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七十年代的 洗马林露天电影

东方云涵

东方云涵作品

《听我讲洗马林过去的故事》

解放后洗马林什么时候有的露天电影，我不知道，听上岁数的人讲好像在一九五二年或五三年就有了。七十年代初，我刚五、六岁，朦朦胧胧中对电影有了记忆，那时候农村文化生活非常匮乏和单调，平日里除了能听到公社给每家每户安装在屋檐下的小喇叭外，偶尔也能看到村里的业余文化宣传队的表演，但是最令人期待的那就是看露天电影了。哪个时候县上的电影队一年也来不了几次，人们对电影的渴望完全可以用“望穿秋水”这个词来形容，当时演一场电影那可了不得，一场电影好似过年过节一样让人心情振奋，那个场面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放映场景

每当听到晚上要演电影的消息，哪怕是不确切的一丁点，消息就会像电波一样瞬间传遍洗马林的大街小巷，人们马上会面带喜悦，奔走相告，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就连小脚老太太也要在背地里没人的地方高兴的悄悄哼上几声“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什么忧愁，什么烦恼都会一扫而光，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提早做饭，太阳还未落山，屋顶上已升起了袅袅炊烟，学校也会提早放学，学生们欢呼雀跃、打打闹闹，嬉戏追逐，着急往家里赶，好早早吃晚饭。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不管是大人学生，还是老人幼童，几乎每一次演电影都是全村人倾巢出动，三五成群，手里拿着小板凳不断地向东门外的电影场涌去，漏斗一样的东豁子街，人常常塞的满满的，扶老携幼、摩肩接踵、人头攒动，想走都走不了。更有甚者怕去晚了没有好地方，下午夕阳高照，离天黑还有好几个小时，就早早地催促大一点的孩子，拿上凳子去电影场占地方；没有带凳子的，干脆就拿粉笔在地上画线或者用双手撅起土来在地上撒成线，圈成一片片地方，然后坐在里面，二目圆睁，面带严肃，尽情焦急地“守护”着所占好的地方，等待着家人的到来。夕阳西下，天还没黑透，余晖犹在，电影场已经是人山人海了，由于人多，几千人聚集在一起，电影场上人黑压压一片，中间坐着是部队官兵和带板凳的村民，周围都是站着的人群，电影幕挂在前面，看上去这种阵势很像一个大大的簸箕形状，放映前久违相聚的人们往往互相打着招呼，小孩子在四周跑来跑去，兴奋的叽叽喳喳，那场面绝对比现在的重大节日还要热闹；当然那种喧嚣的场面，也成全了无数有情但不能独处相见的青年恋人，他们会趁这个机会像草原牧区久别的少男少女在祭祀敖包之机悄悄离开人群相会一样，完成“电影相会”，去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说上一些悄悄话或者……，但决不能越雷池半步。

当时的几个电影队

在我的记忆中，也就是七十年代初，来洗马林放电影的好像只有两拨人，一拨是县电影队，另一拨是东门外空军汽车连所在团（团部在高庙堡）电影队，县电影队一年也来不了几次，倒是空军电影队每个月来洗马林一、两次，主要是给汽车连战士放电影，因为当时汽车连没有营房，居住在洗马林中学，所以放映一般在东沙河公路上或者中学操场，是开放的。后来，大约在一九七四年夏天，守备三师进驻洗马林后，因为洗马林是师部所在地，有专业的电影队，部队营房还未建好，部队官兵全部号房居住在洗马林各家各户，当然放电影是军民共享了，所以看电影的机会一下多起来，一般三五天就放一次。当时空军汽车连还尚未换防搬走，那段时间空军电影队来放映，有时候恰好与守备三师电影队放映撞在一起，常常是架设四部电影机（一个电影队两部电影机），轮番上映，那段时间着实让洗马林的人过了一把电影隐。

1974年，国务院下发了【1974】12号《关于认真做好农村电影发展工作的意见》的文件通知，为了落实通知精神，一九七五年左右洗马林公社购买了电影器材并成立了公社电影队，挑选了两位思想过硬的同志担任放映员，记得公社刚成立电影队的时候，电影器材很简单，电影机很小，没有部队、县电影队那样，大、小绿皮箱一堆的规模，公社电影队只有一个装电影幕的袋子和一个带有背带、箱角钉有不锈钢亮晶晶铁角的精致绿色木头箱子，还有放其他设备的一个手提式包，那个木头箱子挺特殊，既是音响，又能打开后盖放电影机，如果下乡，一个人胸前斜挎好放零七碎八的手提式包，背上电影幕，手提上装电影胶片的铁盒子，另一个人背上装有电影机的音箱就能成行，非常简便。一九七五年左右，东门外空军汽车连换防搬走（听说换防搬迁到内蒙古地区），后来几年，稳定下来放电影的只有守备三师电影队和公社电影队了。

