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革命生涯（三）

兵姐

作者：何志华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41年10月2日驻张店的日军100余人，来到恒台一区Ⅹ三村，所到之处翻箱倒柜，把值钱的衣物、钱财和粮食全部抢走，因伪村长说情，便被敌人用刺刀当场刺死。1941年11月13日，日军、汉奸配合投降派500余人，对由家乡回龙峪进行“扫荡”，无故烧毁农民的房屋254间，抢走农民的衣物钱财15000余元、粮食30余石（3000余斤）、牛11头、羊127只、驴10头、骡子1匹、猪1头。导致330余名农民在冬天无家可归。长山抗日民主政府对灾民进行了紧急救济，收容和安置。11月29日，索镇的日军到恒台五区的两村进行骚扰破坏，烧毁农民房屋30余间，一位母亲带着三岁的孩子，看到自己家的房子被烧掉痛哭欲绝，敌人见状，残忍的将母亲和孩子一起扔到井里活活淹死。这就是日军实行的“治安强化”运动，一个月间不完全统计，拦路抢劫400余次，抢掠商铺20余处，强行要钱得不到满足者被日本鬼子杀害15人，伤者20余人，被勒索的有50余家，共计损失80000余元。日本侵略者兽性大发，到处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烧杀抢掠无时不在，中国人民惨遭蹂躏，罪恶行径枚不胜举。企图利用各种手段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

　　同时，蒋介石对抗战的总方针是“保存实力，消极防御，反共灭共，等待摘胜利的果实”。因此，一方面，一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和部队接受日军的“招抚”，相继投靠日军；另一方面，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限制、削弱、消灭。1941年1月悍然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各地的国民党顽固部队更加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与八路军和各抗日武装的摩擦逐步升级，造成八路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在抗日队伍中有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党的考验，投降叛变当了汉奸。博山县七区区队长孙伏武带领9人，携步枪6支，手枪1支叛逃；淄博矿区党委宣传委员孙化清、益都县四区（张店区沣水镇）区长邹民山、淄川县二区区长孙俊礼、淄川县公安局局长郭俊三、恒台县公安队队长张裕安、副队长张宇良、恒台五区区长郭里庭、临淄独立营营长王砚田等相继叛变投敌；11月临淄新独立营营长王立痒叛变、12月恒台县公安局局长王应声及局短枪队副队长王玉树、长山县九区卫固镇区长郭里庭、区委书记邢明忱等也相继叛变投敌。孙伏武投敌后，敌人委任他为淄川、博山、益都、临淄四县的“剿共”队长，其极力效忠日军，先后拉拢18名干部投敌，并经常配合日军到根据地进行“扫荡”，抓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群众200余人，随着形势的恶化，许多党员脱离了党组织，叛变（当时约90%的党员叛变，来自父亲的自传）了革命，由于叛徒的出卖和搜捕，许多干部、党员惨遭杀害，一部分党组织遭受破坏，给淄博地区的抗日工作造成严重损失。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恶化，一部分县委在上级的指示下，为了保存实力，多数党政群干部和党员向边缘地区转移，以躲避日军猖狂的“扫荡”和“清乡”。这时父亲和部分党员接到县委指示，要求紧急转移调往部队工作。

清河区八路军领导人：许世友（左五）、徐斌洲（左三）、李人凤（左一）、陈楚（左二）等

第四次整军运动



1940年8月29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开始第四次整军，整军计划要求扩充主力部队，实现主力支队正规化，军区武装基干化。三支队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下辖七、八、九团，旅部直辖一个特务营。许世友任旅长，刘其人任政治委员，杨国夫任副旅长，徐斌洲任政治部主任，鲍剑寒任参谋长。郑大林任七团团长、孙正任政委；谭祖本任八团团长、李曼村任政委；赵寄舟任九团团长、岳拙元任政委。胡金标任特务营营长，韩万煜任教导员。全旅官兵达到6000人，其中从地方部队补充3000人。山东纵队马千里任司令员，景晓村兼政委。

第二次入伍 

1941年2月父亲调到临淄独立营恒台县大队（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临淄独立营二连）任战士，10天后任副班长，一个月后任班长。   

