用S、D，规定10点、2点、6点为喂水时间，一天平安度过。

19日夜12点，小儿朱593号（朱是管理者的姓，593是被收养儿的序列号）突发支气管炎，体温上升到40度，出汗多、腹泻、口渴，加用新霉素口服。由景兰专护。

20日晨3时即做下车准备，5时到北京。这时朱593号面色发青，呼吸急促，肺内呼噜增加，给金霉素、链霉素、静脉补液。中午2时，小儿渐好转，面色红润，体温下降。6时开始吃食物，转危为安。

20日下午3时，上车返包头。途中气温由28摄氏度下降到12摄氏度，给孩子盖上棉被还冷，咳嗽、发烧小儿3―4名，21日晨发烧小儿又增加2名，角膜炎未能完全消灭。

接送人员平均每人要照顾四五个孩子，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这些孤儿们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据档案记载：1960年6月，呼和浩特市组成17人赴上海接运组，接运100名；7月，伊克昭盟，19人接运小组出发，接运100名；8月，哲里木盟，17人接运小组赴上海，接运60名……如同战争年代的“支前”，乌兰夫主席把整个内蒙古各个盟、市都动员起来了。在上海与内蒙古之间的列车上，洒满了医务人员的爱心和汗水，一个个幼小的生命从遥远的江南来到了广阔无际的大草原。孩子顺利到达内蒙古，可养育这些孩子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经过几千公里的颠簸，起初孩子们大都先被收留在城市的医院里，经过严格的体检、治疗后，再送进育儿院，这些收养孤儿的育儿院，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兴蒙，寓意内蒙古人丁兴旺、经济发展。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精心的照料。

这是一份呼伦贝尔保育院孩子们的食谱：

4―6个月的婴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10时牛奶；午后2时牛奶加菜水或米汤；下午6时牛奶；晚10时牛奶。

7―12个月的幼儿：早2时牛奶；6时牛奶；7时30分牛奶、馒头；10时30分牛奶；晚6时30分牛奶粥；晚10时牛奶。

大班儿童：一日三餐，每天一次早点，一次水果。

可以想象，在那个困难年代，为保证这些孩子的成长，当地人民付出了多大的牺牲。等到这些孩子们逐渐适应了内蒙古的气候，习惯了饮食、水土，就开始离开保育院，送他们到草原，找到他们的蒙古额吉（母亲）。

　 今年64岁的查干巴特尔与63岁的施仁巴乐，曾经都是都贵玛抚养过的28名“国家的孩子”之一，此后两人走到一起结为了夫妻，如今连孙辈都已经十多岁了。

面对曾经抚养过他们的“额吉”都贵玛，查干巴特尔用有些生疏的普通话表达着自己真实的感情：“谢谢我草原的妈妈。”施仁巴乐则用蒙语让儿子转述：“伟大的母亲！”

　　伟大的母爱是无词可颂的，是孩子们的血肉之躯的创造者！而伟大的额吉是养育孩子们的功臣，她们的爱是无与伦比的奉献精神！母亲，额吉，妈妈，都是祖国强大的后盾！

——红旗牧场职工子弟学校教师魏全珍

草原额吉·张风仙

　　“国家的孩子！”，这是三千名孤儿在内蒙古的特殊称呼。当牧民们听到消息后，纷纷骑着马，赶着勒勒车，来到保育院，申请领养孤儿。牧民们对待这些孤儿，就如同自己的亲生骨肉，留下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张凤仙是镶黄旗卫生院的一名卫生员，在领养孤儿的过程中，最后还剩六个比较大的孩子，她与丈夫商量后，把这六个孩子背着抱着都领回了家。

在困难时期，要想养活六个孩子，谈何容易，张凤仙为此累弯了腰，一次旗粮食局给他们发放三十斤大米作救济粮，张凤仙步行去旗政府背粮，一路大雪纷飞，她差点冻死在路上，被雪活埋。她自己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却倾力给孩子们创造学习的条件。“文革”时期，造反派在新华书店烧书，几个孩子从火堆里刨出两大捆书，从此，张凤仙就逼着他们在家里读书。正好，此时旗府中学的一位教师遭到批斗，强迫他下乡捡粪，这位教师是北京某高校毕业的高才生，张凤仙就把这位教师请到家，对他说：“你每天来给我家孩子教书，我管你吃喝，每天还送你一筐牛粪回去交差。”

