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这人比较呆，很少关注政策信息的发布或周边风向的变化，所以行动起来往往会比关注政策的人慢一拍。1998年6月底，我偶然得到一个信息，拟提教授职称的教师必须要有一年高级访问学者的经历。当时我已是副高七年，该考虑上台阶的事情了，于是便着手联系访学的学校。我先与北大和上外两位知名教授取得了联系，但被告知我联系得太晚了，他们下学年可接收的访问学者名额已满。失望中我拨通了广州中山大学黄国文教授的电话，听了我的情况介绍，他本人原则上同意接收我，后经过他与中大师资处的协调，这件事便定了下来。然而，当我到校人事部门办理访学手续时还是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由于经费原因，学校仅支持教师在南不过上海，北不过北京这个区间的高校联系访学，超出范围便不给报销差旅费。不过当我将联系学校的经过汇报给人事处长后，他还是网开一面批准了。就这样，98~99学年我到中山大学外语学院师从黄国文教授研修系统功能语言学。又做回到学生，住宿舍吃食堂，骑一辆二手车在中大南北校区狂奔，最刺激的，是晚自习后融汇在学生的自行车流中与年轻人飙车，感受那种你追我赶的心劲儿比拼，和夜风从耳畔掠过的凉爽。平日听课读书坐图书馆，课余时间或与几位博士生争论问题交流观点，或与其他几位访问学者一起逛街购物做饭吃。</p><p class="ql-block">有人说，作访问学者是最轻松的，简直就是放一次学术长假，没有具体任务，没人给你提要求，很多人一年做下来连接洽的导师都没见过。这对于巳经具备良好科研能力的高校教师来说，原本也是正常，但我还是决定要好好利用在中大的这段时间。因是做了黄国文教授的访问学者，又深度参与了他的博士课，大量阅读是免不了的。上课时我们每个人会将读书时遇到的问题提出来，老师不会马上给出答案，而是让大家就问题各抒己见，实在莫衷一是时老师才会拋出他的理解或观点。这种教学方式与我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时差不多，压力大，收获也大。课堂就设在黄老师家，上一次课就是一上午，中间有个Coffee Break。黄老师提供咖啡茶品，大家从消毒柜里取出杯子，各饮所好。此时师生关系会一下子松弛下来，聊些无关痛痒的熟人逸事。说老实话，上黄老师课我是很紧张的。一是导师要求很严格，要求事先读的书一定得读到，二是我自己有压力，好歹也是爱丁堡大学读出来的，不可以在老同学面前露怯，更不可以在几个博士生面前表现得太差劲。</p><p class="ql-block">第一学期结束时，导师给每个人布置了带回家做的功课，我的任务是将Fawcet的一篇关于汉语人称代词的功能语法分析的文章转换成中文，工作量看似不大，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有难度。整个春节都在琢磨这事儿，假期过去三分之二的时候已三易其稿，但仍然底气不足。回校后我将任务交了差，导师似乎很不屑，将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随手放在案头，从此泥牛入海没了下文，我也不好意思再问了。我知道，那几个博士生无论如何都是要做下去的，而我却好像被直接ko了，现在想来都还不得要领，自已的中文能力不算差，但对导师让翻译那篇文章的意图不甚了了，整个转换过程中过于追求忠实原文，缺少了译者的主体性，因而显得有些“硬译”，让导师失望了？那本是一篇发表过的文章了，翻译它干什么呢？</p><p class="ql-block">第二学期我除了听黄老师的博士生课，也旁听一些其他老师的课程，参与了中大外院的教学，上了一门专业口语课。同时参与了黄老师的一个省级科研项目，帮助做《大中学生英文语法手册》全书的统稿工作，同时准备我自己8月份要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这次会议请来了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教授，哈桑教授，卡迪夫语法领军人物福赛特教授，马丁教授，以及国内的王宗炎，胡壮麟，朱永生等一众功能大咖。会议开的非常成功，我的论文宣读也引起了与会者热烈的反响。</p><p class="ql-block">随着会议的闭幕，我在中山大学的访学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p><p class="ql-block">倏忽之间二十年过去了。黄教授已经离开了中大，在另一所学校将生态语言学做得风生水起；当年同窗的那批博士生也都各奔东西。我不知道，物是人非的中大校园是否依然美丽？五羊城是否也比当年更添了魅力？但我知道，那段访学经历为我日后的教学科研增添了新动力。</p><p class="ql-block">我至今都很怀念在中山大学那段痛并快乐的日子。</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2019.03.1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