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随想记

李海洪

公元1998年  我在原单位下属汇达公司上班

2月20日  上午  持续腹痛
11：00  疼痛加剧，无法直腰

最近胃时有不适，昨晚就疼得厉害。3台仪表盘今天要检验、调试、出厂，昨晚二车间四位女同胞加班接线，我也留了下来。我做的图纸，担心接线有什么问题。
都是老工人了，接线手脚利索得很，嘴也始终没闲着，好热闹。工人嘛，说话百无禁忌，彩色得很，尽管都是女人，“打电话回去说加班，家里当笑话。厂里没活干，人都要下岗了，还加什么班？X那娘的X”。那时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
听着牢骚话、粗话，我想笑，却笑不出来，只觉得胃里一阵阵折腾。晚九时左右，疼得厉害了，坐在椅子上，用手硬顶在腹部上，但我硬撑着，没让女工们察觉。
也不知怎么坚持回了家，趴下就睡，今晨觉得好些了。以前也是这样，胃疼了，躺下睡一觉就好，没当回事。一早又赶到厂里，参加检验、调试，不料又难受起来。近午，痛感逐渐加强，实在受不了了，回到办公室趴在了桌子上。

11：30  同事取来午饭，想吃些东西，把疼压下去。仅吃了两口，剧疼，额上冒汗，人蜷缩成团

说起来也是老病了。早在下乡时，不注意，也无法注意饮食，落下了病根，但从未认真治疗过。六、七年前，曾经检查过，胃镜、钡餐，医生说法不一，反正是胃病，也吃了一些药，好象缓和了些。只是近来感觉又不太平了，许是积重难返了吧，今天这种痛法，情况不妙。
仪表盘调试怎么办？我没办法，我直不起身。同事们，你们费心吧，图纸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老王扶我去集体宿舍躺一会……

13：00  抽搐、痉挛、绞痛，躺在床上忍耐，希望能熬过这一关

动真格的了，我无法熬下去。12：30时似乎好了些，没过十分钟又一股痛楚袭击了我。医务室王医生赶来，“有可能穿孔，快陪他去医院”。
我还存一线希望，叫老王回车间，“我再躺一会，实在不行我再去医院”。
坚持不下去了。借钱，一同事作陪，赶往中山医院。

14：00  出租车上，我侧卧在后座上，屏不住发出阵阵呻吟声

司机有些慌，几次问：“行不行，要停车吗？”我不知他怎么想的，我这状况即使停了车又能怎么样呢？我说：“你开吧，我忍得住”。
事实上也只有忍。不过，这的确是我有生以来胃疼最厉害的一次。一般的小打小闹我不当一回事，疼痛过去就忘了，这也给自己种下了祸根。我无奈地望着正在折腾的肚子，恐怕真的穿孔了，这里面一定一团糟。
同事是住厂里集体宿舍的，今晚他约了几个人包饺子吃。饺子馅都准备好了。我对他苦笑：“计划延期吧，你就算为朋友两肋插刀了”。
我问同事3台仪表盘的事，他发火了：“还操什么心，不是xxx在吗？他不是‘总工’吗？”说的也是，我在汇达公司三年，承担了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图纸绘制任务，够卖命的了，我对得起汇达。现在该担心的是我那倒霉的肚子。
xxx到汇达的时间比我晚，在厂里混得不怎么样，作为跳板转到汇达公司，任主管技术副经理，算我的顶头上司。平时很少有上足八小时班的日子，更别说经常来技术科转转了。
(事后听说，3台仪表盘的调试，xxx人影子都不见，是小韩、老王搞定的。)

15：30  中山医院急诊室外走廊，输液

佝偻着身子，疼痛一阵紧似一阵。挂内科，复外科会诊，B超、摄片、验血，跑上跑下找地方，简直要命，同事陪着折腾。问配药间护士B超室在哪，居然回答不知道。等了廿分钟去取X片，说是拍得不清楚，要重拍。天哪！这就是大医院。刚才拍片将身躯平躺下，我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无奈再咬一次牙吧。
内科检查，开方输液：654-Ⅱ。走廊里都是输液的病人，我找到椅子坐下后，只觉得口干舌燥，问护士小姐能否饮水，答曰可以，忙叫同事去买瓶矿泉水。(其实输液时是不能饮水的)
药水一滴一滴注入体内，强忍着腹内的阵痛，抑制不住发出一声声叫唤。邻座的病人惊诧不已：“怎么疼得那么厉害？”
今天是不能回家烧晚饭了，托同事帮我打个电话给家中。我没告诉爱人，我还没想到要开刀住院。

17：00  外科急诊室检查床上。床头、地上一片狼藉

爸爸给我爱人打了电话后就赶来了。没多久，爱人也到了。爱人也是在医院工作的，见我还拿着矿泉水瓶，火了，训了护士一通。
B超、X片、化验报告都已取来，人也躺上了检查床。此时，腹部已成铁板一块，硬邦邦揿都揿不下去，人早已疼得麻木了。
再请专家会诊，基本确诊：穿孔，立即开刀。但交钱要紧，5000元，否则不办手续。爸爸已回家，接到电话立即去取钱，银行快关门了，总算赶趟。
胃管一插入，顿时翻江倒海，腹腔内的东西，稠的，稀的，先是黄的，后是酱色，从口腔，从鼻孔，一股脑儿往外呕、往外涌、往外喷。我无法克制，一阵阵恶心，想反，想吐。
爱人有预感，带来不少马甲袋，但不够用，也来不及换。床头、地上犹如倒翻了泔脚桶，唉，惭愧。一听要插胃管，我就知道会有这样的情况，当年做胃镜检查，我也是“汹涌澎湃”。

