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延安军委二局(下)~打破难关光明就在前面

白鹿西行

集体编制

责编：白鹿西行、安亚

　　从土地革命战争转入国共合作抗日，中共承受的军事压力有很大缓解。但面对日军侵略，特别是蒋介石接二连三发动的反共高潮，二局要一面抓紧训练和研究，一面应对大量急迫的侦察任务。各期训练班的学员一毕业，就要立即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之中。

一、开辟对日侦察

　　1938年7月，在举办日文训练班期间，曾希圣与邹毕兆等专程到武汉收集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

　　经李克农精心安排，得到国民党破译人员杨肆等秘密提供的相关资料。

　　邹毕兆回忆与国民党情报人员接触的情况： “蒋介石的破译机关，曾破译了日本外交系统的密码电报。其破译人员将此事告诉了周副主席和李克农同志。一九三八年七月，我跟曾局长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八月在大智门车站附近的大旅馆里，当时的法租界，与国民党的破译人员秘密接头，他说，他们外出是有人监视的，我们接受了其破译成果。更增加了对日本密码的破译信心。”

　　屠廷容说，1938年“7月，曾希圣局长偕同邹毕兆同志冒着炎夏酷暑，到达武汉，通过党的关系，成功地搜集到日本外交密码重要技术资料。在此期间，先后又从前方搜集到多批敌军通信密码资料，送到二局。对这些材料，有专人登记保管，精心阅读研究。上述材料，对于开拓破译思路，提供破译线索，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9月18日，日文训练班特别组学员结业的同日，二局在延安王家坪建立第四科，专事日本方向密码破译工作。

　　屠廷容记得，日训班“特别组仅以6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学习计划，于1938年9月18日正式结业了。这一天，对于日本工作方向同志来说，是永难忘却的一天啊！陕北的秋空，天朗气清，阳光洒遍延安王家坪的大地，约摸半上午光景，一阵马蹄声中，周恩来副主席身着淡灰色军装，精神抖擞地来到二局营院，进入大教室的会场来了，他是为军委二局第一个国外方向技侦工作机构——四科的建立而来的。周副主席以高朗的声音，分析了当前抗日战场形势变化后说，你们已经胜利完成了训练任务，你们日语学得很‘上手’（日语：高明的意思）了，现在党要求你们立即投入战斗，努力钻研，战胜困难，尽快破开日军密码，搞出情报，为适应前方战争的迫切需要而战，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贡献！”

“这一晚，四科办公室里，同志们热烈讨论周副主席的指示，一致表示：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把党所交给的任务完成好。从这一天起，四科全体同志就正式开始对日本帝国主义密码堡垒发起进击！”

　 四科的组成是：特别组毕业学员邹毕兆、戴镜元、钱江，日文教员屠廷容，及从普通组抽调的冯维精、黄华炳、刘德振、高宗恒，共8人。 科长邹毕兆有丰富的破译工作经验，是研究日军密码的主力，副科长为戴镜元。日本留学归来的屠廷容，日文能力强，成为技术骨干。

　　1938年9月四科成立后，设立了抄收日本电报的侦收台，先后有：贺俊侦、刘少宏、匡思贤、王必恭、刘宗舜、罗木青、阿智等9人，由贺俊侦负责，归二局三科建制。

　　贺俊侦虽曾练习过日文电码（根据前方搜集到的《国际通信电码呼号》一书），但对日军现行的无线电通信，却是一无线索，二无资料，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确是个难题。他便抱着一部三灯机，边学边干，点滴积累，不断总结，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找到了日本电台，抄到一部分电报。

　　1938年冬，为了获取日军情况，曹祥仁带刘少宏、王必恭（王进）、匡思贤等同志，同一一五师侦察科长李作鹏等到山西交城一带对日军进行抵近侦察。他们潜伏在日军驻地的炮楼附近，已能清晰听见日军出操的口令声。

屠廷容认为，这些前期的侦收与近敌侦察工作，为研究日本密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同年10月（应为11月——引者注）下旬，日机轰炸延安，军委二局奉命转移到安塞县后，侦收台的一些老同志有的[调走]，以后又从局内（三科）、局外（军委三局）调进多名报务员，加强了力量。守听对象除一部分日军电台外，又侦听到日本大东亚省同东南亚、中近东地区的通信联络，抄收到大量的英文电码报。”

“ 1938年冬，曹祥仁同志还亲自带领侦收人员、器材，冒着生命危险，到前方进行近敌侦察，抄到不少延安地区难以侦控的日军电报。总之，由于侦收方面同志们的辛勤努力、刻苦钻研，想方设法抄收到量多质优的日本电报，提供了密、台情况和破译密码所必不可少的良好条件和物质基础，他们在开辟对日技侦工作方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39年2月，日文训练班普通组毕业。四科又调进了姜钟、赵润溥、张洪追、武桓、于璐琳、胡舜华、冀步芳、朱桂淑、王新吾9人，加强了力量。

