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难忘的往事

北海也是海

　　那是1986年的冬天，我所在部队派我去南京出差。出发前去看望父母，父亲把我叫到一旁给我交代了一项任务：你到南京后，代表我们老俩口去看望一下我的老首长老战友丁盛同志，但他现在正处于被整之中，住在什么地方、目前是个什么情况都不是十分清楚，父亲严肃的讲你要自己想办法。我说丁盛同志不就是丁伯伯吗？我认识，你放心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

丁盛和我父亲韦统泰从抗日战争时期就认识了。抗战时，丁盛曾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老一团政委兼团长。我父亲从延安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部任侦察参谋、侦察科长、二十五团参谋长。

抗战胜利后挺进东北，组建冀热辽军区二十七旅，丁盛任旅长，我父亲任该旅七十一团副团长，从此他就在丁盛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参加了开辟热东辽西根据地，开展夏季、秋季、冬季攻势；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千里进军南下江南；湘赣战役、衡宝战役、广西剿匪。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

　　1958年从朝鲜回国后，父亲又与丁盛一起受命组成“丁指”，丁盛为司令员，我父亲为副司令员，参加并指挥了平定1959年的西藏武装叛乱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

　　1964年丁盛调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我父亲接任五十四军军长。从1944年到1964年二十年，丁盛和我父亲一直都战斗、工作在一起，他们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经过战火考验的生死患难的战友。

　　打我记事起，就生活在军部大院里，我们两家住的很近，我时常去与他家的几个大哥玩耍。男孩子在一起以玩打仗游戏居多，分成两边，气枪和弹弓成了长枪短炮，瓜壳果皮当作手榴弹，用沙发和橱柜作掩体，从屋里打到屋外，打的天昏地暗一片狼藉。

　　丁伯伯下班回来，把我们吓得够呛，以为这回要被臭骂一顿，没想到丁伯伯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和蔼的问我们在玩什么游戏？我们回答在玩打仗的游戏，又问道你们怎么打的？我们就表演给他看，他看后讲你们这样不行，两人为一组时要一人掩护一人进攻，退却时也要一人掩护一人后退，而后另一人再掩护再撤退，我们听得似懂非懂但却津津有味，原来游戏还有这么多名堂，心里对丁伯伯佩服的不得了。

　　那时哪知道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堂堂的一军之长，指导几个小孩玩打仗游戏，还不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后来稍大一点也懂事一些后，听到丁伯伯的故事就更多了。

　　丁伯伯是一位老红军，他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浓眉下大大的双眼炯炯有神，脸上充满了果敢、坚定和自信。

　　那时军里的领导家都不自己开伙，不知是上面的统一规定还是军里的规定，都是在军部的小灶吃饭，食堂大锅做出一样的饭菜分到各桌，一家一桌。食堂里摆了十多桌，每月交一次伙食费。食堂墙上贴着“节约每一粒粮食”的醒目标语。

食堂建在一个小山坡上面，山坡下面有一块几百米长200多米宽的较平坦的洼地，是一个实弹射击场。站在食堂外面的护坡上可以清楚看到部队打靶的情景，那时部队的训练抓得很紧，射击场里经常枪声不断，这也是最吸引我们这些半大小子的时候。

有一次见到丁伯伯也在护坡上看部队打靶，当他看到下起雨以后部队的打靶就停止了时，脸上两道浓眉立刻紧紧地皱了起来，立即让人叫营长、连长跑步来见他。他对气喘吁吁的营连长批评道：打靶为什么停下来？下雨就不打靶了？那下雨还打不打仗？对部队要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仗怎么打兵就要怎么练，部队训练的好不好主要在干部……。

看着被雨水淋湿军装的丁军长，营连长们都惭愧的低下了头，枪声在瓢泼大雨中再次响起。一个红军老战士，一个年过半百的将军，他用自己的一举一动给部队做出了榜样。

　　丁伯伯很能打仗很会带兵很有个性，这在全军上下是有口皆碑的。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在军部大礼堂下面的空地上搭起了几顶大帐篷，这引起了我们这帮孩子的兴趣，跑去一看，在一顶最大的帐篷中堆制了一个巨大的沙盘，其他帐篷中也堆制了大小不一的沙盘。原来在这次反击战中，丁伯伯奉军委命令率领参战部队，在东线的瓦弄歼灭了印军的十一旅，大获全胜。

虽然打了胜仗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丁伯伯亲自坐镇，组织全军连以上干部分期分批的进行战评和以瓦弄自卫反击战为背景的集训。

参战的一三〇师的干部主要是进行战评，哪次战斗是怎么打的有什么经验体会，哪次战斗打的不理想有什么问题和教训；没有参战的其他两个师的干部主要是集训，把瓦弄印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工事构成都标在沙盘上。最大的沙盘是供师团长用的，其他大小不等的沙盘分别是供营连长用的，逐个担任同级指挥员，面对这样的地形，这样的敌情，你怎么组织指挥？怎么打？然后进行沙盘作业和推演，每个人的作战方案各不相同、各抒己见，有时甚至争论得非常激烈。

