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拐点的十大关键人物

龙大祥

　　1462公里，上海到北京的空间距离。然而，从诞生于上海到北京执掌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解放奋斗历程，走了整整28年。之后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复兴中华民族之路又奋斗了70年。多少危急时刻，多少重大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推动了一次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在那些关节点背后，有多少幕后人物给力了领袖人物扭转乾坤的巨手！本篇着力挖掘历史内幕，再现生动细节，并藉此向革命先辈致以崇高的敬意！

　　李汉俊:机警应对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和巡捕

　　李汉俊(1890.4一1927.12.27)，原名李书诗，又名李人杰，湖北潜江人，生于一个穷教书先生的家庭。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大学，获工科学士学位。1920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曾任上海共产党代理书记。中共一大代表和创始人。“二七大罢工”领导人之一。

1921年7月2晚8时，中共一大在李汉俊的住宅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7月30日晚，代表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李汉俊住宅，后匆忙退了出去。对于这一问题的叙述有不同的版本:一种认为：李汉俊认定这个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来源:中华读书报)。另一种叙述：“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我找社联的王主席。’作为屋主，李汉俊颇为诧异。‘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机警的他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2020年5月20日文汇网)。另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1000个为什么》和《中共一大代画传》、《中共‘一大’南湖会议》记载:“7月30日晚上8时许，会议开始不久，一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李宅，掀开门帘朝室门人的各位代表扫视一周。这个陌生人含糊说要找社联组织的王主席，找错了地方，并表示歉意后匆忙离开了。这个陌生日人的出现引起大家警觉，具有秘密工作经验后马林警觉的到这个人一定是‘包打听’，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快离开。”现场李汉俊、陈公博两人留下应付。10多分钟后，法租界的巡捕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三个法国警官带着四个中国密探进入了室内，他们首先控制李汉俊、陈公博，接着进行了搜查。“一个巡捕厉声质问李汉俊:‘你们开什么会？’李汉俊以房主身份，镇静地用法语回答:‘我们在编辑新时代丛书，不是开会。’‘他们都是什么人？’‘北大的教授。’‘那两个外国人是什纵？’‘也是北大教授，趁暑假之便来沪谈谈。’”(《中共一大代表画传》)法国警官一行在搜查中未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又得知此处原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李书城(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将军的公馆，紧张的气氛才所缓和，警告后离开了这所位宅。“李汉俊机智摆脱巡捕的纠缠，以自已的沉着机智掩护了中共‘一大’会议，也保护了共产际代表的安全(2012年7月19日中国网《李汉俊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此种说法诸于多种文献。第二天上午，李汉俊和一大代表乘车赶往嘉兴，在南湖继续召开会议。会议通过选举，选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这是中共中央第一个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党的一大完成了预定的议程，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由此为起点开始了伟大的航程。在这段瞬间里若不是李汉俊、马林等机警察觉并在危急关头巧妙应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或许会被中外反动势力扼杀在摇篮之中。

李汉俊是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然而，对党的组建尽过心力的李汉俊却先是被排挤出中央，后又因与中央及某些领导意见分歧。1924年，鉴于他自动脱党，中共中央开除了他的党籍。但他并未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仍然在反帝反封建的战场上坚持斗争，他在武昌高师筹建了历史社会学研究会，团结进步师生开展活动，产生积极影响。1926年春，应陈独秀的邀请，赴沪到上海大学执教，主讲《唯物史观》，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1926年北伐时入国民党。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旗帜鲜明地主张讨伐蒋介石。“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在新的复杂形势下，他继续坚持革命立场和孙中山“三大”政策，同省党部和政府内反共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营救和保护了大批共产党的干部。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与詹一人悲一起在武汉寓所被桂系反动军阀、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当晚9时许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今单洞门)杀害，年仅37岁。

在中共的历史上，李汉俊是一位与李大钊齐名，同样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早期在中国传播马主义做出了杰出贡献、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后，李汉俊被首批追认为革命烈士。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为李汉俊家属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1986年，潜江人民为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在潜江袁桥为李汉俊建立了墓碑和纪念馆。

中共党史上“三李”:李大钊、李汉俊、李达(从左至右)

　　李汉俊与共产国际马林。

马林:国共合作的引路人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里，15个人围着一张长方形大餐桌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便是举世闻名的中园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一大会议的除了13位中共代表外，还有两位则是来是远方的共产国际代表，他们是马林和尼柯尔斯基。

