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开国大典照片拍摄纪实

后山老赵

　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拍摄纪实

—— 老摄影家杨振亚回忆口述

      拍摄完新政协会议后，组织上通知我，准备拍摄开国大典。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特别激动，想到我可以登上天安门城楼近距离拍摄毛主席了。

       9月30日下午，孟昭瑞、吴群、杨林和我，我们几个华北画报社（注1）记者，一起去天安门广场踩点儿，孟昭瑞还给我们三个人拍了张合影，背景是天安门。
　　为了万无一失的完成好拍摄开国大典的任务，10月1日上午，我又抽出时间上天安门城楼考察拍摄环境，那也是我第一次登上天安门。我是沿着西边斜坡马道上去的。那天早晨还下了点小雨，下午天气才逐渐有点放晴。
吴群同志是整个开国大典的摄影工作的总负责，在这之前他招集我们开了个会，确定了东北画报社的吴正青（后调到新华社工作）、北平电影制片厂的侯波（女，后调到中南海摄影科，专职负责毛主席的摄影工作）还有我三个人上天安门，吴群还介绍了开国大典的整个流程。
登上天安门城楼，我仔细观察了拍摄环境，还将光线、角度、方位等拍摄要素一一记在心里。我还预先规划了开国大典仪式过程中每一阶段要拍摄的内容。

      左一是杨振亚。

当时北京的敌情还是很严峻的，就在新政协会议筹备期间，国民党的飞机还在京郊南苑机场上空投下炸弹。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上级主管部门最初协商开国大典的地点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在天安门举行，另一个是在西郊机场举行。

　　在开国大典举行前夕，大会指挥部曾经提出一个要求：凡是参加开国大典的工作人员，包括记者，特别是受阅部队，即使国民党飞机在天安门上空扔炸弹，都要原地不动，保持队形，保持阵容。可能也是基于安全考虑，开国大典的时间被安排在下午3点举行。因为台湾来的飞机一般不会下午来，天黑之前怕飞不回去。

      10月1日当天下午，我提前一个多小时到达天安门城楼，从城楼上看到广场上十几万人的游行队伍他们都已经提前入场了。那天，我背着两部德国制造的相机，一部是20世纪40年代初生产的35毫米徕卡F2相机，可以拍36张照片。另一部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生产的折叠式120蔡司相机，可以拍16张照片。这在当时摄影记者中算是不错的。

       在城楼上等待中央领导到来的时候，我也没有手表，也不知道具体时间。怕待会儿时间很长，就想先去楼下方便一下。在我返回的路上，就从广播喇叭里听见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各位委员就位。乐队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我赶紧往回跑，这时候就听见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就在我上楼的时候，已经开始升国旗了。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那是非常庄严肃穆的时刻，我也赶紧站立脱帽。等升完国旗我才赶紧回到城楼摄影位。打开相机开始拍摄毛主席在群众的掌声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场景。在他读到“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句的时候，城楼上下一片欢呼声和掌声。

      我没有拍到原来预想的毛主席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以及毛主席按下升旗按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镜头，至今都感到有些遗憾。

       我的摄影位置是在毛主席站立位置的右侧（西侧），距离毛主席大约两米多远的位置。在此之前，除了在政协会议上给毛主席拍过照，没有如此近距离观察过毛主席。这次如此近距离，这么长时间，我能近距离的观察毛主席，抓拍毛主席最神采的瞬间，我心情非常激动。这个位置也十分特殊，城楼上的空间很小，也有局限性。随便移动一下都会遮挡住广场上群众观看毛主席的视线。因此在城楼上拍摄时，我几乎没有动过位置，移动范围也牢牢地控制在前后左右两米之内。阅兵和群众游行期间，我还拍摄了毛主席与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交谈的多个镜头。我很满意的是，我还拍到了毛主席向游行的群众招手和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毛主席向空中招手的画面。

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

毛主席和老帅们。

毛主席向游行群主招手致意。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一）。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二）。

毛主席和李立三同志。

毛主席向游行群众招手致意。

毛主席向空军招手致意。这张照片是当年转载最多的一张。

周总理向游行群众招手致意。

       后来，我又从观礼台后面绕到天安门城楼的东侧，俯拍部队通过天安门的场景和群众游行队伍的场面。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直到自然光已经无法满足拍摄需要（那时我手上只有100定的胶卷），我才收起相机。之后，天安门广场上灯笼、火把全都点燃。天空中燃放着礼花。群众游行队伍就在这时开始，游行队伍分东西两个方向开始，他们高呼着“中国共产党 万 岁！”“中华人民共和国 万 岁！”“中央人民政府 万 岁！”一队队走到天安门的金水桥前，群众高呼“毛主席 万 岁！”毛主席则在城楼上的主席台前边，向前探着身子，不断地向群众挥手，不断地高呼“人民 万 岁！”“同志们 万 岁！”

朱总司令前往长安街检阅三军仪仗队。

解放军坦克通过天安门。

      我印象里，拍摄开国大典一共用了3卷胶卷，徕卡相机的那卷只拍了一半。每拍摄一张照片，我都要尽量选取重要瞬间。这些胶卷被连夜冲洗出来，第二天拿到的照片。有十几张是自己比较满意的。

       开国大典拍摄完成以后，我就回到华北画报社，进入正常工作。回想起来，拍摄开国大典虽然有些遗憾，但是能够作为三个摄影记者之一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记录这一震撼世界的伟大历程。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和骄傲。     

      1951年五一劳动节，我军换装大檐帽后第一次阅兵。我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也参见加了拍摄，那次就没有上城楼，是在广场上拍摄阅兵方阵和游行队伍。

1951年五一节，天安门下面的观礼台。

- END -

编者后记：我岳父杨振亚，今年95岁了。当年和他一起上天安门城楼承担拍摄开国大典任务的三位记者，如今只剩他一个人了。年纪大了，记忆力也减退了，但是对于70年前参加开国大典的事情仍然记忆犹新。我退休以后一件大事就是帮助他整理、修复他过去拍摄的照片。要把老底片扫描、翻新，工作量很大。要去除照片上的污渍、霉点和划痕，有的照片人物眼睛是闭着的，还要想办法在不留痕迹的前提下让闭上的眼睛睁开。总之不能懈怠。我是把它作为一项神圣使命来完成。

注1：1951年解放军华北军区《华北画报》社改为《解放军画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