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缘自好奇，活着为了死去

水易

网上有个段子，学生：老师，你教的都是没用的东西。老师：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我不赞同一个老师用这种逞口舌之快的方式反击，我也许会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告诉他们，求知只是人的本性，是藉以区别于动物的手段，而不是为了使用。我的确经常被问到：考古有什么用？我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回答。按古希腊人的说法，科学是用来满足我们人类的精神需求，而不是生活中实用的。换句话说科学你若不感兴趣就没用，感兴趣就有用。以有用或无用的实用主义来评判和衡量一门学科，这是对科学的世俗理解，在实用主义眼中，学术还不如技术。在没有宗教的社会里，实用主义必定盛行；没有了精神信仰，物质崇拜与功利思想必将大行其道。

不过这不能怪提问者，这只能说我们对科学的普及还远远不够。五四以后我们就一直在追求科学，然而到今天仍不知科学为何物！2019年科技部和宣传部联合颁发的《中国公民的科学素养基准》第80条居然将“远古时代阴阳变易宇宙和谐变化观”列为公民需要了解和具备的科学知识与素养！按中国科学院天体物理学家张双南教授的话来说，当他看到这个《基准》时，他的内心是崩溃的！崩溃的！！崩溃的！！！我不想冒犯谁，但至少60%以上的中国人搞不清什么叫科学，大街上随便问问，中医是科学吗？至少一半以上的人都会说是或者说至少有科学的因素和成分，但古希腊人是不会同意的。即便是中医里有很多合理的验方，中国古代甚至出现许多貌似科学的“天文学”（如东汉的《四分历》、魏晋的《大明历》等）、“数学”（圆周率等）、“化学”（炼丹酿酒制陶烧窑等）等，但这都属于经验和技术类，不能将其归类为科学，毕竟我们的传统是重继承而不重创新的。

“科学”在这里不是表示进步和合理的形容词，而是名词，指发源于古希腊的人类认识大千世界一整套思辩的理论和方法。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部重要著作的第一卷中就区分了经验、技艺和科学。开篇第一句：“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是喜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All men by nature desire to know. An indication of this the delight we take in our senses; for even apart from their usefulness they are loved for themselves; and above others the sense of sight）”，把“知”的问题摆在了最为突出的地位。他认为，低等动物有感觉，高等动物除了感觉还有记忆。从记忆中可以生成经验，从经验中可以造就技艺。技艺高于经验，故技艺者比经验者更有智慧、懂得更多。但是技艺还不是最高的“知”，最高的“知”是“科学”（episteme）。多数技艺只是为了生活之必需，还不是最高的知，只有那些为了消磨时间、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日常必需为目的的技艺体系，才是科学，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上升到理论知识的经验和技术才能成为科学。亚里士多德表明，理论知识与经验知识的不同就在于，理论知识研究事物的“原因”和“本原”，而经验知识只是为了运用和实践。

很明显，这个上升到理论的过程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过程，脱离了个案，与实用无关的究其原因和原理的思辩过程。亚里士多德将这种思辩又称为辩证过程，即正反两方一问一答或一驳一辩的论证过程，所以英语“dialectics”（辩证）一词的词根就是语言、对话的意思，而不同于现在我们用于表述马克思唯物主义之“辩证”。亚里士多德，包括苏格拉底等人认为只有在这种循环往复的一问一答（辩证）不断的诘问质疑中，才能将一事物之理穷尽，才能获得一个圆满的答案，这就是“真知”。苏格拉底认为假如我们是为了“使用”和“有用”去“辩证”一个问题，这种“用”会局限这种一问一答不断的诘问质疑（辩证），因为“用”是存在的，而这种一问一答不断的诘问质疑（辩证）要满足的是逻辑，也就是不再有矛盾才算“真知”，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后来所说的“关于事物的原因与原理的知识”，简单地说是“思辨的智慧”。正如笛卡尔所说：只有我们的知识像几何学那样，从个别绝对正确的、逻辑上牢不可破的、人人不得不接受的公理出发，人类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知识。所以两千多年来西方的学术是在“辩证”主宰下视“方法优先于结论”的读书方式和传统，这个传统一直超然于社会、政治及经济现实而存在。