马林(1883.5.13一1942.4.13)，本名亨德利库斯.斯内夫利特，笔名马林，生于荷兰海港城市鹿特丹的一个工人家庭。荷兰共产主义者，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学毕业后，他到首都阿姆斯特丹，考入荷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接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1902年，19岁的马林加入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青年时代，他曾在荷兰铁路工会任职员，从事铁路工人运动。1911年，被推选为荷兰工会联合会主席。1913年，被指派到荷属东印度从事革命运动。1920年7月，他作为荷属东印度一一印尼的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竹委员会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书记。马林的工作才能和在荷属东印度领导殖民地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得到列宁的赏识和器重。1921年6月3日，受列宁委派，以共产国际使华代表，马林来到上海，帮助陈独秀筹划召开了中共一大。会后，马林向陈独秀提出，中共应让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到国民党中间去进行政治活动。当年12月23日，马林到桂林会见了孙中山，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详细会谈。三个月之后即1922年3月回到上海。在这次考察中，马林认真思考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入分析了国共两党的优势与不足。他找到了自己在中国开展工作的切入点一一国共合作。同年4月24日，马林启程离沪。到了莫斯科汇报和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共产国际执委认为马林在华工作非常有力而且是很成功的，他们接受了马林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认识，认为在中国应立即实行国共两党合作。1922年8月5日，孙中山再次邀请李大钊、林伯渠以及马林，在白家寓所的楼上客厅进行极为秘密的谈判，确定国合作和细节问题。1922年8月12日，马林拿着共产国际的“八月指示”经北京回到上海。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杭州西湖举行，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了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会议同意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并釆纳了陈独秀提出的基本原则。会后，马林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拜访孙中山，磋商合作的具体问题。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马林的国共合作方案才被通过，倡导的把国共合作的方式作为中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最终确立起来。马林在中国期间，出席了中共一大和三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对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对国共合作的促成和国民革命运动，作出了杰出贡献。毛泽东曾称赞马林是一个由“共产国际派来的”、“精力旺盛和富有说服力的人”。1923年10月，马林离开中国后，再也没有回来，虽然他一直希望重返中国工作。1942年，马林因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被捕，惨死在法西斯的屠刀下。

李立三:南昌起义的发起者

　 李立三(1899一1967)，湖南醴陵县阳三石村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南昌起义发起者，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被逼入“四面楚歌”的艰难境地。当时，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与国民党的张发奎联手回到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却认为对革命态度摇摆不定的张发奎不可靠，倒不如就在南昌发动一场暴动，或许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希望。1927年7月19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抵达九江，召开了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与会人员在听取了李立三的意见后，均赞成发动南昌起义，并决定在30晚发动暴动。随后，李立三将会议情况告知了瞿秋白，瞿秋白表示同意，并将此事汇报给了共产国际。不料，此事遭到了苏共的坚决反对，斯大林甚至亲自拟发电报称:“如有成功把握，可以把军队(国民革命军)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共产国际随后发电禁止驻华的共产国际代表在任何情况下参加南昌暴动。基于此等情况，中共中央派张国焘赴九江阻止南昌起义。1927年7月30日早晨，张国寿抵达南昌，随即召开了前委会。张国焘拿着斯大林的电报要求必须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虽然遭到了众人的反对，但张国焘依然坚持己见。会议结束后，谭平山萌发了“张国焘如再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的极端想法。周恩来感觉此举不妥，及时加以劝阻:“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作为起义的发起者，同时也是态度最坚决的李立三，随后与张国焘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的较量。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让张国焘不得不妥协。叶剑英从庐山到达九江，通报了他于7月29日参加汪精卫、孙科、张发奎在庐山举行的“清共会议”的情况。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中央特使张国焘只能默认这个现实，表服从多数意见。经过一番折腾，原定于7月30日晚举行的起义，不得不改为8月1日凌晨4点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在中共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整个起义过程中，虽然担任起义指挥的是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和贺龙等人，但若不是李立三据理力争力主发动起义，中共或许会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而走上更加危险的道路。中共能够最终走出敌人包围圈，实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李立三功不可没。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少年时代，他聪慧好学，立志救国救民。1919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他同赵世炎等同志一道组织劳动学会。10月，李立三受法国当局迫害，被遣送回国。12月抵达上海，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同志委派，赴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和刘少奇同志一道，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他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1923年春，李立三出任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长。1924年4月，任中共上海地方执委会工农部主任兼工会运动委员会主任，在工人最集中的上海领导工人运市。1925年2月，他和邓中夏同志一道领导上海日资纱厂工人举行规模空前的罢工。五卅惨案发生后，李立三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组织和领导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1926年9月，李立三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口办事处主任，负责指导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10月起，他先后担任中共湖北区职工运动负责人、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兼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1927年1月，李立三参与领导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反帝斗争。他先后三次参与主持召开数十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和游行，同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谈判相配合，迫使英国政府作出让步，将在武汉、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和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李立三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作为直接参与者、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1927年5月，在党的第五次全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上，李立三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起任中央临时委员会委员，八七会议后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开始担任党中央重要领导职务。他是南昌起义的决策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在起义前后付出了艰苦努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1928年6月至7月，李立三在苏联莫斯科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大会领导工作，并向大会作农民问题报告和结论。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11月，转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参加党中央主要领导工作。党的六大后，李立三热情支持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赞扬他们“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他同周恩来同志一道，明确支持毛泽东同志在红四军前委中的领导地位，妥善解决红四军内部争论，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决议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他还特别重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和文化工作，在中央宣传部内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等左翼文化团体，有力促进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形成和发展。1929年后，李立三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左”倾错误主张。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人(周恩来同志这时在苏联未归)，通过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至此，“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取得得统治地位。这次史称“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要求以武汉为中心举行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及一度遭敌人破坏后的恢复重建等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就认识改正，接着便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同年底，按照共产国际要求，李立三前往莫斯科，其后15年，在共产国际莫斯科工作，尽自己所能继续为革命工作。1936年与苏联莫斯科师范学院法语系学生李莎(俄罗斯人，原名莉莎.基什金娜)结婚。之前，李立三结过三次婚，17岁那年娶张氏为妻，生了一个男孩，张氏不久生病离世；1921年冬，与李一纯结为夫妻，也生了男孩，1925年李一纯离开了李立三；1926年李立三在上海地下党与党内李崇善同志结婚，生了三个女孩，1930年到苏联学习，由于叛徒出卖，李崇善同志被捕，不久便牺牲了。在苏联，李立三始终心系国内革命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多次要求回国“到抗日斗争第一线去”。1945年，中共党的七大召开，李立三没有有参加大会，仍然被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初，李立三回国后，曾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东北执行小组成员、中共首席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部长、城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他随党中央进入北平，参与创建新中国的一系列内政外交事务。他作为新政协筹委会常委和新政协筹委会党组干事会五名常委之一，为新政协会议文件的起草和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工作。在斗争岁月中，他曾经“死”过三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三次追悼会。 新中国成立后，李立三继续主持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同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历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和工业工作部副部长、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是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李立三作为新中国首任劳动部部长，为开创新中国劳动保障事业付出了艰辛努力，并为推动新中国工会事业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开拓性的工作。李立三在文革”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1967年6月22日在北京一所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蒙冤谢世。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2015年5月12日，李立三夫人李莎，这位经历过苏联十月革命、“肃反”时期和中国“文革”的传奇世纪老人、被誉为中国“俄语教母”、著名教育家告别了她漫长的一生，享年101岁。