一次丁伯伯在看热闹的孩子中看见了我，带我到一个小沙盘前，指着沙盘对我说：这是一条河，河这边我们是一个连，河对岸印军是一个加强排。你的任务是渡过河去消灭印军，占领河对岸掩护大部队过河，你当连长来指挥打这一仗。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接过指示棒，凭着电影中看过的战斗场面和耳濡目染的一些战斗故事就讲了起来。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在大家的笑声中丁伯伯抚摸着我的头说，讲得不错，有想法敢去打就一定能打好仗。

　　我当兵后才明白了，作为五十四军首任军长的丁伯伯带兵为什么常打胜仗，把他所率领的部队带成了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猛虎部队，就在于他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通过战评和集训，一个部队参战全军受益得到提高，在这样的军长领导下能不打好仗打胜仗吗？

几天后，我来到了金陵古城——南京。 12月的南京潮湿阴冷，在忙完了单位的工作之后，该去完成父亲交给我的任务了。

当时丁伯伯因为遭诬陷，被停职检查交待所谓问题挨整的时候，所以当时在南京，一提到丁盛，很多人都如同谈虎色变避之不及。于是我想到了丁伯伯曾经跟我讲过的，打仗时有时正面不好打就要避开正面，从侧面迂回穿插。既然正面打听不到，我就去打听丁伯伯的夫人孟文虹阿姨，只知道孟阿姨在军区俱乐部当主任，找到了她不就找到丁伯伯了吗？

　　军区俱乐部在大礼堂旁一座三层配楼里，问明地点我走上了二楼，敲开一间大办公室的门，里面坐着男男女女十几个人。

　　一位年龄较大的男同志走来问道：“你找谁？”我说找孟文虹主任。虽然我的声音并不大，可屋里的十几个人好像听到了口令一般，目光刷地一下子都向我看了过来。那位男同志接着问：“你找她有什么事？”我说：“她是我认识的一个阿姨，我想看看她。”“她现在不上班了，也不是主任了”我问：“知道她现在住的地方吗？”那位男同志边向自己的办公桌走去，边冷冷的答道：“不知道。”我用询问的目光向屋里的其余人看去，只见他们有的装作没看见马上低下头，有的假装在忙自己手头的工作，有的避开我的目光看向他处。我知道再问下去也不会有答案。

　　出了俱乐部大门，我边走边想看来这还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啊。偌大的一个南京城不知道具体地址，找个人真好比是大海捞针一样，得另想办法了。走出几十米后，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道：“同志，你等一下。”我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只见一位大约四十来岁的女同志追了过来，问道：“是你找孟主任吗？”我回答是的。她警惕地环顾了四周一下，塞给我一张小纸条，说：“这是她现在的住址，你要找她最好晚上去。”说完就扭头匆匆的走了。望着她的背影，我不由的感叹道，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这天吃过晚饭后，我提着买的一兜水果，在初冬的夜色中按照纸条上的地址，费了好大劲儿才找了丁伯伯住的地方。在一条僻静路面坑洼不平的小巷深处，一栋老式的灰色小楼，被几棵硕大的法国梧桐掩映着，另一边是一道高高的灰色围墙，把小楼衬托得更加阴暗破败。这是一栋多户合住的小杂楼，丁伯伯他们一家住在二楼一角上的两间屋里。

顺着嘎吱作响的楼梯上了二楼，敲开屋门，没等我做自我介绍，丁伯伯就叫道：“这不是小黑人吗？（笔者小时候的小名）”丁伯伯身穿一件战士的棉衣，脚上穿一双部队的制式棉鞋，虽然看起来比我印象中要显得老一些瘦一些，但两眼仍然炯炯有神。

　　丁伯伯拉着我坐在屋子一头的火炉旁，我打量一下屋内，这是一间既是卧室又是餐厅的房间，大约有二十多平米，地面铺着不知什么年代油漆斑驳的木地板，到处咧着大大小小的口子，一头放着一张双人床，屋内一角摆放着一张圆形的餐桌，另一角摆放着一张单人床。火炉旁放着一个小茶几，围着茶几放着两把木椅子和几个马扎，另一间屋子则是他们几个孩子的卧室。冬天，南京的屋里没有暖气，只有靠烧蜂窝煤的火炉取暖，虽然两间房子里都生着炉子，但坐在屋里仍然觉得寒气袭人，呆在屋子里仍要穿着棉衣或披上大衣。

我讲明来意，并把父亲写给丁伯伯的信交给了他。丁伯伯看完信后，喝了一口水，操着他那非常有特色的江西口音普通话，声音洪亮对我讲到：“我和你爸爸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他是了解我的，讲我支持和参加‘四人帮’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这怎么可能呢？！谁能相信呢？”不等我询问，他就跟我讲起了他落难的起因和经过。