　　屠廷容叙述了那段紧张的工作：“1939年四、五、六三个月，是四科成立以来空前紧张的一个季度，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研究，技术上有了一些底数，……[四科]组织优势力量，发起突击，经过几十个不眠之夜的战斗，……终于达成破译，翻译出首批密报，……向党中央、中央军委通出了第一号日本情报。……这一天，恰好是1939年7月1日。”

　　通报送达延安后大约一周的时间，党中央、中央军委特派滕代远参谋长来到安塞，宣布给二局四科的嘉奖信，原文如下：

曹祥仁同志并转四科的同志们：

听说你们最近以布尔塞维克的毅力，突击的精神，艰苦的工作，已开始获得了研究敌军密电码的成绩，我们都非常高兴。祝你们再接再厉，继续的努力，克服胜利中的一些不可免的困难，为完成党中央和军委给予你们最艰难而且是最重大最光荣的任务而斗争！兹特派滕参谋长代远同志前来慰勉，并代表中央和军委赠予四科工作出力同志的奖品，计每人布鞋、线袜、牙膏、大日记本各一件。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

　　7月9日，为奖励四科及二局其他有功人员，毛主席在奖给二局的大笔记本上题词。

毛主席给二局的题词是：“不怕难，只怕不干！”，给个人的题词有：“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进攻，就无坚不摧，无敌不克！”，“步步前进，就步步胜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打破难关，光明就在前面！”二局把这些大笔记本分别奖给了王永浚、屠廷容、戴镜元、张洪追等同志。

　　为加强对日工作，四科又陆续调入冯志陆、范理(贝波)、师炯、孙辰、杨京川、崔坚、洪启华、金瑞英(金静英)、陈延、何琦、王锦堃、杨金浦等。

二、有利有节刀下留人~

挫败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7年8月，为反击日军侵略和制止国民党的反共摩擦，邹毕兆率前总工作队（对外称前总三分队）约60~70人到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工作。1938年2月，三分队大部分人员撤回延安归建军委二局。

　　1937年11月，应叶挺、项英的要求，二局副局长胡立教前往新四军工作。

次年5月胡立教到达新四军军部后，历经艰辛、曲折，创建了新四军的技侦工作。他组建的技侦部门“三山办公室”（后称“胡立教办公室”、“新四军军部调查研究室”）是新四军作战情报的主要来源。

1939年9月，钱江、刘少宏、李行律、王家才、杨天德(杨华)、洪辉、苏克等8人组成的工作队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李行律回忆，“初去时因环境还好，工作有些成绩，后来工作条件恶化，不能继续工作”，1940年1月乃奉调返回延安。

　　1940年2月，应彭德怀要求，邹毕兆、钱江、李永悌、王家才、郭竹轩、马平、焦志石、洪辉8人再次赴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工作。

　　8月，邹毕兆任八路军前总参谋处二科(对外称新闻台)科长，开展对日军，及对卫立煌、石友三、高树勋、朱怀冰等部的侦察。

　　1939年，国共磨擦加剧。是年冬起，国民党顽固派袭扰和进攻共产党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部侵占陕甘宁边区淳化、正宁、镇原等5个县和16个区；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新军）。

　　二局集中70名技术人员和19部设备严密侦控卫立煌、胡宗南、阎锡山等部的无线电通信。

　　1940年2、3月间，国民党军石友三、朱怀冰等部进攻晋东南太行区八路军总部，二局配合八路军取得歼灭石友三、朱怀冰等部3个师的重大胜利。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之后，共产党以抗战大局为重，主动停止战斗，释放俘虏。阎锡山被迫与八路军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划分驻区、分区抗战。晋西北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完整根据地。其间，毛泽东亲自听取曹祥仁的汇报。曹祥仁目睹毛泽东处理战争和政治问题，对毛泽东坚决、果断的军事指挥，灵活的政治策略，深感钦佩。

　　余湛回忆：“我还记得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曹祥仁同志曾经给我们讲过我们党对付国民党反共政策的策略。他说，毛主席讲，陈独秀是只联合，不斗争；王明是只斗争，不联合，都吃了大亏。我们是既联合，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等到我们把阎锡山进攻我们的几个军消灭得只有万余人的时候，毛主席下令刀下留人。我们停止反击后，阎锡山来电，说是误会，希望同我们团结抗战；毛主席立即回电，表示欢迎。毛主席说：这叫不打不成人，棍子底下出好人。这里讲的基本道理，早已众所周知，但当时听来却很新鲜，使人深深感到我们党已经进入成熟时期，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再不会遭到陈独秀路线和王明路线统治时期那样严重的失败了，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工作起来浑身是劲。”