　　开国大典上的李立三(左五)与刘少奇、毛泽东、刘伯承、陈毅在天安门城楼上(左起)。

　　范石生:保住井冈山革命火种的国民党上将

　　范石生(1887一1939)，云南玉溪人，国民党上将，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1927年5月，蒋介石清除共产党的命令下达到范石生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对此命令，范石生置若罔闻，根本不予执行。共产党照旧在十六军内活动，共产党的组织在十六军中完好无损。这样坚决地抵制蒋介石命令，努力保护共产党人的行为，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共南昌起义爆发后，范石生密切关注起义军的动向，得知起义军在广东潮汕一带战败后，他立即派心腹将领前往粤北、赣南等地寻访朱德。此时的朱德率领仅剩800人的部队，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江西祟义县西南的上堡。有一天，朱德意外地从报纸上看到范石生率国民革命军十六军从广东韶关移防到湘南郴州的消息，兴奋不己。他立刻找来陈毅等人商量，决定写信给范石生，希望同他合作。范石山立刻回信，告知朱德想与之在汝城一会。朱范汝城密谈后，两人达成了协议。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将成建制地隐蔽在范石生的军中，另外，范石生还运来了可以装备一个整团的军需物资。在合作期间，范石生任由朱德在当地联络和发展革命武装，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和开尸长土地革命。土豪劣绅跑到广州，向广州行营主任李济深报告，李济深打电话给范石生“你部有共产党，要查究”，但范石生不予理睬。范石生还任由朱德率部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甚至准备和朱德公开拉起反对蒋介石的大旗。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的部队里，下令范石生解除起义军的武装，逮捕朱德。接到蒋介石密令，范石生考虑再三，决定让朱德暂时离开，躲过眼前的灾难。朱德部队离开时，范石生又派人送来了几万元大洋和一批枪支弹药及其它军需装备，这些物资足以武装一个整师。当朱德部队离开之后，范石生未予理睬有人提出派兵佯茫追击，以迷惑蒋介石的建议，按兵不动，连装模作样的追击令都没发。事后，范石生以“朱部叛变”上报蒋介石，了结了此案，然后以身体欠安为由前往广州养“病”去了。此后，朱德率部赶赴井冈山，与毛泽东顺利会师，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时候，如果没有范石生的帮助，或许就没有朱毛井冈山会师，朱德率领的这支革命火种也难以保存下来。正如朱德所说:“如果没有范石生的帮助，我们这支部队很可能就打光了。”

范石生与朱德早在云南讲武堂做同学时就结下了金兰之交，如朱德所说:“我们始终心心相印”。范石生，因其母为家中庶母，遂诞于古城山，草莽间，得名“石生”。范石生幼从父读书，稍长从伯父兼习中医。1903年中秀才，不久考入云南优级师范，在校期间受教师影响加入中国同盟会。毕业后经世交李鸿祥介绍到新军蔡锷部任文书。190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参与学员中的秘密革命活动，与同学朱德、邓泰中、杨蓁等人志同道合，遂结为金兰之交。毕业后被分到新军19镇75标任见习排长，见习期满转为少尉排长。1911年和朱德等参加蔡锷领导的云南“重九”起义，推翻清廷在云南的统治，成立云南省军政府。1915年底组织护国军出师讨袁，任炮兵团团长。讨袁成功后，被委任为师参谋长。1920年任唐继尧部少将参谋，随第1纵队入川。1921年，孙中山命为北代先遣司令之职，率部驻滇、黔、桂也界。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攻打广州，情况危急之中范石生率滇军保卫广州，与孙中山并肩血战击退叛军。孙中山亲自题写“功在国家”四个大字和军刀一柄相赠，以表彰他的功绩。后升任直辖滇军第3师师长。1923年大本营授予他陆军上将，升任第2军军长。大革命时期，1925年援桂受挫，驻军平马(今广西田东县)休整。1926年所率滇军第2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6军作为北伐军总预备队。1929年初第16军被编为第8路军第5师，继后又改编为51师，任师长兼襄樊警备司令。蒋介石令范围剿中共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贺龙部，范令152旅派队尾随，并不与红军接触，以应付蒋命。1932年提请辞职，1934年获准寓居庐山。范石生晚年又以行营为业，不问政事。1939年3月在出诊途中被人行刺于昆明街头，终年52岁。范石生案是蒋介石的政治阴谋。

