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是故乡明

玉兰

  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刘国麟都记得当年他的入党介绍人许高对他说的那番话：“如果你能把生命交给党安排，那你就入党。如果做不到，你就不要加入。”

  那是1966年12月，一个颇为寒冷的日子，他在广东省英德华侨农场的一间小屋里，第一次听到有人对他说出如此庄重严肃、让人心头滚烫的话。

  “我能吗？”他问自己。本来忐忑不安的心不由沉甸甸起来。

  一个人在想着做某桩事情的时候，一定不会无缘无故，总有一些来龙去脉。为什么想入党？入党的目的是什么？

  一切都要从21年前说起。

  广东梅县乃广东省著名侨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国破民苦，“下南洋”潮兴起，不少年轻后生离乡背井去海外寻找生机。刘国麟的父亲刘淡华也在父母的安排下，跟随外婆家的一位吴姓远亲从梅县的松口镇上船，过大浦，到惠州，转香港，再从香港搭乘远渡南洋的大船。1904年出生的刘淡华，在家中排行老二，上面除了大哥，还有四个弟妹，幼时家贫，读书竟采取“今天你，明天他”的轮流制。纵如此，也只读到二年级便辍学回家。到印尼后，刘淡华就在吴姓远亲家当伙夫，烧火做饭，打下手。过了两年刘淡华开始出去独立门户，向人学着做点零碎生意。运气不错，遇到一个经营货物又非常讲义气的福建老乡，任他赊账拿货到市场售卖，竟存下些本钱，盘下一个小店。刘淡华奉父母之命回国成婚，随后将妻子带到印尼生活。因不懂得如何避孕，这对年轻的夫妇在十多年间竟相继生下了12个孩子。这些生在异域他乡的孩子，因奶水不够，加上看顾不周，竟大多夭亡，只余三个存活下来。1940年最后一个孩子降生，产妇因难产大流血而死。36岁的刘淡华忍痛将妻子掩埋，亲自将十岁的女儿带回故乡交给母亲抚养，自己仍出海回到印尼。再过一年，只有18岁的少女黄和云又被刘淡华的父母经由“水客”送到印尼，刚经丧妻损子之痛的刘淡华无奈又成为丈夫，他们又一连生下六个孩子，1946年2月，第三个孩子呱呱落地，他便是刘国麟。

  刘国麟出生在印尼的龙目岛。此岛位于印尼巴厘岛的东面，天气若晴朗彼此可以相互遥望。岛不大，从东到西76公里，从南到北54公里。岛上有印尼第二大高山，高达3776米，还常有火山爆发，土地非常肥沃，最有名的出产有黄牛、大米、花生、椰干、木薯等。刘国麟一家人就生活在半山腰上一个名叫“古邦”的小镇上。

  小镇仅十来户华人。刘淡华未想到小自己18岁的妻子黄和云虽然连名字也不会写，语言能力却很强，几年下来，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印尼话。在苦水中长大的她，又特别体恤穷苦人，渐渐和当地穷困的土人打成一片。这些土人就喜欢到刘家的店里来买东西，也因此，有几年他们家的生意还算过得去。

  虽然如此，由于子女众多，加上刘淡华又坚守一条——子女一定要读书，有文化，所以家里的日子依然是仅够衣食，没有多余的闲钱。刘国麟自懂事起，常看到一幕的是父亲向一个经营汽车油站的“伯伯”借钱，虽然那个“伯伯”是他熟悉的，也非常喜欢幼小的刘国麟，但还是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求人很难，很难。

  刘国麟的第一笔学费也是借来的。父亲的艰难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读书非常用功，考100分是常事。虽然六岁多就离开父母到“玛华小学”上学，自己洗衣服，照顾自己，但他很倔强，不求人。家里穷，没有零花钱，刚开始总是受人欺负，人家打他也不敢还手，到后来慢慢反抗，反而不再挨打。在父亲的教导下，小小的刘国麟右手写字，左手打算盘，一双亮晶晶的眼珠子左睃右看，显得十分聪明可爱，刘淡华很喜爱这个儿子。