拉斐尔于1510～1511年创作的《雅典学院》，百度云：该画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举办雅典学院之逸事为题材，以极为兼容并蓄、自由开放的思想，打破时空界限，把代表着哲学、数学、音乐、天文等不同学科领域的文化名人会聚一堂，以回忆历史上黄金时代的形式，寄托了作者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达了对人类中追求智慧和真理者的集中赞扬。

《苏格拉底之死》（The Death of Socrates）是法国画家雅克·大卫在1787年创作的油画，作品描绘了哲学家苏格拉底死时的情景。苏格拉底因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当局给他开出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学说，要么死。苏格拉底选择了死亡。最后被判处服毒自杀。当时苏格拉底的亲友和弟子们都劝他逃往国外避难，均遭他严正拒绝，当着弟子们的面从容服下毒药。画中所描绘的就是苏格拉底服毒自杀的情节，在一个阴暗坚固的牢狱中展开，苏格拉底庄重地坐在床上，亲人和弟子们分列两旁；牢门半开，从门缝中射进一束阳光，使画中人物在黑暗的背景衬托下格外突出；苏格拉底位于视觉中心位置，他裸露着久经磨难的瘦弱身子和坚强的意志，高举有力的左手继续向弟子们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同时镇静地伸出右手欲从弟子手中接过毒药杯，面临死亡毫无畏惧。弟子们个个聚精会神地倾听老师的演讲，竟忘了老师死亡将至。

雅典哲学家们的辩证，即一问一答的思辨论证，完全出自兴趣与好奇，没有任何功利的实用，此称之为科学。这是打开科学之门的正确姿势。

所以亚里士多德最后对科学定性说：人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人的本性在于求知，跟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无关！超越任何功利的考虑、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这就是希腊科学的精神与定义。当然，时代发展到今天，也许我们完全可以扬弃古希腊对于科学的定义与精神，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西方的这个传统所表达的是人类“认知的兴趣”（intellectual curiosity），表现出“方法优先于结论”的取向，这与中国人一向最感兴趣的人生或社会现实的“指导原理体系”大相径庭，也就是中国知识体系所谓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和“经世致用”，这是我们千百年来的认知传统：知识是为了使用，要不是为了用，学知识干吗？

中国知识分子的读书学习并非个人行为，作为读书人正如《礼记·大学》中所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如横渠先生张载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1020年-1077年12月6日)，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又称横渠先生。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

特别是后面这个思想，几乎被历代统治阶级所重用和强调。今天亦然：“寻找大智慧，考古以决今”（北大2018年考古专业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虽然并非考古人都要去安邦治国，但考古给我们稽古揆今的便利，以历史的事实经验，判断分析现实中遇到的问题”（西北大学2018年考古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知识分子的个人学习显然不由个人的好恶所决定，而是与一个事先预设好的目标和标准相契合，要达到这个目标和标准，读书才有用，否则没用！也就是说，书本身的价值（科学的、迷信的、宗教的、说教的等等）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书的内容和我们预设好的目标和标准相符合才行！换句话说读书不是个人的爱好，而是社会或国家的使命。

即便是大科学家如丁先生，学贯中西，但只要有东方教育的背景，便会强调格物致知的重要性。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致仕就是一个功利主义最为典型的代表，几千年延续至今的科考制度就说明了一切。无怪乎学生们在选专业时那些“最有用”（也就是理科喽）的专业往往是上选，这不能怪学生，也不能怪政府，因为我们又几千年的传统，我们一直就是以功利思想为主导的实用主义社会。我们读书只是为了求学，这个学是预设好的为了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知识体系，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代将《孝经》等添加到13经中作为国家的知识体系，到今天知识为政治服务，这一个延续几千年的传统，封建传统，几乎丝毫没有走样。而西方的知识体系则完全不同，西方的知识分子是根据个人好恶而读书，是根据书的科学价值而选择读书，所以他们的读书叫求知，而不是求学。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在于“学”是预设（统治阶级规定好的），“知”是通过科学手段获得的。

