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革命生涯（五）

兵姐

作者：何志华

图片：来源于网络

   敌人在辛镇扑空以后，迅速调整兵力扑向八大组（永安镇）。郑大林团长率部与徐斌洲在八大祖会合以后，考虑到敌人在广北扑空以后，一定会向八大组扑过来。趁敌人尚未合围，率部从敌人身边猛插出去，转移到广北敌后。刘其人率领军区教导营和民兵，在摆好地雷阵以后，掩护父亲他们后方机关单位各工厂、医院等向东北荒洼深处疏散隐蔽。垦利县独立营分散活动，营长张伯令带领两个连分散在黄河两岸，政委王林带一个连穿插到敌占区，在封锁沟两边活动，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敌人的骑兵赶到八大组时，立即陷入地雷阵，被炸的人仰马翻。当敌人大部队赶到八大组时，父亲他们部队机关、后勤各单位已安全撤离。

　　敌人扑空后恼羞成怒，在八大组、民丰、小宁海、双河镇、朱家屋子等处安设了临时据点，进行“驻屯清剿”。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据不完全统计，这次“扫荡”，全县有99人惨遭杀害，40多人受伤，7人被俘，2人失踪；损失粮食1000多万斤，棉花17万斤，牲畜549头，猪1000多头，花生10万多斤，鸡鸭1200多只，砸毁铁锅饭碗8000多个，烧毁房屋2479间。我根据地遭到空前浩劫。

　　坚持内线作战的部队，在县、区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运用地雷战、麻雀战，袭击敌人，搅得敌人昼夜不安，草木皆兵。早已撤出包围圈并且转到敌人后方的我军主力部队，在当地武工队配合下，从广饶、博兴、蒲台、沾化等县积极进行外线出击，打据点、摸岗楼，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杨国夫带部队先后穿插到东营村、业基王村、盐坨，牵着敌人的鼻子转圈。垦区军分区独立团副政委张辑光率特务连和一连，在沾利滨大队的配合下，攻打侯王庄据点，牵制利津守敌。12月6日拂晓，垦区军分区独立团二营六连在向南部迂回转移途中，在北张村被日军骑兵第四旅团一部1000余人包围，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战斗到下午4时，英雄的六连指战员杀伤敌人160余人，战马100余匹，六连除10多名战士幸存外，其余72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冀鲁边区部队与清河军区协同作战参加了反“扫荡”，四连、六连分别在虎滩和孙家庄与数百名日军骑兵遭遇，官兵英勇杀敌，毙伤日军200余名，两个连队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官兵在这次战斗中壮烈殉国。

从11月18日到12月8日的21天的时间里，我军与敌人作战230次，毙伤日伪军600余人，在我军内外夹击下，敌人不得不于12月8日狼狈撤退。敌人的大“扫荡”以失败而告终。父亲所在的被服厂在战斗期间藏密物资和工具，撤退、迁徙、迂回，历经千辛万苦。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军区机关和父亲他们的后勤单位。

右图：清河军区被服厂遗址

左图被服厂车间

被服厂的历史 

清河军区被服厂源于临淄被服厂 ，1938年秋季，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第十团后勤处，动员临淄县二区的缝纫制衣工人，为部队做被服，成立了被服委员会。到年底，缝纫组工人达30多人，缝纫机10余台。1939年4月，缝纫组随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南下，驻博山小南峪村。秋季，随部队返回临淄。1940年，由于日伪军“扫荡”频繁，缝纫组转移到南卧石（今属临淄区）、北卧石（今属广绕县）一带。1941年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被服厂成立，缝纫组工人转为八路军战士。1942年2月，被服厂由博兴县迁往垦区（垦利县）刘家屋子和十四村（ 今永安镇西十四村），隶属于八路军山东清河军区后勤部。为清河军区被服厂 ，发展到200余人，设为染布、缝纫、皮革三个分厂，有缝纫机几十台，主要为部队生产军装、被褥、弹夹、枪套、鞍具。棉絮和布匹由清河行署供应，被服厂负责被服加工制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残酷的战争中，后勤保障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也彰显出工作的艰辛。同时，被服厂有武装少，女同志多，工作繁杂的特点，成为敌人的重点打击“扫荡”的重点对象，因此，父亲他们经历了日伪军的无数次“蚕食”，“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的“扫荡”。‘