  如果没有1950年代末开始兴起至1960年代中达到顶点的印尼“排华”事件，刘国麟的人生将与今日完全不同。镇上的学校只读了四年就被当地政府封了，不久军人驻扎进来，这下急坏了刘淡华：他的儿子不能没有书读。于是设法转到离家60公里的“籍华小学”继续读一年。小学毕业后，又送到港口城市“安斑篮”的“龙中中学”读了两年零三个月的初中。不久，这所学校也被强令关停，刘国麟姐弟无学可上，不得已回到家中。不久家里又遭遇“抢店”，刘国麟亲眼见到自己家里的店被一群当地人围住：有的砸门、有的砸东西、有的抢东西。家人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眼看生意做不成，只得关店。可关店后吃什么？这时刘淡华就想着要回国。一是该继续完成刘国麟姐弟俩的学业，不能再耽误下去了。二是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始终还是要回去。他跟家里人经常唠叨的一句话，是“死也要把骨头埋到家乡去。”这时，刘淡华在南非当中华商会主席的最小的弟弟写信来劝他们慎重考虑，是不是到其他国家看看。可刘淡华认定了要回国，说苦就苦，在自己的国家起码也是安全的。不久家里为每个人做了一个柚木箱，每人买了几身换洗的衣服。刘淡华决定让刘国麟与姐姐先回国。他送姐弟俩到泗水上船。泗水是刘国麟第二次来，之前父亲曾带他经巴厘岛到此来看哥哥，还曾到巴厘岛停留一晚，他记得那晚到中华商会办的影剧院看了电影《董存瑞》，之前刘国麟还看过电影《祖国的花朵》，在学校也时常可以看到“中国画报”，这些润物细无声的教育都给他以后的人生打下了浓浓的底色。

1960年10月，刘国麟姐弟俩乘这艘轮船回国。

  因等不及，刘国麟和姐姐坐上了3000吨级名叫“大宝安”的货轮回国，满船都是中国人。告别时，父子三人都流下了热泪。父亲安慰姐弟俩说，一旦有船家里人就很快回来，一直等到第二年，父亲才带着家人回到祖国，最后在梅州蕉岭华侨农场安家落户。只有两个哥哥还留在印尼，两个人目前虽已年迈仍未加入印尼国籍。

  1960年10月21日，刘国麟和姐姐在广州黄埔港上岸，很快安排就读位于暨南大学隔壁的“广州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姐弟俩分在同一班。刚回国，有些生活习惯要慢慢调整，刘国麟记得，他们这些在东南亚国家生活了十几年的归侨孩子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甜食，而国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糖”太金贵了。但情况还是反映上去了，不久，这些归侨学生每月都收到了一斤“片糖”和一包“稻草饼”。当时的惊喜和感动永远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在该校读书的三年时间里，有两个人对刘国麟影响最大，一位是该校校长陈子广。早在192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陈子广，曾旁听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后历任江西南昌市公安局长、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广东省侨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这位老共产党员把这个有二千多名归侨学生的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尤其是“红色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抓得有声有色。他不仅自己带头讲共产党人的故事，还请来了专门的“说书人”，将“红岩”的故事讲给这些年轻的海外归侨学子听。当“说书人”在台上讲到“江姐”如何英勇就义时，台下响起一片抽泣声，那是满操场坐着听的学生们发出来的。刘国麟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幕。他从未一次流过这么多泪，心灵受到强烈地震撼。

  第二个人是他们班的政治辅导员，名叫翁惠，这位性格温和、做思想工作很有一套的女老师，给刘国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在她的帮助下，1962年5月他加入了团组织。共青团员的身份，让他的精神有了一种高度的自觉，他意识到自己与刚回国时完全不一样了，如今的他是一位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命运已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读书期间，刘国麟和他的同学们在学校的组织下，广泛地深入社会，接受教育，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广州郊区一个叫“棠下”的生产大队——1958年4月毛泽东主席曾到此视察。他们下田劳动，住的是仓库，睡的是稻草，吃的是粗粝的米饭，不觉得辛苦。通过教育的他们已懂得，比起那血雨腥风的年代，这一切根本就不能算苦。

  1964年的夏天，刘国麟高中毕业了。这三年，他因聪明好学、思想纯朴、热情向上而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此时国家号召广大青年上山下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刘国麟心里打定了主意，他决心要像主席所说的那样，到广阔的天地去经风雨受锻炼。所以当学校的教务处洪主任找到他，说考虑他年龄小，个头也不高，校方准备安排他去做一名小学教师，或者到工厂去当一名学徒工，问他愿不愿意时，刘国麟婉言谢绝了学校的好意。

  1964年9月13日，刘国麟来到了拥有一万多人的“英德华侨农场”，他成了知识青年——那个年代最具时代标签、也最为引人注目的热点人物。同来的这批108位知青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王玉兰等人，她也是印尼归侨，他们当年是坐同一艘船回国的，只是那时彼此不识。

