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讲过去的故事

愚翁

我和愚翁战友

我与愚翁张家华四十多年前是同住在总后勤部司令部大院的战友，我是281部队二大队一个参谋，他是总后文工团的二胡演奏员。1970年夏，总后文工团在总后大礼堂进行汇扱演出，一位年轻小帅哥的二胡独奏《北京有个金太阳》轰动全场，在场的所有男女官兵们都报以热烈掌声，他就是渔翁张家华战友。1975年，家华战友在301医院作期间，看到一大队正在抢建一座十三层将军疗养楼，那热火朝天的战斗场面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与俱乐部主任赵楠桥l合作创作了一首器乐合奏曲《沸腾的工地》，发表在《解放军歌曲》(1975)弟十期上，受到了281部队战友们的广泛赞誉。

1976年，家华战友退伍在四川石棉矿宣传部工作，他一生公道正派，仗仪执言，做过许多好事，比如八十年代初，石棉县城街头流落一位老八路，他了解冤情后，立即给相关部门写了一篇题为:一位不幸的革命老英雄的报道，促成了问题的很快解决，期间，他还资助过这位老八路军人一家的生活及物资。他曾看望过在安顺场帮助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老船工帅仕高大爷，并给解放军报社和民政部门写了题为:老船工仍在受难的情况反映信，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很快给帅仕高大爷提高了优抚补助标准，解放军报社还派记者专程去安顺场拍了帅仕高大爷的半身彩照登载在解放军画报封面上。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仅凭这两件事，我都应向亲爱的家华战友学习！并由衷地向你致敬！(老战友刘业华)

愚翁的回应

战友们，晚上好！关于业华战友提到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做的几件事，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一一八十年代初，各地十分盛行文凭风，因我是退伍兵，又有文化基础，只是缺乏一张正规文凭。那时，我很受时任川矿第一书记四川省军区在职司令员李增贵的器重。于是作为委培生，被派往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系进修两年，专攻《逻辑与语言》和《汉语言文学》两科，拿了个大专文凭。过去我在宣传部主管统战，兼管打字室和印刷厂，学习回矿后就兼任《石棉矿报》编辑。由于我有时写点文章颇具份量，被《四川日报》骋为特约通讯员，被《中国城乡建设报》(现已停刊)骋为特约记者，虽是些兼职，也不得不履行社会监督职责。1984年，我家分了一套新建的二套一楼房，搬去后，原在岳父母家的婚房就空了出来。突然有一天，我爱人的干妈(岳父母的乐山老乡)来家里找我，说是街上有一家可怜的东北人来石棉要求落实政策被拒，没住处，没生活来源，急需救助，要我把老婚房腾给他们暂住一下。我听后满口答应，表示里面还有床铺、沙发、平柜等简单家具，厨房也是现成的，叫他们马上搬来吧，房租全免。

这家人入住后，每天晚饭后我就要去他家走一趟，深入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情况。经了解，这家的主人叫冯景林，内蒙赤峰市人，1930年，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三省，，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两年后，一些有识之士组织了一支抗日联军，十几岁的冯景林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支队伍。日本投降后，抗联迅速壮大，并配合解放军作战略反攻。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抗联被编入四野，随后入关南下，担纲解放全中国的主力。三大战役冯景林都参加了，淮海战役中，他是连长，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以少胜多，一仗就俘敌150多人。1950年，他随首批自愿军入朝参战，53年回国后，他被抽调到军委设在四川资阳的军官教导团学习，其间在简阳安了家。1955年石棉县成立，干部奇缺，冯景林被调到石棉，任命为劳动局兼民政局局长。1962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他为保老百姓的命在粮食分配问题上与田县长发生矛盾，随即被打成现刑反革命开除公职，押解回内蒙老家农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上下都在全面落实政策，大量评反冤假错案，冯景林认为自己的案子属于典型的冤假错案，应该得到评反。于是就带着一家老小来石棉要求落实政策。谁知石棉县对这位老英雄的态度相当强硬，不但不接待，不查原委，不解决问题，而且还派车将一家老小从旅馆拉出来甩上车，一路飞奔遣送回内蒙。可笑的是，当遣送车还没返回石棉，这一家人又出现在石棉街头。如此往返数次后，一些好心人给他们出了点子，他们就扛着铺盖卷住进了民政局办公楼。占领办公大楼这还了得，县里立即出动军警，上楼把他们揍了一顿，然后拖下楼塞进囚车送回内蒙。谁知几天

