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的日子

李海洪

一、我失业了

失业，一个多么可怕的字眼。

小时候，从教科书中，从课外阅读物中，从老人的回忆中，我们早已将失业与旧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没有失业。

而今，我失业了。

不叫失业，我们给失业赋予一个时代的新名词：下岗，或曰待业。

这时，我在成套厂三产汇达公司工作已三年了。

此刻，我正躺在中山医院外科大楼十一层病房内，时间：1998年2月22日，我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穿孔开刀，已过了两夜。

19日晚，手捂着胃在厂里加班。20日，仍上班，下午由厂里急送医院开刀。22日，同事来看我，告诉我，厂里已开会，宣布所有三产关门，人员全部进站（再就业安置中心），当然，汇达公司经理不在进站名单中，政策是保护当官的。我属特例，正巧住院，未办理进站手续。同事说，我可能因祸得福。是吗？姑且信之吧。

遵医嘱，勤活动，伤口恢复特快。3月3日出院，医生开一个星期病假，经要求，加一个星期。半月后，门诊复查，想再开病假，医生哂之：“修补小手术，还开什么病假？可以上班了。”我并不想病假，我也早想上班，可汇达公司已不存在，我去哪里上班？事实上，现在还要什么病假单，不让你进站，给你发病假工资，已是大大地优惠了，我可别梦想有经理的待遇，待分配期间工资一分不少。

非常时期，非常情况，制度、规定原本就是灵活的，用不着死抠。只是，我2月份上班到20日才被送往医院的，3月份拿2月份工资只有三百多元（全病假），令人耿耿于怀。

失业了，我该为生计发愁了。

首先，我不能保证厂里是否还会安排我上岗。三年前，领导要我去汇达时，我已听说厂里有规定，三产的人不能回大本营。当时，我曾得到一些口头承诺，尽管我知道这些承诺只是在口头而已。

我去厂里找领导。人，还是那些人，话，已不是三年前的话，“你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照顾是要照顾的，只是现在……”，“你要是有残疾证就好了”，废话，要有残疾证我还用得着看领导们的脸色吗？三年前要我去三产时为什么不先关心一下我残疾证办了没有？我拐杖已拄了很久了。

关于我的病，在我已写的几篇东西中已有详细交代。我患的病为“股骨头无菌性坏死”，本为绝症，媒体称之为“新癌症”、“不死的癌症”、“世界难题”、“世纪难题”。若非有好军嫂韩素云的事出现，我本可以办理残疾证的，我那些病友有的早已办妥此证。

这也是中国的国情，宣传了一个人（韩素云），有医院声称治愈了这种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的病，顿时到处见到全国各地治疗股骨头坏死症的广告，仿佛一夜之间，世界难题被中国人大面积地突破了，残疾人的标准自然也得变更。我去接受申请残疾证体检时，医生仅花了十秒钟，连我带去的X片都不屑一看，结论：我是“正常”人。

残疾人协会将我拒之门外，我若自谋生路自然享受不到国家给予残疾人的优惠。而出去找工作呢？社会上下岗的人不乏万千，个个活蹦乱跳，谁愿意要我这个“铁拐李”？

社会的关爱，某某单位的恩赐，那是给予真正的残疾人，或重病者，或生活极度困苦者，那也是经媒体宣传，不知是千分之一，抑或万分之一？而我，却是个“正常”人。

还是得走这条路，那句我已信奉了几十年的老话：相信组织，依靠组织。

还是找领导。

书记给我讲仪表局改革形势，厂里资产重组动态，科室人员调整，多少人要下岗，暂时无法安排，以免引起矛盾……

副书记给我做思想工作，如何调整心态，耐心等待，教育孩子，给妻子以温馨，减少家庭不和因素……

领导们没忘给我吃一粒定心丸：会安排的，但是，要耐心等待。

我老老实实地耐心等待，3月、4月、5月、6月、7月……

没有工作，收入微薄，4月开始换一位医生治疗腿疾，得花费巨资。一个大老爷们，以壮年之龄，却不能为家庭挑起重担，只能靠妻子独立支撑，为治病还得请求父母帮助，心中的苦楚，只有自己去体会。

就在我苦苦等待时，我见到厂里三产下岗人员，安排了一个，又安排了一个，又安排了一个……

我能心平气和吗？我没有后门，没有关系，不是领导的亲朋好友，不懂上门送礼，更不习惯天天赖在领导办公室坐着等回音，我该怎么办？

万般无奈，一夜未眠，我给书记、副书记写了一封信，发发牢骚，权作思想汇报：

“一直信奉刘少奇的《休养》，一直都做‘驯服工具’，而在我最困难的时期，想寻求组织帮助时，我看到了什么？

三产解散，职工下岗，头头用不着下岗，经理安然无恙，继续做你的中层干部，这本没什么。当初你拍台子硬把我要去，如今为何不为我鼓与呼？

说是三产人员不能回大本营，如今一而再、再而三地安排了，这些人都比我困难？或是他们均比我业务熟、贡献大，厂里不可缺？

厂副书记叫我打报告申请补助，我一本正经写了申请交工会干部，又一本正经找工会主席谈困难，工会主席一本正经记录在案，‘等这次开会，就讨论你的补助问题’。会开过了，我去询问，告诉我，‘忘了’。我并不在乎这三五十元、百把元钱，这本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这不是体现组织的温暖吗？为什么忘了？

不用对我讲大道理，你们可以搬出上百条理由，而且总是正确的。我十六岁下乡，两进安徽，二十八年工龄，二十二年党龄，大道理小道理我都懂。若身体无恙，我亦会坦然面对下岗。

也不用给我做思想工作，我也做过别人的思想工作，让我坐你们位置上，一样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小三线调整回沪，搞住宅建设，职工住房分配，后方仪表电讯工业公司职工住房分配方案一至八稿出自我手，下属十七个厂职工住房分配办法均经我审核，所有职工上访由我一人接待，解释、说服、做工作。我见到，十七个厂的厂级领导，哪个不是先为自己考虑，分早些、分好些，新安厂，就有生活厂长为自己鸣不平的信在我手中。而我，并没为自己在莘庄谋一套住房，虽则由我本人写出的方案，我不属住房分配对象，但后方公司机关内另有2人与我情况相同（小三线单职工，爱人在上海）还不是为他们解决了？以我当时所坐的位置，要弄一套住房并不困难。在这个问题上，你新安厂，你成套厂，哪一位领导敢说比我站得正？

领导也是人，谁不为自己打算？经理无下岗之忧，我不嫉妒；有人对我说，厂书记是喜欢别人拎东西上他家谈的，我听过算数。猫有猫路，狗有狗路，看厕所的也有三分权，有权不用，能称‘权’吗？我只希望，在保护了干部、照顾了亲朋好友和有‘能耐’的人后，能把剩余的阳光雨露，洒一点在我这种没有关系而确有困难的百姓身上。至少，照顾了我，相信厂里不会有人戳你们脊梁骨。