“1973年12月，毛主席提出并亲自组织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我由广州军区调到南京军区任司令员，许世友由南京军区调到广州军区任司令员。命令公布以后，毛主席在北京接见我们，在与我握手时对我说：你到广州不久，把你换换吧。接着说：你有心脏病要注意休息。我当时觉得主席是很信任和关心我的。于是我就到了南京军区。”

　　“1976年8月8日，在视察完浙东南及舟山地区防务后，坐了一天船到上海，住在延安饭店（南京军区在上海的接待处）。当时在上海治病的军区政委廖汉生恰好也住在饭店。晚饭后，我去看望住在楼上的廖汉生，在他房间说了一会儿话后，我就回自己住的房间准备睡觉了。这时秘书来告诉我，说廖汉生的秘书来讲，明天廖想去华东医院看病，想请我给上海市革委打个电话以期引起重视。我对秘书说你就代表我打个电话就行了，秘书说廖的意思是想让我亲自打电话更好一些。我不好推辞就给上海市革委会值班室去电话讲了廖明天要去看病的事，请他们通知华东医院给予照顾。”

　　“打完电话我就睡下了，睡了大约不到一个小时，秘书进来叫醒我，报告说上海市委、革委会的马天水（时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徐景贤（时为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副主任），王秀珍（时为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副主任）三人来看我了。我问他们怎么知道我来了？秘书说可能是你打电话到上海市革委会值班室，值班人员报告给他们的吧。这样我只好起来，与他们寒暄了几句。我对他们说这次是从舟山过来，主要是到舟山看地形准备下一步在杭州湾搞演习，其次是检查部队的训练和战备工作。”

　　丁伯伯说：“我与这三个人只是工作关系并没有什么深交，而且这三个人也不懂什么军事，于是就对他们三人讲起工作。”

　　“这次部队在杭州湾搞演习来的人比较多，我们军区的师以上干部，各大军区、总部都要来人，到时候吃住都在上海，光靠军区接待安置有困难，可能还要借用市委的招待所。另外车辆保障、副食供应、交通管理等还要麻烦市里帮忙解决。又说了一会儿话，我便陪同他们三人上楼去看廖汉生，在廖那里坐了一会我就下楼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就这样短短的一个多小时的见面谈话，给我带来了灭顶之灾。被生拉硬扯强加上授意给上海民兵发枪，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莫须有罪名，停止工作，交代问题，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听完丁伯伯的讲述，望着丁伯伯那蒙冤而充满愤懑的眼神，我相信他讲的他所亲历的这一切，他不可能也没必要对我这样一个他看着长大的，如同自己孩子一样的小辈去讲假话编瞎话。

从我小时候认识丁伯伯起，他就是一个带兵打仗的战将，他16岁就参加了红军，因为作战勇敢跑得快，成为红军中闻名的旗官，每次战斗都打着红旗冲在队伍的最前面，旗进人进，旗退人退，红旗指向哪里，官兵跟着红旗就打向哪里。战争年代他出生入死、身先士卒，他带领部队艰苦奋战热东辽西，连续攻坚血战锦州，猛打猛冲砸开津门，孤军深入腰斩七军，雪域高原痛歼印军，他和他的战友们带出了一支敢打敢拼有血性的猛虎师，就是这样一个被誉为“丁大胆”的常胜将军，怎么会去投靠“四人帮”？怎么会去搞阴谋诡计呢？！

　　说着说着，时间不知不觉的匆匆过去，我见时间已晚，便起身告辞。丁伯伯和孟阿姨让我今晚别走了就住在家里，我看着他们紧紧巴巴局促的两间小屋，他们老两口还有三个孩子，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告别时，我除了希望他们好好保重身体之外，再也找不出其他的话来。

　　丁伯伯执意要送我下楼。冬天的风刮的树上枯叶飒飒作响，浓厚的乌云密布在小楼的上空，黑压压的更显得小楼仿佛摇摇欲坠。我转身离去，走出一段后回头望去，只见在昏暗的路灯中，丁伯伯和孟阿姨仍然在向我挥手告别，我不敢停下脚步，泪水不知不觉从眼中淌出。

　　透过黑压压的乌云和摇曳不定的昏暗灯光，我仿佛看到了高擎战旗在枪林弹雨中冲上娄山关的红军旗官；仿佛看到了在长城内外带兵抗击日寇能文能武的团政委；仿佛看到了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中坚决果敢指挥若定的“大胆”将军；仿佛看到了在雪域高原运筹帷幄威震敌胆的一代名将；仿佛看到了在热火朝天的训练场上为士兵做示范的一军之长。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想，历史一定会还原真相，历史应该也应该给丁伯伯做出一个公正的结论。这段南京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谨以此文纪念丁盛伯伯逝世二十周年。

此文中的人物照片由丁盛子女提供，笔者深表感谢。

2019年9月于北京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