就这样，草原上那座破旧的蒙古包变成了一个“家庭学校”，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恐怕也是草原上唯一的一所家庭学校，六个辍学的儿童受到了正规的文化教育。“文革”之后，奇迹出现了，这六个孩子，两个考上了重点大学：老大巴特尔考上了南京气象学院，小妹高娃考上了南开大学；两个男孩参军入伍，晋升为军官；两个留在草原，当了干部。

在照料他们的几十年中，张凤仙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但直到去世，几个孩子始终都叫她张阿姨，没有叫她“妈妈”，张凤仙告诉他们：“你是国家的孩子，你的妈妈在上海，你叫我‘阿姨’”。据她的邻居回忆，“那年，她的大儿子受了伤，在医院里抢救。她在手术室外面边哭边说：‘要是孩子的父母知道孩子在我这里受伤了，不知道该有多心疼呢。我对不起他的父母，也对不起国家。’”蒙古牧民并没有死后立碑的习俗，但在张凤仙去世后，几个孩子给她立了一座碑，墓碑上写着：“母亲，张凤仙之墓。”在坟前，他们终于叫了她一声妈妈。“我们也是蒙古族人，知道蒙古族没有立碑的习俗，但是我们6个就想让世人知道，这里安息着一位多么伟大的母亲。”孩子们说。

类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每一个养育孤儿的家庭里。在温都尔庙保育院，本不打算领养孩子的敖根额吉看到了一个不满3岁的男孩，他拖着残腿、无药可医的样子一下就打动了她。把他领回家后，阿爸给他起名朝克图（蒙古语：朝气蓬勃）。一辈子也没站起来过的朝克图跟所有的同龄孩子一样长大，上学、就业、结婚，养父母还给他操办了西苏旗空前规模的盛大婚礼：“我的朝克图是‘国家的孩子’，婚礼一定要隆重排场，不能对付。”而今，朝克图已经有了三个健康的孩子。（摘录老衲读史2）

　　“草原母亲”张凤仙夫妇和她收养的6个孩子及家人的全家福。新华社发

　　据锡林郭勒日报近期报道，时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医院院长的姜永禄是“三千孤儿入内蒙”故事的亲历者。1958年，他参与“安徽孤儿入内蒙”后的抢救医治工作；1960年，他作为领队，带领接运小组从上海再接回300名孤儿。时光荏苒，姜永禄现已年近90岁，回首长长的岁月，姜老为我们讲述了那段有着深刻历史意义的感人往事。

　　接运小组部分成员合影，照片拍摄于1960年9月。后排男士为时任阿巴嘎旗医院院长、接孤儿领队姜永禄。

　　右一站立者是被阿巴嘎旗宝格达乌拉苏木牧民领养的上海孤儿阿拉坦其其格，和同学一起等待接种麻疹疫苗。

　　这是内蒙古巴音策勒牧业社的保育员和幼儿们玩耍（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右一为1958年从安徽省接入锡盟苏尼特左旗被牧民收养的孤儿，手里牵着的是她的女儿。

　　其日麦拉图（左）和老伴查看新出生的羊羔。（连振 摄）

在广袤的内蒙古边境草原上，其日麦拉图的家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海拉图嘎查，这里地处中俄边境。61岁的其日麦拉图与妻子在照顾牛羊的同时，还经常骑马巡边，为守护边疆安宁出一份力。

1995年，其日麦拉图担任嘎查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8年。其间，他带领牧民投入嘎查牧业生产和生态建设，使群众收入逐年提高，他们嘎查也成为全旗机械化程度最高、疫病防治和棚圈建设最好的嘎查。其日麦拉图为嘎查工作了23年。他回忆说，下乡救灾保畜、防疫统计、扶贫解困，有时一走就好几天。“那时候家里人力不足，爱人要照顾3个上学的孩子，我一出门，家里的牲畜就经常没人照看。对这些困难，全家人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其日麦拉图说。