……”

措辞强烈，我已拉开了脸面。事已至此，我还能怎么样？

副书记给我来了电话：“再耐心点，不会超过一个月”，我又一次听到了口头承诺。时间，已到8月中旬。

我当然有耐心，我也只能锻炼耐心。

残疾人协会将我拒之门外，我若自谋生路自然享受不到国家给予残疾人的优惠。而出去找工作呢？社会上下岗的人不乏万千，个个活蹦乱跳，谁愿意要我这个“铁拐李”？

社会的关爱，某某单位的恩赐，那是给予真正的残疾人，或重病者，或生活极度困苦者，那也是经媒体宣传，不知是千分之一，抑或万分之一？而我，却是个“正常”人。

还是得走这条路，那句我已信奉了几十年的老话：相信组织，依靠组织。

还是找领导。

书记给我讲仪表局改革形势，厂里资产重组动态，科室人员调整，多少人要下岗，暂时无法安排，以免引起矛盾……

副书记给我做思想工作，如何调整心态，耐心等待，教育孩子，给妻子以温馨，减少家庭不和因素……

领导们没忘给我吃一粒定心丸：会安排的，但是，要耐心等待。

我老老实实地耐心等待，3月、4月、5月、6月、7月……

没有工作，收入微薄，4月开始换一位医生治疗腿疾，得花费巨资。一个大老爷们，以壮年之龄，却不能为家庭挑起重担，只能靠妻子独立支撑，为治病还得请求父母帮助，心中的苦楚，只有自己去体会。

就在我苦苦等待时，我见到厂里三产下岗人员，安排了一个，又安排了一个，又安排了一个……

我能心平气和吗？我没有后门，没有关系，不是领导的亲朋好友，不懂上门送礼，更不习惯天天赖在领导办公室坐着等回音，我该怎么办？

万般无奈，一夜未眠，我给书记、副书记写了一封信，发发牢骚，权作思想汇报：

“一直信奉刘少奇的《休养》，一直都做‘驯服工具’，而在我最困难的时期，想寻求组织帮助时，我看到了什么？

三产解散，职工下岗，头头用不着下岗，经理安然无恙，继续做你的中层干部，这本没什么。当初你拍台子硬把我要去，如今为何不为我鼓与呼？

说是三产人员不能回大本营，如今一而再、再而三地安排了，这些人都比我困难？或是他们均比我业务熟、贡献大，厂里不可缺？

厂副书记叫我打报告申请补助，我一本正经写了申请交工会干部，又一本正经找工会主席谈困难，工会主席一本正经记录在案，‘等这次开会，就讨论你的补助问题’。会开过了，我去询问，告诉我，‘忘了’。我并不在乎这三五十元、百把元钱，这本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这不是体现组织的温暖吗？为什么忘了？

不用对我讲大道理，你们可以搬出上百条理由，而且总是正确的。我十六岁下乡，两进安徽，二十八年工龄，二十二年党龄，大道理小道理我都懂。若身体无恙，我亦会坦然面对下岗。

也不用给我做思想工作，我也做过别人的思想工作，让我坐你们位置上，一样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小三线调整回沪，搞住宅建设，职工住房分配，后方仪表电讯工业公司职工住房分配方案一至八稿出自我手，下属十七个厂职工住房分配办法均经我审核，所有职工上访由我一人接待，解释、说服、做工作。我见到，十七个厂的厂级领导，哪个不是先为自己考虑，分早些、分好些，新安厂，就有生活厂长为自己鸣不平的信在我手中。而我，并没为自己在莘庄谋一套住房，虽则由我本人写出的方案，我不属住房分配对象，但后方公司机关内另有2人与我情况相同（小三线单职工，爱人在上海）还不是为他们解决了？以我当时所坐的位置，要弄一套住房并不困难。在这个问题上，你新安厂，你成套厂，哪一位领导敢说比我站得正？

领导也是人，谁不为自己打算？经理无下岗之忧，我不嫉妒；有人对我说，厂书记是喜欢别人拎东西上他家谈的，我听过算数。猫有猫路，狗有狗路，看厕所的也有三分权，有权不用，能称‘权’吗？我只希望，在保护了干部、照顾了亲朋好友和有‘能耐’的人后，能把剩余的阳光雨露，洒一点在我这种没有关系而确有困难的百姓身上。至少，照顾了我，相信厂里不会有人戳你们脊梁骨。

……”