　　晚年的范石生

　　钱壮飞:挽救中共临时中央于覆灭之灾

　 钱壮飞(1896一1935)，浙江湖州人，曾长期在国民党系统卧底，中共隐蔽战线的“龙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之一。

1931年4月24日，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交代了大量情报，并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地下联终站，甚至要求面见蒋介石，承诺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所有信息和盘托出。25日晚，一艘专轮迅速从武汉驶向南京一一顾顺章就在这条船上。与此同时，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连续发了五封加急的绝密电报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几个小时后，在南京中央饭店旁边的正元实业社里，这几份绝密电报交到了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手上，五封电报全部标注“徐恩曾亲译”。正元实业社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南京的大本营，各级特务机关的情报都汇集于此，再发向目的地。让徐恩曾没想到的是，钱壮飞正是中共布置在他身边的一枚棋子。这天是周末，好色的徐恩曾又到外面花天酒地，正好给了钱壮飞机会。钱壮飞开始破译这五封绝密电报:1、黎明被捕；2、黎明已归顺，要面见蒋先生；3、请求调军舰到汉口，已押解黎明赴宁；4、虑事十万火急，已征招商局客轮一艘，即刻押解赴宁；5、调配科特派员蔡孟坚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此时，客轮已经在几个小时前启航，大概30个小时后抵达南京。钱壮飞刚译完，第六封电报就到了:“切勿让钧座以外的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钱壮飞不动声色地把六封电报恢复原状放好。事态已到千钧一发之际，客轮会在27日上午到达南京，客轮一到，国民党很快就准展开搜捕。时间紧迫，情报必须在26日傍晚前送到上海。考虑到自己不便马上离开，钱壮飞决定先派女婿刘杞夫赶往上海带一个口信给‘舅舅(李克农)’，告知顾顺章已叛变，中央立即转移。陡后，钱壮飞赶往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他便用小刀在办公桌上的地图上划了一个“十”字。希望隐藏在“长江通讯社”的中共特工能看到这个暗号。27日凌晨，钱壮飞跳上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他选择提前跳下火车，绕道进入上海市区。27日夜，身在天津的胡北风(即胡底)收到李克农来电:“胡底，克潮(潮即钱潮，钱壮飞化名)病笃。”天津方面也迅速撤离。接到密报后，周恩来在危急关头果断处理了这一紧急情况，瞿秋白、王明、博古、邓小平、陈云等人迅速从上海撤离，党中央也转移到苏区。28日清晨，国民党大搜捕开始。面对几十处杂乱的处所，军警和特务们大失所望。国民党企图在三天之内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如意算盘，就这样落了空。当顾顺章被捕叛变，严重地威胁了中共临时中央机关的安全，周恩来等多位中共领导人身处险境时，危急时刻，钱壮飞冒险送出绝密情况，及时挽救了党中央。多年后，周恩来还不止一次深情地说:“要不是钱壮飞等同志，我们这些人是要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上的”。

钱壮飞，生于浙江湖州一个商人家庭。1915年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后在医院工作。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曾到冯玉祥西北军当军医，曾一时失去组织联系。1928年初到上海，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处任职。1929年底，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徐恩曾(同乡)的机要秘书。1931年4月后，钱壮飞自知身份暴露，转移上海左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等重要职务，仍负责情侦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35年3月末，钱壮飞随军长征到达贵州省黔西县第七区(现属金沙县)，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黔西县沙土区长坝乡梯子岩一带附近的丛林，随即失踪，后被判定为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2009年9月14日，钱壮飞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莫雄:冒死送绝密情报促使红军长征

　　莫雄(1891一1980)，广东英德人。生于贫困的手工业者之家，仅上了3年私塾。早年毕业于陆军讲武堂，16岁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走上革命道路，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等，是辛亥革命时期赫赫有名的粤军将领，在中国国民党中有“莫大哥”之称。莫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主张，支持共产党的隐秘战线工作。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走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鲜为人知的是，促使中共中央作出战略大转决策的，是一份由莫雄送出的绝密情报。莫雄提供的绝密情况，被定义为“一份关系到红军命运的情报”，莫雄为中共作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开始对中共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战略指导上失误，红军陷于极度被动之中。蒋介石觉察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计划给中共中央红军致命一击。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在第五次“围剿”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兵马部署，制定了一个彻底“剿灭”中共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瑞金为圆心，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包围圈。各参战部队在圆周线上部署完毕后，于同一指定的时间统一行动，实行向心攻击，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在瑞金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断绝交通，封锁红军的一切信息和物资往来，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狭小范围内，与之决战。蒋介石对“铁桶计划”抱有极大期望，称“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会议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每份会议文件都打有“绝密”字样，莫雄以地方长官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一结束，莫雄就没法带出全套“铁桶计划”，几经辗转把这一绝密情报送到了周恩来后手里。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极度的危险，经过分析于10月10日作出战略战移的决定。10月21日，8万中央红军赶在敌人“铁桶”包围合拢之前撤离江西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漫漫长征之路。蒋介石精心铸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四处漏水的破桶。

