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遗产

知几

<h3>文 张宏治</h3> <h3></h3><h3></h3><h3>从我记事时起,父亲每年春节贴对联,我家二门上的对联永远都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横批:忠厚传家。父亲过世后,我家每年过春节的时候贴的对联是:忠厚传家凝瑞气,诗书继世伴紫云。横批:忠厚传家。 ——题记 1984年农历八月初九,是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至今已经35年了。记得那时,我在司法局作副局长。这天中午下班父亲还在院子里看书,他见我回来还说了一句:“你下班了”在我吃完饭去上班的时候他又说:“你上班去呀。”这时父亲已经13天没吃东西了,头一天去医院检查治疗,大夫只说了句“回家吧。”我到单位大约两点多钟,夫人打来电话说:“你快回来吧!咱爹不行了。”我赶回家,父亲在炕上打磨磨,老娘在帮他穿衣服。我背起他就往医院跑,父亲当时头脑还清楚,说话还很有条理。办完入院手续是下午三点左右,可是把急救针扎上以后,至晚五点父亲就渐渐昏迷了。通过这件事我总结出重症病人抢救不能点滴过量,因为他的心脏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打上药反而增加了心脏的负担,病人很快就失去意识了。 父亲曾对我有要求,他走时不能火化,要土葬。在这之前我已经给他准备了寿材,放在苏密沟我的叔兄弟家。父亲入院后我就通知叔兄弟把寿材拢起来。八十年代老人去世必须火化,如果土葬是会受处分的。我当时想:这老爷子可别等天亮了再走!天随人愿,到凌晨三点十五分父亲平静的走了。 当时,我让朋友弄了台解放汽车在医院门前等着。父亲去世后我们没有声张,将遗体装上车直奔苏密沟哥哥家,到那后寿材已经拢好,我们把遗体装进寿材就直奔墓地。埋葬完回到家里是早晨六点钟,我们像没事人一样,该上班上班,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周后单位人才知道,这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我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在父亲的衣兜里掏出了一角四分钱,这就是父亲留下的全部钱财。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富,可是父亲一生做生意坚守的“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操守和忠厚传家的传统,这是给我留下的无形资产。我退居二线以后还能干成一点事,与父亲留下的宝贵遗产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做的三件事仍然让我记忆尤新。听我母亲讲:1947年,当时桦甸处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拉锯时期,当年的抗联部队这时已转为解放军,他们在桦甸县城设有情报点。情报点的负责人姓田,以做生意隐藏身份,与我父亲成为了好朋友。194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拿着200块现大洋找到我父亲说:“他要回去了,这200块现大洋先放你这,以后我要能回来就来取,如果我回不来,请你把这200块现大洋交给我哥哥。”直至1952年这个人也没来取这200块现大洋。那时我们家已经中落了,全家11口人只靠父亲支撑一个小书店过生活。当时由于生意萧条,为了生计父亲每天早晨三点起来背着书去当时的红煤矿(现在的孙家屯区)出地摊,每天来回要跑36里路,有时一天才能卖几角钱,生活相当拮据。当时的200块现大洋能换多少旧币呢?一块现大洋可以换六块旧币。当时的200元旧币就可以买两间临街的门市房,200块现大洋可以买六套两间的临街铺面。在家境那样的情况下,我父亲在一九五二年秋天的时候终于访到了他这位姓田朋友的哥哥田作友。我父亲一分不少的将这200块现大洋交给了他哥哥田作友。田作友当时住在西台子村,是一个生活很艰辛的农民。田作友得到这200块现大洋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从此他与我父亲成了一生的朋友。