临淄独立营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建立发展起来的，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保卫人民的利益，英勇战斗，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巩固抗日根据地，解放临淄全境，立下了赫赫战功，做出了很大贡献。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两任营长王砚田、王立庠叛变，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但他仍是临淄武装力量中的一支重要武装，在临淄地方武装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临淄独立营组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临淄的一些爱国志士纷纷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此时一些图谋不轨的人，也乘机拉起队伍，扩充个人实力。 临淄县薛家屯（现临淄区高阳乡革新村）的王砚田（又名王六，绰号一眼六），生性粗鲁，身材魁梧，力大过人，抗战前干过盐巡，抗战初期参加了于延令拉起的游击队，任于部第一中队队长（该部属驻广饶国民党李莫秋部第十六旅第二大队），其下属多是旧警察、地痞、流氓和他的亲朋好友等人。1938年初，李人凤等创建的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被整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第十团。中共临淄县委和临淄县抗日民主政府也先后建立，抗日救亡工作十分活跃。因此，王砚田表示愿意参加抗日武装，并答应接受十团的领导。十团为争取抗日力量，将王砚田的队伍改编为十团独立营，王砚田任营长。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王洪尼，二连连长袁春相，全营共180多人。虽然王砚田对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的管理不满，经常有一些不轨行为，但是在抗击日军中有一定贡献，当时，为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因此继续留任。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形势急转直下。王砚田趁国共两党矛盾加剧之时叛变投敌，他急不可待地带了一百七八十人，私自窜回桐林村南的田旺庄。随后，又派人到桐林据点，和伪区长路林彦联系，暗中投敌。2月4日晚，王砚田集合队伍前往桐林，为表示其对国民党的忠心，在行至田旺庄西乌河官桥时，王砚田下令将王贤臣、边风山、高土元、朱德平等19名共产党员残酷杀害，把尸体沉到乌河里，制造了“官桥惨案”。王砚田叛变投敌，使临淄独立营在发展过程中遭受了严重挫折。  

1941年3月，清河区党委指示临淄县委组建临淄新独立营。经过准备后，5月，临淄新独立营正式建立，隶属于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下辖两个连，共150多人。清河区任命王立痒（同年11月叛变）为营长，县委书记王效禹兼任政委，徐东洛为副营长，张景科为副政委，郭景涛为政治处主任。当时，由于敌人对恒台地区进行疯狂的搜捕，形势日趋恶化，父亲所在部队桓台县大队处境十分困难，难以继续坚持斗争，根据清河区指示，被编入临淄新独立营，为该营二连，原来的二连改为三连。经过充实后的新独立营增加到300多人。新独立营的活动范围为：一、二连主要活动在临淄二区、四区、五区、广饶三区及博兴四区、五区的东部地区，东到益都阳河一带，西到临淄北高阳一带，南到大柳树屯、大夫店、苇子河、王青屯一带。三连主要第四次整军运动在广饶三区、五区的部分地区。

临淄新独立营建立后，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营设党总支、政治处和机关支部，连设党支部，排设党小组，营设组织、宣传、保卫、民运干事，连设文化教员，排设政治干事。1941年8月父亲被选送到山东纵队三旅政治部青训队学习。一个月后任山东临淄独立营三连青年干事兼文化教员。回连队后经常在战斗之余进行政治宣传鼓动工作，虽然父亲文化水平有限，但他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对部队战士进行文化教育，教大家识字、写字，写家书。利用在地方的工作经验摆事实，讲道理宣传党的政策、战略方针和战略目标，在反“蚕食”、反封锁斗争中表现出顽强的斗志。

1941年5月1日，青州、辛店、临淄等地日伪军700余人分四路向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一部与父亲他们临淄新独立营一、二连在二区郑家辛庄一带驻军进行合击，父亲他们奋起还击，经过激烈战斗4小时，将日伪军全部击退；毙、伤日伪军80余人，俘7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炸弹20余枚及一些其他的军用物品。在战斗中一连连长李禹见等4名战友壮烈牺牲。接着，父亲他们（新独立营）又配合二区区中队攻克并焚毁了于家庄日伪据点，歼敌多人。 

5月中旬，伪军张玉安部在日寇的指挥下，在长恒南部一带经常骚扰村民，并对其大肆抢掠，父亲他们部队闻讯后立即投入战斗，予以有力的回击，击溃了敌人。毙伤敌人15人，缴获匣枪、手枪5支。敌人不甘心失败，次日，伙同日军乘二辆汽车前来“扫荡”，父亲他们部队与兄弟部队联合展开激烈战斗，成功的阻击了敌人的“扫荡”，敌人不战而溃，仓皇而逃。毙日军4人，毙伤伪军8人，缴获三八大盖枪5支，步枪4支。父亲他们大获全胜无一伤亡。8月5日晚，父亲他们包围了临淄城北岳家庄的敌伪军据点，生擒伪军10余人，缴获长枪10余支，另有伪军100余人肆意顽抗，父亲他们用柴草将据点点燃，顿时火光冲天，爆炸声叫喊声混成一团，端了日本鬼子的据点。敌人闻迅从辛店、临淄、店子、呈羔四路来增援，均被击溃。并将广临二十余里公路和电线杆、电线全部破坏掉。