此后，莫雄还曾参与了营救方志敏的行动，帮助中共特科人员打入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并掩护他们工作。1935年春，莫雄调任贵州毕节行政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任职期间，他设法摁住国民党中央军第六十三师，使红军长征时留下的7000多名红军伤病员、游击队员得以转移。1936年2月，莫雄又有意率部避让，使中共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三方面受敌的危急情形下安然脱险，且不费一枪一弹地进驻毕节城，在城里休整了半个月。不久，“毕节让路”一事泄露，莫雄被蒋介石以“通共嫌疑”逮捕，关押在羊皮巷南京军法处监狱，直到同年6月才经杨永泰、张发奎、薛岳、陈诚等人保释出狱。历任韶关专员兼保安司令、“北三十二挺进纵队”司令、北江交通警备指挥所主任、余汉谋部少将参议、广东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省府顾问。1946年10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期间，莫雄坚守自己对中共的诺言，以“白皮红心”的方式全力协助中国革命事业。1949年，国民党广东当局指责莫雄“剿匪”不力，薛岳怀疑他是共产党，将他列入暗杀名单。莫雄得悉后，立刻携家属逃往香港。10月广州解放后，叶剑英邀请莫雄回广州，莫雄欣然归来。叶剑英亲切接见了他，并转达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他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无论他过去犯过什么罪，一定要安排他工作。”莫雄听后深受感动。

新中国成立后，莫雄被委任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为稳定大小北江的治安发挥了作用。1951云2月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1955年3月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1956年10月，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之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并受到叶剑英、李克农接见。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莫雄身心均遭严重摧残。直到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才落实政策。1979年后曾任广东省人大代表、广东省政协常委、副主席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重要职务。1980年2月12日在广州病逝。

　　曾思玉:送“鸡毛信”粉碎张国焘分裂阴谋

　 曾思玉(1911.2.2一2012.12.31)，原名曾世裕，江西省信丰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中共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依仗红四方军人多势众，妄图分裂红军、另立中央。1935年9月9日，张国焘拍电报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妄图谋害党中央。机缘巧合，正在开会的陈昌浩将电报给了他的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立刻派人将此情况报告了毛泽东。面对这一紧急情况，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立即开会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脱离危险境地。先行北上一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来到红二师驻地紧急开会，由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写信告知情况，以避免红军相互残杀的悲剧发生。红二师的通讯主任曾思玉接受了这个十万火急的任务。他立即带着六团一营官兵和一部电台，在蒙蒙细雨中火速启程。曾思玉虽然不知道信的内容，但他意识到，在重要的时刻，毛泽东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封信一定非同小可，是一封十万火急的“鸡毛信”，要不怎么会动用一个营的兵力护送，而且还带上一部十分珍贵的电台？经过急行军，当天下午2时左右，曾思玉和六团一营赶到了徐向前部队必经的岔路口，立即进行东西道路的观察。判断徐向前尚未经过此地，曾思玉心情振奋，完成送信任务有了把握。他与营长和教导布置警戒，派出了观察哨，规定了联络暗号。下午4时许，观察哨用旗语报告，东面有大队骑兵来了。曾思玉判断这是徐向前的马队，他站在高处挥动着手中的信高喊:“同志们停下，停下，徐总指挥来了吗7？”马队停下后，曾思玉立刻将信给了徐向前。徐向前一看信封是毛泽东亲笔所写，便迅速拆开。看着看着，徐向前不免怒火中烧起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接到毛泽东的亲笔信，解开了心中的谜团，并在历史紧要关头果断采取措施，使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

曾思玉回到师部后，将徐向前的签字收条交给了陈光师长，并汇报了送“鸡毛信”的经过。萧华政委说:“你走后我们一直惦记着你，刚才我们还谈到能否把毛主席的信交给徐总指挥，听了你的汇报，我和师长放心了，在危急时刻，你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一项光荣和重要的使命。”曾思玉受毛泽东之命将张国焘的阴谋告知徐向前，及时阻止了红军互相残杀的惨剧，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曾思玉，1927年2月参加本地农民请愿斗争。1928年2月参加信丰县农民武装暴动，次年参加乡、县赤卫队。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十二军第三十六师一O六团宜传分队长、师政治部宣传中队长、第一O八团二连政治委员。1932年春红军大学第四期上干队学习。之后，历任红三十六师一O七团代理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俱乐部主任、第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参谋。1936年春再入红军大学一期学习，1936年冬起先任军委警卫第三团、第一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民运股长、冀鲁豫军区第八分区(后为第二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冀察军区副司令员、冀察热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思玉仍任第六十四军军长。1952年9月任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积极防御作战和反击马良山、高旺山等战斗。1954年5月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历任沈阳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兼参谋长、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顾问等职。1983年离休。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相继任中央军委委员。。2012年12月31日上午9时20分，曾思玉病逝于辽宁省大连市，享年102岁。

