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铎参加了三次石油会战

钢七连

王国铎口述 张沫整理

村夫编辑制作

9月26日，是我国著名的大庆石油会战六十周年纪念日。

　　大连石化公司有一位名叫王国铎的退休高级工程师，一生中参加了三次石油会战，其中就有大庆石油会战。

　　老人一生的传奇经历说来话来……

　　不久前，我来到王国铎家。在他简朴的客厅里，94岁的老人向我讲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参加三次石油会战的往事。讲到动情处，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双眼也微微泛红。

　　老人称得上是一位与共和国石油工业同时起步的“老石油”。1953年，他从西北工学院化工系石油专业毕业，分配到大连石油七厂（现大连石化公司）蒸馏车间。从此，这位幼年失去父母的孤儿，以单位为家，全身心地投入了共和国火热而年轻的石油加工事业中。

别看老人那时岁数不大，但进取心和事业心很强，加上聪明好学，刻苦钻研，才工作一年多，就在全国当时仅有的一份专业杂志《石油工业通讯》上发表了《苏联第二巴库高硫原油脱硫加工方法探讨》，在业内引起震动，连苏联专家都感到惊愕，第二年被破格提拔为生产技术科副科长，并被评为石油七厂劳动模范。过硬的思想和专业，成了他参加三次会战的“通行证”。〈图为1960年的石油七厂蒸馏装置〉

　　1958年初，结婚不到一年的王国铎被调往广西参加南宁炼油厂和百色“人造石油”炼厂的建设。大庆油田发现前，我国石油资源极为紧张，国家提出“天然石油和人造石油并举”的建设方针。”人造石油，就是从煤炭中经过低温干馏工艺提取汽柴油。

广西旧貌

　　他在广西，几乎没休过节假日，一心扑在工作上。谈到会战那些年的经历，他最感到对不起的人是妻子。他和妻子在大连没有一个亲属，三次会战期间，当教师的妻子相继生了三个孩子，他都没能陪在她身边。〈左2王国铎〉

1959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临产前，医生通过诊断，告诫她孩子难产的可能性很大。在妻子李淑梅多次来的信催促下，他终于放下工作，从遥远的百色炼油厂回到了大连。可是三四天过后，妻子还是没有动静。这时，他又接到炼厂领导多次发来的加急电报，让他无论如何抽空去趟抚顺石油设计院,催交炼厂设计和施工图纸。他和妻子商定，“我去设计院，如有临产前兆马上给我拍电报。”可就在他走后的第三天，妻子临产了，深夜里自己捂着肚子就去了医院。同屋孕妇家属忙前忙后、嘘寒问暖的，唯独她一个人在医院又挨饿，又无人陪伴。他赶回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图为王国铎夫妇和第一个孩子〉

感谢老人的女儿给我们提供的珍贵照片

　　妻子李淑梅在岗位上是一位好老师，多次被评为学校和省市先进个人，曾连续三年被评为大连市劳动模范。她一个人既要养育孩子，又要忙于工作。他自知对不起妻子，当场夸下海口，“你下次再生产时候我一定在现场。”但老二、老三降临人间的时候，他又都不在身边。现在每当想起这些，王老都感到愧疚。

　　1959年9月26日，松辽平原”松基三井“首喷工业油流以后，国家决定从全国各地调动精兵强将支援大庆。1961年6月，王国铎接到参加大庆会战的调令，调令下得很急，来不及和妻子商量，也没有时间先回大连探家，就从广西直奔北大荒了。

  王国铎一路上乘火车和汽车到达黑龙江省安达县龙凤炼油厂筹备处。当火车路过北京时，他看到堂堂共和国的首都公共汽车都背着煤气包，像蜗牛一样爬行，后面还拖着一条长长的黑烟，心里很不是滋味。

  大庆会战时，国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但对大庆油田会战是大力支持。当时城镇居民的口粮定量十分苛刻，农村甚至出现吃树皮的景象，而对参加大庆会战的几万人，高粱米饭管饱。不过吃的是草高粱（没有脱净壳）。几乎顿顿都是高粱米饭，菜的油水很少，常常是盐水煮白菜。

  1961年10月，大庆已经是滴水成冰的时节，最冷时的温度是-43度。会战大军在荒野上以帐篷为家。夜里的大北风把帐篷吹的“呼哒、呼哒”直响。晚上睡觉时，除了脱鞋，衣服都不敢脱，狗皮帽子24小时不离头。

    

　　条件太艰苦了！记得当时有位刚调来的齐主任，他朝鲜族的妻子受不了了，丢下老齐和孩子，投奔朝鲜去了。齐主任一个人带着一个18岁的儿子、一个12岁和一个6岁的女儿，一家四口同大家一起挤在大通铺上。由于齐主任整天忙于工作，无心管理孩子，加上没有水，他的两个女儿头上生了好多虱子。

