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年代姐妹情

冷雾

<h3></h3><h3>——访原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审计员刘融</h3><h1></h1><h5>冷雾/撰文<br>翟若冬/图片</h5> <h5>▲原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审计科长沃野(左)与审计员刘融在北京家中。</h5><p class="ql-block"><br></p> <h3>  初春时节,家居北京的刘融打算回沈阳看望老战友。行前,她来到朝阳门外中纺里看望93岁的沃野大姐。满头银发、步履蹒跚的大姐一见到刘融,脸上立刻绽开了慈祥的笑容:“小六子呀,我走不动了,你到东北代我向战友们问好吧!”望着和蔼可亲的沃姐,听到久违的乳名,一股暖流不禁在刘融心里涌动,又想起了60多年前的往事……是沃姐领着她迈上了革命道路的第一步。 </h3> <h3><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一)</div> 刘融的家乡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通辽县,这里是通往辽宁、吉林的重要交通枢纽。她家在当地属于富有殷实的商户人家,父亲叫刘荫荣,在日本侵占东北前,曾任通辽县商会副会长。先后开办了德源兴丝绸店、福源兴鞋帽店和专营皮货店。家居四合大院共有正房厢房15间。 日本人侵占领通辽后,伪政府派人找父亲出来当商会会长,他秉性耿直,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政治上没有随波逐流,商贸经营处处遭受排挤压制,以致家业逐渐衰落沦为坐吃山空。抗战胜利时家里只剩5间房,靠一辆马车搞运输维持生计。 刘融的少年时代正处于伪满州国统治时期,家中姐妹6人,均读过高中。她排行最末,昵称“小六”。1945年“八一五” 东北光复,她刚16岁,在通辽县女子国民高等学校读2年级。原伪满教育体系随之瓦解,学校也解散了,同学们都各自回家赋闲。<br></h3> <h5>▲ 1945年春,刘融(左)与三姐读高中时合影。</h5><h3></h3> <h3>  日本刚投降时,通辽地区的时局错综复杂,潜伏在通辽地区的国民党特务,勾结当地的反动分子,拼凑了地方“维持会”和通辽县临时地方政府,在社会上积极活动。这时国、共两党的大部队还未来到当地。 1946年1月中旬,黄克诚领导的新四军三师攻打国民党盘踞的通辽县,歼灭了国民党辽宁先遣军第11师。随即成立了县政府,军政人员分散住在百姓家里。 有一天,政府人员安排一位身穿灰色棉军衣,眉清目秀,知识分子模样的女同志来刘融家居住,这即是沃野大姐,当时28岁,担任通辽县税务局副局长。她是上海人,立信会计学校毕业,1937年开始在南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参与筹办《新华日报》。后来到延安,在中央管理局会计处工作。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出发,跟随大部队徒步行军,风餐露宿两个多月来到东北。<br></h3> <h5>▲ 1936年,沃野在上海读书时留影,毕业后辗转到延安参加抗战。</h5><h3></h3> <h3>  沃姐的丈夫叫黄铸夫,广西北海市人,广东美专油画系毕业,1935年参加革命,《新华日报》创刊时任美编主任等职,后在延安鲁艺当助教,与沃姐一道来从延安来到东北。沃野为人热情开朗,和蔼可亲,很快就与刘家姐妹建立了深厚友谊。 此时,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为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部队派出文艺宣传队在通辽县街头发动群众,动员青年参加革命。沃姐就动员刘融和三姐参军,三姐和母亲商量想跟部队走,母亲未同意,说:“现在兵荒马乱的,等打完仗再去吧。” 1946年2月中旬,三师部队奉命转移,向北满发展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敌我双方呈僵持与拉锯态势。为防御敌人,保存自己,我党行政干部往往是依附部队统一行动。按照上级安排,沃野也将随三师离开通辽。 得到沃姐的通知后,刘融和三姐在前一天夜里就暗地做了准备,先把被褥捆好隔墙扔到邻居院子里,然后空手从家里大门溜出来,背起行李赶到集结地点。 第二天晨曦微露,路边残雪莹莹。沃野与刘融等女同志坐在胶轮马车上,排在部队后面即将出发。不料,母亲和几位姐姐察觉了她们的行踪,气喘吁吁地追来了。母亲站在路边本想劝她俩回去,但看到她们执意要走,也就没再多说什么,只是不停地流泪。母亲其实挺开明的,平时常说:“我是睁眼瞎,但孩子们要有文化,将来好给国家干点事。”队伍走出很远了,但母亲在凛冽寒风中的身影,却始终在刘融的脑海里萦绕。