　　王稼祥: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1906.8.15一1974.1.25)，原名嘉祥，又名稼蔷，安徽省泾县桃花潭镇厚岸村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期重要和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儒雅的学者，红色教授。曾是红军四大领袖之一，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重掌军权，在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候投了毛泽东一票，为中共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于1943年7月著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慨念，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他是新中国成立第一位外交大使……，他对中共和中国贡献巨大，却淡泊名利，不了解他的人，远远多于了解他的人。他的骨灰盒上刻着“立党为公，光明正大”八字大字，他的一生无愧于这八个字。

1930年，王稼祥刚从苏联回国时，曾与王明等人一样，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被人讽刺为王明“左倾”阵营中的“第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不过，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尽管王稼祥曾批判毛泽东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但他发现凡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办的，总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中央的指示去办的，往往适得其反。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并在政治和军事观点上越来越倾向于毛泽东。1932年10月初，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举行，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料，王稼祥在会上却力挺毛泽东:“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寻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王稼祥的发言震惊了全场，连毛泽东都感到意外，不过，王稼祥的发言并没能改变毛泽东被革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的结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王稼祥找到毛泽东，商量要把博古、李德“轰”下来。毛泽东考虑到，毕竟追随博古、李德的人还占多数，表示担心。但王稼祥很坚定，说到了遵义要开会，那时再把他们“轰”下去。毛泽东说:“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王家祥欣然应允，他先是找到了张闻天，张闻天对此建议深表赞同。他又分别找了聂荣臻、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林彪等人，纷纷表示赞成王稼祥的提议。最后，王稼祥又与张闻天商量，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博古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作总结，片面强调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回避自己在指挥方针上的错误。周恩来、张闻天发言后，毛泽东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尖锐批评，更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讲了近两个小时，与会者都有茅塞顿开之感。王稼祥在听完毛泽东的讲话后，更坚定了支持毛泽东的信念。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赞成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议应当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要求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王稼祥此举，说明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破产。事后，毛泽东非常感激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上的支持，称之为“关键的一票”，他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决定了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三人团’，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确定了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新“三人团"。从此，中国革命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王稼祥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31年的龙冈地区。这是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并且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的著名地点。那时年25岁的王稼祥刚留苏近五年回国，他十分渴望把在苏联中心大学和红色教育学院系统学习和掌握的马列主义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王稼祥向毛泽东汇报了己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四中全会的经过，而毛泽东则向他详细地叙述了红军中争论的历史以及当时的争论问题，并拿了一些文件给他看。这次会面给王稼祥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相同，他是独特的，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新鲜和有说服力。而与一身学者气质的王稼祥的交谈中，毛泽东对他的理论功底也颇为赞赏，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为见地。交谈中，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挥笔写下一幅苏区军民人人会背的对联送给王稼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入。”王稼祥欣喜地接过对联，方知苏区军民就是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打赢敌人又发展自己的。他感到自己选择回国参加第一线革命斗争是对的。王稼祥和毛泽东在龙冈地区的会见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从此以后，这对革命家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建立了终生的友谊。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主席又主动为王稼祥拉选票，这绝非简单世俗的政治交易或庸俗的知恩报恩，而是革命家之间深情厚谊的见证。

王稼祥，1925年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宣传部干事。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参加长征，王稼祥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下来。1935年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重掌军权，投了“关键的一票”，毛泽东曾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后后，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6年10月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6月，由于伤情恶化，去莫斯科治伤。11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8月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9年1月，兼任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主任和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1941年任中央研究组副组长。1942年6月，同陈云负责领导军委直属系统的整风。1944年伤病复发，脱离工作。1946年再次去苏联治病。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起，长期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此期间，王稼祥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外交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并在对外工作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看法。1953年3月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年1月参加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1958年11月至12月出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9年3月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会见外宾。同月作为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赴华沙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4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届常委会委员。、1962年2月和刘宁一、伍修权一起写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提出处理中苏、中美等国际关系的意见，后被指责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在党的历史上，王稼祥在职务上几次起落。30年代他是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一。1945年召开“七大”时，一些代表对他有意见，经毛泽东亲自动员，他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来，他在东北局担任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过去的下级成了他的领导，仍兢兢业业地工作。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1956年2月参加苏共二十大。8至9月出席党的七届二中会。9月在中共“八大”再度当选中央委员，随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9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会会。会后休养。毛泽东曾经屡次挽救王稼祥的政治生命，但从1962年以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事实上终结了。1963年，他又被免除了职务。但王稼祥没有消沉，仍然对党和国家的前景特别是国际处境潜心研究。他一向不好玩，总愿意沉思问题，属于“摇羽毛扇“的“智襄”型人物，是一位有见地的思想家。1965年1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常委会委员。1966年3月中央决定王稼祥出任中央外事组副组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长期从事的外交工作被污蔑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遭受到严重的迫害。1968年4月被隔离审查。1969年10月被下放到河南信阳。1970年底回北京治病。1972年5月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要求分配工作。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发起“批林批孔”运动，预感党和国家又要遭受新灾难，忧心如焚。次日凌晨，夫人朱仲丽唤他起床时，发现他已全身冰凉，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终年68岁。1979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才得到平反。