西方的哲学和知识体系所追求的是逻辑上有效为基础、以事实判断为根据的“知”，而不是中国人所谓的“世界观”、“人生观”之类的东西。中国是以价值判断为前提，西方是以事实和逻辑判断为基础；中国以“用”（人生的解脱、生活的艺术、生产指导等）为宗旨，西方则求“真”（普遍、客观、绝对等），但未必有用。中国学术是实践性的人生观、价值观或世界观学说，而西方学术则是一种思辨性、认知性的学术；中国学术以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方案为目的，西方学术以求得关于世界的认知为宗旨；中国学术发挥的主要是信仰作用，而西方学术发挥的往往是只是作用。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回答另一个问题了，即为什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宗教。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成分（儒、释、道）使用的是宗教思维，扮演的就是宗教角色，所以毋需另外单独的宗教了；西方学术运用的“辩证”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强调的是“真”与“知”，而无法回答生死和价值观问题，故而需要另外单独的宗教。

因缘生起，因缘灭去，体性无常，佛教认为世界万物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正是由于知识替代了宗教，所以我们在知识中参杂了众多的道德因素，我们总被习惯性地灌输我们该做什么，该想什么，或者该怎么做和该怎么想；而正是因为缺乏宗教，我们在生活中同时也缺了一些禁忌、內省乃至忏悔。在我们这个没有宗教的社会里，做什么似乎比不做什么重要；其实我们更应该知道我们不该做什么，即“君子有所不为”。前些日子读罗新的《有所不为的反叛者》，首先是这题目吸引了我。“反叛者”已经很吸人眼球，而且还有个定语“有所不为的”，更是惊世骇俗！他说：“今天我们必须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作什么。不可以做的，坚决不做，作为一个rebel，一个反叛者，有所不为是一条原则”。无论在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中国社会，要做到“有所不为”远要比“有所为”要难得多。

最近有部纪录片很火，叫《徒手攀岩》（Free Solo），该片是是攀岩运动员亚历克斯·霍诺德（Alex Honnold）于2017年6月3日共用时3小时56分钟无辅助徒手攀爬登上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3000英尺（900余米）高的酋长岩（El Capitan）的全过程记录。网上的电影预告很煽情：“在影片的最后20分钟，让我们一起见证他登顶酋长岩的奇迹！”什么奇迹？攀登奇迹吗？是，但不全对，应该再加个定语：没摔死的攀登奇迹！按一般理解这是一次可能只有10%存活率的攀爬，或者说，这是一次理应摔死的攀爬，但他却没有被摔死，所以是奇迹！

霍诺德的好友，也是攀岩家汤米的说明更形象：“想象一下，假如有一项奥运会级别的运动项目，如果你得不到金牌你就会死。那么徒手攀登酋长岩就是这项运动，你必须做到毫无差错”。汤米还说：“真正喜欢攀岩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依然义无反顾，并非是看淡生死，而是追求之心所向”。通过他的摄影团队来体验这次攀爬的危险性可能会更有感觉。如果意外发生，对拍摄团来说“你的镜头活生生记录了他死去的过程”。不过这还不是最难以承受的，最难以承受的是你非常明确地知道下一步他可能将踩入深渊，摔得粉身碎骨，心揪到疼，可你不但无可奈何，还要若无其事地假装只是一块石头掉了下去，不动声色地端稳摄像机继续拍摄。对摄影师心理的煎熬，远远超过攀爬者本人。所以摄影团队说，霍诺德徒手攀爬酋长岩那天是他们生命中最恐怖的一天，再也不想经历第二次了。

看着摄影师浑身的攀登绳，可以说武装到了牙齿，而在这种对比之下，你能想见徒手攀登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难怪有的网友看完电影后评论道：这是我看过的最可怕的恐怖片！

对于这样一个即便是随便望上一眼都可能会小便失禁的高度，居然有人会为之迷恋！所以有些人从医学角度来解释他们，说攀岩者内啡肽分泌水平往往偏低，平常运动根本没法刺激到他们，只有随时和死神对峙，他们才会感到快乐。或者说，在人类大脑中，主要由杏仁核控制恐惧情绪，而霍诺德的杏仁核阈值较高，对恐惧的感觉很迟钝。这样一来，我们和霍诺德之间似乎只是体质上的差别，而攀岩运动中所体现出的勇敢、执着、坚毅、专注、磨砺、约束等散发着人文光辉的体育和探险精神也由此被抹杀殆尽。

