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今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明显早些,还未到三月底,雨水伴着天山上融化的雪水顺着众多小溪,静静地流向散落在垦区大小不一的水库和蓄水池里,并一路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已露出新芽的小草,而返青的麦苗翘首期待着沃肥,孕育已久的花儿渴望着早日绚丽绽放。</h3><h3> 熬过严冬,人们祈盼的春天、播种的季节来到了!</h3><h3> 而就在这年复一年、花开六旬轮回中,工作了四十二年的我就要退休回家颐享天年了。印记的欢悦、辛勤,还有困惑和遗憾等该淡出视线了,因为当今社会私欲膨胀、利益熏心,不会有人记着他人曾经的“精彩”和过往的“坎坷”,留着也是自嘲。</h3><h3> 看!岁月染白了双鬓,沧桑的脸庞写着曾经的过去,已不再清澈、纯净明亮的眼睛正迷茫地面对着想象中的未来退休“世界” (摄于2017年、贴在退休证上的照片)。</h3> <h3> 为给新来的人腾出办公室,闲暇整理杂物时,偶然发现,在不起眼的窗角处文件盒里,有一牛皮纸信封里掖着几打往日无暇顾及的旧照片。弹去尘灰,顺手翻阅,虽然熟悉的身影和远去的记忆在流逝的岁月里显得有些模糊,但它仍像绳链似地串起我四十多年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但遗憾的是怎么也没有寻觅到我幼年、童年、少年时的身影。</h3><h3> 垂垂老矣,我可想知道我小时候长得什么样了,别说是“倩影“,即便像是从炉灰里扒出来的土豆似的,心里也会掠过一阵窃喜。不过回头冥思,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生长在十年动乱时期,期间父亲一人工作,还要扯养四个孩子,哪舍得用汗水摔成八瓣挣来的那点饭钱来照相。</h3> <h3> 翻看着有些泛黄的照片,尘封的往事犹如打开的“闸门”,顺着脑际尽情流淌,虽然难觅童年和少年的天真无邪,但支离破碎的“片段”却仍唤起了对过去时光的记忆,而且我会永远留存,因为他们看似普通、无彩,但在我眼里是“多彩”的------</h3> <h3> 五十年代中后期,我国绝对是一个“凯歌奋进”的年代,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一天等于二十年”、“赶美超英”、“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等口号响彻祖国大江南北。但由于忽视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且中苏关系恶化,加之天灾,天真的人们正满怀激情地向着伟大的共产主义迈进时,1959年初,漫长的“三年困难时期”拉开了序幕,粮食短缺、食堂停伙、春荒,饥饿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而就在此时,在天府之国一个小山村里,我伴着饥饿来到了人间,不知乳汁是否甘甜,不知米饭是否喷香------</h3> <h3> </h3><h3> 艰辛长大成人后,没想过我将怎么“去”,但一直想知道是怎么来的,从什么地方来的!</h3><h3> 2008年12月,趁出差之际,我绕道回了趟离别近50年的重庆山村老家。那天,天空灰蒙蒙的,下着小雨,在已出五服的“亲戚”带领下,走在泥泞的山路上,来到一长满蒿草的半山坡旁,身旁是没有了墓碑、只有几块大石头可作为辨认物的祖坟,望着山下沟里那间冒着白烟的破败房子,心里翻起阵阵酸楚------,用相机拍下了下面这张照片。乡亲们告诉我:1961年的秋天,我们家就是从这间早已是他人的破屋里落难到新疆的。</h3> <h3> 我出生半年后,为生存,父亲独自一人“盲流”到了新疆,期初被安排到造纸厂工作,后因开发莫索湾需要大量劳动力,以支农名义来到了当时的莫二场(现一四八团场)离场部四十多里的原十三队,在那里耗尽了他最后“一滴油”。</h3><h3> 莫索湾北临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干旱缺雨,生长着梭梭、红柳等沙漠植物,是黄羊、野兔的乐园,但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为向荒漠要粮,1958年兵团对此进行了大面积开发,仅莫二场当年开发、当年播种粮、棉8.6万亩,实现了“当年开荒、当年生产、当年上缴利润”的辉煌业绩,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h3><h3> 下图是195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给莫二场颁发的奖旗和一自产的四十四公斤大南瓜。</h3> <h3> 在莫二场,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与千千万万“兵二代”一样,没有星光环绕,但一生建设、保卫着边疆。住过“地窝子”,喝过涝坝水,吃包谷面吃得吐酸水。