　　王稼祥(左)与毛泽东、邓小平在一起。

黎天才:劝张学良做狮子的西安事变的“鼓动者”

　　黎天才(1900一1961)，山东蓬莱县人。原名李渤海。黎天才初为其笔名，后为常用名。黎天才曾被评价为“为人有才干”、“亦有文采，工书法，书宗北魏”。是“在张学良身边唯一主张造蒋介石反的人”。他曾是中共的“叛徒”，后来成了张学良的幕僚，西安事变中起草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后因蒋介石的一篇日记声名大震，以至于台湾的小学生都知道他是“西安事变”的幕后推手。

黎天才，1919年在山东参加“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中，他与早期中共党员李大钊、罗章龙、刘清扬等熟识。1920年夏北京大学读书。1923年，黎天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介绍人高君宇、付何孟雄。后曾任团北京地委委员，并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1925年秋，调至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曾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长。1927年4月，中共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遇难，5月黎天才接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9月，市委改组，任委员兼科书处负责人。夏秋以后，“左”的组织方针和工作方式给中共北方党组织造成新的损失，黎天才是年10月在“飞行集会”中散发传单，被东北宪兵司令、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被捕。据有关史料称，黎天才的叛变几乎给中共北京市委造成毁灭性影晌。张作霖和杨宇霆识黎为人才，留任北平公安局政训部任秘书并宣传科长，从此他投向奉系，并把名字改成黎天才，替东北军效力。1931年1月参加了“中央非常委员会”，成为“叛徒”被开除党籍。但黎天才身在奉系，心在"非委”，暗中释放“北方非委”被捕人员，并帮助“非委”的部分骨干进入东北军。张作霖怀疑他是奸细，曾经要杀他，是张学良见他聪明，能写文章，就力保他做了自己的私人秘书。黎天才于是成了张学良的核心幕僚，并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黎天才受张学良的倚重，主持东北军系统的情报网，与中共地下组织北方特科、中国国民党复兴社等均有联系，游刃于方方面面之间。蒋介石也视他非同一般，不止一次单独召见他，曾直接委任黎天才为军委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副处长，黎天才的“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一职，也是蒋介石所授，可见他十分明白黎天才的分量。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后，黎天才改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他牢牢控制住了政训处，出色地应付与防备了南京方面对西北数十万大军的监控与渗透。国仇家恨令张学良坚决主张抗日，黎天才趁机介绍张学良与中共取得联系，共谋抗日大计。

1936年的古城西安波涛汹涌，蒋介石多次严斥张、杨“围剿不力”，拒绝他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赴西安，这是“西北剿总”成立一年后，他以“剿总”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到来，并随同带来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一切都显示蒋此来目的非小，决心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剿共不力的问题。张学良、杨虎城面临如此险峻的形势，轮番向蒋介石陈述利害，决心抗日，但仍然受到蒋介石的严词拒绝。29日，蒋介石离开西安，以避寿为名去洛阳，实则调集嫡系重兵分布于西安周边。其间，张学良仍多次赴洛阳，不泯诤柬之心，面蒋时一再陈述停止内战全面抗日的主张，遭到蒋介石的严斥后，决心改取“兵谏”之策。从洛阳回西安后，张学良向杨虎城交底，分头调兵遣将，只待蒋介石再来西安，实施“兵谏”逼蒋抗日。12月4日，蒋介石果然乘专车来西安，住在临潼并调动自己的嫡系部队靠近西安，眼看在西北的一场大规模内战即将爆发。12月1月，蒋介石忽然召见黎天才，蒋介石说:“数年来，我一直把你看作是我的学生。”接着，他严厉遣着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你知道张副司会究竟是何居心，要干什么？″他们谈话将近一个半小时，黎天才离开临潼时，已是晚上8点多。刚回到家中，黎天才就接到张学良的电话。他赶到张公馆，张学良说:“你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我现在问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张学良授权黎天才负责整个行动的宣传工作，动手起草通电。黎天才成竹在胸，迅速完成了通电的草稿。这就是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张杨通电”，西安事变当天便向全国发出。在黎天才的多重政治身份中，“非委”东北军支部的领寻人，是他最隐秘的职务。西安事变中，黎天才等前中共党员的义举，可视为“非委”最后的组织行为。事变后期蒋介石也注意到了黎天才的特殊作用，故而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随即扣押了来探望张学良的黎天才。戴笠曾就扣押黎天才之举作过解释，“天才兄恢复自由一时尚不能办到”，“主要原因”乃是“最高当局”怀疑西安事变的发生，黎天才“颇有暗中鼓动之嫌”。不久，蒋介石发表了《西安半月记》，开篇“痛切诫斥”的第一人就是黎天才。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的那篇日记被选入台湾的中小学生读本，黎天才几乎一夜间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1937年全面括战爆发，黎天才获国民党政府保外就医的许可，恢复自由。此后他坚持不西撤，留居上海，化名王文德，无正式职业，亦脱离政治。抗战胜利后，黎天才重新介入社会事务，初为某造纸企业顾问，后经营小店，1948年应周伟龙(后去台湾，以通共罪被处置)之邀，兼任上海交警局顾问；是年秋开始与中共地下党人员接触，工作积极无误；次年上海解放前夕，陪同地下党人员面见他的老关系，时任原市政府秘书长的茅以升(桥梁专家)，布置保证水、电、交通及保存档案等大事；共产党得天下，黎天才选择留居上海，“工作关系由市公安局转交华东联络局”，数年间任某公司董事长，继为经理，还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任区抗美援朝支会副主席。1955年5月，黎天才被捕入狱，沪市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罪名是“叛徒、反革命”，实质是受潘汉年案株连，审讯的重点是同汪伪的关系，1958年被判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病毙于狱中；1981年上海地方法院撤销原判，予以平反(改判书的大意为: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对李渤海历史上的问题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待，重新审理判决，改为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熊向晖:叶剑英与华国锋由试探走向联手的牵线人