19：00  进手术室

病房没空，先进周转病房。
医生吃晚饭去了，是交接班时间，无奈，只好等待。好在经胃管引流，腹中赘物已泄得差不多了，压力减轻，疼痛也得以缓减。
妈妈带着我儿子来了，儿子小脸涨得通红，眼瞅着爸爸遭此罪受，话也说不出来。
办公室来人了，带来“组织关心、领导问候”。 同事辛苦了，叫他回去。这家伙在我爱人来时出去吃饭，憋不住酒瘾，又喝了几口。
通知七时动手术，此时六时刚过。面对着妈妈、妻子、儿子焦虑的眼光，我闭上了眼睛，等待，默默地等待，脑中胡思乱想：

我又住院了。这是我第几次住院？噢，第四次了。事不过三？不见得，第四次来一下狠的，划一刀。
第一次住院是十年前。1988年初，毛蚶惹祸，甲肝肆虐，横扫大上海，数十万人遭殃。周边地区闻风色变，形成封锁线，上海食品严禁进京，以免给正备战奥运的选手们带来灾难。一时间，板蓝根等药身价百倍，几盒药换一张彩电票。
报纸上刚报导甲肝消息，我已中了头彩躺下了。
各市级、区级、地段医院人满为患。靠家中和医务界有些关系，开后门住进了虹桥医院，开始“与世隔绝”。

多少人住进了医院？不清楚。有钱的单位甩个5万、10万赞助，让医院增加几十张病床。没钱的划地为牢，在厂里设个临时隔离区。
饭店、酒家生意清淡，门庭冷落。公交车上稀稀拉拉，没几个人。人们见面招手、作揖，不敢握手，大街上人人戴个口罩，上海滩风声鹤唳。
家庭中均未能幸免。哥哥去大丰出差，住进了农场医院；弟弟住在厂里临时隔离区；爱人也住进了自己医院。
我病房内加了一张床，五个人挤得满满当当。走廊上摆满了折叠床，医院已利用了一切空间。靠我病房门口折叠床上的病友无任何后门，但“以药敲门”住进医院。他是中医学院药厂的，声称“让我住院，我能搞到板蓝根”。第二天主任医师查房时，与他讨价还价：“你板蓝根今天送到，我今天让你搬进病房”。
像是关牢房，亲朋好友探望时隔着铁栅栏门，病人伸出手去想握手，对方赶紧一拱手，“免了，免了”。非常时期，所有人都高度警惕，礼节以后再说吧。
青壮年原本抵抗力强，甲肝却反其道，住院的绝大多数为三、四十岁。三、四天一过，一个个神气活现，为饭吃不饱屡屡和厨工吵架，我也曾摔过饭碗。没办法，病人大量超员，食堂无法满足一日三餐正常供应。
甲肝没什么好治疗的，休养而已，每天吃三次复B，喝一瓶虹桥医院自制的天知道有什么疗效的汤药。奇怪的是病房里另四人都吊盐水，我却没有吊过一次。
禁闭关了十天半月，穷极无聊。每天家属探望时，只听得此起彼伏的、恶作剧的、故意拉长尾声的“XX床，接客——”，混如旧社会的窑子。
这次住院给我带来的唯一“收获”就是：我住过院了。

21：00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两小时，手术顺利。头脑清醒，四肢无力，回临时病房