　　同年秋季（9月），父亲他们临淄独立营二区区中队（一、二连）配合山东纵队第三旅清河独立团拔掉了房家六端日伪据点，歼灭大部敌军，毙伤敌人多名，俘虏伪军52人，烧毁其据点。同年冬季，配合主力部队攻打北高阳王砚田部队，歼敌一部。同年10月19日下午，父他们在郑家莘庄东截击击溃日寇100多人，缴获自行车17辆，子弹300余发 。

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间，日军对淄博地区先后推行了五次凶残的“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1941年3月主要是强化乡村“自卫力量”，建立反共自卫团和保甲制，清查户口，实行“良民证”、身份证、旅行证管制，扩大整理治安军等；在重要镇区设据点，修工事，建防共墙，挖防共壕，在主要路上设岗盘查，对抗日根据地严密封锁、分割、清剿、“扫荡”。第二次，同年7月，主要是发展乡村自卫力量与攻势，实施军警协作剿共，采取“铁壁合围”战术进行大规模“扫荡”清剿共产党；修筑碉堡、公路，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大肆宣传“规顺皇军，和平共荣”进行诱降；同时到处骚扰破坏、抓捕、暗杀共产党和抗日干部。第三次，同年11月，对抗日根据地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极力破坏抗日根据地。第四次，1942年3月，实行所谓的“治安肃正”、“总力战”、“囚笼政策”和“保甲制度”。第五次，同年10月，主要是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强化反共“自卫组织”，封锁和“蚕食”抗日根据地。1941、1942两年间随着“治安强化运动”，驻山东的日伪军为彻底消灭八路军及地方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摧毁抗日根据地，对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达70次之多，其中出动三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达9次。淄博地区处于清河、鲁中两大抗日根据地的接合部，是日军掠夺煤炭资源的最大矿区，又是铁路、公路交通发达地区（日军的交通要地），因此，成为敌人的重点统治和“扫荡”的重点区域。

  面对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共产党八路军展开了反“蚕食”、反封锁的顽强斗争。毛泽东主席根据我军地广兵少，战线长，敌强我弱的斗争局面，发表了军事著作《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并指明了总的战略方针：一、诱敌深入；二、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三、开展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实行了主力部队地方化，坚持分散、群众性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强调分散活动，实行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既敌人到根据地“扫荡”，我军就打到敌占区。大力发展民兵，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坚持边沿区斗争；实施军事斗争与政治攻势相结合，争取和瓦解日伪军。在抗日斗争的艰难时刻指明了我军前进的方向，有力的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父亲他们恒台大队在长山、恒台、临淄、博兴等地展开了游击战争。有力的配合了主力部队的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

　　1941年10月，国民党伪军王砚田部势力逐渐扩大，在北高阳、麻王庄等地设立了据点、兵工厂、被服厂等。日伪顽匪紧密勾结，频繁下乡“扫荡”，临淄抗日斗争环境进一步恶化。此时，清河区独立团一营奉命撤到高苑一带。父部临淄新独立营面对强敌，每天与敌作战周旋，处境十分困难，在原地难以坚持斗争，便反复撤到小清河以北地区进行休整，休整后再返回到临淄、广饶、博兴地区打击袭击敌人。

敌人的封锁和当时遭遇自然灾害，小清河以北地区生活十分艰苦，经常吃糠咽菜或无米之炊，营长王立痒吃不了这番苦，总想回临淄。另外，他对当时的形势产生了悲观情绪 ，对消灭日本侵略者取得革命胜利表示疑惑和渺茫。由于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自然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对军区领导产生不满情绪，11月他便和其侄子投奔了王砚田部队。投降前他本想带走一部分人员，但部队各级党组织建全，连队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得很好，干部战士思想基础牢固，没被他的反革命思想动摇，因此，没有一人跟他走。一名警卫员不知真相，跟他走到半路，发现王立痒是要叛变革命投降敌人，便寻找机会跑回部队。体现出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性。王立痒的叛变，使父部临淄独立营在发展中再次遭到挫折，给临淄地区的革命斗争造成一定损失。不久，清河区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将临淄新独立营、博兴县大队、青年营合编为清河区清中独立团，父部编为第一营。之后，又改编为博兴独立营，由孙干卿任营长，王效禹任政委，转战于博兴、桓台、临淄、广饶一带。

