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旧文：中国摄影的发展脉络与现状分析

姬铖

中国摄影的发展脉络与现状分析

姬铖

 

（一）摄影器材

大家都知道，摄影的基本原理是小孔成像，现在公认的现代摄影术诞生时间1839年8月19日，是后人将法国政府买下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的日子。实际上小孔成像的发现和提出者是2400多年前，我国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子，墨子关于光线的方向性与针孔成像原理，是世界最早的小孔成像学术，是世界古代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所著的《墨经》比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著的《论问题》（西方最早记载关于小孔成像现象的文献）早了几十年。我国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里用『格术』对小孔、凸透镜（网络资料为：凹面镜，笔者以为有误，应该为：凸透镜）成像做出了解释，开辟出『格术光学』的新领域，这也比西方早的多。但是由于中国农业社会重农轻工商的传统，在摄影术由原理付诸于实践的过程中，我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摄影术才由西方传入中国。

中华民国时期虽然曾有“仙乐”照相机的昙花一现，20世纪40年代，中国摄影家张印泉研制的135相机的各种长镜头，与后来德国人的产品构造原理相似，但是真正的起步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基本都参考欧美及苏联的设计，后来转而参考日本的产品。当时生产照相机的工厂大一点的有北京相机厂（前身叫大来相机厂，解放后转国营）、上海相机厂、南京相机厂及天津相机厂四个。主要的产品有北京相机厂的“长虹”、“红光”、“北京”、后来易名为“长城”牌；上海相机厂的“上海”58-系列、“红旗20型”、“东风”、“海鸥”系列；南京相机厂的“紫金山”、“长江”以及“南京”牌，及天津相机厂的“幸福牌”、“晨光牌”等，其他各地有不少小厂生产各自的牌子，不过外型、设计和技术参数都跟这四大相机厂的产品一样，只不过是换上了自己的牌子而已。20世纪60年代，曾经研制成功中国的高档相机，“红旗20”135可更换镜头的旁轴取景照相机并配套生产了3款定焦镜头，“东风”牌120单反照相机不仅配套生产了3款定焦镜头而且快门速度超过了“哈苏”当时的1/500秒达到了1/1000秒。

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照相机走下神坛步入平常百姓家庭，中国照相机工业迅速发展，市场上已有众多牌号的国产相机和国产胶卷。著名的有“海鸥”、“凤凰”等照相机品牌和“公元”、“厦门”、“上海”、“乐凯”等胶卷品牌。照相机厂林立于全国各地，从大型座机到135、120双反、单反到120、135旁轴取景照相机再到智能照相机都有生产，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摄影产业体系，由中国制造的照相机、照相机快门也曾向西欧、日本出口。那时，中国不仅是照相机消费大国也是照相机生产大国。但是昙花一现，在“造不如买”等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在私营企业伪冒假劣产品的影响下，崇洋媚外风气席卷全国，在面目狰狞来势汹汹的进口产品的威逼下，许多国有企业纷纷下马、不少民族工业体系迅速垮塌，本来就薄弱的中国照相机工业很快全军覆没。中国照相机市场上基本清一色成了日货和少量的德货，就连国内给及其低档的卡片照相机配的外包装袋也挂上了洋商标，民族尊严、民族自信消失殆尽。

但愿中美贸易战的打响，能警醒沉睡了许久的国人，没有自己的品牌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照相机工业品牌，希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能重新塑造起国人的自信与尊严，但愿照相机工业和那些垮塌的其他民族工业体系都能够再次冲破牢笼重振雄风，但愿中国照相机行业“海鸥”、“凤凰”这两只“大鸟”能够再次重返蓝天展翅飞翔；但愿“东风”浩荡，“红旗”再次高高飘扬；但愿“长城”不倒，“华夏”再次崛起。

（二）摄影活动

我国的摄影活动开始于屈辱的鸦片战争，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向外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随着“五口通商”大批外国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摄影术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传入中国的香港、广州等地。

在摄影术传入之前，人们要把自己的形像保存下来需求助于画师和他们开设的“画楼”或者“影像铺”（这里的“影像”实际是“画像”，下同。），利用传统的绘画技法把人的容貌留在纸上。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因为相对于画像，摄影不仅价钱便宜，而且形像更逼真，这给画像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于是很多“画楼”和“影像铺”的画师们想方设法学习照相技术，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摄影这门技术，成为中国最早学会照相术并从事摄影活动的人。