　　熊向晖(1919.4一2005.9.9)，山东掖县人，中共情报工作“后三杰”之首，誉为古今中外最特殊的间谍，中共情报工作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曾任总理助理、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文革″末期粉碎“四人帮”是中共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熊向辉试探华国锋，为其与叶剑英联手起到了穿针引钱的作用。

1975年，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的处境也很艰难，“极左派”′愈加器张，熊向晖感到前所未有的苦闷。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谁将出任总理？按照国务院的排位，周恩来、邓小平之下，就是张春桥了。如果由他接掌行政大权，这个国家会乱成什么样子？对这一局面，老干部们有束手无策之感。不仅如此，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也陷入了困境。1976年1月21日，“四人帮”风头正盛，有人建议叶剑英到南方去避一避风头，熊向晖认为不该去南方，应留在北京，称病不出，进可攻，退可守。叶剑英接纳了他的建议，以健康问题为由向中央请假。然而，谁都没想到的是，出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是华国锋。熊向晖在庆幸大权没有落到“四人帮”手中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疑惑:华国锋和“四人帮”是不是一伙的？很快，熊向晖得到与华国锋接触的机会，这个机会，来源于杨振宁的采访。负责接待的熊向晖，就接待上的一些问题当面向华国锋汇报情况。他提到杨振宁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自己的箱子装满了，并且对“批邓”也不表态。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而后在说到见不见杨振宁的问题时，华国锋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原来安排是我见，如果我不见，谁见呢？”一次仓促的接触，令熊向晖暗喜，他故意用敏感话是试探华国锋，而华国锋的回答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他绝不“四人帮”一伙的！因为如果华国锋不接见杨振宁，按照新的排位顺序，就应该由张春桥接见，华国锋显然不希望让张春桥接见杨振宁。

几天后，熊向晖前往叶剑英在西山的住所，将之前的试探一事告诉了叶剑英。熊向晖还告诉叶剑英，在一次会议结束后，华国锋问熊向晖，怎么好久不见罗青长了？在得知罗青长身体状况不佳、政治上被边缘化、无法住进北京医院之后，华、熊二人己经走到人民大会堂外的台阶上。华国锋站住，就在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写了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你看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熊向晖说。叶剑英颔首道:“这个人，是含而不露。”熊向晖建议:“华国锋立足未稳，叶帅是否帮他一下？”叶剑英论他想见见华国锋，于是，在1976年7月28日下午，两位领导人见面了。当叶剑英抵达华国锋家里时，华国锋己经等候在门口，提前守望，这让叶剑英很是感动。叶剑英下车时，华国锋亲自上前搀扶，扶着叶剑英步入院子，到客厅就座，并且称叶剑英是“九亿人民的元帅”，又令叶剑英动容。叶剑英事后告诉熊向晖，他对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

1976年10月6日晚间，“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得知喜讯的熊向晖，特意让老伴开启了叶剑英赠送给他的茅台酒，自斟一杯，一饮而尽。

熊向晖这个名字，是他在1937年初刚接到任务时受当组织要求改的，直到解放后，他才道出这个名字的寓意:“向晖”，取意当时形容隐蔽战线工作境地的一句话:“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原名熊汇荃，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当时任掖县的推事(也就是县长)，后任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院长。熊向晖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秘密加入中共。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部“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董必武对熊向晖说:“你要像天津萝卜一一白皮红心”，“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六穴，焉得虎子。’”1938年黄埔军校第七分校14期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又巧妙地送出国民党“西安军事会议”等诸多重要情报，为保卫中共延安党中央等屡建奇功。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1947年2月，熊向晖和相恋多年的恋人湛筱华结婚，蒋经国是证婚人。1947年9月被胡宗南派赴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先后获政治经济学硕士、社会科学硕士学位。之后不久，胡宗南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为之掠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后来，熊向晖长期在外事工作。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1971年和1972年，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参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退岗后，受荣毅仁的再三邀请，熊向晖出任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党组书记，又成为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弄潮儿。2001年，中央电视台为庆祝建党八十周年播放了特别制作的节目《一个人顶几个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看后，深受感动，立即赶到医院看望这位“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两位清华校友感慨良多。2005年9月9日，这位孜孜不倦的“共产主义战士”终于停止了步伐，享年86岁。

　　本篇以2011年1月15日(红星号)出版的《今古传奇.人物》杂志为主要内容并参阅有关历史材料编辑而成，目的重温中共党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感谢原作者给了大家学习与启迪。如有史料不妥或出错之处，请与教正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