亲历了兵团“文革”前的辉煌、“文革”时期的衰败和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心灵深处深深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h3><h3> 下面这张照片中,哪一个是我?我也不知道了!</h3> <h3>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说兵团人“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但仍以开荒种地为主,上、下班以哨声为令,工作没有硬性指标,没有绩效考核,大家月工资基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那时的真实写照。</h3><h3> 妇女们绝对顶了半边天,农作物的日常田间管理基本靠她们,且很多活只能蹲着、半跪着、弯着腰才能干。除此之外,作为母亲,“雄鸡一唱”就得起床生火做饭,烧的是棉花秆、玉米秆、玉米芯和麦秸秆。而到了冬天,摸黑起床,冻了一夜的土坯房如“冰窖”似的,昏暗的煤油灯映照着她们在“冷锅寒灶”前忙碌的身影,等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吃完饭上学走了,自己才匆匆扒几口,急忙出门上班。</h3> <h3> 背负着工作和家庭双重重担的男人们,早上起来常常是雨雪无阻地到沙包边的井里去担水,井绳把水桶挂好后下到井里使劲摇上来,再用扁担挑着,沿着松软、曲折的沙土路担回家,有时遇到阴雨天、特别是春季冰雪融化时,道路泥泞,回到家就剩两个大半桶了是常有的事。</h3> <h3> 而遇到少有的休息天时,父亲们则带着大一点的孩子,冒着寒风、顶着烈日,启明而起,到四十里外的沙包窝肩背、手拉去捡柴火,戴月而归。</h3> <h3> </h3><h3> 白天上班、晚上开会,日子犹如陀螺。但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为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人们起早贪黑地工作,而为能当上劳模、先进,常披星戴月。“精神奖励”是一张在锣鼓声中送来的印有领袖头像的喜报,或一本“红宝书”, “物质奖励”则是本笔记本,或洗脸毛巾。</h3><h3> 虽累、虽苦、虽穷,但风清气正,官清、民顺,为团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h3><h3> 下图是家乡条田边为数不多的沙枣林了!</h3> <h3>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今天的团场职工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丰衣足食、安定和谐,一派欣欣向荣景象!</h3> <h3> 但前些年,当我回到生活、工作过的十一连、老八队时,不少当年熟悉的先进工作者和老军垦们由于年轻时体力过度透支,积劳成疾,在不该“走”的时候,带着对莫索湾这片土地的眷恋、遗憾,和对今天拾棉花有采棉机、浇水用滴灌、收玉米用收割机、冬天不在寒风凛冽中拉沙、运肥和家家住楼房的美好生活想往,过早的永远离开了我们。</h3> <h3> 1967年,秋黄叶落,正值“文革”如火如荼之时,穿着哥哥姐姐们穿了再穿的衣服的我该上学了,但不知为啥,硬是不愿意去,记得是在父亲赶着、吓着下到学校去的。</h3><h3> 建场初期,条件有限,学校建在沙包窝脚下,墙是用老军垦们打的土坯砌的,房梁是从沙包窝捡来的梭梭柴,然后上面铺上些红柳、芦苇,再上上一层泥巴,课桌、板凳是搭在土块上各一块近5米长的木板,而家住另外三个连队的孩子们,为上学,每天得带上干粮、穿过沙包,沿着条田边的引水渠步行往返近二十里,无论严冬酷暑,风雨无阻。</h3> <h3> 学习的第三课是“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主人!” ,立志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然而,后来这一切又被几十年来风云变幻的现状改变,当年那种豪气已风光不再,成为了退休大军中的接班人了。</h3> <h3> 心目中的英雄是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心灵深处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深知幸福生活是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绝不能让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h3><h3> 而近几年,某些别有用心的痞子们抹黑英雄、辱没领袖、恶搞黄河大合唱,用心何在?一个不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国家迟早会崩塌的,一个不崇尚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没有抵御外部侵略敢于牺牲和和平时期甘愿无私奉献的时代楷模的民族,这个民族迟早会灭失的。