记得一九五三年桦甸发大水,田作友半夜套车到我们家,把我们全家拉到西台子他家中避水灾。直到我父亲去世的前三天还去看望了田作友。 父亲做的第二件事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是1960年。这一年也不知怎么了,家家粮食不够吃,肚子就像无底洞,吃多少都不觉得饱,每天吃完早饭就想吃午饭。因为那时每家吃饭都上称量。当时上中学的哥哥、姐姐每月是35斤粮,我与妹妹上小学每月27.5斤粮,母亲在做饭时,哥哥姐姐的大饼子都要大一些,我与妹妹的都要小一点,那时我们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吃顿饱饭。记得有一次母亲见我能干活,做饭时就多做了一个小点的大饼子,藏在了面缸的后面。等哥哥姐姐都上学走了,母亲对我说:“面缸后面有个大饼子,你拿出来吃了吧。”我吃的时候,哥哥回来取东西看见了,说我偷吃大饼子,把我一顿揍。当时我父亲在白山水电站新华书店上班,每月只能回来一两次,他每次回来,都在白山的山上剥一些榆树皮,弄干后再磨成面,掺在玉米面里充饥,即使这样也解决不了吃饱的问题。在1950年,父亲的一位朋友叫王焕援,回山东时,曾放在我家两块黄烟烟砖有五斤多重。他临走时对我父亲说:“这两块烟砖留给大叔抽吧。”当时我爷爷还在世,1953年,我爷爷去世后,这两块烟砖就放在柜顶上。1960年时,市场上玉米面2元一斤,黄烟20元一斤,父亲想起了这两块烟砖,他拿到市场上卖了105元钱。用这钱买了50斤玉米面,这50斤玉米面,帮我家渡过了困难时期。父亲把烟砖卖了之后,就写信告诉了王焕援。并说:“黄烟砖卖了105元钱,现在粮食不够吃,我用这钱买了玉米面渡命了,等以后宽裕了再把钱还你。”1963年,王焕援从山东逃荒来到桦甸,投奔了我父亲,在我家一住就是三年多。父亲为了还他这105元钱,我们全家每月从伙食费中挤出5元钱,当时,我家9口人再加上王大爷来10口人,我父母每人每月工资是37元钱,合在一起才74元钱。而我二哥在北京上大学,每月还得给他寄15元生活费。当时,困难补助标准是每户月平均不足8元钱生活费,可享受困难补助,我家正好比贫困线多两元钱。就是在这样的贫困中,我父亲为还王焕援的钱,从口里节省出了55元钱。父亲又给我大哥写信,让我大哥给寄回来了50元。(我大哥当时在南京市冶金局当工程师月工资72元。)总算把王大爷这105元钱凑齐了。父亲这样做时,遭到我们全家人的反对,当时我们讲,他放我们家是五斤黄烟,我们再买五斤黄烟还他不就行了吗。当时黄烟已经掉价到2.50元一斤了。这样有13元就够了。父亲听后眼睛一瞪说:“事情能这么办吗?当时用这钱买粮食救你们命了,能不还人钱吗!”王焕援到1965年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山东的生活也有了改善。他要回山东老家,父亲亲自把他送到磐石,又花了15元给他买了回山东的火车票。 第三件事情是在我父亲去世前三天,父亲让我叔兄弟用小车推着他从上午十点出去,下午三点才回来。这期间他办了三件事。一件是去商店买了一把气管子,以前他借邻居家气管子给弄丢了,买了一个新的给人家还上;第二件事去杂货铺还上以前欠的几元钱;第三件事是去看望三位他的老朋友—一位是在小什字街行医的周大夫,也就是周国瑞的爷爷周英久。另一位是解放前我父亲开书铺时在我家打工的伙计田绍祥,第三位就是我前面讲的送还200块现大洋的田作友。我父亲回来的当天晚上,母亲对我说:“老三,你给你爹准备吧,不出三天他就走了。”我对母亲说:“我爹精神头挺好的不能吧!”母亲讲:“你没看出来吗?他这是辞路去了,你就准备吧!”我当晚就给在省公安厅工作的二哥打了电话。二哥第二天下午就回来了,当天晚上父亲非常高兴,精神头也好,他给我们讲了家史和他小时候三次大难不死,还拿出小唱本为我们唱了几段小唱曲,哥哥还为父亲录了音。我父亲是11岁同爷爷一家五口逃荒来到东北的,从山东一边要饭一边走,用了三个月时间来到老金厂西北天给地主陈福堂扛活。这期间父亲经历了三次大难不死,一次是他13岁的时候,有天晚上他与爷爷在山上摞木柈子,到半夜11点钟时,一只大老虎从山上带着风下来了,父亲和爷爷看事不好,就爬到了柈堆上趴在了上面,老虎下来围着柈堆转了两圈就走了。第二次是他14岁那年的夏天,他们在山上砍树放木头,这天中午干活累了,吃完午饭父亲就在一个树荫下睡着了,在山上干活的人不小心将一根一米多粗的大木头顺山坡滚了下来,直奔父亲睡觉的地方去了。