人生会经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也有许多事一辈子也遇不上。不管是好是坏、是祸是福、是幸运是痛苦，遇上了就坦然面对，也不枉五彩人生。开刀，不就是吗？
杀过鸡吗？左手中指扣住鸡翅背肋处，小指一弯，勾紧鸡脚，鸡头一扭，大拇指与食指捏住鸡头皮，鸡无望地嘶叫，右手快刀一抹，鸡喉鲜血喷洒。
进手术室，就像一只待宰的鸡，不想挨刀，却只能去挨一刀。好在无性命之忧。
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穿孔，修补术，小事一桩。
中山外科大楼，手术室在十四层，家属只能等在十三层。办公室来人还没走，说的场面话：“别紧张，不要紧的。”我不语，只是笑笑，我压根没紧张。曾经有过伤口，曾经流过血，一回事，何况还有麻醉。奇怪，仿佛疼痛的感觉已消失了，一如平常。
躺上了手术台，无影灯有些眩目，我闭上了眼睛。
主刀医生姗姗来迟，助手们慢悠悠准备着器械，一把钳子找了老半天。
手绑紧，接上监测设备。一帘白布，将视线与身体阻隔，怕引发病人心悸动，血压升。
不懂医，颇有新鲜感。麻药从脊椎注入，医生说：“想睡就睡一觉。”我试图闭眼入睡，可毫无睡意。我一直以为，一上麻药，人就昏昏欲睡，书上都是这样描写的，怎么我如此清醒？是否麻药失效？这下苦了，等会下刀时还不得疼死。
自找乐趣，我对医生说：“把布拿掉，让我看看行吗？”我还真想看看自己的五脏六肺。医生朝我看了一眼，那眼神就象看到了怪物。
针刺试探着，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痛，不痛，噢—痛了”，界限分明，敢情局部麻醉起作用了。
“嘶—”，声音轻微，大概已划开了肚子。想象中，我在切肉，划开肉皮，随着刀锋，肉膘朝两边分离。
两医生，女主刀，男助手(好象是实习生)。女医生一边动手，一边不停地讲解着，好象在上实习课。
又听见“嘶—、嘶—”的声音，又动刀了吗？或是在清洗？唉，弄不清楚，又看不见，不去烦神，这一堆肉反正由着他们摆布了。
商店，顾客是上帝；医院，病人是上帝，只是，上帝并不舒坦。营业员可以对上帝冷言冷语、怒骂羞辱，医生也可以对病人淡然冷漠、无关痛痒。所幸，两位医生手脚尚算麻利，动作不可谓不快，我也没什么不适的感觉。只是，偶尔片刻，医生的思路似乎游离于术外，聊起了医院的琐事，把我吓得不轻：千万别一时疏忽，给我肚子里留下针头线脑之类的纪念品。我想发出点声音，张了几次嘴，喉咙里似有东西堵着，无法出声。
手术进行了多少时间？似乎很漫长，又似乎很快就结束了，我听到有人说，“封口”。
脑中清晰地映现出：一根针从肉中穿过去，拔出来，又穿过去，再拔出来，分开的皮被逐步缝合……几只手在我肚子上拨弄着，感觉在云里雾里，仿佛这肚子不是我的。
推出手术室，走廊边上一搁，等着吧。
时间停滞了，久久、久久，无人过问，甚至根本就无人出现。手指动动，有感觉，再动动脚指，也有感觉。想摸摸肚子，不行，手绵软无力，抬不起。好不容易伸出了食指，触到了腹侧，硬邦邦的，好象一个圆桶箍在身上（缠上了绷布）。
终于，护工出现了。晚7点进手术室，现在，是9点。病房没空，仍回周转病房。
家人等了两个多小时，爱人让妈妈带儿子回家。儿子凑到我脸旁，轻轻说：“爸爸好好休息。”我想说话，还是不行，发不出声。
有一阵子冷，随后开始一阵阵出汗，不一会就湿了病服，爱人不停地给我擦汗。
医生丢下一句话：“夜里要是疼，叫一声，给你打一针”。我是外行，爱人说，是杜冷丁，止痛，最好不打。好吧，那就坚决不打，不就是疼吗，一个字：忍！心字头上一把刀，刀扎在心上都忍，何况疼。

2月21日  熬过了第一夜，天亮了……

果真，夜半时分，麻醉过去了，伤口开始疼痛。
初时，火辣辣。继而，犹如灼刺。随后，痛感加剧，持续不断。我硬挺着不吭声，反正我不打针。爱人问我行吗，我点点头。辛苦了爱人，一夜不停地给我擦汗，热出的汗，疼出的汗。
喉咙一痒，条件反射地用两手夹住腹侧，生怕因咳嗽而伤口迸裂。
胃管始终插着，难受极了。我原以为胃管是临时性的，开好刀会拔掉，我真的外行。
似乎迷糊了一会，整夜没怎么睡。爱人辛苦了一夜，天还没完全亮就去单位了。要陪我一段时间，工作上的事去交待一下，走前打电话把她哥哥从浦东叫来了。
天亮了，疼痛感觉已减轻，精神也觉好了不少，与大舅子闲聊着。
护士将绷布拆开重新包扎，我看见了伤口，三寸多长，缝了十六针，一条蜈蚣栩栩如生。
禁食，输液，从上午九点直吊到晚上，6瓶。

2月22日  感谢亲朋好友的关怀

二十二日上午，我下地了。医生关照，勤翻身，多活动，防止生褥疮，有助于伤口恢复。我是“最佳”病员，完全遵医嘱，术后三十余小时，我就开始下地走动。好兆头，活动了没多少时间，放了个屁，气通了。
活动免不了带来伤口的牵扯，只要不开裂，疼让它去疼。
白天都是爱人忙，二十一日大舅子陪了一夜，22日爱人姐姐陪了一夜。23日原说好妹夫陪上半夜，弟弟陪下半夜。结果妹夫来了后，我硬叫他回去了，再叫他通知弟弟，下半夜也不用来了。我感觉良好，能自己上厕所，已无需陪夜。
惊动了亲朋好友，实在不好意思。丈母娘赶来，筹划着买这买那要给我滋补，我受宠若惊。
汇达来了两同事，他们告知：厂里已开会宣布，三产全部解散，人员进再就业安置中心，换言之，下岗了。（当然，头头例外，汇达经理不在此列）我为汇达卖命干，开刀前一晚还捂着胃加班。手术刚结束就获悉此讯，无疑当头一棒。同事说，因我住院，手续未办，名字未进再就业安置中心，暂按病假处理，也许会因祸得福。我现在已没心思去考虑以后的事了，养病要紧，听天由命吧。
二车间主任来了。她以前在医院住院开刀，爱人前前后后帮了不少忙。
一开始陪我上医院的同事来了，满脸的苦涩。下岗了，得四处去找工作。
工会主席、医务室王医生来了。这是代表组织，例行公事，半个工作日，一处中山医院，探望两个病人。
老朋友来了，我还扔在厂里的自行车烦他替我送回家。
至于汇达的哥们姐们，分道扬镳，大家为自己的出路多操心去吧。前途未卜，来日有机会再见。
生受不了的是爱人周围的那一圈子，门办领导、护理部领导、门诊手术室的同事、其他一些好友，一个一个，一批一批，络绎不绝。
水果、补品、营养品，堆不下，往家带，可以开礼品店。爱人说：“你搞大了”，我说：“是你搞大了，是你的面子”。但是，我感激，我惶惚，我承受了太多的情，我如何来还这些情？友情不言谢，我仍该说：爱人的朋友们，多谢了！

