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衢州因缘

清献书院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人，是中国文学史上久负盛名、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与李白、杜甫齐名，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其一生亦官、亦佛、亦诗，曾与衢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少时寓衢州

    唐贞元四年（788），白居易十七岁时，其父白季庚是一位明经出身的中下层官员，在徐州别驾、当道团练判官上任期届满，年已逾六旬，又被朝廷改除检校大理寺少卿、兼衢州别驾。白居易于是随父母及弟弟行简、幼美来到衢州，在此度过了将近三年的时光。

    比白季庚早一年到任的衢州刺史韦光辅，陕西京兆（今西安）人，是唐太宗的裔孙、衢州刺史、信安郡王李祎的外孙。代宗朝，官太府少卿，曾上奏改造铜斗尺秤等。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出任衢州刺史。《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载：“光辅，衢州刺史。”

    韦光辅的外祖李祎，据《新唐书·世系表》记载：是唐太宗第三子吴王恪，恪第三子琨，琨子祎。《旧唐书·传》载，李祎少继江王，后封为嗣江王。景龙、开元年间，两任衢州刺史，后改封信安郡王。天宝初，以太子少师致仕。在衢州任上，李祎曾登烂柯山，寻王质观棋遗迹，作五言《石桥》诗，这也是烂柯山所见历史最早的一首古诗。

    韦光辅在衢州刺史任上，将外祖李祎的《石桥》诗刻其计于石桥下，并撰有《刺史韦公镌外祖信安郡王诗记》，文末署“大唐贞元三年丁卯岁正月景戌朔九日甲甲午朝散大夫使持节衢州诸军事守衢州刺史赐紫金鱼袋韦光辅建”，字画精妙。

    白季庚在衢州的政绩，以及与韦光辅的交谊，文献缺载。

    贞元七年辛未（791），白季庚又改除襄州别驾。接替他的于邵，京兆人，进士出身，曾为太子宾客，因与宰相陆贽不和，出为杭州刺史。久疾求告，却被贬为衢州别驾。到任不久，陪殿中侍御史、范阳卢子游烂柯山，撰有《晚秋陪卢侍御游石桥序》。

    白居易离开衢州后，在符离县（今安徽宿州）与张彻、贾餗等共同勉学，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翌年，幼弟夭折并安葬于符离县南原。

    三年后，六十六的白季庚病逝于襄州官舍，白居易将之安葬于襄阳县东津乡南原，并在襄州父丧服满后，仍居符离。

    少年时的白居易在衢州的行踪，我们已经很难从文献中考查。但白居易在衢州曾经写下的两首《王昭君》诗，却是硕果仅存，流传至今。白居易在诗中自注：“是年十七。”诗云：

     其一：

         满面胡沙满鬓风，

          眉销残黛脸销红。

          愁苦辛勤憔悴尽，

          如今却似画图中。

    其二：

          汉使却回凭寄语，

          黄金何日赎蛾眉？

          君王若问妾颜色，

          莫道不知宫里时。

    白居易的诗委婉地描写出了身在胡地的王昭君，在塞上历经了生活上的坎坷与精神上的磨难，表达了她急切地盼望回归汉朝的心情。此诗，白居易融“己意”于叙事之中，借咏王昭君表达了对“流放者”遭遇的感伤和盼归的心态。诗歌充分展现出了少年白居易的横溢才华。

  

  “是岁江南旱”

    

    唐元和四、五年间（809—810），白居易在长安任左拾遗，充翰林学士，属谏官之职。白居易恪尽职守，屡陈时政。请降繋囚，蠲租税，放宫人，绝进奉，禁掠卖良人等，皆被采纳。其间，白居易在与元稹大力倡道乐府诗之际，写下了著名的组诗《秦中吟》十首，其中的第七首《轻肥》，题目一作《江南旱》，是白居易的代表作。诗云：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鲙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诗的结尾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振聋发聩，触目惊心，成为历代脍炙人口，解读衢州的一个“版本”。