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二)</div> 这次离开家乡,是刘融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她们随队伍在郑家屯歇了一天后,徒步到白城子换乘坐火车来到前郭旗。这里是嫩江省吉江行政公署所在地,三姐被分配到前郭旗银行办事处。沃野带刘融走过冰封的松花江,来到对岸的抚余县筹建银行办事处。<br></h3> <h5>▲ 1946年,刘融(中)与沃野(右)、三姐(左)在抚余县银行办事处合影。沃野身穿缴获的日军大衣。</h5><h3></h3> <h3>  沃姐任主任,刘融管金库,还有一位女同志记账,三师专门派来一位40多岁的“老八路”负责警卫。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发行东北银行印的钞票,兑换老百姓的苏联红军票、伪满洲国钞票,逐步建立解放区金融体系。同时我军也可利用兑换回的票子,到沈阳、长春等敌占区兑换钞票或采购物资。 起初,兑换工作异常繁重,她俩忙不过来。县政府就派来3位日本人帮忙数钞票。据了解,他们是原伪满县政府的一批普通职员,日本投降后尚待安排回国。他们言语不多,工作认真。然而,办事处的“老八路”更认真,他每天准时端坐在旁边,把驳壳枪咣铛一声放到桌子上,紧绷着脸,注视着几位日本人的举动。见此情景,有个日本人就背过脸去苦笑,尴尬的表情似乎对沃野说,“还用拿枪看着吗?你让我们随便跑,也没地方跑哇。” 月底结账时,发现钞票兑换亏了一大笔钱。因刘融负责柜台业务,自然责无旁贷。心里很难过和自责,但沃姐并未批评她,却耐心的教她如何打算盘、怎样算账、记账和平账。最后,报告上级同意,沃野用自己的金戒指折价把亏损的钱给补上了。这个戒指,还是她在延安用参加大生产纺线挣的钱买的。 多年后刘融提起这事,沃野却似乎淡忘了。她说:“战争年代,你刚离家的一小女孩,没受过专业训练,算错了账,我怎么好去责备呀?”。</h3> <h5>▲ 抗战胜利后,短时间内新的金融体制尚未建立,苏联红军票、伪满洲国钞票、国民政府钞票流通于市场,我东北总银行也在解放区发行了东北币。</h5><h3></h3> <h5>▲ 国民政府中国银行发行的货币。</h5><h3></h3> <h5>▲ 苏联红军经与国民政府协议,在东北发行的红军票。</h5><h3></h3> <p class="ql-block">  1946年5月,沃野被调往驻齐齐哈尔的嫩江省财政厅任科长,刘融跟随她当科员。8月份,沃野和丈夫又一起被调往佳木斯。沃野提出带着刘融,但未获领导同意,沃野直接找财政厅长宋乃德说情,仍不放行。沃野没办法失望地去了火车站。</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这时刘融立刻就闹起了情绪,不管领导如何劝导,她眼里含泪一句也听不进去,就是不想离开沃姐。待领导转身离去,她任性地跑回宿舍捆好行李,把办公室钥匙留在桌子上不辞而别。出门雇了一辆载客马车直奔火车站。</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当她匆忙跑进候车大厅时,看到沃野正靠在丈夫身旁难过。她急切地喊道:“沃姐”!沃野立刻站了起来,她俩像失散重逢的亲人般牵着手,失望的情绪瞬间都消失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抵佳木斯的当晚,她们被安排在一栋小洋楼里住宿,屋内没有床,沃野与丈夫就把大衣柜放倒铺上行李睡在上边,刘融睡在旁边的地板上。</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随后,沃野和刘融被分配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供给部工作。供给部部长张济民(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长、后勤部副政委),政委魏廷槐(后任武汉市副市长),下设财政处、粮秣处、经建处和军需处,还管辖5个军需工厂。财政处长沈孝元(后任财务部副部长),沃野任财政处审计科长,刘融任审计员。黄铸夫被任命为民主联军后勤部杨至成政委的秘书。</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1947年3月,为了加强后勤部队政治、业务的工作和建设,交流部队后勤工作的经验,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推动后勤各项工作,民主联军后勤部决定创办《后勤导报》。<span style="font-size: 18px;">》</span>杨至成政委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沃野的丈夫黄铸夫担任了《后勤导报》社长。</p><p class="ql-block"><br></p> <h5>▲ 东北民主联军后勤供给部长张济民。</h5><h3></h3> <h5>▲ 东北民主联军后勤供给部财政处长沈孝元。</h5><h3></h3> <h5>▲ 1947年沃野与刘融,在驻佳木斯东北民主联军供给部工作时合影。