绣孩子的名字时，父母该是怎样的心情

　　纪念“乌兰夫诞辰一百周年”活动，后排为当年的南方孤儿。

　　上海孤儿代表参加乌兰夫紫砂雕塑揭幕仪式

60年代我区移入内地孤儿的回忆

夏提

我是一名离休干部，１９４８年中国医大毕业后在部队当过军医，转业到地方后在卫生部门工作。我有幸参与了１９６０年内蒙古草原大批移入内地孤儿这项我区民族团结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在我的记忆里，这件事当时没有见诸报端，但到1983年自治区召开民族团结表彰大会后，各家新闻媒体纷纷采访报道了来自锡盟镶黄旗的蒙古族妇女张风贤抚养六名上海孤儿的先进事迹。从此，草原人民抚养内地孤儿的生动事迹广泛传播开来，后来被作家艺术家们写成书、排成戏并搬上了银幕、屏幕。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初，中国经历了罕见的自然灾害，由于粮食匮乏，被送到孤儿院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上海等地的一些孤儿院人满为患，粮食和奶粉严重不足，营养不良和患病的孩子越来越多，还不时有一些孩子因为饥饿和生病死去。为解燃眉之急，乌兰夫同志代表自治区政府做出了由内地向我区移入三千名孤儿的重大决定，并责成自治区卫生厅、民政厅、计委、财政厅等部门，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统一协调移入内地孤儿的具体事务。１９５８年，开始从安徽等地移入了少部分内地孤儿。大规模的移入内地孤儿是从１９６０年开始的。根据乌兰夫同志“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指示，卫生厅成立了专门的办公机构，我在这个办公室工作。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起草移入儿童相关计划、方案、报告等文件。记得当时我为厅党组拟稿的文件大约有十多份。如：关于育婴机构名称的通知、关于移入儿童领养问题的通知、移入儿童经费预算报告等等。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天天加班加点。当年卫生厅给计委、财政厅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根据自治区主席联合办公会上所作的为繁荣与发展民族人口，１９６０年由区内外移入儿童２０００名，在卫生事业费上追加１００万元作为移入儿童的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决议精神，我厅再次研究，将原报１５０万元预算，压缩至１１０余万元，超出的部分，因确实无法再压缩，拟由我厅１９６０年度卫生事业费内调剂解决”。

１９６０年四月初，我受卫生厅党组的委派，和另一位同志一起代表自治区到上海联系接运孤儿的具体事宜。当时我们住在上海的和平饭店，每天往返于上海市政府、市民政局、育婴院和铁路部门之间，做着各项联系接洽和准备工作。包括委托上海市医疗机构对即将移入的孤儿进行健康检查，请 育婴院代购代制孩子的穿戴用的衣服被褥，为了给移入孤儿装备衣物，自治区计委专门给上海市划拨了上万尺布票指标，用于购制孩子衣物。对于接运途中所需用的物资也提前在上海委托进行采购和准备，并积极和铁路部门进行联系，请求给予关照。

在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通知包头市第一批接运人员于４月１５日从包头市动身到上海接运首批１００名孤儿。对于这些大部分营养不良、患有各种疾病的孩子来说，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南北大搬迁。在这１００名孩子中，１岁以下的有２０人，最小的只有几个月，大部分孩子身体素质较差。从上海到包头当时需要四天的路程，这无疑是一次艰难的“长征”。为确保孩子们在旅途中不出现任何问题，一个不少的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成立了临时接运领导小组，由我和护送单位上海育婴院、接收单位包头市的领队三人共同组成临时领导小组，负责整个接送途中的组织领导工作。我们把保育员、医护人员编成组，轮流昼夜交替照管孩子。喂奶、喂饭、喂水、把屎把尿，换洗晾晒尿布。由于南北方温差大，在旅途中有数名婴幼儿患上了感冒，经过我们随行医护人员的积极救治，均转危为安。为了照顾好这些孩子，所有参加接送的人员都尽职尽责，平均每个人要照顾四五个孩子，好多人夜以继日地工作，眼睛熬红了，嘴上打起了水泡，却没有一丝怨言。铁路部门为我们专门腾出一节车厢，挂在列车的最后面避免与旅客混杂。经过四昼夜的艰辛，于４月２１日顺利地把第一批孤儿一个不少地接到了包头市，圆满完成了厅党组交给的任务。

此后，各盟市相继行动，分赴上海、无锡等地接收孤儿。那一年，全区１０个盟市共移入和收养孤儿１９８３名，基本完成了原定的年度收养计划。全区各地共办起１０所较大型的育婴院，并有１１个城市和３７个旗县市收养了孤儿，在各级育婴院扶养。各级党组织对于移入内地孤儿这项工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在最困难的年代，对这些移入孤儿在生活方面给予了特殊的照顾，特别是乌兰夫同志在１９６０年先后两次到自治区及呼盟育婴院进行视察慰问，并给孩子们赠送慰问品，极大地鼓舞我区各族群众和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和分散扶养后，绝大多数孩子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被牧民和无子女的职工领养回家。