后，一家老小又回来了。这次回来由于身无分文，住没地住，吃没地吃，只好露宿街头，全靠好心人接济度日。

冯景林介绍完情况后，指着一只老旧皮箱说，这是我的唯一家当，打开给你看看吧。说完他掀开了箱盖，只见箱子里装的是些破烂衣物，还有一套退了色的老旧军装，可箱盖内壁上却显得璀璨夺目，挂满了各式奖章。他介绍说，这些奖章勋章是他在各个战场上出生入死换来的，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的奖章都有。他最心仪的是那枚金日成颁发给他的“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勋章。”他家共有六个儿女，大女儿已成家在老家没来，其余五个子女一直与父母同甘共苦，往返于内蒙与四川之间。老二是智障儿，老三冯建林当过三年兵，老四冯建丽时年十八岁，老五十四岁是个儿子，老六是个女儿十二岁，几姊妹均已辍学。听了冯景林的故事，看了这家人的惨状，我心情十分沉重，总觉得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于是才提笔写了那封情况反映信。几天后，这封信就被时任四川省委记谢世杰看到了，他立即批示，要求省委组织部派一个工作组去石棉调查了解情况，并迅速作出处理。工作组很快到了石棉，经查实，冯景林是1932年参加抗联的，应属老红军范筹。他的案子纯属个人恩愿引起的冤假错案。不出一个月，石棉县就为这位老革命全面落实了政策。首先把他们一家安置到烈士陵园中的一幢漂亮建筑内住下，并为其添置了一些必要的家具和生活用品。冯景林按老红军资格享受离休待遇，冯妻按护理人员待遇领取工资，老三冯建军安置到百货公司电器营业部工作，老四冯建丽安排在民政局所属的烈士陵园作管理，老五老六由县里出资出面安排到县城一小和石中就读。在此前那几个月，他家的生活物资和衣物都由我家和岳父母家来接济。冯景林家的情况就是这样，明晚再讲讲帅士高的事情。

下面是我今年春节期间到石棉时，去冯景林家三儿子冯建军家拍的视频和图片。

　　昨晚讲述了冯景林一家的整个情况，现在再作一点说明。为什么一个简单的，很好处理的冤假错案一拖几年得不到落实，个中原由我也不得其解。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只是动了动笔，将真实情况作了一个详实的反映，案子就很快得到了纠正，其实，这也是靠人缘而遂的。第一，我是川报特约通讯员，这不必多叙。第二，川矿宣传部长钟持谅，是从四川日报总编辑任上调来川矿的，咱俩关系很好，我所做的一切正义的事情他都持支持态度。第三，四川日报驻川矿记者站首席记者郑汝成、四川广播电台驻川矿记者站首席记者何详显与我是哥们，几乎每天都要在一起吹吹牛聊聊天。我将稿子写完后拿给郑汝成看，向他征求意见，他阅后大加赞赏，觉得非常不错，并于当天下午就赶往汉源火车站，乘夜车回到成都。第二天早上他就将稿子拿到报社交给领导，领导看后又立即到总编室，将文稿交给总编辑，让他立即制作成内参资料，送给省委一号首长圈阅。当省委组织部工作组到了石棉后，石棉县委领导对工作组立即表现出阿谀奉承之态，表示一定全力配合调查，尽快作出处理。郑汝成全程参与了调查处理工作。据他讲，当时的县委书记，县长对工作组没有任何意见，而对我的意见就特别大，说我给他的县里的工作添了乱，带来了大麻烦等等。我说，我既然要反映问题，就不怕有任何阻力和打击报复。郑汝成极力鼓励我说，不用胆却，新闻工作者遇到各种阻力是家常便饭，你做这件事我们报社是支持的，广大群众也是支持的。事情得到全面解决以后，我立即写了一篇题为《石棉县委认真落实群众来信来访，实事求是地处理一起历史遗留问题》的文章发表在四川日报上，时间久了，一切恩怨也就化解了。过去我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都使用的“筐栅”笔名，谐音矿山。