措辞强烈，我已拉开了脸面。事已至此，我还能怎么样？

副书记给我来了电话：“再耐心点，不会超过一个月”，我又一次听到了口头承诺。时间，已到8月中旬。

我当然有耐心，我也只能锻炼耐心。

二、继续求医

此时，我对日辉医院的诸医生却已失去了耐心。

自1993年12月开始，一直是诸医生为我治疗，针灸、推拿、火罐、药熏。诸医生原在瑞金医院，小儿子是侏儒，日晖医院为他儿子解决了工作，将诸医生从瑞金医院挖了过来，日晖医院也就此设立了上海唯一的股骨头坏死专科，也开设了病房。
股骨头坏死，看西医，众口一词：开刀，股骨头置换。在经诸医生治疗一段时间后，我曾将X片子拿到瑞金医院，瑞金医生看了片子，大骂：“诸xx捣糨糊，骗钞票。你左腿已毁，右腿也不保险。马上住院，开刀”，当即开出住院单。后又电话打到成套厂，催我快动手术。
很幸运，我最终没有去开刀。
其一，1993年底，我已近瘫痪，双腿股髋关节啮骨疼痛，整夜无法入睡。是诸医生，经三个月治疗，让我站了起来，虽则需撑拐杖。我对中医没有失去信心。
其二，我也曾走访西医名家。家中有人与医务界颇熟，专家也就坦诚相告。九院戴副院长说：“你自我感觉如何？工作、生活能否自理？精神状况如何？若行，就不要换骨头。股骨头既已坏死，不可能复活，即使换人工关节，也是死的，当然是自己的好。纵然要换，也要等六七十岁，实在疼得受不了再换。能坚持一天，就一天不要换。”中山医院已退休的裘麟院长说：“进口人工关节，最多维持十年（国产的当然更低）。一个人一生最多换两次。”我得考虑，假使我换了两次，假使每次都能维持最高年限，那到了六十多岁，我就躺在床上度过余生吗？更何况股骨头置换手术成功率并不很高，我的病友中就有换了股骨头仍然疼痛的。
但是，由诸医生继续治疗下去（后来主要是由诸医生的儿子给我针灸的。他是原自仪一厂职工，辞职，从父学医），我也逐渐丧失了信心。我感觉还可以，已拄着拐杖上班多时，但每三月、半年拍一次X片，股骨头坏死状况却日渐糟糕。诸医生也大惑不解，四、五年来，我算是坚持不懈治疗了，怎么不见好转？
世界难题，并非空穴来风。说“有效”容易，说“治愈”难。
我注定得一辈子拄拐杖吗？我不甘心。
四月初，新民晚报上有一则短短的消息：广西冯成林医生来沪，于斜土路放射研究所开设门诊三天。有人向我介绍，我坐在了冯医生的面前。
说起冯成林的出名，颇具戏剧性。一光明日报记者遇车祸，造成右臂肱骨中段粉碎性骨折，在北京经过正骨处理，又经十多天治疗，未见多大好转，疼痛难忍。经友人介绍，找到了冯成林，喝了冯成林的“骨康液”，并配合功能锻炼，二十五天后，据该记者本人说，基本痊愈，记者在光明日报上作了报导。此时，冯成林大名已传开，当地人称他“骨神”，他给赵达裕治过骨折后遗症，给古巴女排路易斯治过右脚外踝撕脱性骨折……
中央电视台派记者跟踪冯成林，不是为了采访，是准备去捉假。社会上所谓“神医”不少，这次说不定又是个假货。追踪采访冯成林的病人，足迹遍及桂、鲁、晋、粤、冀……中央电视台信服了，回去后制作了节目，于“天涯共此时”版块播出，冯成林名声远播，打假打出个“骨神”，而冯成林能治疗股骨头坏死更成了了不起的大突破。
我坐在冯成林对面时，并没有笃信无疑。报纸上全国各地治疗股骨头坏死的广告见得多了，“有效率……”、“治愈率……”，吹得神乎其神，病友中也有不少人曾尝试过服用各地的药，河南、黑龙江、北京……大同小异，无非是舒筋活血、祛瘀化痰，有多大作用？你冯成林的“骨康液”，也许对断骨恢复有特效，而对股骨头坏死，对那股骨中的一个个空洞，能行？
几百人拥挤在放射研究所，当年河南郑州郭永昌医生来沪，股骨头坏死治疗开几天门诊也是如此场景。真不知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患股骨头坏死症的病人，难怪残疾人协会迫不及待地关上了大门，队伍再扩编下去怎么得了？
从一早等到傍晚才轮到我。这其间，我看、我听、我考虑。是两件事使我下了决心，一、冯成林对自己并无把握的病人拒收，不像一般医生所做的“先吃一个阶段的药看看疗效”；二、冯成林接收的病人，诊断后一次性开出药量，服完后保证好。这对病人极有好处，你可以掂量一下经济承受能力再决定是否接受治疗，不拖尾巴。我并不相信什么“不见效退款”的承诺，但仅此两点，已使我决定：服用“骨康液”。
诊断、医嘱过程简单、短暂。看片子，开处方，由助手交待一下功能锻炼方式，三、两分钟一个病人。以不变应万变，无论颈、脊、肋、腰、股、膑、膝、胫、腓、踝、趾……只有一种药，“骨康液”，区别只是药量，以及功能锻炼的部位、方式不同，功能锻炼目的是将药性导引至患处。
冯医生在我病历卡上写下了股骨头坏死“Ⅲ期”，开药120瓶。（后来我去成林骨科推广培训部买药时，冯的手下人十分惊奇，“冯医生没有拒绝你？”他们从未见到过冯医生给一个病人开出120瓶药。的确，那天看病，我前面多多少少病人，最多也就是七、八十瓶的量了。我说：“冯医生看我片子时是皱眉头的，但没有拒收。”）也许，这是我的幸运？