2月23日  日复一日，无聊、单调的病房生活

连开刀那天算上，已是第四天了。论脸色、精神，我自觉与平时无异，伤口还有些疼，但已无碍。讨厌的是胃管还插着，活动是得捧着那个引流盒。
病房有空位了。一早，挪至普通病房。病房里的病人及家属见我自己走进去：“新来的？”“是”，“开什么刀？”“穿孔”，“还没开？”“开了”，“什么时间开的？”“大前天”，“啊？你已经自己走……”一脸的惊诧。
大概我是恢复得比别人快，若如此，得归功于尽量多活动，关键是不要怕疼，否则怎敢如此活动。
有过几次住院的经历，感觉现在病房条件好多了，四人一间，有卫生间，有橱。
病房在外科大楼11楼。窗前朝外望去，南面七八十步开外，一排冬青树遮掩着，是一幢老病房。我记得第二次住院，就住那。

时间追溯到1992年的夏天。应该是年初就开始了，身上出现皮癣，臀部、腿部为多，奇痒。各种药水、药膏无济于事。华山医院皮肤科有名气，专家说给我用的药已是上海滩最好的药了。

人开始浮肿，体重增加，达95公斤。腹部出现紫色斑纹，脚底厚厚的老皮一片片脱落，就像干旱开裂的农田。

七月中旬于中山医院就诊。医生诊断干脆：“满月脸，水牛背，呈向心性肥胖。皮癣，下腹及大腿根部紫纹……皮脂醇增多症，马上住院检查。”

七月三十一日入院。天大热，八人一间，没有风扇，热不可耐，汗流不止，家中急送鸿运扇。八个病人八台扇，拖线板满地拉扯。

全面检查一个多月，验尿、验血（我已记不清抽了多少次血），脑电图、心电图、B超、透视、CT……十八般武器全用上。

光是检查，不治疗（病因尚未查出，无法治疗）。病房里实在呆不下去，一有机会就开溜，只要不耽误某项目检查，七十二小时留尿也没影响，大热天白天也没什么尿，晚上回病房睡觉。

肾上腺无异常，脑垂体无异常，反复折腾来折腾去，查不出个所以然。二十多天过去了，人被查得要发木了。最后一招，再抽一次血，送华山医院去验什么指标。一问，要二十多天才能知道结果。好吧，借中山一张床，早出晚归。门卫看不懂了：“你把医院当旅馆了是吧？”

九月十日出院。医生写的“出院小结”中“出院后用药及建议”一栏内仅四个字：门诊随访。我摇头，四十天医院白住。

（后来，在一次门诊时，当时的病房医生高医生问我，是否用了滴鼻药水，我说是的。她说这就是病因，她的一个同学在华山，接诊一个与我类似的病人，查出病因是使用了滴鼻药水，药水中含有类固醇物。我用的是五官科医院的滴鼻Ⅲ号，滴的时间长了。我去五官科医院询问，医生们说法不一，有的说有微量激素，有的说没有。我停用了滴鼻Ⅲ号，数月后“皮脂醇增多症”的症状逐渐消失，体重也下降了。但是，微量激素用多了，已种下隐患，产生了更为可怕的后果：缺血性股骨头坏死。）

如今，我站在11楼窗前，望着那我住了四十天的老病房，外墙粉刷过了，看上去并不陈旧。回想着这种种因果缘由，反省着自己。

自作孽，不可恕。也许，我该受到惩罚？

（更令人郁闷的是，这一年厂里加工资，于是，我进厂第一年就是自仪公司优秀党员，这一年没加工资，第二年是厂先进职工，这一年也没加工资，就是等到第三年，我住院一个多月，加工资了，我病假超过一个月，一分没加，呜呼）