  到农场，说是知青，实际上与农民无异，干的都是农活、重活、苦活，肚子还吃不饱。但此时的刘国麟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着满腔的热忱，他积极投身到农场的各项生产活动中去，虚心向老农工学习农活技艺，不久就成了“插秧能手”，一天能插一亩多田。令人称道的是，他以实际行动“向雷锋同志学习”，每个月从15元工资补贴里拿出3元来帮助身边有困难的同事。那时的3元钱，数目少，可非常管用。他的所作所为渐渐吸引了党组织的目光，1966年12月刘国麟对着党旗庄严承诺：愿意把生命交给党安排。只有20岁的刘国麟就这样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不久大运动降临，他未能幸免，被安上了“小特务”名义，在农民的草垛里躲了五六个晚上才逃过一劫。到了70年代，农场提出抓经济作物，刘国麟被委以重任，担任茶场的团委书记，他带着几百名团员日夜奋战，种下了万亩茶园。在作业区工作期间进行“采茶试验”，反复摸索后，实现了整个作业区生产队每人每年都能采摘茶叶一万斤的目标，成为省“万斤采茶队”的宣传典型。在味精厂工作期间，他又在如何提高产量上动起脑筋，成功培育出了“高产谷氨酸单纳发酵菌种”，使味精生产中的发酵工艺周期从28～33小时变为18～22小时，引起业界关注，在全国味精工业第四协作区第二次交流会上（韶山召开），刘国麟作了经验发言。就这样，在农场15年，他从最基层的记录员、记分员开始干起，后来慢慢当上了组长、作业区党支部书记、茶场团委书记、味精厂厂长等，到1977年7月，刘国麟成了英德华侨农场最年轻的正科级干部。

  正是刘国麟不怕苦、肯钻研的精神让省华侨农场管理局的领导看上了他，问他愿不愿意去深圳，那里正在搞经济特区，需要大量的人才。刘国麟满口答应，去，当然去。领导说，深圳很艰苦呢，连青菜都没得吃，你要考虑清楚。时刻关注国家建设的刘国麟早就知道几百里外的深圳正在热火朝天地搞开发建设，他坚信，只要是中国共产党人认定要做的事，就一定能做成。他太想参加到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行动中来，生活上的一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这样，1979年12月，刘国麟正式调到了省沙河华侨企业公司，他是进入该公司的第14名国家干部。

回国后即入读“广州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

1964年下乡到“广东省英德华侨农场”。

一排右一为年轻的刘国麟。

  1980年的深圳华侨城还不叫现在这个名字，是由省华侨企业公司行政代管下的沙河农场，遍布蚝田、稻田、山岗和小树林。刘国麟初来乍到，被任命的第一个职务是“光明洗衣厂厂长”。厂子还未开业，他的任务是协助基建办建厂房，每天忙着量地、量山头、迁坟。这个活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就是脚不停步，与人磨嘴皮。一年不到，他穿烂了两双解放黄胶鞋，人瘦了一圈，与当地的老百姓也混熟了。只是建房子对于他来说是个新鲜活，为了尽快熟悉业务，他拜一位懂行的新同事“曹工”为师，每天提前半小时来工地学习：材料怎样摆放才合理？工程怎么验收？质量如何把握？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厂房建设顺利进行。不久，洗衣厂厂房建好了，设备也就位了，可随着深圳市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红树林等被确定为“自然保护区”，洗衣厂的开工遇到了问题，工厂必须完善污水处理设施方可开业，作为投资方的香港老板经盘算后打退堂鼓了。洗衣厂当时被沙河企业公司的人称为“老五篇”（另外四个为光明华侨电子厂、汽车修配厂、毛织厂和家私厂）之一，它的撤资无疑打击了人们的信心。一时各种言论也来了，最难听的莫过于“沙河华侨企业公司的那些人哪里懂什么招商引资？他们都是农场来的，只会种草。市里还是收回这块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为好。”听到这番话的刘国麟同大家一样心里不好受，他最怕被人说“没文化”。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在农场的日子里，他一边工作，一边坚持自学，学得最多的就是毛泽东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两本书，由于翻得太多，那两本书的角都被磨破了。但现在要搞工业区开发，没有现存的书本可读，也没有任何可资参考的经验，他心里急了，很快报名上“夜大”，白天工作，晚上学习，把休息的时间压缩到最低。