然而看完电影后让我感到震撼并不是摄人心魄的攀爬和令人窒息的峭壁镜头，而是霍诺德对待登山的态度。霍诺德不知道危险吗？他当然知道，摔下去一样得死；他不怕危险吗？当然怕：“看看这山，我是说想象一下，太tm吓人了（Um, look at this, I mean, you know, think about it, it’s freaking scary！”所以在技术上要做到万无一失。“我也怕掉下山崖摔死，但你挑战自己并且做到极致时，你会有一种满足感，这种感觉字你面临死亡时更加强烈，你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爱一项运动不仅超过了爱女友，也超过了爱自己和爱生命：“如果我有要活得久的义务，显然我得放弃徒手攀岩，但我觉得，我没有这个义务。” 这个说法太扎心了，简直到了残酷的地步！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问题这时就就来了：这是为什么？图什么？建立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是典型中国式的，那就是攀岩有什么用？假如是为国争光，宣传机构会以树你为榜样；假如你是为了挣钱，至少有一部分人会赞同并羡慕你；假如是为了爱情，诗人会写诗歌颂你。结果你什么都不为，只是为了自己喜欢，值吗？在网上有很多留言，其中很多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更多的人心存疑惑：因为热爱，因为梦想，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

“看完后，我心里真的是好堵。不愿去赞扬，甚至不想评价。我想很多观众都是一样感受吧，再多的赞扬在那个凡躯双手和3000英尺的酋长岩面前，都太轻太敷衍，图什么？” 

“东方，一方面说，有的死重于泰山，有的死轻于鸿毛，追求死的结果，利己还是利他区别，关注生命有用没用；另一方面，又好死不如赖活着；父母在不远游；基本上是不鼓励冒险的精神和行为；在东方，不提攀岩本身的危险，光是主人公从伯克利分校辍学就会让家人伤心欲绝唠叨个死；有几十个人攀登过程中死亡，这在中国，政府早就树立起严禁攀爬的牌子，如果有人因攀爬死亡，公众会说，没必要的冒险、政府不让去还去死了活该；想起小时候读书春游的时候，最怕自己出发前某个学校春游出事比如车祸之类，然后教育局必然下通知，全市所有学校的春游都取消了。”可可西里不许冒险横穿了，但那里挖金采矿等经济活动照样进行，为什么？因为前者被认为没有意义，毫无用处。所以很多禁令中的珍惜生命，只不过是实用主义的借口。

……

大家都知道他一定会死于攀岩，这次没摔死，那就一定是下次，这只是时间问题。他也没想着为了活得更久一些而不攀岩或推迟计划。请一定不要按照我们的理解而去扭曲地拔高，这不是个勇气问题，只是态度问题。事业不一定伟大才值得牺牲，平凡卑微的追求，同样值得献身！正是霍诺德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冒险之举，才是对生命的最好诠释，才是一种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引领整个社会和文化走向永不休止的探索和生机勃勃的创新。

攀岩什么都不为，就是喜欢。理想毋需令别人仰视，只要让自己感到愉悦。为此放弃伯克利分校、为此放弃城市生活、为此放弃女友、甚至为此放弃生命，值吗？实用主义的琐碎和婆婆妈妈显然不在霍诺德的考虑范围之中，攀岩不仅是他的爱好和工作，而是他唯一的生存方式，如不攀岩，他将一无所有；如不攀岩，他将了无生趣。孤身绝壁，以命相许只是为了换取短暂交流的快感，“比做爱的翻云覆雨还刺激”，霍诺德说。

唯有专心和专注攀岩，心无旁骛。万法同源，生活、科学和攀岩一样，都需要纯粹，不要预设太多的用途和意义。所以当攀顶之后，霍诺德高兴得像个捡到糖豆的孩子一样，没有自豪、没有骄傲，翻来覆去只说一句话：so delighted！

To be or not to be？不过对霍诺德来说这并不是个问题，活着正是为了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