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追忆

感年儿

　　我小学在国营山西柴油机厂子弟小学。现为大同市云冈区西花园第一小学校。记亿中，当时学校还有初中班，社会上称这种学校为戴帽中学。

　　我是1965年9月已经七岁半了才上小学。入学报名时，老师问我父母的名字，我回答爸爸叫王立堂；妈妈叫…停顿了一下，随口说出叫“小石头”。在场的老师和学生家长哄堂大笑。其实，母亲叫石凤岐，当时，工友们都亲切的称她“小石头”。

报到当天的早上，父亲告诉我进入教室，要背手、挺胸抬头端坐，并要目视老师，不能低头或与同学交头结耳。因此，我到学校走进我们1049班教室后，虽然坐在最后一排，当老师进来后，我按父亲的要求标准坐定，老师环视一遍同学，手指着我说：“这位同学就是咱们班的班长。”这位老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今年已经87岁的郭风兰（女）老先生。她老人家这一指，我就成了班长专业户。小学、初中、高中直到中专毕业都是班长。在感谢恩师，并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的同时，我永远不会忘记离世的父亲，对我看似简单，却让我终生受益的教诲。

我们刚入学时，学校教学秩序良好。时常在校园里见到男校长姜大明老师，女校长张淑芬老师。还有一个被老师同学称为何主任的老师常常在操场上出现。这些都是我们学生眼里的大人物，每次见到心里或多或少有一些惧怕。当然，我还记得摇铃的老校工，姓秦，同学们亲切的称他秦大爷。当时，同学们放学都必须按家庭居住方向，排队回家，一路上井然有序。虽然，没有家长接送，但老师家长很放心。

我们这届学生入学时按六年制招生，“文革”中改为五年制，也是小学的第一届五年制。五年来历任五位班主任。她们是：郭风兰老师；于宪䑣老师；李茹芬老师；王风英老师；郭秀淸老师。入学的编班为一0四九班，后改为三班，文革中改称过连、排编制。

　　一年级的两个学期，我是一个好孩子、好学生。我的考试成绩虽然从未得过第一名，但在全班也是名列前茅。郭风兰老师对我非常好，发现我有腿疾，仍然让我以班长的身份喊队、领操，使我的自信心大大增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能解惑才是老师的最高境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是郭老师给了我自信和勇气。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

二年级时已有同学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红领巾和队标臂章，第一批入队的同学凤毛麟角少而又少，记得有张风林同学，还有谁记不住了。让我出乎意料的是没有我这个班长，为什么我这个班里的“红人”没让入队，真的记不清了。可能是老师从德智体全面发展来评选，我在体育方面先天不足。开个玩笑。

三年级换班主任了。郭老师换成于老师了。于老师是从工厂调入学校来的，身体不太好。作为班长我经常早早起来去职工医院给于老师挂号，把挂上的号送到老师家里。于老师家里孩子少生活条件比我家强多了，有时候早饭就在老师家吃了，牛奶、油条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稀罕的食品。饱餐后，心情总是非常愉快。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我与几个小伙伴一起，在7楼后面的兰球场玩儿。突然发现公路上从矿务局方向开来好多站满人的大卡车，身边又有很多大人们用各种车往公路旁边的树林运石子，我们吓得赶紧往回家跑。后来听大人们说是发生武斗了。当时“糟派”的“煤职三司”和“巴黎公社”近700多人由矿务局到大同体育场参加大会，在途经时庄火车道口时，突遭616厂“好派”伏兵袭击，打死1人，打伤10多人。这一天是1967年8月13日，后称“8·13”武斗。第二天父母所在的工厂停产了。学生也没有心思上学了。

说起“糟派”和“好派”的对立，在学校学生之间，老师之间，师生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家长是“好派”的就支持“好派”的老师，反对“糟派”的老师等等。于老师观点倾向“糟派”，家长是“好派”的学生就经常气于老师，有一次把于老师气的晕倒在讲台上了，全班大多数女同学痛哭，我没哭，是理智还是无情？也可能因为我父母倾向“好派”，可悲啊！小小年纪就陷入派性之争了。

　　四年级一开学得知两个重要消息：一是中学与小学分家了，正式成立了晋柴中学；二是从我们这一届学生开始小学全部实行五年一贯制。我听到后非常兴奋，因为能够提前一年跨进中学的大门。