电影消息的来源

七十年代初，演电影是人们非常渴望的事情，如果要能够早早知道晚上有电影，那接下来一白天都会让人有个好心情，干活学习都会有力量，就连社员在地里锄地，不用生产队长督促，都能够多锄出两垄来。那个时候获得电影消息的渠道有几种，如果县、公社电影队晚上要放电影，一般是下午通过公社广播站的小喇叭或者白天通过张贴在洗马林邮电局前面墙上的海报就可以知道。如果是部队放电影一般就不会通知了，往往是从部队官兵口中流露出消息。 除此之外就是认人，七十年代初，守备三师入住洗马林之前，每一次放电影，不管是空军电影队还是县电影队，在放映员挂影幕或者架设电影机的时候，洗马林的许多大人小孩都要围观，对放映员的记忆非常深刻，每个放映员的容貌就像明星一样早已深深地刻在了脑海中，非常熟悉，每当电影队来，只要放映员白天在街上一走，一眼就会被认出来，很多人都会面带惊喜驻足指点，“哎呀，演电影的来了，今天晚上是不是要演电影”，有的小孩为了弄个究竟，不敢上前询问，常常几个人尾随其后，跟着放影员这个商店出来，那个商店进去，要“跟踪”很长一段距离，在后面悄悄地听着，只盼着人家与供销社售货员在言谈碎语中能够流露出一点演电影的消息，然后，好“一个撅子”乐（lao）的跑回家告诉父母。

放电影场地

露天电影一般在东门外中学操场或者东沙河放映，有一段时间也在十字街、玉皇阁前面小广场和舞台院内放映，记忆中好像在七七年，守备三师官兵都搬迁到了新建的营房，部队建了礼堂，电影也不在东门外放映了，洗马林人看电影有了一定的限制。好像就在同一时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公社在玉皇阁西南、文化室后面建了一个露天的电影院，公社电影队也不再公开放映，昔日免费看电影的热闹场面没有了，好歹当时洗马林有几个单位有了电视机，冲淡或减少了人们对电影的渴望程度。当时洗马林所建电影院非常简陋，乍一看，外面装扮的还像回事，外墙壁上建有展示橱窗，橱窗内有灯光，用来介绍或发布电影海报，电影院西面墙壁上开了一个一尺见方的售票小窗口，票价一般在5分和2角之间，说是电影院，实际上只是圈了一个小院，用来卖票收费，院内东南角建有一堵用来代替电影幕的白墙、西北角建有高高的放映室，西南角是厕所，院内沙石铺地，什么都没有，人们看电影还得带小板凳，电影院门口建有铁栏杆，并派有一高一矮两个人专门检票把守，小孩子们因为没钱买票，气的进不去，为了发泄气愤，分别给他们起了外号，称高个子为谢苗诺夫，矮个子为科罗索夫（小学课文中一高一矮两个苏联特务），电影票一寸宽，二寸长呈长方形，有红、黄、蓝、绿、白几种颜色，也许是怕人捣鬼印制假票或者是拿前一天的电影票来冒充，所以颜色每天变换。在此期间也发生了一些趣事，记忆中有几个口外的农民来洗马林拉草，住在东门外车马大店里，晚上没事干，洗马林是个大地方，听说有电影院都想进去看看，结果几个人在外面与拥挤的人群一起买票后，满怀信心踏进“电影院”，一下就傻了眼……，都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左看右看，心想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戏园子”……？其中一个人笑着说：“外看是个电影院，进来是个羊阔裢（羊圈）”，惹得周围的人一顿好笑，因为出门人没有板凳，直接坐在地上又怕脏潮湿，电影院干净想找块石头也找不到，没办法，只好一人脱下一只鞋垫在了屁股底下，在咳声叹息中坐下来，时不时地还能听到他们嘴里一边抽着旱烟一边絮絮叨叨着：“可惜五分钱了，花了钱，一个人坐一个鞋底，哎，弄不好来一次口里湿潮的屁股要拓起痔疮来……”。

