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么找到组织的

迅哥儿

　　在我年轻的时候身边很少有人不是共青团员，以后很多年我都留意过其他我能够看得到的人的简历，真没看见一个是高三以后才入团的，而我就是18岁才加入组织的。

但凡从一中初中沦落到八中高中的当然都是“不中”的了。一中的“中”就胜在网眼大，是渣子就会掉下来，没有侥幸，我就是无可置疑的确幸。

啸聚八中多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有南昌打枪的部队也有秋收起义的农友还有井冈山坐庄的老乡，但都是打着红旗上山的，而我们来自莫斯科的居然没有共产国际的介绍信，这在当时的组织关系中理所当然被视为鄙视链的低端。然而在“惟有读书高”的年代，组织生活经常因为不组织而让人感觉不到生活有嘛组织，所以这并未使我这种无组织的人就此远离了有组织的人的生活，又然而，我母亲的远见使得她比我更加注重这种组织关系对于我将来的人生的影响。

其实对于远离组织的温暖我自己也不是完全无感的，有一次班主任李庆元老师在最后一节课大家鸟兽散前抢进来，堵住门口宣布为了不多占用大家宝贵的时间所以不另外安排其他专门时间，仅仅耽误大家一点龟尾时间开一个短会——团组织的会，究竟是团员大会？支部会？支委会？我至今都说不上几个这种名称的会。一个光屁股的人拍浮在雨花塘里面当然可以无所畏惧，但当你这样站上桐城路桥还能自己没点逼数吗？于是脸热的我立即低头起身往外走，邻座惊诧于我的独行，“不是要开会吗，你怎搞的？”就像排了半天队快要接近窗口时你突然走了，大抵不耐烦的同行者往往只会以为你忘了带钱带卡或者身份证亦或屁急罩不住，绝然想不到你是因为走错了银行。我到底还是有一点卑微的。

以下的叙述都是我母亲在我毕业很久以后才跟我说的，而且经常对相识相关的人说起这件小小的故事。那就是在我高二时她终于耐不住去找李老师了。

问他，我儿子思想品德有什么问题吗？

这下轮到李老师惊诧了，这从何说起？没问题呀。

那为什么他团员还没入上？

唉，一中过来的都是光屁股的，王庆生、吴钧、陈胜…这得一个一个来啊。

李老师也是迂的可爱，这种事有名额的限制吗，母亲和李老师是相识的人，既然话已说到也就回了。

时光飞逝，已经是高三下学期了，班主任换成陈明华老师，母亲又耐不住去一趟，这是跟陈老师头一次见面。

陈老师，不管我儿子考不考上大学，这一离开学校，以后再想跟组织亲近恐怕就令人生疑了，您看…

“啊”陈老师一愣，接着“噢”一声，低头从抽屉里摸出一张表，“拿回去填一下吧”。

于是，从这以后我就是组织的人了。

谨以此文向我敬爱的李老师陈老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