新学年又换班主任了。李茹芬老师开始任我们四年级的班主任，并教授数学课。李老师非常器重我这个班长，很多事都交给我来办理，办完后她都非常满意。她特别注重培养我的组织能力，经常在同学面前表扬我，时常与我谈心，在她眼里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缺点的学生。

学校组织我们坐汽车参加了雁北地区、大同市各界群众15万人集会，庆祝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后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要求统一着装，提前进行了演练，手里还提着红灯笼。

让我难忘的事，调到晋南的曹志贤同学在早自习（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语录》），用铁管把组长廉金成同学头部打成重伤，并在市里医院做了取出碎骨的手术，好呆没有给金成同学留下后遗症，现在退休了还经常参加业余合唱团的活动，并常常与名星同台。李老师为这事没少操心，还带着同学们去医院探视金成同学。

让我不开心的是，换了班主任后，我从好孩子、好学生又是班长，一落千丈成了“恐怖分子”。学校突然把我和焦新生、刘继祥（胖拐子）、韩青义（烂枣皮）、林刚、大李同生、闫磊等同学停课，参加专门为我们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要学习毛主席五篇著作：《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 《愚公移山》 《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 《反对自由主义》。重点是反复学习《反对自由主义》，每天要写学习体会，说白了就是写检查。大至学习了一周，才恢复了我们的上课权利。这么大的事情，当时竞然家长一无所知。因为，学校让我家邻居刘春（大刘根）同学给家长送信，他没有给家长，却给我了，我把信撕了个粉碎。真感谢已经离世的大刘根，让我免遭一顿棒揍。学校为什么用这样极端的手段对付我们这些少年儿童呢？因为，当年我全身充满“反潮流”的精神，不太听老师的话，在学生中说话比老师还管用。所以，只能用文革“新生事物”来教育我们，这叫以毒攻毒，也是学校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又想起来一件事，一次我们在室内上体育课，邓老师正津津有味的讲解体育常识。突然，碰的一声，教室门被人用脚踢开，只见一个女人大声道：“赶年儿，拿钥匙来。”原来，是我妈来学校找我拿钥匙来了。教室一片宁静，这情景让我在同学面前显得格外尴尬。我妈是东北人，当时又年轻，嗓门还大，性格开朗，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表现出来的行为非常没有礼貌了。我妈走后，邓老师问我，你妈是多大的官啊？就是校长来了也得敲敲门吧？我低头无语。实话实说，那时候的家长还真不把学校和老师当回事。

五年级习惯了班主任又换成王风英老师了。王老师是刚从师范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普通话好像也不太标准。快毕业时班主任又换成郭秀淸老师，郭老师刚从辽宁刚调来不久，原来在县妇联工作。教授我们语文课。她给我印像最深的是满嘴东北话，句句让人捧腹大笑。什么“活宝”、“损兽”、“不亦乐乎”、“尿泡尿照照自己”、等等。

当时提倡小学生在大风大浪自己教育自己。四年级以上的学生毎年劳动半个月。学校组织我们去的是，大同市南郊区平旺公社王家园村参加劳动。我们每个同学自带行李，步行从西花园到王家园村。女同学住老乡家里，男同学大部分住在村里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吃饭都在老乡家里。我吃饭的老乡家生活条件还算可以，家里有一个在肉联厂上班，但我吃不惯他们家做的毛糕和放了盐和葱花的小米稀饭，每天吃不饱，就在地里吃生毛豆、生玉米和胡萝卜充饥。看到现在五年级小学生，想起我们同龄时参加农村劳动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千。

我的小学基本上是在“文革”中渡过的。学制、教材变来变去，教育质量与“文革”前比严重下降。只要求学生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思想教育方面，提倡黄帅所谓“反潮流，反师道尊严”的精神，鼓励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革命小英雄，向大寨学习，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宁要好思想，不要金字榜”等等。但是，那个年代学生课余时间安排得非常丰富多彩。学校组织业余体育队、宣传队、武术队，有特长的学生，可尽显个性。

五十多年过去了，好多事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挂一漏万。今天，当年一块进出校门同学均巳退休了。想起他们有的当过中学校长，有的是单位党委书记，有的成了企业法人代表，还有的是私人企业主，也有的过得不是太顺利，甚至有几位已经过早的离开人世。真是：“别梦一稀咒逝川……”

2019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