药很贵，50ml一瓶，187.50元，两天服一瓶，120瓶服八个月，耗资22500.00元。按厂里医药费报销制度，每月150.00元，十年也报不了，何况还不知能不能报（非劳保医院，又是私人偏方）。我问医务室王医生，能否作为特殊情况给予照顾，王医生说，办公室主任不会同意的。
算了，只要病能治，就咬牙承受这对我来说已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吧。除了第一次买6瓶药开了发票，留着慢慢报销，以后我就完全自费了。每月拿到病假工资，只够买两瓶药，一个月却要服15瓶。动用积蓄，父母已是老年，却仍要给儿子支援，我心中不是滋味。
功能锻炼：每天不负重（手撳台子）半下蹲50次，躺卧空蹬腿600下。第一天，我只蹬了50下腿，就已酸痛得无法抬腿，只能多次休息。（现在，600下蹬腿我五分钟就下来了。）
我曾差点将冯成林视为江湖骗子。第一次6瓶药服完，我去放射研究所买药。当时冯曾说过，冯走后，放射研究所始终有人，药不会断。而此次去，收费处关门，也不见冯成林的人。向放射研究所打听，均说不知道。有近十位病人（或家属）围拢在一起，情绪激动，有人已走访了市卫生局（据说答复是“谁让你们相信的？”）、报社（因报纸登的报导）。他们互留电话、地址，也要我留个电话，准备采取联合行动，以追回被“骗”钱款。
我没理他们，我从心里不希望这是一场骗局。治病五载，西医不敢为，中医已不见效。如今，这已是我唯一的希望所在。假若这是骗局，纵然追回6瓶药钱，于我有何好处？
看病时排队，发一张编号的名片（冯的一工作人员名字），我循名片上地址找到龙漕路某弄1号楼，101室铁门紧锁，门卫说这里面是湖北驻沪办事处，没听说什么冯成林。我心中猛一咯噔（此前我曾照名片上的号码给此处打过电话，接电话的似乎是打工妹的声音，回答含糊），我祈祷，千万千万，不要让我遇上骗子。
我不死心，等待，等来了人，果真是湖北驻沪办事处的人，但他说有此事，将我带至新村另一处居室，是冯成林的一联络点，又指引我去漕溪路亿事达宾馆三楼，找到了与冯医生一起的何医生。我没心思去听什么解释（放射研究所那天药是断档，第二天即送去了），反正，我的药续上了。
服药近20瓶，我感觉疼痛减轻了些。我左腿较右腿病状更重，股骨已显塌陷，单腿无法支撑躯体，拄单拐主要为助左腿。此时，虽仍需拐杖相助，但明显，左腿着地时，髋关节内没那么疼了。
有了信心，继续服药，继续坚持每天下蹲、空蹬腿。成林骨科推广培训部已迁至龙漕路66弄内，要去单位即路过此处，24小时有人，买药方便了。
6月下旬，培训部通知我，冯成林又来上海，在海空医院、市府医院、放射研究所各设门诊两天，嘱我去复查。此前，申花足球队外援莫拉断腿，报纸上报导：“骨神”冯成林打来电话，愿为莫拉治疗，言诺保证莫拉半年内上场踢球。我心想，已见诸报端宣传的上海那些为莫拉治疗的西医专家们怎么会同意呢？你一个“江湖游医”若使莫拉神奇地恢复了，岂不是在打上海的耳光？（上海的专家们早已放言，莫拉一年后恢复，能否继续踢球希望不大）果然，冯成林后来是去了长海医院，也见了莫拉，见了专家们，但并没用他的药。
7月1日，我新拍了X片，又去放射研究所找冯医生。冯医生看片后只说了一句话：“你用不着服到120瓶。”我根本就没再询问什么，仅此一句。已使我放下了大半颗心。此时，我服药仅40瓶。但不管怎样，我决定服满120瓶。
70多瓶时，我感觉双腿活动轻松些了。脱拐行走时，左腿髋关节的疼痛已是我所能承受得了的。我开始尝试骑车出门时不带拐杖了。短距离行走，走慢些，还能凑合，虽然左腿仍不方便。
我并没完全放心，将几张X片（包括一年前的片子）给九院副院长看，给六院放射科主任看，也给诸福度医生看，都说是有效果。诸医生脸色略显尴尬，但也不得不承认。
我有个同在诸医生手里治疗的病友，也找冯成林看，他比我病状轻，开了大约五、六十瓶药。当培训部通知他七月初冯成林又来上海，让他去复查时，他说：“不看了，我好了，爬山都爬过了”，连未吃到量的药也不想再来买了。在培训部人员劝说下，才又来买了最后一次药。
我并无贬低诸医生之意，是他让我从瘫痪状态中站了起来。他的病人，也不乏大见成效者。有个老太，抬进日晖医院，住了一年多出院，有病友见她逛南京路，神采奕奕。有个修家用电器的小老板，找诸医生看病时疼得半蹲着走路，针灸半年，不来了，说是无锡也去玩过了。
所谓对症不对症，病家、医家，有个“缘”。
冯成林的治愈标准：1.疼痛消失；2.死骨吸收、新骨生成；3.抑制病情发展；4.保持现有功能。这第4点的含义，指开始治疗时肢体功能如何，治疗后即如何，不可能恢复原来功能。这我能接受，只要不疼，让我扔掉拐杖，走路有瘸状又有什么关系。
我遗憾，没能早些知道冯成林。我相信，若早三、五年见到冯医生，我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模样。那时我虽然双腿疼痛无以复加，但功能是健全的，肌肉没有萎缩，腿也没有长短。
如今，我左腿短约2公分，无法下蹲，双腿不能叉开（超不过60°）。
这，该是命。
（原以为我可以一直维持现状，可人算不如天算，后来我跌了几跤，髋关节再次受创，硬撑着坚持了二十年，于2013年、2017年分别做了左右侧髋关节置换手术）