2月24日  四天没有吃喝了，我问医生，何时能拔掉胃管

医生查房，匆匆忙忙，“感觉好吗？”“好”，“胃有不适吗？”“没有”，“恶心？”“没有”，“放屁了吗？”“老早”，“好”，转向邻床。我连忙叫住，“医生，胃管什么时候能拔？”医生问，“胃液多少？”记录在案，每24小时合计：760cc、1370cc、980cc，“不行，还太多”。我急了：“我确实感觉很好。”医生迟疑了一会，“那明天试放管。”试放管，即胃管不拔，但停止引流。
天哪！还得忍受。怎么回事？几天不吃不喝，胃里还有那么多汤汤水水。原临时病房我对面那位娇滴滴的小姐，术后第二天，只吸出200cc胃液，随后就再也吸不出东西了，人与人的差别就有那么大。
无奈，九时一到，乖乖上床，又开始吊盐水，十个小时，手一动也不能动。已有两次针头松动，手肿得像馒头。
闲极无聊，开始仔细观察各位病友，像看一出出活报剧。
右邻，一位五大三粗的货车驾驶员，肛瘘。有个哥哥在中山医院总务科工作，医院花房也有个朋友，每天探望的人最多，从早到晚热闹非凡，有因单位下岗而火气极盛的，有因在医院食堂买午饭而与食堂发生争吵的，没个停息。而驾驶员手术后尿排不出，插导尿管，痛得浑身抖动，叫喊连天。
对床，三十好几的年轻人，单位效益不错，自己也是个小经理，嫌老婆千余元月薪太少，干脆叫老婆回家做全职太太。老婆浓妆，在病房里手机打个不停，俨然一付经理夫人派头。开甲状腺，手术室里躺了两小时，回病房后整整两天无声无息，动也不动，似乎刚从地狱里归来。随后开始不停地诉苦，“头颈就像只有一层皮吊着，比死还难过”。有几分热度，老婆急得不得了，埋怨医生，责怪护士，手机一个接一个往外打，让亲友速送药来。直到查房的主任告诉她，术后低热是正常现象，这才作罢。
斜对床病人出院，进来一位离休干部，四川人，说起来也是老革命了，参加过抗美援朝。兴许是土包子，水平不高，“混”得不好，再加上早已离休，入院后除了子女小辈，没有一位同事、朋友来探望，世态炎凉啊。老先生也是甲状腺，对床开始介绍经验，“手术时头后仰悬空要二小时，你现在应该开始进行锻炼。”我制止他：“老先生年纪大了，不要给他增加心理负担”。 老先生真相信了他说的话，躺在床上，肩下垫了两个枕头，头朝后仰，开始“模拟”。好久，护士找他交代事项，这才爬了起来，摸摸头颈，看看表，苦笑了笑，浓重的四川口音，“格老子，才五十分钟，被打断了，还好，能坚持。”
儿子早上来时，老先生已进手术室，只能在病房等着。一小时过去了，二小时过去了，儿子心焦。消息传来，不妙：恶性。儿子奔出去打电话，把兄弟姐妹叫来，老太婆也赶来了。一家人心急如焚，惶恐不安，我们同情地安慰着。焦虑中，时间一分一分过去。近午，最新消息：良性，原为误诊，虚惊一场，总算不幸中之大幸。
老先生比对床那位年轻人强多了，不愧为战火中锤炼过的，手术回来说“没什么”，不多久就坐起进食了，上厕所也自己去。
病房也是万花筒，人有百态，物有百形。

2月25日  停止引流，活动时不必捧着那廿公分直径、十公分高的像个拨浪鼓似的塑料盒了。至于还插在鼻孔里的管子，再忍受一天吧

2月26日  管子拔掉了，也就是说可以进食了，当然，是流质

好长的一根管子，终于拿掉了，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舒舒服服地作了几次深呼吸。整整135个小时，鼻子里插着这根管子，极度难受，不时有恶心的感觉。看到从胃里被吸出的黄的、绿的液状污物，心理上绝不舒坦。
几天来，病友们吃东西时发出的美妙声音，对自己不仅是诱惑，更是挑衅。我饿极，也馋极，但是，有禁令，只能喝汤，少量（不得超过半杯），多餐。我得遵医嘱，只好委屈口腹啦。鸡汤、鸽子汤、鱼汤、牛奶、豆奶，可以喝，切记：不可尽兴。
不用输液了，也用不着陪了，爱人上班前送来烧好的汤。
不能多吃，不能吃固状食物，为了减少消耗，只能多躺着。这是一种煎熬——无聊，没事干。每天的报纸不一会就翻完了，没有电视，也没有书看。
有书在手，可以消遣，可以消磨时间。九二年在中山医院住院时，隔几天回厂一次，借回几本书，而今没这福分了。
晚上九时熄灯后，安安静静，走廊上偶尔传来零星脚步声，护士小姐的说话声。我也静静地躺着，半晌，借微弱的灯光看看表，十点了，……再看，十一点了。爬起来，到窗前看一会夜景，再躺下去。
肚子饿，好难受，但不敢吃，也没东西吃，逼着你遵守“流质阶段”。唉，这憋屈的胃。
人体器官是非常脆弱的，虐待不得，平时不注意保护，到时就给你颜色看。但是，非常时期如何保护？
下乡时做豆腐，天天三点起床，饿着肚子推磨。做粉丝，一道道程序时间扣得很紧，大冷天，饭刚扒了两口，要“撇缸”了，碗朝边上一放，趴在三分之二埋入地下，能盛千斤水的大缸缸沿，一瓢瓢地撇浆水，等干完，饭早凉了。抗洪抢险，与天搏斗，玩命赌命，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哪管干的湿的冷的热的生的熟的……日积月累，水滴石穿，胃还能不受到伤害？以前胃疼了，躺下后可缓解一些。这么多年，周期性的，胃发作过多次，也检查过，但一直没有好好地认真治疗过。直到积重难返，给你来一下狠的——穿孔。
以痛苦买教训，但有些教训实在太深太惨了。