由于当时照相技术和设备尚不成熟，人像摄影一时还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条件，尤其是当时照相还不具备放大技术，很多中国人想要“大照片”，画楼只能是先拍摄一个小照片，然后再根据照片画像放大。也有一些画像，是照相与画师之笔相结合的产物，如一些列祖列宗身着正装像，男为顶带花翎，女为凤冠霞披，各幅画像形式基本差不多，画中人的穿戴是画的（也不例外先按固定格式画好然后拍成底片，再用照相底片套印制成照片），人的脸是照相底片直接印制的。所以画楼、影像铺同时经营摄影和绘画并且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随着油画等西洋画派传到中国，传统的肖像画又注入了新的内容。肖像画与照相之间的关系逐渐地得以固定，从竞争对手演变为具有互补性质的关系。不仅如此，当时，由于中国劳动力便宜，很多美国和欧洲的商人还把本国的根据照片画像的业务搬到了中国的香港、广州等地，于是当时香港的皇后大道、广州的十八甫等地方画楼、影相铺林立，中国画师们根据照片给外国人画像，再由外国商人运回国内销售，这种交流促使画楼、影像铺里摄影师的摄影技术水平迅速提高。

就像人们喜欢画楼、影像铺的人的画像一样，摄影术传入中国以后，国人首先感兴趣的就是人物摄影，所以人物肖像摄影是中国摄影艺术开始时的主要表现对像并且持续了几十年之久。

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照相业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画像业，画像业逐步萎缩。在东南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上海等地，照相馆蓬勃发展，而这时照相馆大部分起名为“照相楼”，比如上海早期的公泰照相楼、宝记照相楼等。为什么叫“楼呢”？ 原来，那时的照相使用的绝大部分是玻璃底片（湿片），感光速度很慢，很多时候要2—6秒，有时需要数到20个字。而当时又没有灯光和其它人造光，必须利用日光，因此摄影室一般都在楼上开设，还得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拍摄，以充分采光。日光强就在顶棚上拉起白布遮挡直射光，光弱则用反光板帮助加光。因为拍照时间较长，坐的椅子和头部都有靠背，以保持被照者稳定不动。拍照时，摄影师敲一下木板子（据说“拍照”二字由此而来）大喊一声，打开镜头盖，然后“一、二、三...”数下去，数到九、十个字，甚至二十个字，才算大功告成。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照相才用上了人造光，很多照相楼才开始了“日夜照相”。所谓照相“楼”的意义才相对减弱了。

不论画楼、影相铺，还是像馆、照相楼，他们都是一个商业化的经营实体，摄影术登陆中国就被赋予了商业的色彩。但由于摄影技术的限制，这些照相实体基本上还是局限于室内人像自娱自乐的拍摄，虽然有的照相馆也竞相为名伶名花留影，出售美女佳人图片，迎合市侩娱乐需要，但毕竟还仅仅限于室内拍照，规模也不大。

而随着玻璃干片的发明（1880年左右），摄影师可以方便地走出摄影室，突破了个人的小圈子，开始面向家庭、社会团体，并逐步开始了城市风光、建筑、民俗的拍摄，中国摄影艺术活动跳出了单一的“人像摄影”的狭小圈子，开始了多元化发展的历史。

许多照相馆可以大规模印制所拍照片，向市民或旅游者出售，摄影的商业色彩更加明显，当时出现的“照相号”就是一个明显的说明。就像很多“银号、商号”一样，“照相号”更多重视规模化的商业销售。例如天津“元彰照相号”就特别声明可以进行“集体和建筑摄影”，他们的摄影师不仅拍摄了京师的众多名胜古迹，还奔赴外地拍摄了“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等优秀风光照片，大量印制销售。上海的“同生照相号”于1909摄制了大型专题摄影集《京张路工摄影》，并且在这一照片册的封里裱贴着：本号精究放大时装照像铺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门牌第3052号"、"上海公兴印字馆制造，开在虹口西武昌路"两小张印签出售。很多照相号还大规模印制当时十分流行的明信片相片，向旅游者兜售，一些大规模销售照片的照相馆直接就叫“照相店”、“写真店”或“画景店”了。

画楼、影像铺、像馆、照相楼、照相号、写真店等等，这些中国早期照相馆的名称更替是中国摄影艺术活动发展过程的一个很好的反映。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70年来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摄影艺术也空前繁荣，手机摄影的加入更是推波助澜，目前几乎是全民摄影了，摄影组织五花八门，官方的、民间的应有尽有，一个小县城、一个企业内部有时候就

有几个摄影协会、学会。现在是网络时代，对于这70年中国的摄影活动情况这里就不多熬述了，有兴趣的同志可以上网搜一搜。下面本人对目前中国摄影界存在的问题分析一下，供业界人士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