三、足球情节

“失业”的日子，无尽的苦闷。所幸，有足球。在我八个月在家，受病痛折磨的日子里，欣赏足球，陪伴我度过了难捱的日子。
（现在没多少人关心足球了，本节也就省略掉吧）

四、我愿捧出一片心

当我第一次未带拐杖去厂里时，同事大吃一惊：“你好了？”我并没好，但我已相信了冯成林医生。
自打我懂事起，我始终感受到人间温情，有多少人关心我、爱我、给我帮助。如今，我多么希望所有像我一样患股骨头坏死症的病人都能恢复健康。我愿告诉他们，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努力。
自我评价，我尚算得上一个“好人”，我曾有过行善举的念头。
新民晚报记者邵宁撰文，报导了赴安徽插队的知青，为女儿患白血病回上海求医的事情。
同为知青，同有赴安徽的经历，我愿尽菲薄之力，献上我的一点点爱。与大款新贵的沽名钓誉拔根毛相比，我所能献出的实在微不足道。但是，这是一份知青的情。
晚上，我去了新民晚报社。
值班记者脚搁在写字台上，拿腔拿调：“我们这儿，是不接受捐款的。我只有一个人值班，也不能收你的钱，这事不好处理。嗯……你既然来了，也不能白跑，就登记一下吧，姓名、住址、单位，捐款数额……”无名火冒三丈，我扭头就走，我是来向你们乞讨吗？值班记者慌了，站起来拉我。罢了，就当我没来。
报社大楼警卫见我拄着拐杖，听我叙说原委，脸有不平。我只能在心底寄语那位知青，祝愿他女儿能战胜病魔，早日康复。
股骨头坏死，给我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冯成林的“骨康液”，给我带来了希望。如今，我想把它介绍给同样患股骨头坏死症的病人，试试看吧，哪怕这有为冯成林做广告之嫌。
友邦保险跑街先生小丁给我打电话，原是想向我介绍报纸上见到的治疗股骨头坏死的消息，听了我的介绍反倒有了兴趣。他有一位客户，爱人也患股骨头坏死。我问明地址，给这位客户写了长长的一封信，详细介绍了我患病原因、治疗过程、冯医生“骨康液”对我的疗效……素不相识，这位客户没想到有我这种热心人，感激涕零，打来了电话，“你的来信，字也写得那么端正。”用不着感谢，我在尽我做人的本分，只希望冯医生的药对你爱人也有效，你好我好大家好。
八月五日，新民晚报整版篇幅，报导了家住厦门路的冯凯小朋友患股骨头坏死受到社会关爱的事。记者又用上了这个字眼——“不死的癌症”。
我看了文章，为冯凯揪心。冯凯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以优异成绩考入储能中学特色班，绘画作品多次获奖，不曾想却得了这种绝症。报导说：“医生告诉她（冯凯的母亲），今后的日子，孩子要多躺多坐，尽量少走路。等孩子30岁左右，方能考虑换骨问题。”
这极有可能毁了冯凯。且不说将来换骨是否有效，就这十多年，如病情得不到有效治疗，股骨头完全塌陷，到时候即使想换骨，恐怕也只能徒呼奈何了。
何不找冯成林试试？
人家会相信我吗？我自己无愧与天地良心就行。
拨打“114”查号台，问得厦门路居委会电话。厦门路居委会回答，冯凯住址不属他们管辖，可能是尊衍居委会。
又打“114”询问，再拨通电话，回答，“尊衍居委会早不在这儿了”。
再找厦门路居委会，他们告诉我南京东路街道办事处的电话。我找到了街道徐家驷书记，叙说了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徐书记答应转告，我留了电话号码。
是冯家邻居陈老先生来的电话，自称代表冯家处理所有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陈老先生忠于“职责”，不提供冯家电话、住址（我理解，一旦见报，社会的关爱有时会让人觉得是一种负担）。
但陈老先生又固执得不可理喻。我反复地说明，我不是来献什么爱心，我自己也没工作，也在吃“贵重”药品，我哪有钱去援助别人？但是，我所提供的是有可能让冯凯正常走路的信息，对冯凯的父母来说，这比援助他们十万八万更宝贵。
面对陈老先生的拒人于千里之外，我无可奈何，只能又找徐书记。我说能否写一封信，由徐书记转交冯的父母，徐书记说，这主意可行。
信发出了，没有回音。
给徐书记打了两次电话，没人接。（现在街道办事处也如此气派，书记有单独办公室？）
我去了南京东路街道办事处，果然气派，街道办事处也搬进高层豪华写字楼了。
书记不在，我进了行政办公室，接待人员说，书记开会去了，等他一回来就告诉他我来过的事，一定给我回音。我向他要了尊衍居委会的电话。
仍然没有回音。我拨通了尊衍居委会的电话，将我尝试与冯家联系的过程说了一遍。居委会的人非常高兴，记者在报导此事时，曾介绍了居委会干部对小冯凯的关怀。他们答应马上去和冯家联系。
还是没有回音。当我再次拨通居委会电话时，回答：“冯凯的爸爸妈妈非常感谢。他们的工作非常忙，（我不止一次听到说冯的父母非常忙的话，报纸上也是如是说。但再忙，为儿子的事拨一个电话的时间总该有的吧？）冯凯的妈妈说，等忙过这一阵，就带儿子来登门道谢。”
我要你登门道谢干什么？我去了尊衍居委会，我没带拐杖。居委会的同志被感动了，我告诉他们，五年前，我是瘫痪的，如今，我在你们面前走着路，虽然一瘸一拐，虽然左腿髋关节还有些疼痛，但是，我没用拐杖。居委会的同志也相信了。
书记说，马上给冯凯的妈妈打电话。但是，电话接通后，说了没几句，书记抱歉地让我等一会，他到另一个房间去继续通话。
我懂了，冯凯的妈妈仍然不相信我，这本来就是我一厢情愿的事。
告别了略带歉意的书记。书记说，再给我回音，这是托词，我已不相信了。
我跑了南京东路街道办事处，跑了尊衍居委会，写了信，打了不知多少个电话，应该说，我已做到仁至义尽，我可以打退堂鼓了。但是，同为股骨头坏死症患者，我对冯凯，产生了一种无法淡化的情结。
九月下旬，成林骨科推广培训部告诉我，冯成林医生可能十月份又要来上海。
冯凯的爸爸妈妈，不管你们怎么想，我仍做最后一次的努力。我愿捧出一片心。
我来到食品一店，仍然没带拐杖，现身说法，也许能更让人信服。（报载：冯的妈妈任职食品一店）
在报纸报导冯凯事情后的第50天，煞费苦心，几经周折，我终于见到了冯凯的妈妈——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商场部经理，郑女士。
面对郑女士，我苦笑：“要见你们一面可真不容易。”郑女士没有理由不感动，连声道歉、道谢。至此，我算完全、彻底地尽了自己的一份心意。分手时，郑女士真诚地说：“真的谢谢。”当然，是否相信，或者是否有效，冯凯的爸爸妈妈自可以分析、思考、判断、尝试、验证。在我，问心无愧。
冯凯小朋友，真心祝愿你能和正常的小朋友一样，去奔、去跑、去跳，去拥抱大自然；用你的彩笔，去描绘蓝天、描绘白云、描绘大海、描绘草地、描绘美好的生活……
要让人贸然相信一个“江湖游医”（我姑且再用一下这个带贬义的称呼，因为冯成林一年到头在全国各地奔波），是不容易的。我也如此，对某项事物，总得经过亲身体验，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曾经试过气功。
香功，我坚持做了三个月，没见效果。
厂里的同志对我也很关心。周xx、王xx极力劝我去试试龙神功，东北气功大师关嘉霖、纪敏夫妇来了上海。我去了，尽管学习班只有一天就要结束，我仍然交了钱。
纪敏给我腿上发功，而后叫我走几步试试，能有那么神吗？我随口说了句：“好像是轻松些。”关嘉霖立即向全场大声宣告：“这个病人经发功后，自己感觉轻松许多。”全场鼓掌，我却哭笑不得，这有点像卖狗皮膏药似的。
我想再尝试一下，全场那么多如痴如醉的信徒，总不会都是“托儿”吧？周xx也在场。
我又交了钱，从头至尾参加了于仪表弹性元件厂大礼堂举办的又一期学习班，这一次，我是十分虔诚的。练习接功时，我眼观鼻、口问心，双手合十，尽量忘却双腿髋关节的疼痛，对两位气功大师顶礼膜拜。但是，醍醐灌顶也好，大师的徒弟们轮流向我发功也好，我毫无反应。大师向全场发功，全场学员们手舞足蹈、丑态百出。身旁，丁xx眼泪鼻涕交加，已深深沉溺于气功大师营造的魔幻境界之中，而我，众人皆睡我独醒。呜呼！恕弟子无能，愚昧不堪点化，朽木不可雕也。
我不说气功骗人，我只说我与气功无缘。而那时，气功已风靡大地。
香功、龙神功、鹤翔桩、顺昌功，声势盖过今天的木兰拳。
陆xx向我介绍顺昌功，原经营部副经理颜xx更是现身说法。颜xx中风，病情稍缓，去接受顺昌功，对“僻谷之术”津津乐道，“我已两天没吃饭了”。我心想，你不要走火入魔。
没多久，颜xx去世了。悼念之余，我心说，要没有顺昌功，你不至于如此短寿，何苦，去尝试饿肚子。
这一辈子，我想我不会再去接触什么气功了。