  当时对敌斗争形势的残酷后人是无可想象的，曾有大约90%的人被俘虏或牺牲（来自父亲的自传）。父亲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经历了战争战场的洗礼，信念坚定，带领大家顽强的突破敌人的一次次重围，战胜了敌人的一次次“扫荡”，并在战争中完成了一次次物资的转移，管理、发放等工作，有效的完成了战斗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任务。一次，在撤退中遭遇日军，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父亲与日本鬼子拼起了刺刀，在僵持中由于体力不支，便扣动了扳机（当时规定拼刺刀时不允许开枪射击）击毙了敌人，幸免遇难，一路与战友们且打且杀突破重围，甩掉了敌人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当时战争环境虽然十分险恶，部队与老百姓的关系有如鱼水情深，不是一家胜似一家亲，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有力保障。父亲他们进驻垦区后，当地群众为清河被服厂和纺织厂的连续生产以及隐蔽掩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1943年冬的大扫荡中，被服厂工作人员分散到群众家里，或认为父母，或拜为兄弟姊妹，大家患难与共，亲如一家。有一天，分散在十一户村毛巾组的刘桂兰、朱秀兰、崔桂英等几位女同志和村里的一部分群众被敌人包围聚集到一起，让村长挨个辨认，当盘问到毛巾组的几位同志时，村长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巧妙地回答：“他们都是来这里捡拾绿豆的，我们都认识她们。”骗过了敌人，保护了被服厂的同志。在艰苦严峻的环境中，被服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以后隶属于山东军区后勤部，为驻南京3503厂的前身）

右图：纺线的八路军战士

左图：被服厂制衣车间

渤海军区 

1941年10月，清河区部队挺进垦、利、沾地区，北渡黄河，解放了以义和庄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打通了两战略区间的陆路联系。使清河区和冀鲁边区在渤海平原上成为紧密相邻的两个战略区、根据地。 

1944年1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并，成立渤海军区。2月，清河、冀鲁边两区的党政军领导人在广饶县辛集、牛庄一带召开了两区合并工作会议。杨国夫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龙书金任副司令员、袁也烈任副司令（兼参谋长），刘其人任副政治委员，周贯五任政治部主任。下辖6个军分区和两个团。

渤海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景晓村（左二），副书记 王卓如（左一），组织部长 苏杰（左三），秘书长 马巨涛（左四）。

　　第一军分区　原冀鲁边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傅继泽，政治委员陈德，副司令员仉鸿印、赖金池，副政治委员康伯明（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武子伟、杨大生，政治部主任辛国治。

　　第二军分区　原冀鲁边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龙书金（兼）、刘贤权，政治委员曾旭清，副司令员赖金池，副政治委员郝炬、李恒泉（兼政治部主任）李恒泉（兼）。

　　第三军分区　原冀鲁边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刘贤权，政治委员李广文，副司令员黄荣海，副政治委员李雪炎（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刘重桂 。

   第四军分区　原清河垦区军分区，司令员王兆湘，政治委员陈德、徐斌洲，副司令员程绪润，政治部主任李焕，参谋主任杨信。

　 第五军分区　原清河清东军分区，司令员赵寄舟，政治委员岳拙元，副司令员石潇江，副政治委员苏杰，政治部主任丁士采，参谋主任李历超。　　

第六军分区　原清河清西军分区，司令员许云轩，政治委员李曼村，副司令员马晓云，副政治委员王若杰（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杨信 。 

渤海军区下辖40余个县（工）委，有707万余名党员。 

1944年初，清河军区被服厂与清河行署被服厂合并，编为八路军山东渤海军区后勤被服厂，父亲任政治指导员，全厂150余人。分为染布、缝纫、皮革、织布厂、毛巾、鞋厂六个分厂。随着部队的增加生产任务明显增加，生产物品种类与原厂基本无变化（织布、生产军装、军帽、鞋、绑带、毛巾、皮带、弹夹、枪套、鞍具等）。（第三军分区被服厂？）人员少生产任务重，父亲在工作中以身作则，深入生产一线，拜能者为师，在生产实践中学习，很快掌握了每个生产环节中的技术，边参加生产，边做政治思想工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生产中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出主意想办法，巧设计节约原料，减少不必要的材料消耗，为党节省每一个铜板。因工作成绩突出，多次受到军区后勤的表扬，并被授予“模范政治指导员”。不久，任政治教导员。