北大荒当时水资源匮乏，夏天能好一点，挖掘的井还能存点水和靠老天降点雨。冬天天寒地冻打得井冻干了，有时稍微打出一点水要优先保证钻井用水再就是给厨房留着做稀饭用，与其说是水，还不如说是浅黄色的泥汤。就是这样的水也成了稀罕物了。 临睡前能用毛巾沾点水擦把脸，都成了一种极大享受。

那时，领导干部和普通职工一个样，在大庆蹲点的石油工业部长余秋里就住在宿舍兼办公室的四处透风的马厩里。当时常挂在领导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果给国家找到了石油，把生产搞上去，你就是哭也好听。

1962年余秋里〈左 1〉、康世恩陪同周总理视察大庆。

1962年余秋里〈左 1）陪同周总理察看大庆工人宿舍。

  为了鼓舞士气，搞好油田的开发和建设，大庆每年都要开大规模的总结会——评功摆好！给参加会战的每一位同志摆好，鼓舞士气。大家踊跃发言，有一点的成绩都会摆出来，会场异常热烈。轮到给一位平时工作一般的同志摆好时，会场突然冷场，没有一个人发言。那人坐不住了，站起来说：“怎么，我没有功劳还没有苦劳吗？我至少没有当逃兵。”这件事传到坐镇大庆指挥会战的康世恩耳朵里，他说：“没有当逃兵的职工也是好职工，功劳有大有小，凡参加会战的人都应记一功！”

  王老激动地告诉我：“我在大庆工作近十年，亲眼见证了石油工人在荒野上建起了祖国的大油田。当原油从地下喷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受过的一切苦难都值了！”

王国铎〈后排右4〉和工友在大庆第一口油井前留影。

  1970年，中苏珍宝岛之战爆发，东北地区变成了战略一线，如果战争再次升级，大庆油田难保。为了有备无患，国家决定开辟三线战备油田。于是王国铎的第三次会战又拉开了序幕。当年，他从大庆又被调往湖北省筹建荆门炼油厂。

王国铎作为技术负责人负责常减压、催化裂化、延迟焦化、铂重整等装置的建设运行。当时厂址选在大山沟里，没有交通，住的地方是用竹竿、苇席子搭起的席棚子。湖北夏天雨水多，湿热，蚊虫肆虐，晚上咬的无法睡觉。该厂虽地处长江流域，但冬天还经常下雪，没有取暖设施，晚上冻的人们睡不着觉。“像我们这些从北大荒来的人不怕冷，但很难适应这种潮湿阴冷的环境，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好多同志都要求调换工作，但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王老如是说。1973年荆门炼厂会战结束，装置全部建成顺利投产！

荆门旧影

如今的荆炼

　　采访临近尾声的时候，我问王老，您作为参加三次会战的亲历者，过来人，感受最深的是什么？他沉思了片刻说：“我能亲自参与并亲眼目睹了中国石油工业从小到大、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全过程，我很自豪！”

三次石油会战，足迹跨越半个中国，成为老人一生的骄傲。

王老的晚年

　　2024年5月10日，王国铎老人去世，享年99岁。王老是一位普通的石油老人，但他又是不平凡，像他这样参加了三次石油大会战的人，在整个石油系统并不多见。王老甘于奉献，为祖国奉献石油的精神永垂不朽！

图为2024年春节，王老摄于星海湾。

文稿作者感言

　　和我同在机关工作好友--雅丽,在一次饭局中说：她年过九旬的老父亲有个心愿，就是想把他在近二十年时间里，参加的三次石油会战，尤其是大庆油田会战的来龙去脉写出来。二十年，正是一个人青春的大好年华。于是6月24日，我来到西安路大连石化公司高级工程师王国铎家。老人精矍铄，思维敏捷，一派学者风度，穿戴得整整齐齐等着我的到来。在3个小时采访中，王老对他参加的三次石油会战讲述的如数家珍，可是当我问到他个人事情时，他连忙摆手说记不得了，记不得了。我搞不清楚是老人年事已高记忆不清了，还是他压根把个人的事情置之度外？他一再强调"我的一生没有遗憾，我只想在我的有生之年把石油会战经历告诉大家，叫晚辈们明白没有石油作为支持，强国是句空话！国家是我们百姓的依靠！"今年是大庆油田会战60周年，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把老人的事迹写出来，虽不完整，一定会遗漏许多感人的细节，但从现有文字里，我想也能折射出老一辈石油人往昔的光辉，看看我们石油前辈的青春是如何绽放的！〈张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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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张沫

2019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