现在来讲讲老船工帅士高的故事吧。我是1976年底到的川矿，过去听了很多关于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故事，到石棉工作后，很想去安顺场一睹那荡气回肠的英雄场面，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壮举。苦于当时从石棉县城到安顺场有二十多里路程，一条土路，没有班车，总难成行。到了1977年底，我与184师老兵的女儿成婚了，单位上给我发了一张蝴蝶牌缝纫机票和一张凤凰牌全链盒轻便自行车票，老丈人立即去百货公司提了现货作为嫁妆给了我们。有了自行车，我走哪里都方便了。记得刘业华战友从部队探亲到我这里来玩，一个周末，我借了舅子的自行车与业华一道去了安顺场。我们先去参观了强渡大渡的渡口和历史陈列馆，听了解说员详细解说强渡大渡河的全过程。当我们听说还有一位帮助红军渡河的老船工帅士高大爷仍健在时，内心非常激动，决定立即去拜访这位老船工。我们打听好地址后，一路飞奔，很快就到了帅士高的家门口。我们架好自行车，走向一位坐在屋门口衣衫褴褛的精瘦老头问道:“大爷，请问这是帅士高家吗？”老头和蔼地答道:“哦，我就是，同志，请坐哈。”业华说:“帅大爷，不客气，我们先在外面看看再来和你摆龙门阵。”帅大爷已经七十多岁，左眼先天失明，眼睛凹进眼眶里，看不见有无眼球，右眼也只剩一条小缝，只能瞄见稀许黑眼珠，视力只剩光感，两个眼晴周围都挂满了白色的眼屎。我们围着房屋转了一圈，这是一栋低矮的土墙青瓦民宅，只有小小的三个房间。整栋房屋没有一堵窗户，只有一扇歪斜的木门，土墙上布满了宽窄不等裂缝，看上去就是一户穷苦人家的模样。我们走进屋去，两个厢房黑古隆咚，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门对着的堂屋依稀可见一张木桌，几条木凳，墙壁上贴有几张领袖像。我们抬了一根木条凳出来与帅大爷面对面坐着唠嗑。他向我们详细讲述了红军来到安顺场和强渡大渡河的经过，由于时间关系，过程就不描述了。然后我们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和生活近况，他一一向我们讲述开了。他说:“由于我眼有残疾且家庭贫困，四十岁以前都没条件娶妻生子。直到1965年彭德怀来川矿视察，派人把我接到川矿招待所见了面后，他就指示当地医院一定要尽力医治我的眼疾，指示地方政府要关心我的生活，尽一切所能帮我组建一个家庭。不久后，经人介绍，我与当地一个寡妇结了婚并育有一子。婚后没几年，因为一场大病妻子就离世了。如今儿子在石棉中学读书，政府每月给我八元生活补助，孩子虽然免了学费，但每月要交30斤粮食。我眼睛看不见，根本干不了农活，所以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听了他的讲述，我俩的眼眶都湿润了。待业华返回部队后，我就奋笔疾书，写了一篇题为《老船工仍在受苦》的文章，以川矿宣传部的名义寄往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报社。文章寄出去后还真起了一些作用，两年后我再去看他，士墙房变成了崭新的砖混平房，身上穿得干净整洁了。他满脸堆笑地说:“托共产党的福，我现在过得很好了，每月有30元补助，房子也是政府出钱修的，15岁儿了也弄去当兵了。”看到他的变化，我略感欣慰，以后因为工作忙再也没去看过。听说帅大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过世，儿子退伍回来后保持了军人本色，踏踏实实做事，后来当了副县长，现在干啥我也不知。我有一个视频，有他儿子的讲话，明天我找找看，若找到就分享给战友们。这两个故事就讲完了，还有其他一些小故事，以后有时间再慢慢写。再见！

可惜帅士高的照片和他儿子开会讲话的视频都没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