这段经历过去四十七年了，转眼间我已经年近８０岁了，当年的这些孩子在草原各族人民的无私养育下也成为内蒙古各条战线的建设者。

电视剧《国家孩子》剧照～额吉

　《额吉》雕塑

　 为纪念“三千孤儿和草原母亲”的感人故事，弘扬民族团结进步精神，促进社会和谐，2017年锡林浩特市修建了《额吉》雕塑一座，雕塑主体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14.5米高的红色哈达，是由著名蒙古族艺术家萨那巴特尔先生书写的蒙文“爱”字。

第二部分为雕塑的核心叙事部分，以草原母亲赶着勒勒车带着三名“上海孤儿”赶路的瞬间为题材而创作；

　 第三部分为镶嵌在底座上的六块浮雕，镶嵌了6块浮雕和6块碑文，6块浮雕由6张真实图片构成，6块碑文则以叙述上海孤儿和草原母亲的故事为主题，以蒙汉两种文字进行展示。

三千孤儿和草原母亲

“三千孤儿”--共同的身世，牵动了中央与地方，跨越了南方与北方。“草原母亲”--谨以人类最伟大的称呼“母亲”为之命名。大爱无私，谱写人性最光辉的赞歌。

“国家孩子”----专属的名字，成为镌刻在他们命运中独有的历史印记。

　 “乳浓于血”----他们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生命邂逅中，播撒了民族团结的种子。

内蒙古草原上有一批特殊身世的人。他们离开自己的故土，却走上了回家的路；他们是孤儿，却在蒙古包找到额吉和阿爸；他们没有蒙古族血统，蒙古语却成了他们的母语。

锡林郭勒盟是最早接受南方孤儿的地区。1958年9月，从安徽省接受了第一批308个孤儿。1960年至1963年，内蒙古共接纳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三千余名孤儿。其中锡盟接纳了888名孤儿。

永恒的母爱在内蒙古草原上耸立起精神丰碑。孤儿不孤，从此有了额吉、阿爸，有了新的名字、新的家。关乎救助的迁徙之路到达了目的地，关乎养育的艰难岁月、关乎成长的漫漫历程、关乎大爱的感人故事才刚刚开始。

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国家的孩子”，要他们记住党的养育之恩，渴望孩子朝气蓬勃的长大成人，成长为草原上有用的人。

牧民们给他们起的名字都饱含着深情的寄予和祝福。

草原母亲，用博大的爱将这些幼小生命永远揽在温暖的怀中。那些传奇故事，永远铭刻在苍穹之下、流传在草原之上。

血乳交融流淌着生命的赞歌 讲述着民族团结的佳话。

在草原额吉温暖的怀抱里、在北方阿爸雄浑的马背上，“国家的孩子”渐渐长大。如今他们已年过半百，多数已是儿孙满堂，无论扎根在草原还是到其他地方工作生活，他们已经和草原、草原母亲融为一体。

三千孤儿是种子，是纽带。他们的经历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更是一个国家自上而下的人文关怀；是一个民族愈久愈浓的深沉情感；是草原人民用奉献、包容的精神对国家责任的高度诠释；是超越地域、超越血缘、超越民族的大爱彰显；是三千孤儿和草原母亲共同抒写的一首民族团结的赞歌，永远在岁月中传唱。

　颂曰：廿世中叶，时难岁荒。南方羸孤，饥困无粮。托孤内蒙，情牵中央。三千幼子，待哺牧乡。草原母恩，育儿琼浆。旷古之举，类所未尝。秉善执义，青史流芳。厚德无私，博爱无疆。羽丰志满，图报未央。民族和合，根脉绵长。休戚相助，同济守望。国盛运亨，福泽黎苍。

　　 锡林浩特市政府 敬立

时值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年 铭文以记                              

　 公元二零一七年五月一日  

　　2021年3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齐心协力建包钢”的热血故事，“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都来自于我们党的历史，都是鼓舞斗志、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的珍贵精神资源。

　　2021年10月，高伊老师编辑的《永恒的记忆·照相册》，内有生活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国家孩子”的单人近照87幅，集体合影像5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