五、难解知青缘

九七年，企业生产跌入低谷，竞争激烈，接不到合同，三产亦如此。
我有了空闲，心中产生了一个念头，把我的经历写下来，留给儿子，让他知道，爸爸曾经走过的路。也为自己，把脚印留下。念一动，一发而不可收。
1997年，忙里偷闲，我写了《下乡记》、写了《大学篇》。如今，“失业”在家，有了更多的时间，我开始续写《三线行》、《十年成套路》，又补写了《童年的回忆》。至此，人生的道路走到今天，一一记录在案，虽然文笔拙劣，总算对自己有了个交代。
在写《十年成套路》时，记忆相当苍白，若非有那两本封皮破损、内芯脱落的工作手册，我几乎想不起自己干过些什么。上班、下班、出差、放假……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大城市生活的人们，有的脚步匆匆，为生计而奔波；有的脚步懒散，为休闲而苦恼。没有惊涛骇浪，没有狂风暴雨，对生活，已有了一种麻木感。更多的人，把目标寄托于望子成龙上：开后门、投入赞助，为子女弄个好学校；甘当陪读，带孩子参加各种艺校、补习班……
我更加留恋那始终令我魂牵梦绕的知青生涯。
知青生涯，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今天，电视里又在播放《今夜有暴风雪》，我脑海中又出现那声势浩大的知青大返城的情景。
小学同学，还记得谁？中学同学，还有谁在联系？大学同学，一年、或两年有人牵头聚会一次。只有知青，战友，难友，始终在联系，始终在打听，始终在走动，我们曾经同生死，共患难。我们的交往，没有任何利益驱动。
今年，百年一遇特大洪水，心中更牵挂着下乡的华阳河农场。（兵团组建前，那里是华阳河农场。兵团撤销后，又恢复国营农场建制）我们曾经战洪水，我知道洪水的可怕。今年的水势，华阳河地区恐怕已是一片汪洋。连队的职工们，你们无恙吗？
知青们都已离开了。幸运的早已上调进了城市，不幸运的没有上调却更幸运随大返城回了上海。于是，因幸运而变得不幸运的知青，开始把一圆回沪梦的希望，寄托于子女身上。比之上海人的寄托，他们的努力，显得更为艰辛，步履沉重。
当我托冯成林医生的福，双腿疼痛感觉减轻些后，我又开始去看望原连队知青了。
金xx，上调至合肥安纺总厂，为了女儿读书，带女儿回了上海。
当我患股骨头坏死刚开始治疗而在家中躺卧时，金xx来看望我。那时，她正艰难跋涉于求生计之路，为一标牌厂跑业务。一个弱女子，每天早出晚归，去一家家衫服厂，结识一个个客户，拉一笔笔生意。
如今，终于有了自己一片小小的天地，拉几个人自己干，虽然利润微薄，一块商标，一个标牌也就分把、厘把利润，但这毕竟是自己的事业。而更令她欣慰的是，女儿今年考取了市重点——大同中学，这是对母亲最好的回报。
奚xx，上调至无为纺织厂，后嫁给安徽人，有个女儿小蕾蕾。
女儿是争气的，作文比赛曾获安徽省第三名，去年考大学前。省里预考她是芜湖地区第一名。
为了女儿复习迎考，奚xx也带了女儿回上海。
去年在上海时，奚xx谋得一份饭店的工作，但丈夫生病，只好辞去饭碗回了安徽。今年，暑期过后，奚送女儿来上海，居委干部真不错，又帮她在另一位饭店老板手下找到一份差事。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对知青来说，怕什么？
奚xx目前最大的愿望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增加一些收入，为远在安徽的丈夫减轻一些负担，同时能借一间私房，让女儿能在周末回家好好休息、学习（现女儿住学校，周末也很少回家，因条件太差了）。
小蕾蕾第一学期成绩不理想，但第二学期成绩马上就上去了，奖学金是跑不了的。
多么争气，多么令父母骄傲的知青子女。
我对奚xx说，福兮祸所依，说不定你女儿将来的工作分配会更理想，你终有熬出头的一天。
于xx、王x，当年在连队时，我们是好友，“四人帮”。（另一位赵xx去了国外）
当听说我“失业”后，于xx与王x来到了我家。
王x曾经很不幸运。连队里知青一批批上调，始终轮不到他，当“幸运”终于降临于他时，上调的单位却是窑厂，慈湖窑厂，距马鞍山市还有数十公里路。而偏偏在他刚离开兵团，大返城开始了。多亏王x的姐姐路道粗（曾在团市委工作），后来费尽心机，将王x弄回了上海。
王x在南站工作是成套厂朱xx（配套科）的关系户，成套厂仪表盘发运多经他手装车。凭这层关系，王x想去厂里为我说话。得了，王x，你以为你是个多大人物？小工人而已。你要掌管车皮发运计划还差不多，别去惹人笑话了。
于xx是随大返城回沪的，那时他已调兵团三师师部医院。回沪后，于xx供职单位是上海探伤机厂。厂里效益极差，他长病假在家，现为一香港老板打工，在上海联系一些仪表、电器的销售。业务关系，接触了一些仪表、电子行业的一些据说是有头面的人物。于xx问我，是否需要在上层找找关系，我说免了。不是我“清正不阿”，我从心里不愿走这一步路，我也相信了厂领导的口头承诺，再等一段时间吧。
我感谢他们的情，知青战友，为朋友愿两肋插刀。
我们连队的知青，世事沧桑，四下分散，这一份情仍在。当然，也有小人得志，说话连腔调也变了的，如我在《十年成套路》中提到的一位知青。更多的人都在变，变得成熟，变得有了责任心，于工作的责任心，于已做人父母的责任心。
朱xx，人模狗样，身高不过一米六几，在连队时对打架一事最为起劲，怎么看怎么不像个能办大事者。那次赵xx从英国回到上海，在沪的原连队知青聚到一起。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朱xx居然是某个安装队的头头，腰里别着“大哥大”，吃饭时，拷机“嘟嘟”响个不停。
陈xx在连队时也是“狐朋狗党”一大堆。本连的、兄弟连队的，甚至别的团的。绝想不到陈xx回沪后（在上钢三厂集体企业），会发奋读书，拿到了法律文凭，当上了律师，连烟也戒了。古训：“有志者，事竟成。”
还有杨xx，还有许xx……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
我想念在合肥的那一大帮子兵团的“难兄难妹”。以前，每年都去合肥，每次都热闹非凡。自九三年患病，没法出门，再也没去过合肥，再也没见到他们。在合肥，我也算半个“土地爷”，跑东跑西自然脚熟，我用不着留他们的通信地址。如今，想给他们写信，又摸不着方向。朋友们，你们该不会认为我忘了你们吧？只能等以后有机会见了面再解释了。
知青，知青，岁岁月月，难解知青缘。
文革——中国独特的历史阶段，有了中国独特的人称代词：知青，现在，又有了一个称呼：知青子女。也许要等知青子女成了父辈，甚至爷爷辈，人们才会淡忘中国曾经有过一个知青年代，那个炼狱的年代。