        白居易在其后来的《伤唐衢》一诗中，曾表明了他自己当初写《秦中吟》的原委：

          “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

            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遂作《秦中吟》，一悲吟一事。”

    白居易作为一位谏官，这首诗为元和年间发生在衢州的那场旱灾，以及震惊朝野“人食人”的悲惨遭遇，留下了真实的写照。

    “轻肥”，源出《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用以概况豪华奢靡的生活。

    诗中形象鲜明地描写出一大帮内臣急赴“军中宴”时的情景，场面奢侈、骄横、淫逸，犹如一幅《游宴行乐图》。而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衢州正在发生着“人食人”的惨象，诗人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首诗，白居易不作说明，不发议论，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揭露出封建社会的黑暗与政治的腐败。一乐一悲，判若天壤。结尾二句奇峰突起，直赋其事，使全诗波澜跌宕，扣人心弦，精彩至极。

    但是，笔者考察元和时的衢州文献时，却发现当时在为政者的笔下，却是另一番景象。

    如元和初年，衢州刺史陆庶的《游石桥记》石刻云：“（陆）庶牧于是邦，迨兹五祀，政惟自守，人以安止。乘春多暇，爱契心期，冥搜信宿，机虑如洗，颓然性复于静，静复于真，天地之万类，吾生之优乐，将不介于胸中矣。心境相传，不知吾之遇灵境与灵境之遇吾与？”

    又如元和间，衢州刺史薛戎以及中唐诗人刘迥、李幼卿、李深、羊滔、谢勮等游烂柯山石桥寺时，皆是一派安静祥和、优哉游哉的情形。薛戎《最高顶》诗云：“登岩已寂历，绝顶更苕峣。想象如天近，窥临与世遥，悠然畅心目，万虑一时销。”这与百姓遭灾后的凄惨遭遇，形成明显的反差。这也充分体现出诗人白居易抨击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的难能可贵！

《传法堂碑》

    元和十四年（819）春，白居易离开了其被贬官为司马的江州，途经武昌，赴忠州（今重庆忠县）出任刺史，其弟白行简也随之行。途中，白居易与赴虢州（今河南灵宝）任长史的元稹相会于黄牛峡口（今三峡）石洞中，两位好友停舟夷陵，置酒赋诗，三日而别。

    在忠州任上，白居易为坐化于长安兴善寺的衢州高僧大彻禅师（755—817）撰写了著名的《传法堂碑》。碑文云：“有问师之名迹，曰号惟宽，姓祝，衢州信安人，祖曰安，父曰皎生，十三岁出家，二十四岁具戒，僧腊三十九报，年六十三终兴善寺，葬灞陵西源。诏谥大彻禅师。”

    白居易与大彻禅师的交谊甚有渊源。大彻乃禅宗南岳让禅师法嗣一世马祖道一的弟子，与白居易的师傅佛光寺如满禅师同为禅宗南岳系统第二世法嗣，故年辈较白居易为长。

    元和九年（814）冬，四十三岁的白居易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居长安昭国里。其间，白居易曾专赴兴善寺，四诣师，四问道，成为佛学界一段著名的公案：

    “第一问云，既曰禅师，何故说法？师曰，无上菩提者，被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有三，其实一也。如江湖河汉，在处立名，名虽不一，水性无二。律即是法，法不离禅。云何于中妄起分别？

    第二问云，既无分别，何以修心？师曰，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无论垢与净，二切勿起念。

    第三问云，垢即不可念，净无念，可乎？师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虽珍宝，在眼亦为病。

    第四问云，无修无念，亦何异于凡夫耶？师曰，凡夫无明，二乘执著。离此二病，是名贞修。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执著，忘即落无明。其心要云尔。” 

    白居易的《传法堂碑》，是为道一的弟子兴善惟宽作的。所叙的谱系代表了洪州门下当时的意见。碑中说到了洪州大寂、牛头法融、嵩山（神）秀、东京神会，都属当时四大宗，是珍贵的佛教文献。