</h3><h3> 擦亮眼睛!且行且珍惜,前苏联不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h3> <h3> “校园歌曲”是“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我把冤伸------”;放学路上唱的歌是“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和“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贫下中农永远热爱您!”。</h3><h3> 憎恶《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半夜到鸡窝里学鸡叫、轰鸡,习惯性半夜挨轰的鸡在生理上到底会不会“叫”?我没有偷过鸡,不知道。即便是“叫”是否也应是受了惊吓地“乱叫”,能叫出那种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节奏感”和“韵律”吗?</h3><h3> 作者为体验生活,半夜里一定到鸡窝里轰过鸡,而且他那群鸡应是转了基因的鸡,可以听懂人话。</h3> <h3> 与恶霸地主刘文彩不共戴天,“吃人奶”、 “水牢”、“大斗进、小斗出”,十恶不赦。但几十年过去了,媒体上又说他是个富有争议性人物。</h3><h3> 搞不清楚了!</h3> <h3> 最恨恶霸地主黄世仁,“以人抵债”,逃到深山老林里的喜儿死也不“嫁”“豪门”,后成了白毛仙姑。若遇到当下 “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某些女子可能偷着乐呢。</h3> <h3> 那个特殊年代,请弯腰驼背、“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讲地主是怎样剥削、压榨穷人的,“字字血、声声泪!”,吃忆苦思甜饭,课上、课下、广播和电影里无不充斥着地主是恶霸,面目狰狞。</h3><h3> 心灵深处怎能不充满对新社会的无限热爱,对旧社会的无比仇恨!</h3> <h3> 在席卷全国的“文革”岁月中,我们认真践行了最高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记得以学为主似乎学的是加、减、乘、除和农业“八字宪法”;兼学的是从上三年级开始,春天定苗,夏天锄草、捡麦穗,秋天拾棉花。那时,“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两个词在连队礼堂的大字报里出现频率最高。因年纪小,看不大懂,心里想常喜形于色,时不时把“我们贫下中农”挂在嘴边、且将“大老粗”引以为荣的那些人就是无产阶级;而只须老老实实、不须乱说乱动、时不时被揪出来挂个黑牌子“批判”一阵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臭老九”和出身地主的人就是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要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能答应吗!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h3><h3> 看来小小年纪的我阶级觉悟还蛮高。</h3> <h3> 虽说校舍简陋,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地很多地方,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村的孩子们连温饱都未解决时,而我们团场的孩子苦是苦,但不管男孩、女孩都能上上学,至少是小学毕业,而大部分则是初中、高中毕业,没有听说过因为生活困难上不起学、不上学,或半途辍学的。可以说,除经济条件较好的城、镇外,那时团场孩子们的适龄入学率相比而言绝对领先,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幸运的,感谢兵团!</h3><h3> 我可想在此加几张童年时的照片了!找了,可是找不到,应不是“找不到”,压根就没有!能找到的最早的照片就是下面我一九七五年七月初中毕业时在一四八团标志性建筑——团部大礼堂前照的班级集体照。倒数第二排右四的那个是我,那年我十六岁。</h3> <h3> 五年的小学文化课学习没有对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初中三年也较为平淡,倒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耳闻目睹、匪夷所思的事情仍有所记忆------</h3><h3> (由于美篇单一篇幅及字数所限,待续……)。</h3><h3><br></h3><h3> 周光敬</h3><h3> 二O一九年四月三十日</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