六、终于通过了残疾人体检

国庆节到了。共和国49岁，我45岁，我比共和国小4岁。
我和共和国一起成长，共和国是我成长的脊梁，我也为共和国奋斗了二十八年。
现在，我虽患有腿疾，且是绝症，但我仍有精力，也有能力，我愿为共和国继续奋斗，我也不愿以壮年之龄，完全靠家人赡养。
只是，我已“失业”七个月，副书记“不会超过一个月”的口头承诺，也已过了期限半个月。
设计科科长姚xx对我说，十月上旬也许是下岗人员的“闹事”日子，让我等到十月下旬。（若安排我，就在设计科，审图绘图，老本行。）
七个月等下来了，再等一个月又有何妨？我的耐心，早已有了较高的境界。
吃药，已花去15000元，不堪负担，我打了个报告。感谢组织关心，特批我一月可报销300元，加倍。于是，我买药开始开发票了，虽则每月耗资2700元与报销300元不成比例。
当初，我申请补助，工会开会讨论时忘了，工会领导曾脸带歉意，说下次再补。至今，却音讯杳然。我说过，我并不在乎这区区一点补助，还不够我吃一瓶药的，但我心中消不去这一个疙瘩。我相信，若我处于工会的位置，我决不会疏忘这微小的体现组织对职工关心的事情。
45周岁，大生日，可报销60元，劳资科日常工作日程中的事，总不至于忘记。也许，工会就是补助，也不过这点钱。
国庆夜，爱人带儿子上街观灯。今年国庆，满街都是吹塑玩具。
我内疚于儿子。九三年前，我带儿子去过苏州、去过无锡、去过杭州。我曾有打算，将来，我会带儿子登黄山，领略大自然的瑰丽；去青岛，感受大海的胸怀；回华阳河农场（原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寻找爸爸当年下乡的足迹……
一切成泡影。内疚，深深的内疚，儿子，爸爸已无能为力。此时，我更加寄希望于冯成林的“骨康液”，我还要服30多瓶。
又到申办残疾证体检日，厂医王医生帮忙，又将我名单上报。按规定，已申报过的不能再申报。这规定荒唐之极，今年不残疾，能保证人一辈子不再残疾了吗？
体检地点；天平地段医院。上一次体检也在这儿。这一次，我要想办法开后门了，不然，又是白忙乎。
爱人特地调休两天，全力助我通过此关。体检日期：10月7日、8日、9日。
爱人工作部门的支部杨书记，认识天平地段医院的蔡医生，而蔡医生正是体检人员。十月六日，我们先一步找到了蔡医生。面目依稀，在脑海中搜索，一年半之前那次体检，好像就是蔡医生为我做的检查，仅花了数秒钟时间。
碍杨书记面子，蔡医生仔细为我量了双腿长短差异（由坐骨至踝骨），只有一公分，而残疾人标准，是三公分。
蔡医生很遗憾，他说，若差异超过二公分，也许还能帮个忙，如今也爱莫能助。我说，如果病人仅是单侧股骨坏死，那么可能差异明显，而双侧均坏死，股骨均塌陷，差异就不明显，这岂不是一条腿患病的人比双腿均患病的人更容易通过残疾人体检吗？蔡医生说规定如此，也没有办法。蔡医生又说，这次是两个人给病人做体检，言下之意，“作弊”比较困难。看得出，蔡医生比较胆小。
什么叫开后门？我要是达到残疾人标准，还来找你蔡医生干什么？自可堂堂正正参加体检。
我和爱人在天平地段医院门外站了许久，愁肠百结。蔡医生已托我们给杨书记捎话，说对不起，不好意思，事情似乎已到此为止。我们能甘心吗？
晚上，爱人给杨书记打电话，告知此事，问她怎么办？杨书记说第二天她再找蔡医生，让我们等消息。
第二天，10月7日。
杨书记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打通电话，找到了蔡医生，为我说情，又得知另一个体检医生是宛平医院的胡医生。
宛平医院？爱人马上翻电话薄，找到了一个圈子里的朋友。
本来，爱人单位里有一同事，也定于十月七日下午去参加残疾人体检（眼疾），她熟悉眼科体检的医生。爱人与她约好，下午在天平医院碰头，由她介绍，请眼科医生向蔡医生做工作，然后再去宛平医院，找朋友打通胡医生关节。
爱人已下楼推车准备出门了，杨书记打来电话，说蔡医生给她去了电话，叫她通知我们立即送片子到天平医院，我马上叫住了爱人。
接下来的过程就像打仗，爱人拿上片子先急奔宛平医院，找到了朋友。朋友够义气，马上给胡医生写了条子，还把我说成是她的亲戚。没时间叙友情，爱人又急赶至天平医院，找到了蔡医生，又找到了胡医生，递上条子。
胡医生是主检（也难怪蔡医生胆小）。有了条子，蔡医生又在一旁敲敲边鼓，胡医生拿起片子漫不经心地一看，“噢，一塌糊涂”，行了，等着三个月后领证吧。
原已山穷水尽，岂料柳暗花明。蔡医生说，那张条子起了大作用。爱人又得知一内幕，残疾人协会也有某关系人在胡、蔡手里体检，打招呼放一马。那好，乐得顺水推舟，“我们也有一病人……”
爱人下午三时多出门，不到四时打回电话，一切搞定，连我也用不着去天平医院了。
我为之喜，能领得残疾证；为之悲，残疾人标准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没有不走后门就能办成的事？
爱人的同事在天平医院干等半小时，爱人晚上去电话道歉。得知原委，她当然为爱人、为我庆贺。
至于宛平医院的朋友，日后爱人自当上门道谢。
自出娘胎45年，我就走了这么一次后门，一次真正的后门。
国庆节过后，我去了厂里，我想问问，允诺是否有个准讯？“不会超过一个月”，已快两个月了。
这回给我的承诺是，十一月上班。副书记说：“上上下下都已说好了。”我该放心了吧？
失意之人，以平平淡淡的方式，度过了我四十五周岁的生日。
发工资日，我去厂里领了我“失业”第八个月的工资。300多元，两瓶药钱，够维持我四天，我又见到了副书记，她去找了郑xx，带回的话是，要我写一个申请，“手续总要履行的”，“新厂长不熟悉我”。
也许我一开始就不应该找陈xx（副书记）？我是想陈xx是个女人，又同为小三线人，该多一点同情心。但是，陈搞党务，又是副职，厂里行政、人事安排事宜，她的影响力并不大。
我只想问问厂领导：
厂里让那么多人下岗，何曾有人写过下岗申请？
名义上我并没下岗（未进站），厂里没让我上班，发我病假工资，我何曾写过病假申请？
为下岗人员求职，本就是厂领导应尽的义务、应负的责任，不写申请就可以不管了吗？何况我还未“下岗”？
在我之前安排的一个又一个下岗人员，他们是否都被要求写了申请？
新厂长不熟悉我，他难道不相信熟悉我的领导们的介绍，而相信不熟悉的我的一纸自述吗？
我“失业”，并没有任何手续，再上班，又何来手续之说？
我的情况，除了新厂长，其他领导均清楚。请扪心自问，已安排的人员中，有谁比我更困难？
厂领导们，你们对我，是不是太“冷酷”了些？
打落牙往肚里咽，为了工作，我写了申请。没多少话好写，我是在乞讨。
申请寄给陈xx，又附了一封信，再次吐露心中的怨气，顺便又提了补助无着落的事。
十月廿日，我又去了厂里。八个月等下来，也许我快要失去耐心了。
陈xx告诉我，已同王厂长（新厂长）谈过了，王厂长要我去当面谈谈。马上，我找了王厂长。谈话时间并不长，王厂长担心我是否能正常上班、胜任工作。我说汇达三年，我挑了大梁。（汇达老板又没下岗，还在厂里，不能去问问他吗？）
王厂长说可以安排，经我要求，回设计科。但是，王厂长要我找残联出具残疾人证明。我告诉他，体检后，要三个月后才发证，体检医生说，单位若不相信，可去询问。王厂长摇了摇头，坚持要证明，还给我写下了传真号码，“叫他们传来就行了”。
我很苦，但我很“温柔”。我从来拉不开脸面和领导们大吵一番。王厂长，若我没办出残疾证，是否就不安排我工作了？
张xx见到我，给了我补助单子。陶xx见到我，给我看会议记录，解释说在第一次“忘了”后，第二个月马上讨论决定了给我补助，是部门工会的“失误”，耽误了。
从王xx嘴里，我知道了事情原委：陈xx接我信后，知道我申请补助的事没有解决，马上找了工会。工会再一查，原来是张xx把补助单子不知朝哪儿一塞，根本没放在心里。（汇达解散后，我的工会关系转入行政工会，此事由张xx办理）又是张xx，我无话可说。对如此小人，我能说什么？
10月22日我与徐汇区残疾人联合会联系，回答是冷冰冰的职业口吻：“三个月发证。”我想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希望能给我写个简单的证明，回答已经不耐烦了，“勿来塞”。
残联，残疾人的“娘家”，却对残疾人同胞如此冷漠。无奈，我打电话找陈xx，又吐出一番牢骚。事已至此，陈xx推心置腹，说了一些内幕。
厂经理办早已讨论过我的情况，已做出决定，将我作长病假处理，这已算是对我的照顾了（不进站）。是陈xx上下左右竭力为我说话，确实都已做通了工作。厂里一些了解此事的人也证明了陈xx所做的努力。（我一开始找陈xx的确找对了，换个人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当即赶到厂里，找郑xx，他让我写个文字说明；找王厂长，告诉他残联不肯开证明，王厂长干脆，让我十一月一日开始，到设计科上班。王厂长吩咐郑xx，马上找徐xx，找姚xx，落实此事。
中国的百姓们是最容易感恩戴德的。此时，我八个月心中积攒的怨气，对厂领导的种种不满，早已烟消云散。尽管我是以“残疾人”的身份，名正言顺地被安排上班的。
我找陈xx，我感激她，也对我曾经有过的一些偏颇、过激的言词表示歉意。
我找徐xx，他与姚xx碰头后，需与我谈一下工作安排问题。我留下电话号码，随叫随到。
长达八个月的“失业”，就要结束了，如何来形容我的心情？
以茶代酒，与妻、子举杯庆贺。儿子，你目睹了爸爸的遭遇，你幼小的心灵，能理解“失业”给人带来的酸甜苦辣吗？盼你将来自强，比爸爸顺利。
当晚，亚洲青年足球锦标赛，中国队小组赛第三场，对卡塔尔，中国队总算赢了一场球，唯一进球的功臣是甲B降级队——航星队的李彦、沈晗，沈传球，李射门。
没有给白天的好心思泼冷水，好事成双。
10月22日夜，八个月中睡得最安宁的一夜……