    胡适生前十分重视对《传法堂碑》的研究。1928年间，胡适与单不庵的通信内容，大多围绕《传法堂碑》的校勘展开。6月27日，胡适首次披露“我校白集的动机本为传法堂碑，经过你我多次校勘，已解决大部分问题”；又云：“我想把《传法堂碑》写一清本，将各本异文附注在逐句之下。匆匆竟不曾作成此事，深以为歉。不知尊处有人能做此事否？如馆中有人能作此事，则以校订本附刊更为完善。”1961年，身居台北的胡适，仍撰写《传法堂碑》的读书笔记。

“浮石潭边停五马”

    长庆二年（822）七月，五十一岁的白居易离开长安，从朝中中书舍人之职改除杭州刺史。在杭州期间，曾作诗《岁暮枉衢州张使君书并诗，因以长句报之》：

      西州彼此意何如，官职蹉跎岁欲除。

      浮石潭边停五马，望涛楼上得双鱼。

      万言旧手才难敌，五字新题思有馀。

      贫薄诗家无好物，反投桃李报琼琚。

     诗题中的“衢州张使君”，指的就是长庆元年（821）任衢州刺史的张聿，比白居易南来早一年。这位张刺史，在《旧唐书》《新唐书》典籍中无载。但我们从《白居易集》中的《张聿可衢州刺史制》《张聿都水使者制》，元稹《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以及《严州图经》《清异录》等文献中，大致可以勾勒出张聿的仕途履历：

    张聿，唐代诗人。望出吴郡(今苏州)，琅玡(今山东临沂)人。德宗建中登进士第，又中万言科。曾宰华亭县，治政凛然。凡有府使赋外之需，直榜立门，民感其诚，指为“赤心榜”。贞元二十年（804）九月，自秘书省正字充翰林学士。二十一年，加左拾遗。宪宗元和元年(806)，加朝散大夫。历湖州长史、都水使者等。长庆元年（821），张聿自工部员外郎出任衢州刺史。敬宗宝历年间（825—827），自屯田郎中拜睦州刺史。《全唐诗》录存其诗五首。《全唐诗外编》补诗二首。

    岁暮时分，衢州刺史张聿给在杭州的白居易寄去了书信与诗赋，表达了他对白居易的感激之情，白居易因此亦以诗作答。首句“西州”，有学者认为系“两州”之误。因为，当时白居易正值在杭州刺史任上，而张聿则在衢州刺史任上，一在钱江头，一在钱江尾。他们关系密切，彼此间的交谊，当与政治上的声气相投不无关系。

    两年前，白居易在朝廷中书舍人任上撰拟的制诰《张聿可衢州刺史制》：“敕中散大夫行尚书工部员外郎上柱国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张聿，......可使持节衢州刺史，散官、勋如故”（《白居易集》卷四八），换言之，张聿出任衢州刺史的任命书的起草正是出自白居易之手。

    “浮石潭边停五马，望涛楼上得双鱼。”浮石潭，是衢州古代水运的著名埠头，“五马”则是太守的代称。白居易《西湖留别》诗云：“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指的就是刺史之职。而“望涛楼”，则是杭州的名胜古迹。白居易在《寄题余杭郡楼兼呈裴使君》诗中云：“官历二十政，宦游三十秋。江山与风月，最忆是杭州。北郭沙堤尾，西湖石岸头。绿觞春送客，红烛夜回舟。不敢言遗爱，空知念旧游。凭君吟此句，题向望涛楼。”“双鱼”则是古代书信的代称，其典出“鲤鱼传书”，白居易诗中用此典十分贴切自然。

    白居易在诗中还引用《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充分表达了白居易与张聿彼此间的深情厚谊。白居易的诗风，浅切平易，生动自然，语言流便，韵味十足。

    白居易与衢州的因缘，给千年古城平添了一段历史佳话！

             

                                           （刘国庆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