　　建立垦区



1941年1月，中共清河区党委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继续向小清河和黄河之间开辟垦区根据地。即利津、沾化、广饶三县的滨海淤荒地区，在此地开发粮仓，发展经济，保障军民的供给。

该地区因陆地形成较晚，至清朝末年尚人烟稀少。民国初期，山东省政府曾安置灾民，沿海开荒自谋生路。1935年再次安置数以千计的灾民到这里，按200人为一组，分成八大组，二十五个村。1936年4月以八大组为中心建立了永安镇，不久设立为新安县。该区域交通闭塞，八大组以东千余平方公里内荆林密簇、杂草丛生，因此，特别适宜机关、部队生存和隐蔽作战，故成为清河军区党委的首选之地。 

1941年1月8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第九团在团长赵寄舟、政治委员岳拙园的率领下，首次进军垦区八大组一带，扫除了长期盘踞在此地的土匪及国民党顽固派部队，解放了以八大组为中心的黄河入海口右岸的广大地区。随后，清河军区行署和第三旅部队后勤机关迁驻垦区，开辟了垦区抗日根据地。 

从此，清河根据地在垦区快速发展，相继中共清河区、清河行署领导机关的兵工厂（入驻杨家村）、被服厂、纺织厂、皮革厂、印染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医院（行署医院和军区后方医院分散在小口子、张家圈等六七个村庄内）、书店、报社等都陆续从广北（今滨州市广饶县小清河北部地区）、博兴县纯化镇一带迁入以八大组为中心的垦区农村。垦区根据地，成为了山东乃至河北八路军稳固的大后方。随后，中共清河区垦区建设委员会组织了大规模的开荒种田运动，先后吸引周边贫苦农民5000多户，垦区生产的大量粮食、棉花、油料以及其他物质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山东及其他各解放区；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因币值稳定，成为了在广大解放区通用的“硬通货”，被包括敌占区在内的广大群众亲切地称为“八路币”，流通范围甚至扩大到作为鲁中地区中心城市的周村等敌占区，完全摆脱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当时垦区农产品丰厚、人口密集、贸易兴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被军民称为“小延安”或“小莫斯科”。

中共清河区驻地

　　垦区的发展引发日伪恐慌的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不久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的主力组成清河独立团离开垦区去胶东作战。日伪顽便对清河根据地进行了联合不断的进攻，大有吃掉垦区的趋势，形势不断恶化并十分严峻。

国民党顽固派头目何思源（后来被赞誉为抗日模范、著名民主人士），任鲁北行署主任和鲁北游击总指挥，在抗战初期，曾经积极抗日，但是在皖南事变后，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公开叫嚣：“日可不抗，共不可不反”、“宁伪化，不赤化”的口号。1941年6月4日，何思源纠集周胜芳（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独立第八旅旅长）、张景南（山东省保安独立第六团团长）、傅相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第十三游击队第十一梯队司令兼博兴县县长）、成建基（国民党山东省保安十六旅”第三团团长）、徐振中（国民党山东保安十五旅五团一营营长）、刘景良（国民党鲁北保安司令）等部共7000多人，组成“剿共联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南向北、一路由北向南，进攻清河区根据地的广饶县城东北的东、西水磨村，博兴 、蒲台等县的成家寨、周家、姜家、辛庄、耿井、玛琅一带，南北夹击我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旅留守部队，试图将清河区抗日部队聚歼于广饶县小清河以北地区，遭遇我八路军第三旅留守部队的顽强抗击而兵败。何思源率部退据义和庄、太平镇、老鸹嘴一带，构筑工事，凭借黄河天险（黄河在秋冬季节虽然水流不大，河道很宽，泥沙软而厚，形成沼泽地）固守，北部以黄河为界，南部为山东保安十六旅第一团团长李青山等顽固派，以广北的小清河为界，我军与国民党顽军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在南面阻断了我军对胶济铁路线的袭扰，对日伪军无形中予以有力的保护和支持；在北面，阻断了清河根据地山东八路军与冀鲁边区的河北八路军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