挂电影幕趣事

守备三师没入驻前，只有空军和县电影队来放电影，空军电影队专业性强，设备齐全，一般带有专门挂电影幕的伸缩铝合金杆，在东沙河公路上找个宽敞地方或者中学操场，把伸缩杆拉开，顶端铁环上挂好绳子，然后把两根杆竖起来，像固定单杠一样在两端绷好铁绳，然后把套在铝合金杆顶端环上的绳子栓好影幕，拉起绳子，就会把幕挂好，非常利索简单，要是县电影队挂影幕那可就麻烦了，因为没有挂电影幕专业的设备，只能在东门外沙河边，找两颗距离与银幕宽度差不多的大树之间挂了。并且还得找个会上树的人，当时洗马林能够爬上东门外大树的人没几个，很难找，纯属“稀缺资源”，因为东门外路边都是百年大树，直径都在一米以上，高有二十多米，没有一定的攀爬功夫和技巧，一般人根本上不去，所以电影队的人每次找到上树的人，总是对其笑脸相迎、点头哈腰，又恭维、又递烟，非常尊重。挂影幕的时候，围观的人很多，有的人趁放映员不注意，悄悄溜过去，用手抚摸一下雪白的影幕，仔细瞧瞧，看看电影幕是用什么料子缝制的，有的说“凡尔定”做的，有的说是不像，好像是“的确凉”，“咔叽布”做的，还有的人说是供销社土产门市部卖的笼布漂了白做的，在一旁争论不休。这时只见那个会爬树的人挽起裤腿，露出了满是青筋的小腿肚子，随后脱去鞋、“呸、呸”两口唾沫吐在手心里，然后两手一搓 ，手脚紧紧抠住粗糙的树皮缝，像壁虎一样身体贴在了一米多粗的树杆上，艰难地向上爬去，刚爬的时候，由于树根部粗，手无法搂住，只能用脚汗增加摩擦，一点一点地向上爬，等到了手能抓住树枝的地方，那就好办了，三八两下爬到了四五米高的地方，在我看来，爬树这种活也只能在夏天做，如果是冬天，温度低，脚汗少，树皮溜光，根本上不去。那个上了树的人，找一个树上比较结实的枝叉，然后把栓有影幕一角的绳子撑起来固定好，随后又下来爬上了另一颗树，下面围观的人仰着头赞许声不断。放映的时候放映员往往把上树的人得安顿好，专门把八个角都钉有不锈钢铁角角放电影设备的空箱子腾出来让其坐在上面，紧靠电影机，上树的人也挺有成就感，坐在箱子上，腰板挺直，两手交叉搭在胸前，嘴里叼着放映员接二连三递给他的烟卷，由于他紧靠电影机，抽烟吐出的烟雾有时遇上风，吹得烟雾不时地从电影机的镜头前飘过，搞得电影幕上影像也是烟喷雾罩的影子，但放映员不敢阻止，再看他上搭着二郎腿，时不时地还撩起补着补丁的鞋，脚尖伴随着电影中音乐的节奏晃动几下，看上去挺骄傲，同时放映员心怀忐忑，在黑暗中不时用眼睛轮流盯着他，唯恐中途照顾不周假装撒尿让其溜走，因为放完电影还得让他上树把影幕卸下来，否则，银幕卸不下来，那可惨了，放映员得在东沙河里蹲守一夜......，实际上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在当时的年代这种不图报酬无私奉献的人太多了。

电影场维持秩序

洗马林演电影维持秩序，不能不提及居住在黄河街的单身汉“二魁子”，“二魁子”就…就…就叫二魁子，洗马林人都非常熟悉，但很少有人提起他的大名，姓啥名谁很少有人知道，后来有人说是姓张，但是不确切，也无人敢问，恐怕只有生产队的记工员和会计知道。二魁子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娶上媳妇，到六十多岁也是单身，他身材高大，脸色黝黑，说话闷声闷气，喜欢打抱不平，有一股憨劲、蛮劲，但从来不欺负人，心眼不坏，他的爱好就是喜欢到人多红火地方帮帮忙，维持维持秩序，从来不计报酬，用人们的话说，就是一看到需要站岗、把门、维持秩序的活儿就高兴的没命了。一瞪眼，人们害怕，能镇住人，也许这也是一种爱好吧。传说洗马林有的人家半夜小孩啼哭，大人一说“别哭了，小心愣二魁子来了”，小孩子哭声马上会嘎然而止，有时候比电线杆上贴“天荒荒地荒荒，我家有个夜哭郎，过往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小红纸符都管用，可见其“威力”非同一般。二魁子除夏天外，演电影时总是喜欢穿一个白茬子皮袄或旧军大衣，腰间系上一根战备时候挖地道人们丢弃的旧腰带，喜欢像藏族同胞一样，穿一只袖子，另一只袖子耷拉在腰间，洗马林演电影时，人比较多，往往在电影高潮时，人们为了能够看见，推推搡搡发生拥挤，这时二魁子就会突然冒出来，在人群拥挤的地方展示其“风采”，高声呵斥，用那个耷拉在腰间的皮袄袖子甩打人，拥挤的人群马上就会偃旗息鼓，秩序井然。当时以为他耷拉一个袖子是像藏族同胞一样在调节体内温度，现在看来 并非如此，猜他的本意是皮袄袖子是软的，用再大的劲打人也不至于伤人，细细品来，学问挺深，看来干维持秩序这种活儿并不是那么简单，也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技术活，马大三粗的愣二魁子在此上面也动了一番脑筋……。