  1944年起，渤海区抗日斗争形势开始好转，渤海军民展开了对敌伪的局部攻势作战，并在夏、秋攻势作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渤海军区部队共拔除日伪据点280处，解放敌占区利津、乐陵等县城4座，歼灭日伪军10700余人，收复国土45000平方公里。1945年初，渤海军区部队发起讨伐伪军张景月战役，经二个阶段作战，共歼敌6500余人，攻克侯镇、丰城等敌伪据点，控制了侯（镇）羊（角沟）公路两侧大片地区。彻底打通了渤海东部与胶东、鲁中的联系 。同时，中共地方政权和武装建设及群众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减租减息、民主反霸、厉行节约和大生产运动以及参军支前等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渤海军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主席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总司令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致统一战线》的报告。大会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式，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总结了我党二十四年的武装革命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八年抗战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以及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会指出了中国存在两种命运和道路；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大会通过了党章，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父亲组织全厂指战员对党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文件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学习。通过学习使大家认识到，党的组织路线就是群众路线，要使党和人民群众建立紧密联系的组织路线得到落实，就必须牢固地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依靠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纯洁加强组织建设，与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军阀作风、宗派主义等错误进行斗争。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组织原则，自觉地执行党章，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接纳新党员，接纳的党员，必须是各方面的优秀分子，思想纯正，为了保证党员的质量，党组织的纯洁，党组织有义务向积极分子宣传党的纲领、政策，讲解党章，起到宣传队，播种机，先锋队的作用。通过学习提高了执行“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自觉性，每一位党员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自觉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工作。

 

日军无条件投降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1月，苏联在东线1200公里长的战线上向德军发动强大攻势，迅速打破了希特勒的防御计划。3月，美、英等在西欧的军队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4月下旬，苏军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5月2日攻占了柏林。德、意法西斯的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孤立境地，但是，日本的实力没有遭到致命打击，仍企图进行所谓“本土决战”。6月下旬，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进攻并占领了冲绳岛，完成了“越岛进攻”的最后一战，为进攻日本国土创造了条件。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但是，国民党军队主力大部分在西南、西北地区，远离抗日前线，并没做反击准备。我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5月开始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取得了作战中的主动地位，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的条件。8月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对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8月10日24时，朱德总司令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其附近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规定各解放区抗日部队进入日伪侵占的城镇要塞后，由部队司令员实施军事管制。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正当解放区战场军民向日伪军展开大规模反攻之际，蒋介石却于8月10日发布三道命令：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擅自行动”；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收编；全国民党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妄图独吞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针对蒋介石的言行，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公开揭露其违背民族利益，积极准备内战的反革命面目。8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指出：蒋介石对人民采取“寸权必争，寸利必得”的反对方针，我们必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并号召解放区军民，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 

遵照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及山东军区指示，渤海军区组成了第四前线指挥部，根据渤海区域内敌情，分南、北、中三路展开大反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渤海区境内大小日伪据点。从8月至9月底，解放县城25座，解放570余万人，歼敌2.6万余人，除津浦、胶济铁路线上少数城镇外，渤海区内地日伪军被全部扫清，渤海区所辖各地区基本连成一片，形成了广阔、稳固的解放区。

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没有马上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原因是：一、美、苏、英三国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二、国内人民反战情绪高涨；三、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尚在大西南，将其调到华北、华东、东北等地尚需一定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施展了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一方面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借助美国的先进运输工具调动军队，抓紧做发动内战的准备。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与国民党谈判，争取用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历时43天，于10月10日结束。毛泽东与蒋介石就两党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斗争终于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团会议纪要》，即“双十协议”。国民党政府虽然迫于形势承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但其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内战消灭人民的革命力量始终没有改变。在国共谈判期间，蒋介石就开始暗地调集大量军队，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由西往东，由南往北向华北等解放区推进。 

早在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七大”讲话中指出“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已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9月1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指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党的战略方针，主要是：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及山东、华中解放区；控制热察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于9月20日至11月底，山东军区先后分三批将主力部队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师，渤海新编师，第五师大部，警备第三旅（两个团），东北挺进纵队（由滨海支队等部编成），军区教导团，以及部分基干武装共6万余人，经由陆、海路日夜兼程，开赴东北。山东部队进入东北后，滨海第一、第二师和东北挺进纵队编入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后改称第三十八军；鲁中第三师、警三旅编入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后改称第四十军；胶东第五、第六师编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后改称第四十一军；渤海第七师、新编师编入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后改称第四十三军。并根据中央的指示。先后调4000余名地方干部，拟配备了三套省级领导班子，随军奔赴东北，组织、发展地方工作。

1945年9月，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奉命挺进东北一部准备登船进军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