2月27日至2月30日  平安无事，熬到了拆线，熬到了可以出院的日子

喝了两三天汤，应该可以进入半流质阶段了吧。那天晚上，我实在饿得慌，爬起来找东西吃，居然发现一袋麦片留在橱里没带回家，喜出望外，连忙冲了一包。
遇上周末，医生也忘了交代，送饭的护工自作主张替我改成半流质，“别人都是这样，两三天了，可以吃半流质了”。当然，她关照我别忘了让医生开医嘱，谢谢护工阿姨。
入院已一个多星期了，不上班，不做家务，不看电视不看书。除了头两天需分散一些精力来抵抗疼痛，我有太多的时间来回忆，脑子里过电影。我回忆几次住院，回忆自己所遭受的大难小劫。其中最刻骨铭心的那一场灾难，至今仍未结束。

灾难是从1993年开始的。这一年，我进入不惑之年，而就在这一年——

还记得那个日子。2月8日早上醒来，左大腿跟部髋关节酸痛，我以为是受寒了，没当一回事，照常上班。

随后几天，酸痛愈演愈烈，右腿也发作了。行走困难，我意识到问题严重，去医院推拿、贴膏药，无济于事。终于，我躺倒了，左腿僵直，腿股髋关节啮骨疼痛，根本无法站立。

爱人心急如焚，请单位里的沈医生来给我打金针。针扎了一星期，左腿能弯曲了，能活动了。我站立起来，可以行走了，虽然关节依旧疼痛。我以为事情过去了，疼痛回慢慢好的。

没好。到了3月份，右腿也开始疼了。

病情越来越厉害，给正常的工作、生活带来严重障碍。有时走着走着，突然两侧髋关节内一阵刺痛，顿时双腿僵硬，无法迈步，只能在原地呆立几十分钟，缓慢地努力活动开来。更多的时候，一坐下便无法站起，乘车时有空位子也不敢坐。

最终，我已近瘫痪，整夜痛得无法入睡。

从年初到年底，我开始了漫长的求诊之路。八院、中山、岳阳、龙华、瑞金，有的说肌肉损伤，有的说内收肌劳损，有的说关节炎，有的说类风关。由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再到冬天，渐渐的想出门都困难了。

换一个医院拍一次片子，面对专家的不同说法，我困惑。

由于有类风关的说法，我去光华医院就诊。是光华的医生看出了疑问，又请来六院的放射科主任会诊，再去六院做同位素、核磁共振，最终确诊为无菌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当时股骨头坏死这种病知名度并不高，也许有的伤骨科医生尚未遇到过，也难怪迟迟无法确诊。股骨头坏死逐渐被人们所了解缘于对“好军嫂”韩素云的宣传报导。后各类报刊称股骨头坏死为“新癌症”、“不死的癌症”、“世界难题”、“世纪难题”。西医治疗无一例外的是股骨头置换，当时我无法接受，我想寻求中医治疗。

通过我爱人找到在曙光医院当付院长的同学，介绍了在曙光医院开专家门诊的日晖医院的诸医生（号称中华石氏股科传人）。

诸医生说，股骨头坏死的病因绝大多数为外伤引起和使用激素类药物，一小部分为长期饮用烈性白酒或先天性。顿时，我想起了原使用的含有微量激素的滴鼻Ⅲ号药水，惨痛的教训。

必须马上卧床接受治疗，针灸、火罐、推拿、药熏、牵引，配以服药。

当时诸医生治疗股骨头坏死在上海名气不小，日晖医院也开设了上海唯一的股骨头专科病房，可惜当时病房已满。另在浦东周家嘴地段医院也开有联合病房，爱人专门去看过，条件极差，不开伙食，吃饭需去对街打盒饭，离家又远，能去那治疗吗？

诸医生在漕宝路（桂林公园门口对马路）的一处叫高家浜的贫民区租房开了一间私人病房，有几张病床，算是第二职业吧。于是，我住进了高家浜，连我共有四个住“院”病人，这也就算我第三次住院，时间已到了1993年12月初。

在贫民区借私房开病房，条件之简陋可想而知。但住私家病房却另友好处，住医院病房是隔天治疗，而仅两张药熏床那么多人你争我夺，住这里诸医生每天下班后都来治疗（打金针、拔火罐），另雇了两个人学了推拿，伺候牵引，帮助料理。一张药熏床四个病人可随时使用。

病痛是连续的，没有片刻停息，日以继夜。白天，完成一项项必修课：浓浓苦药，等闲灌下；针刺穴位，犹如搔痒；药熏，将温度调高至能忍受的极限，大腿被蒸汽烫得通红；推拿，有上老虎凳的味道，咬紧牙关硬充好汉；牵引，一吊两小时，大腿根仿佛撕裂般，等牵引结束，就像大腿已被刀卸掉，断口火辣辣地灼痛，膝盖以下毫无知觉。

一夜一夜，不知如何打发那分分秒秒。弄堂深处，听不到人语车鸣，寂静无声，全身心地体会着那似乎从骨髓中透出的遍及整个下半身的痛楚。想象着武打书中武林人物中毒后的自我调息，“收敛心神，抱元守一，调和呼吸，进入物我两忘境界，忘了痛苦，忘了……”唉，我本凡人，达不到这份修养。实在撑不住闭上眼，最多一刻钟就痛醒。