二魁子画像

换片间隙的趣事

1975年前后一段时间，洗马林放电影的有四个电影队，分别是：守备三师电影队、洗马林公社电影队、空军汽车连电影队和县电影队。部队和县上的电影队都是“正规军”，设备比较齐全，放电影的时候是两台放映机轮番放映，除非放映中途电影机或胶片出现故障而中断几分钟，中间一般不会出现停顿，而公社电影队就不一样了，设备比较简陋，且电影机只有一台，放映的时候，常常是放完一盘胶片，然后暂停，放影员在电影机上再安装下一盘胶片接着放，这就形成了电影放映中断的空隙，那个年代停电也时常发生，每当电影演到高潮，中途换片或者出现故障以及因为停电不能继续放映时，人群就会骚动，不是埋怨放影员技术不好换片速度慢或者排除故障时间长，就是停电时埋怨没有流甜好供电的，供电所搞了鬼，坐在银幕前面的顽童更是叽叽喳喳嚷叫个不停，这时有的孩子趁机就会站起来把两只手搭在一起并高高举起，借着换片时电影机桌子上打开的电灯亮光，在影幕上玩起了手影，一会银幕上显示出一个形似狗头模样的影子，一会显示出一个形似牛头模样的影子，时不时还伸出一个手指头动几下，映射到银幕上，像动物伸出了一个舌头，惹得观众哭笑不得，有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干脆把帽子摘下来抛向空中，欣赏着影幕上形成的另一种影像，殊不知帽子落下来以后掉到了其他地方，一下傻了眼，因天黑人多，帽子找不着，开始那种调皮捣蛋的劲儿立刻没有了，哭声怄气的、着急的在人群中可乱寻找着，心里后悔着不该把帽子抛出去么……，如果真找不着，把帽子弄丢了，回家那可交不了父母的差。特别有意思的是，有时候由于放影员换片或者处理故障时间长，孩子们等着不耐烦，怨气无处撒，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就撒在了本村的二老狗和二魁子身上，只听着“一、二、三”，孩子们一起高喊“二老狗儿……怎么怎么”或者“二魁子……怎么怎么”（都是一些揭短逗笑的话），在这顽童的喊叫和夹杂着周围人群的笑声中，从来没有听过二老狗儿出来骂过人，倒是二魁子经常在黑暗的人群中不知道突然从什么地方一下子冒了出来，用“铜钟”似的声音，粗声粗气地对着前面的顽童高声乱骂吼叫一顿以示“抗议”……，不过顽童们对二魁子的“抗议”全然不顾，一点也不怕，继续着他们的呐喊，他们心里明白，电影场天黑人多，二魁子离他们远，一时半会根本挤不到跟前，除非他长上翅膀……。