爷爷在山上看到这场景吓得声音都变了,没命式的叫喊,父亲也听不到。等爷爷跑到父亲睡觉的地方一看,大木头停在了父亲身旁。父亲还没醒,原来一个木桩子挡住了大木头,父亲安然无恙。第三次父亲15岁时这年粮食大丰收,没成想快过春节时,一天晚上胡子来了,把一年的收成全抢光了。奶奶经过惊吓,一病不起,年前就去世了。爷爷没办法,就领着一家人来到当时的船场,(现在的吉林市),以磨杂和面为生计。爷爷当时住的地方房前有一条小河,在开春的时候,父亲在吃晚饭,他看邻家小孩弄条船用杆子一支就到了对岸,再一支又返回来了。他觉得好玩儿,饭没吃完就跑出去,学着邻家孩子的样子用船杆支那条船玩。由于用力过猛,再加上不会登船,一下子将自己闪到河里。他掉到河里水是流动的,脚够不着底,睁眼一看水是黄色的,他又不会游泳,心想这下完了,非淹死不可了。他把手举了起来,也是父亲命不该绝,正好河的桥上站着一个老头往水里看,见到一个小孩的手指头,伸手把父亲拽了上来。父亲上来后吓傻了,忘了谢谢救命的老者,径直跑回家。到家后父亲的爷爷见他弄了一身水,问明原因,不但没安慰他,还把他一顿臭骂:“该!怎么不淹死你呢!”父亲讲完这三个大难不死的故事后说了一句:“如果任何一次丢了命,哪还有你们这些东西!” 正如母亲所言,第三天凌晨,父亲走了。父亲的一生,虽没有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在桦甸从出地摊到支起门面,兴旺时也顾过七八位劳计。父亲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年轻时想赚多钱就能赚多钱,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凭他的勤奋、努力、诚信、厚道得来的。 2001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在桦甸日报社社长的岗位上退居二线。在经营房地产的过程中,我秉承父亲的品德:诚信经营,中庸处事,忠恕做人,利他不争,至今经营房地产近20年,累积建楼40余万平方米。为国家纳税壹亿余元。如果没有父亲留下的品德和父亲对我的影响,是不会有这样的成果的。 2006年,在大安市我拿下一块占地12万平方米的棚户区,规划建26.7万平方米楼房。在拆迁与回迁过程中,我做过四件事情: 一件是:拆迁时遇到一户被拆迁户,他是借助别人家的大山墙搭了一个镶入地下一米深的偏厦子,即没有产权证也没有附房证,按拆迁补偿规定是应该无偿拆除的。找他谈时,他提出要五万元的补偿款。我听说后,一天晚上同负责拆迁的刘坤到他家去看看。一进门满屋都是烟,他们正在做饭,全家五口人三位残疾人。男的腿是残疾,用两只手支撑着在地上走路。女的罗锅腰,头和脚几乎扣在了一起,炕上还有一位残疾有病70多岁的老太太。俩个孩子都上小学,看到这种情况,出来后我对刘坤说:“像这样的人家,别说还有这么个偏厦子,就是啥都没有找你要五万能不给吗!” 另一件事是2008年夏天,市里定的要强迁一户,他的房子评估为3.6万元,找他谈他要15万元,相差太悬殊,在强迁的时候,这户的男主人亮出了身份。三伏天他穿了件尼子上衣,胸前挂满了各种纪念章,他搬了个凳子,拄个棍子往自家大门口前一坐。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说:“快来看啊!要强迁老红军了!”事实上他是抗美援朝的转业兵。当时参加强迁的工作人员一百五十多人,再加上围观的群众大约能有七八百人。看到这架势,我找到主管城建的副市长,他当时才30多岁,是一位有着光明前途的年轻副市长。我对他说:“张市长,你看这阵势怎么办?能迁么?”张市长反问我:“你说怎么办?”我说:“别强迁了,给了吧!如果把他强迁了,不明真相的群众会以为我们把老红军给强迁了。”张市长说:“反正你出钱,你说不强迁咱就不强迁了。”到晚上我们按他的要求给了15万。 <br></h3><h3></h3><h3></h3> <h3>第三件事是2009年的深秋,在接近拆迁尾声时,剩余的21户临街钉子户,市里决定强迁拆除。开始头几户我们采取压一压、放一放的办法都顺利的签了拆迁协议,近中午时拆迁一户临街的附房。虽说是附房建得比正房还好,因附房没有产权证,评估只评了3万多元钱。她要12万,几番协商都没谈下来,决定执行强制拆迁。当三台铲车将房子围上,就要铲除房子时,被拆迁的是一位满头白发的70多岁的老太太,她跑到我面前抱住我两条腿就跪下了,嘴里喊着:“你不能强迁我!