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最难熬的一段日子。苦了爱人，每天下班后往高家浜赶……

以前，家里收音机只有晨半小时（听新闻联播）的使用效率。如今，我要听收音机了，我要使思维分流，精神有所寄托，尽量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哪怕是解脱很小的一部分。

带口信给同事，来看我时什么都不要买，就给我带一个半导体，我要靠它缓解一夜的疼痛。他马上去商店挑选了一个据他说比较高级的半导体，要100多元。

当天晚上，病友们先后入睡了，我戴上了耳机，旋钮无意地调到了一个频率，收听到的节目是东方广播电台的“相伴到黎明”节目，主要版块是“情感专线”，从午夜到黎明。

从这天夜里开始，随后的日子，包括在高家浜住的一个月，包括出来后在家的日子，每日的漫漫长夜，“相伴到黎明”与我相伴到黎明，我进入了一个有点陌生，又有点新鲜的世界，直到我夜晚能入睡为止。
我小时侯看革命英雄主义的书籍，中国的，苏联的。后来看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名著。再后来看翻译的惊险、间谍小说，谢而顿写的几乎本本不漏。在仪器仪表成套厂，又开始看武打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云中岳……厂图书室书架上的武打书我翻了个遍。
但是，我不看三毛，不看琼瑶，不看岑凯伦，不看姬小苔。我觉得台北、香港的公子、小姐，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调，与大陆相距甚远，我不喜欢。而听了一段时间“情感专线”后，我惊叹了，这是在大陆？这是在上海？一样的痴，一样的情，一样的歇斯底里，一样的爱你没商量。祖国若一统，年轻人首先没隔阂。
除了痴男怨女，打“情感专线”电话的人有各阶层、各年龄段，牵涉到道德、法规、伦理、世情。这是一个多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撕下伪装，抛弃虚伪，抖露自己的隐私，坦荡自己的内心。道貌岸然属于白天，夜空中尽可痛快淋漓地发泄喜怒哀乐。
我看到了真诚、善良，看到了迷惘、幼稚，看到了欺骗、丑恶。这就是人生，每个人都在沉浮、动荡，有的倒下，有的站起。
单听电话内容也许并不能吸引我，吸引我的是那几位主持人，她们甜美柔和的声音，与听众娓娓道来，善解人意；她们睿智、幽默、妙语连珠。打电话的人中不乏财大气粗者、趾高气扬者、自以为是者，主持人似乎都能应付自如，游刃有余。听这样的节目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语言艺术的欣赏，是一种精神情操的升华。
第一晚的一个电话就吸引了我。在上海打工的一个小伙，喜欢上一位姑娘，不敢表白。此时的主持人就像慈祥的大姐姐，给小兄弟壮胆：“……带上一束鲜花，去找她，告诉她，你喜欢她。她要犹豫，你就把鲜花献上。她要不接，你就跪下。小伙子，拿出勇气来，爱，是要勇气的”。我有了兴趣，指针锁定，开始当忠实听众。
渐渐的，我熟悉了主持人，我熟悉了主持人的风格。
叶沙，每次主持时自报家门，“我是叶沙，树叶的叶，沙漠的沙”，声音也略带一点点沙。听叶沙的节目像听一首曲调优美、意境深长的萨克司演奏的曲子，令人击节，令人回味。
淳子，声音亲切朴实，感觉上她应该是节目组里的大姐。我以后在电视里看到淳子客串节目，其貌不扬，在男士眼中甚至可以算是“丑”。但是，我钦佩她的知识，钦佩她智慧的话语。有一夜，是淳子做节目，我听到一个男士用沉重的语调诉说了他的爱情遭遇，时间很长。淳子耐心听完了他的诉说，说话了：“你用了十八分三十二秒的时间，叙说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人生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表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已经是第三次打进我们这个专线了。先生，好自为之吧。”绝！我大彻大悟，由同情到憎恶一瞬间。淳子，你导演了一出讽刺短剧。
还有小鹰，声音更细柔些，想象她人也一样娇小。小鹰风趣、幽默，谈话间不乏哲理，细语中蕴含聪慧。
唯一的男主持，爱民，一个警察叔叔的名字。主持人与警察有一点是相同的——与人排忧。有一位老太太，子女不孝，孤身寂寞，打通过几次电话，就想和爱民说说话。
呵，“相伴到黎明”，多么温馨美好的节目，夜，短了，痛，能忍受了。
疏通经络，活血化瘀，在高家浜治疗了一个月，要回家了，原因是私人病房要取消了。诸医生在此开病房是通过周家嘴地段医院出具的发票，现在周家嘴地段医院要求增加提成，令诸医生觉得无钱可赚，病房停开了。
我回到家里，每周几次去日晖医院打金针、拔火罐。同时夜晚继续收听“相伴到黎明”，直到疼痛缓解，夜里已能顺利入睡。
按捺不住，也是对“相伴到黎明”节目的感激，提笔给节目组写了一封信，谈我收听节目的感想，谈节目助我度过艰难时刻，谈节目给我的启发，也谈我对节目的些微意见。
信的最后，我遐想：
“如果‘相伴到黎明’节目始终存在，它不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干扰、影响，如果电话早就像今天这样这样普及、方便，那么
当我读小学时，因为一道应用题全班订正，只有我一人做对，晚上得意得睡不找觉时；
当文革开始，取消考试，就近升中学，我考上海中学的愿望破灭，沮丧万分时；
当支边青年返城造反队半夜三更砸开我家门，逼我外婆(居委书记)交出钥匙，要去查抄居委会，并恶狠狠地骂我狗崽子，我惊恐万状时；
当下乡时因说排长军阀作风而被定性为说反动语言，停职反省，打算开全连大会进行批判，我准备逃回上海避风头时；
当读大学时，支部开审批大会，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心中的夙愿得以实现，激情难抑，夜不能寐时；
当我在小三线、在自仪公司、在……
还有爱情、家庭、工作、生活、希望、挫折、病魔……
我会拿起电话，拨打‘相伴到黎明’节目，向主持人倾述冤屈，请主持人排解忧愁，与主持人分享喜悦……”
洋洋洒洒，十八页纸，打动了节目组。小鹰给我打来了电话，说节目开设以来，收到过无数听众来信，我的信最令她们感动。节目监制史美俊也给我写来了一封信，祝愿我能早日康复。
经诸医生治疗了三个月，配的药也继续服用，疗效是明显的，可拄双拐走动，疼痛的感觉已不足以影响睡眠，右腿可脱拐单独支撑身躯。但两年后，我对继续由诸医生治疗逐渐失去了信心，感觉上已没有继续好转的迹象了。从拍的片子上看，好象情况越来越差，诸医生也有些困惑，“一直坚持配合治疗，怎么不见好转？”
后来我就找到了广西来的冯医生治疗。冯医生治疗的经过、效果，我后来写了一篇«失业的日子»，文章中有所描述。
1994年报导了“好军嫂”韩素云的事迹，韩素云也患股骨头坏死，我印象中这是“股骨头坏死”名称第一次见诸报端。广州某医院将她接去免费治疗，并大做宣传，媒体也热点追踪，先是“已治愈”，后是“已有单位接收韩为职工”。
我看到了什么？199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把韩素云请到了台上，我看到，韩素云依然拄着双拐！
1997年初，我申领残疾证作体检，医生说，股骨头坏死这种病能治好，没有通过。韩素云，你“害”人不浅，就因为你的出现，中国一下子突破了一个“世界”难题，我也仍算是个正常人，厂里当然可以让你下岗。
我自嘲，比起一些躺在床上无法行走的股骨头坏死患者，比起一些由父母抱着来打金针的患股骨头坏死症的儿童，我还稍微幸运些，我还没有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内疚的是，我的病，使爱人不能更舒心，儿子不能更快乐，父母多担一分心。耿耿于怀的是那该死的滴鼻药水，悔恨交加啊。