  1980年到1985年这几年，是刘国麟人生重要的一个转折期。他来到了特区，可一切都是全新的，必须从头学起。不久他改任公司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同时兼了“沙河织唛厂”厂长，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他把这个厂的整套人马都带出来了，很快名声在外。有个香港老板专门找到他，愿以25万年薪来聘请他，刘国麟拒绝了。1984年，他又被派到深圳湾大酒店——深圳第一家四星级酒店工作，在赴港学习的那个月时间里，他扑下身子，眼听手记，回来后担任了一年的行政部经理（即驻店经理）。深圳湾酒店的开业当时轰动了整个亚洲，也因此成为早期深圳的重要地标。为了配套服务，酒店还开了一个450平方米的临时商场，商场建设耗时18天，开业仅25天净赚了28万，这个业绩震惊了所有人，酒店方非常感谢刘国麟，令人给他办公室装了一台空调。刘国麟笑称，那可能是华侨城这块地面上装的第一台空调。1984年8月，沙河华侨企业公司党委实行政企分开，他被选为了党委书记。1985年11月，深圳特区华侨城建设指挥部正式宣告成立，省沙河华侨企业公司连人带名下的众企业一并划入该部，成为华侨城最早最核心的实业。刘国麟见证了华侨城建设指挥部成立的历史，也从此开启了他在这片热土上奋战二十年的难忘岁月。

  对于深圳来说，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华侨城也不例外，到1980年代末，旗下企业已多达134家，涉及电子、饮食、纺织、包装、汽修、家具等三十多个工业门类。面对资本分散、规模不一、难以形成拳头产品和支柱产业这一状况，华侨城决意紧紧抓住国企改革的机遇，走出一条卓有成效、别具风采的道路来。要大踏步前进，必须轻装上路。他们开始下狠心对自己的企业“动刀子”：该盘活的、有前景的注入新鲜血液；没有活力甚至已半死不活的就让它“寿终正寝”；潜力大、竞争性强的就着力发展。身为企管部（后面又改为企划部）总经理的刘国麟义不容辞地拿起了“手术刀”，用了三年时间，分门别类地对这些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共涉及40多家企业（资产量达九千余万元）、上千名职员。该项工作的顺利完成，为华侨城重点培育消费类电子、房地产业和旅游业等三大支柱产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回首那三年时间，刘国麟感慨地说，“处理”一个企业比开办一个企业难得多。主要涉及到企业的债权债务处理和员工的妥善安排问题，很考验人的智慧。那次调整，共“处理”了3500人，绝大部分人对自己的去向满意。

  刘国麟的能干渐渐在华侨城指挥部出了名，也因此成了领导的左膀右臂，他“连任”了三届领导（马志明、钟云天、任克雷）的“助理”，1994年12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深圳特区华侨城第一届党委委员”，2000年又兼任了华侨城第四届侨联副主席，成了华侨城三四千名归侨及侨眷的“贴心人”。

  进入千禧年，刘国麟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变化。总裁任克雷找他谈话，要把他派到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和工会主席。为何派他去？此时作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康佳集团在2001年出现了6.9亿元的严重亏损，如果2002年继续亏损下去，将被“ST”。董事局经过研究，提出战略转移要求，同时派经验丰富的刘国麟去加强党的建设和队伍管理。刘国麟可谓“临危受命”，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初入党时就承诺一切听从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此时已有35年党龄的他更是豁出去了，要想尽办法救活这盘棋。

  千斤重担在身，刘国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既然企业“生病了”，就要把“病因”找出来。时间不等人。他上班第一个来，下班最后一个走，看资料、找人谈话、苦苦思考，很快搞清楚了这个拥有上百亿资产、30亿净资产的企业到底遇到了什么难题。他从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入手，提出了完善法律体系和监督机制、开展各项旨在调动干部职工积极性的“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工青妇团的带头引领作用，得到了集团党委的大力支持，整个2002年，就是“凝心聚力求生存”的艰难的一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年实现扭亏为盈。刘国麟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他没有辜负组织对他的信任。

1985年10月，深圳特区华侨城建设指挥部宣告成立。

当年的聘书

1984年在深圳湾大酒店前留影。

2006年刘国麟带领康佳集团有限公司的六百多名员工重走“红军长征路”。

  2007年，一直负重前行的刘国麟退休了。他稍稍松口气，有了时间回望来时路：从1960年10月到2007年10月，47年岁月，把他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归国青年，锻造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能干的企业党委书记，这里离不开党的培养，也离不开他个人的奋力拚搏。他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收获了众多荣誉，且来看看他来深圳后这些年取得的成绩：

  1994至1998年，连续四年被华侨城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8年4月，当选为深圳市南山区第三届人大代表；1999年至2000年，被中共华侨城集团公司委员会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2004年6月，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评为“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2004年6月，被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石依旧枕江流”，时代不同了，已退休十多年的刘国麟对往事一点都不伤感，只有无尽地怀念，怀念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怀念已故的父母妻子，怀念所有帮助他、让他感动、令他难忘的领导和同事们。

2019年7月

《南山文艺》秋季刊全文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