附录：
下面是我为汇达公司工作三年所作出的贡献 
初到汇达（成套厂服务公司），我与经理第一次交谈，我说：“你每项任务给我，你就不用担心，我的责任心、工作态度无可挑剔。我只有一项要求，下午针灸治疗，我要早下班。”但是，我自觉，我并没心安理得，所以，三年中，我每天七时到厂，下午三时离厂，我做足八小时。
三年中，不说全部，我至少独自承担了百分之八九十的汇达所接合同的审图、图纸绘制工作。每一个合同上手，除了吃饭、上厕所，从上班到下班，我几乎没停过一秒钟，不干完不放手。我可以自豪，没有一个合同是因为图纸问题（用户方面的除外）而影响交货期。
三年中，记不清有几个星期天来厂里画图，也记不清多少个夜晚，我在家熬夜审图，我没有得到一张调休单。九七年，清理调休单问题（换钱），别人拿出一百多天、二百多天调休单，我只有去汇达时厂里带去的三天半，其中两天还是作为供应科长张瑞珠的入党联系人，星期天出门外调，支书许玲玲叫张瑞珠开给我的。
三年中，每一个合同，只要手上工作完成，我都在车间帮着工人干活，拐杖搁在一边，我帮着安装，帮着接线。工龄二十多年，此时我才真正做着“工人”。有汇线槽安装细了，早上来时我先把线扒出，换上粗汇线槽，让工人上班时好立刻接线；请厂里二车间接线，我拄着拐杖上下跑，二车间工人亦为之动容。
三年中，与大本营的同行相比，我做的工作无论从合同数、工作内容都远远超过他们，有我自愿做的，也有作为三产性质（没有那么多人、那么细的分工）理应做的。每每领导一句话：“帮个忙”，自然责无旁贷，甚至铁壳图交一车间了，又要我列出所有铁壳的顶底框、盘面、门框、门、侧封、顶板等等规格、数量清单，以便清点方便。
三年，经手的合同，客户有铁岭电厂、贝岭公司、车方国际集团、宜兴电厂、闵行自来水厂、夏邑县玉米综合加工厂、大地自控技术研究所、大坝电厂（为还大本营债而做）、华联制药公司、青岛轻工机械厂、大华自控工程公司、邹县电厂、青岛太阳玻璃实业有限公司、蒲山电厂、江苏天源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宜兴市纯水设备厂、上海凯达树脂有限公司、中电公司、广兴隆锅炉工程有限公司……有的是老客户，有的是新关系。合同有大，五十多台盘，有小，仅一块盘。一次次完成合同，一次次仪表盘装车出厂，这里，有我的工作成果，有我的贡献
我在为自己评功摆好吗？不。三年中，我的的确确实拄着拐杖，就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汇达，我没有当过先进（第一年是经理，第二年是一个工人，第三年忙下岗了，没评先进），我比别人多的是，发奖金时，作为“中层”，比科里其他人多那么一二十元，到年底，老板给塞个小红包。
凭党性，凭公民的道德素质修养，凭企业职工的工作准则，凭干活拿钱、干就要干好的心理，汇达三年，我无愧于心，我在岗位上一直工作到胃穿孔躺倒送进医院。

后记：
在我失业的八个月的，我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我感恩父母，在我无力承担医疗费用时，是我父母给了我支援；
我尤其要感恩我的爱人，在我无力支撑的时候，她的温暖，让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无论是独自担负起家庭重担，还是照顾我的父母，她的恩情我无以回报；
我感恩单位里关心我的领导、同事好友，感恩我在医院里时来看望我的朋友们；
我感恩知青战友们，我们经历过相同的命运，我们一起品尝过人间悲欢，你们的慰问是真诚的。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