不多想了，明天，该拆线了。

3月1日  拆线，意味着住院开刀治疗的过程已经结束

一一剪断线头，由皮下拉出，略微有痛感。活动时还得当心，尤其是要避免震动，要是甭开“拉链”，不是好耍的。
今天是星期天，医生都不见影，也不办出院手续，还得多“孵”两天。
邻床也可以出院了，对床正准备回家，只留下那位“老革命”迎接新病友。
第四次住院，时间短暂，十天多一点，虽吃了一刀，与患股骨头坏死治疗相比，小巫见大巫。
接下来，该在家中安心修养，饮食上当然得万分注意。修补术并不可靠，弄不好以后还得作切除术，决非危言耸听。
修养，应该心无旁骛，意境平和。只是，对于一个要为工作问题操心的人来说，很难做到豁达、安心。
要是厂里没有动荡，我会安安心心修养直至康复。现在，我还没出院，医生还没给我开病假，我还没开始修养，不由得，我要考虑“后事”了。
中国的改革，工厂的改革，我无由指责。若身体无恙，我亦会坦然面对下岗。如今，我陷入了彷徨……
听天由命吧。

3月2日  无事，无语，再送中山一天伙食费、床位费、并不治疗的治疗费

3月3日  出院

爱人一大早来结帐。
中山医院，告辞了。不说再见，我不希望再见。

后记
原以为，我会就此否极泰来，然而，到了2013年，我忍受了二十年的股骨头坏死症已到了不动手术不行的地步了。
当初，1993年我患病时，到处求诊咨询，瑞金医院叫我立即住院开刀，住院通知单已寄往我单位，那时我正当壮年，怎么肯动手术呢。我也咨询了一些名家，最后找到了骨科专家戴克戎教授（当时是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后来是九院院长，工程院院士），他问我，“生活能自理吗”，“能的”，“还在上班吗”，“上班的”，“有没有到了疼痛难忍的地步”，“没有”，戴教授说，“那就不要动手术，再好的国外材料，也不是自己身上的骨头，能坚持就坚持，等到退休了，疼的受不了了再动手术。”
我记住了戴教授的忠告，这一熬就是二十年，到后来把拐杖绑在自行车上坚持上班，一直到2013年退休后才去做了左侧股骨头置换手术，四年后又置换了右侧股骨头，都是在第六人民医院做的手术，均由六院股骨头坏死手术第一把刀张长青教授（六院副院长）做的手术。

我这一生也算是受尽了病魔折磨，后来还有一次在家中晕厥送医，医院开出了病危通知书，说我缺盐。
如今，我也是奔七的年龄了，股骨头坏死虽经手术，仍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走路时间长一些就感觉吃力，只希望余生平平安安的，这个年头，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