</h5><h3></h3> <h5>▲ 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在佳木斯市的驻地。</h5><h3></h3> <h3><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三)</div> 当时,我军在战略形势上处于防御阶段。此前5月份,民主联军在四平保卫战中损失较大。为保存有生力量,部队主力由四平撤至松花江以北,沈阳、长春、吉林等松花江以南大部分地区均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并且有进攻哈尔滨的企图,后因占领区扩大、兵力分散,无力再继续北进,故未能进占哈尔滨。 供给部驻在后方城市佳木斯,统一组织军需生产,筹集军需物资和经费,源源不断地保障前线部队作战需要。前方战场形势像根弦绷得很紧,后勤人员必须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了让部队来报账的人员尽快返回,审计人员用日本产的手摇计算机,核准人员实力、经费和粮秣领报数据,翻阅大量五花八门的原始发票,累得头昏脑胀,经常工作至半夜,但大家没有叫苦的。沃野业务能力强,审查账目严格。若遇到不符合制度规定开支一律不给报销,即使有领导说情,也难获她的同意。但大家都很敬佩她。 沃野认为刘融应接受些系统的专业训练。于是经魏廷槐政委同意,她就送刘融去驻佳木斯的民主联军供给学校学习。11月份报到时,学校已开学,沃野与学校张庆孚政委认识,随即安排刘融插班学习。1946届是建校的第一期学员,共13个班,2个女生班,学制为一年。 三个月后,审计科会计小张婚后调往别处,工作没人接替。沃野只好到学校把刘融接回来。沃野说:“这样也好,省得你不在身边,我心里总惦记。” 沃野对刘融生活上关心倍至,但刘融工作出现差错,沃野有时也会发脾气,冲着她喊:“小六子!啊,你怎么搞的?你怎么能这样子呢!”这时,刘融就一声不吱,她知道“雨过天晴”就啥事没有了。在领导和沃姐的培养教育下,刘融的思想觉悟和业务能力进步很大,逐渐成为了业务骨干,后来还入了党。 1947年春,东北地区战局有了重大转变,民主联军开始为发动战略反攻而积极准备。后勤部迁移至哈尔滨,财政处住在哈尔滨南岗区一座日伪时期的军用仓库。从6月份起,后勤各部门艰苦奋战,努力工作,顺利完成了夏、秋、冬季战略反攻任务的经费物资保障任务。我军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为东北战场决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期间,刘融周围不乏有些爱慕者,但这件事她却没主意,也由沃野姐全权包办。经过选择,沃野觉得供给部秘书张杰人品不错,高大英俊。也没有和刘融商量,就把他们的恋爱关系定下来了。张杰1936年入伍,是从延安来的老红军,四平保卫战中胳膊负伤,调到后勤部从事党务宣传工作。沃野感到,把刘融托付给一位值得信赖的人比较放心,也似乎完成了她的一项重要使命。 1948年11月,我军在东北战场发起的辽沈战役取得胜利,东北全境解放。按照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挥师南下作战,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全国解放的目标挺进。 1949年初,沃野与黄铸夫随第四野战军后续入关部队南下。因新解放区各级政府急需行政干部,1949年6月,沃野转业到上海华东区财政部任会计处任副处长。 1954年,她调入北京,任纺织工业部财务处长。1982年离休,享受司级干部待遇。黄铸夫随军南下后,先后在武汉中南广播电台任总编辑兼台长、中央侨委二处任处长,1958年调入中央美术学院任国画系主任。 东北解放后,刘融与张杰结婚,同在东北军区后勤部工作。张杰任后勤政治部组织处长,刘融于1955年从营房部财务处转业地方。1958年,张杰调入北京,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任组织处长,后任西安第四分院院长,刘融随之也调入北京。 1958年进京后,刘融多方打听,重新与沃野取得了联系。沃野到刘融家住了一宿,俩姐妹躺在被窝里聊至天明,仍意犹未尽。 她们在烽火岁月里建立的战友情、姐妹情,如一片照射在冬日里的阳光,平凡却又充满温情。是历史馈赠的珍贵回忆,珍藏于她们的内心深处,并传承给了下一代。刘融的儿女都管沃野叫姨妈,孙辈们称她为姨姥。这是沃野规定的,她说这样听着亲切。<br></h3> <h5>▲ 1947年11月,沃野(前排右)在哈尔滨与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参谋长李梓斌及爱人合影。</h5><h3></h3> <h5>▲ 沃野1949年与丈夫在上海。</h5><h3></h3> <h5>▲ 1952年,刘融全家在北京合影。</h5><h3></h3> <h5>▲ 2010年,沃野在北京家中与刘融合影。</h5><h3></h3> <h5>▲ 2010年,作者到沃野北京家中釆访并合影。</h5><h3></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