我全靠这座房子养老呢!”我看到她那满头白发,忽然想起了我的老母亲。也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同情心,我一挥手招呼我儿子,“告诉他们停止强迁!给了吧。”参与强迁的工作人员和围观的群众同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并说:“张总,你不是来拆迁来了!你是来扶贫来了。”由于这户给了,剩余的十几户也都参照这个标准全放了。至晚21户全部拆迁完毕,晚上夫人回家,听说拆迁多付出200余万,对我说:“老张,你放得有点太狠了吧!”我对夫人讲:“你没在现场,你在现场看到那样的场面你也得放。”当时如果不放,剩余这10余户肯定强迁不完。转入2010年,市里的拆迁政策进行了调整。临街的房子回迁门市房,拆一还一。得知这一调整政策后,夫人对我说:“老张,还是你有眼光,当时你得亏放了,不然转入今年可吃大亏了。”夫人讲这话的原因是:当时放到这种程度拆迁每平方米房子成本才2300元左右,二零一零年我们建成的临街门市房价格在6600元至9500元一平方米。 第四件事是:2008年我们总计建了八栋六层住宅楼,其中有四栋是商品楼,四栋是回迁楼。当时市里对回迁楼的要求是层高不底于2.7米,外墙装饰可以刷涂料。我们商品楼层高2.9米外墙装饰是镶瓷砖。回迁户知道这种政策后意见非常大,我得知这种情况先算了一笔账,外墙镶瓷砖与刷涂料每平米差不上30元钱,层高增加20公分每平方米造价也就增加20元左右,总计回迁楼三万平方米左右,工程造价总计增加150万左右。我当时给回迁户做了四条承诺:一、回迁楼的品质同商品楼一个样,绝不偷工减料;二、回迁楼层高与商品楼一个样,全部层高2.9米;三、外墙装饰与商品楼一个样,外墙全部镶瓷砖;四、回迁楼地面与厨房卫生间全部镶瓷砖,并将洁具、洗菜盆全部装上,达到准装修水平。这四条承诺用大红纸向回迁户公布后,回迁户的意见立刻就平息了。 这波平息以后,秋季回迁楼建好。开始回迁时风波又起,当时回迁选择楼层的政策是:依签定拆迁补偿协议的日期先后选楼层。这样先签拆迁补偿协议的就可以选到三四楼,最后签定补偿协议的只能选六楼。回迁户不愿意选六楼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年岁大的上六楼确实困难,二是三、四楼的楼价每平方米1480元,二、五楼价格每平方米1380元,六楼每平方米价格只卖700元,价格基本差一倍。凡是回迁到六楼的都有意见,有的找到市里领导认为楼层差价太高不合理。我得到这一情况后,觉得年纪大的老人爬六楼确实困难,将来岁数越来越大每天爬六楼确实不方便。当时统计了一下,总计回迁六楼的有五十户左右,大约4000多平方米。六楼与二楼的销售价格差270多万。当时想,270万对这五十多户回迁户来讲这可是他们一生的积蓄。六楼与二楼的价格相差近一倍。他们有意见也是合理的,岁数大的人爬六楼也确实有困难。于是当时做了一个决定,凡是家有六十岁以上老人的回迁户,回迁到六楼的可以回迁到商品楼的二楼。这一决定公布之后,有的回迁户把爹妈请回来,我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认真对待。四栋商品楼的二楼基本都给回迁户回迁了,四栋回迁楼的六楼全部剩下了。虽然四项承诺与回迁二楼少收入几百万元,自己得到了一个心安。同时还得到了一个桦甸开发商心善的好名。 易经中有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到了2010年楼房涨价,剩下没售出的六楼都卖到了2300元一平米!尤其我们的商业街与万米商厦建成以后,商厦下面的门市房卖到6600元至9500元一平方米。以前剩下没售出的门市房当时3600元一平方米卖不出去。商业街与商厦建成后,剩余的门市房随风涨,从3600元一平方米涨到6600元,没几天又涨到8000元随后又涨到10000元一平方米。因涨价因素我们多收入了2000余万元。以前拆迁多给的也好;提高回迁楼标准也好;还是回迁六楼的回迁户让其回迁商品房的二楼也好,舍出去的上天以五倍的数额返还了我们! 从2000年,到永吉县岔路河镇开发第一个楼盘,至大安市开发的三处楼盘,再到桦甸市开发的《金城福地》楼盘。开发时间经历了20个年头。回想往事历历在目,好像沿着父亲走过的路每走一步都能看到父亲的影子,忠厚传家,这也许就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