“印”电影票

1977年左右，洗马林村东面守备三师营房初步建成，居住在洗马林村各家各户的部队官兵陆续搬迁到了营房，因部队营房的设施比较完善，建有礼堂，所以演电影也逐渐不在东门外中学操场公影了，大多数是在部队礼堂上映，凭票入场，对外不售票，这样洗马林群众看电影次数就少了许多，虽然每次部队礼堂演电影都要免费给地方各单位发一些电影票，但是数量有限，一般人根本搞不到，我们班上能够搞上电影票的，也只有几个念书的部队家属子女，每当晚上部队礼堂演电影，几个部队家属的之女白天就提前领上了电影票，也许部队是按照家属人口发放的，他们拿着领到的电影票，有时就会到班里炫耀，让学生们传着看，当时那种电影票印制的非常简单，全部使用的是普通白纸，印刷的字体和图案呈黑色，上面用红戳盖有放映时间，因为当时看电影是人们非常渴望的事情，所以班上的同学为了能够进入礼堂看上电影，都想尽了各种办法，可以说绞尽了脑汁，有的学生讨好部队家属子女，希望通过他们搞到一张票或者晚上能够跟在他们后面，冒充亲戚一起混进部队礼堂；有一部分学生吃了晚饭后，早早就挤到了部队礼堂门口的人群中，希望能够碰到在自己家住过的部队熟人，好把自己带进去，有这种关系的毕竟是少数，后来我们班几个调皮的孩子不知道谁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印制假票，先用白纸拓在真电影票上，像刚学毛笔字练描红描一样用铅笔描绘好，然后再用红蓝铅笔在上面描上标有时间的红色图案，开始的时候用的是普通铅笔，把铅笔芯和红蓝铅笔芯削的尖尖的，在纸上面一点一点的描绘，跟真票相比，图案字体基本上一模一样，惟妙惟肖，唯一的缺点就是普通铅笔芯颜色太浅，很容易让人识破，而且铅笔芯硬，在描绘的时候容易把纸划乱，后来有人建议用10B(black)美术铅笔来代替，用10B美术铅笔笔芯颜色黑且笔芯软，在拓描的过程中不至于因笔芯尖划破白纸，但美术铅笔比普通铅笔贵五分钱（普通铅笔3分钱一只），为了能够看上电影，于是三四个小伙伴你一分、我二分，筹够了七八分钱买了一只10B的美术铅笔，结果描出的电影票晚上在昏暗的电灯下跟真票没有什么两样，不仔细看，很难分辨出来。每次听到部队礼堂晚上要放电影的消息，几个小伙伴便悄悄地提前跟班里的部队家属子女借上电影票，开始悄悄地忙碌起来，晚上一人一张挺顺利地就混进了部队礼堂。礼堂门口常常有部队战士负责把守检票，第一次使用假票的时候，走到礼堂门口心咚咚跳个不停，有点心虚，拿票的手哆哆嗦嗦，生怕辨认出来，后来一直挺顺利也就习惯了，但是好景不长，不知道同学中间谁透露了造“假”的秘密，同学们一下砸了锅，许多学生纷纷效仿。说实话，干什么事，就怕一哄而上，一哄而上必然会失败，果不其然，一次，比我们高一级班的一个学生，由于“制作”的电影票比较粗糙，一下就被礼堂门口检票的小战士看了出来，记得那天那个小战士拿着那张假票笑着让其他战士纷纷传看，同时说道“这几个小家伙，办法倒挺多……”，后来每当礼堂放电影，一看到我们，就把我们当成了“重点假票嫌疑人”进行查验，不管是真票还是假票，都要拿在手中，仔细辨认，同时手指在嘴里沾一点唾沫在票上使劲地搓一下，看看是否能够搓起颜色，以此来鉴别真假，从那以后，我们进礼堂看电影的机会也就很少了，让我们几个小伙伴苦恼了很久，每当听到晚上部队礼堂要放电影，几个人急得团团转，但没有办法，只能在远处悄悄地骂上几句那个造假被发现的家伙（同学）：“就让他给闹坏了，水蛋克、墩底孙”，但不敢走近骂，怕人家听见，因为当时人家愣头愣脑、块头大、惹不起，在学生中间属于五十四根扑克牌大小二王的“重量级人物”。

白驹过隙，岁月沧桑，四十多年一晃而逝，当时记忆最深刻的电影有《闪闪的红星》，《英雄儿女》、《地雷战》、《地道战》、《渡江侦察记》、《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还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原形毕露》，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第八个铜像》，越南电影《回故乡之路》、《山区女教师》等等。如今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发展，电视、手机、电脑以及各种传播媒体应运而生，农村文化娱乐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露天电影早已销声匿迹。然而，七十年代激动人心的露天电影场景却始终让我记忆犹新，在我心中一直难以忘怀。（待续）（韩学卿/文）二0一九年九月

注：后面两节于二O二O年二月防疫期间第二次续写

　【参考资料】附：张家口万全区洗马林解放前的一次露天电影

据现居住在陕西咸阳九十多岁的洗马林籍离休老干部杨茂森老人回忆 ：洗马林在日伪统治时期的1940年前后放过一次电影，在洗马林的西龙神庙街由日本人放过一场无声电影，小型汽油发电机（有汽油味）就放在路南一小街门院内，长长电线引向门外电影机旁。因为是第一次放电影（有待考证），当时也是人山人海，听大人说背面也能看，人们才疏散开，我一看人的动作是反反着的，看的很别扭，我又跑到正面，但因没有声音，我又年幼，演完了也不明白是啥意思，一句话看不懂，好像是纪彔片，里面有飞机什么的，这是一段八十年前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