三、皖南事变血的教训~
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国民党策划消灭新四军，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千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6日行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时，突遭顾祝同指挥的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围攻。新四军被迫抗击，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牺牲、失散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政委项英等罹难。

　　在此期间，胡立教领导的新四军“三山办公室”清楚地掌握了敌情；但由于新四军领导决策失误等种种原因，终于发生皖南事变，使新四军蒙受重大打击，初建不久的“三山办公室”也遭受了损失。

　　胡立教回忆：新四军“首长很重视无线电侦察工作，因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对于国民党军事总部与其第三战区，第三战区与其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汪伪军之间的来往电报，在他们收到的同时，我们也收到了。收到的电报，基本上都能很快破译出来。可以说，他们之间来往电报的内容，我们和他们基本上是同时知道的，这就有助于我军首长迅速、果断地确定有关行动的决心和部署，赢得政治、军事斗争的主动权。1940年底，国民党向皖南地区频繁调动集结部队，逐步形成对我军的包围态势。这些情况，我们从国民党军来往电报中了解得很清楚。当时我军所处的危险境地，有关领导是清楚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终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蒙受重大损失。

皖南事变中，我们三科及全体通信人员表现很好。电台在那样危险的情况下，始终和上级保持联络，空中电波没有中断，及时发出了军首长给党中央的电报和抄收了党中央给军首长的电报。……我们的通信人员一直坚持到最后时刻，才根据首长的指示，砸毁电台和其他通信工具，销毁联络文件和其他通信资料，进行突围。我带着三山办公室的同志，攀越了很陡的山崖，向苏南方向突围。……”

　　三山办公室”的尹耕莘回忆皖南事变前最后一周的情况：“事变前，‘三山’办公室全体同志于1941年1月4日随军直属队行动，至9日在石井坑烧毁密件，毁掉机器，停止工作，奉命突围，历时近周。其间全室同志为了行动的胜利废寝忘餐，辛勤工作，对当面敌情掌握较详。叶挺军长在徐家祠堂亲自动员部队改向铜繁方向突围时，查问了我们带有机器没有？我答：我们已架机工作了。他说：很好，有情况要及时报告。我们将蒋军已发现我部队北向突围，并令144师星夜东进堵击的情报，向军长及张元寿同志作了报告。”

　　当新四军在皖南面临危机时，陕北的军委二局为此开辟了新的侦收方向。报务员冒雪赴山顶破庙架线侦收，猜译人员连夜工作，取得了顾祝同、上官云相系统的情报。但因距皖南战场遥远，信号微弱，侦收困难，抄报质量差，错掉多。

当时负责该方向侦听工作的胡正先回忆：“皖南事变之前，一天，吃了早饭贺俊侦就找我，说正在打仗，有个紧急任务，马上需要，紧急得不行，要听那个李品仙，白崇禧，李宗仁，还有顾祝同，上官云相。当时我就挑了阿智，王道益，组织1部机器，我的头儿。首先我们开会研究了敌人电台的特征，……确定了以后，就架机器。那时机器不行，三灯机没办法听到,要我来捅咕机器。我在后面加了一级，改成四灯机。我们下午就开始排班。我第1个上班,下面就是阿智。我一上班就说，我现在收听这个台就是直通台，特点跟我们研究的相像，但声音小得都很难听到。我们3个就认定了它一直抓，一直抄。”

　　“第2天早上我们在抄报上就注了，说这个报就是顾祝同的。抄了4、5天，大概抄了有几十份报，很难得抄全，[声音]小得也听不到。我们把机器背到山头上，大概就100多米高的山，山上有个小土地庙。我们3个人就住在那个洞里头，白天夜晚就在那儿工作，贺俊侦晚上的时候就给我们送点饭去。到了最后声音调得实在没办法听，最后我们也听说实在不行了，说新四军完了。”

　　国民党在皖南袭击新四军的行动，再次暴露了蒋介石寻机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存心。

二局不敢有任何松懈。曹祥仁经常日夜不停地在各个业务科室奔忙，除了和同志们一起攻关，还提醒大家要细心，严防疏漏，甚至于常常翻查办公室的纸篓，担心是否有重要的电报未加处理就扔掉了。

　　陈国枢回忆：“那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全国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华北、华中、西北地区斗争形势很尖锐。我们配合斗争任务很重，领导工作又很繁忙，曹局长经常从安塞城里到城外，往返各单位之间，抓紧工作中各环节。他身体不好，带病坚持工作。” 8、9月间曹祥仁住院治疗，期间陈漫远任代理局长。

　 10月，曹祥仁恢复健康，返回岗位。这时，蒋介石正在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围困。10月16日毛主席亲函曹祥仁。

二局曹局长：

蒋有调何文鼎（新二十六师）到三边之消息，望加侦察。何部现在何地，有无南调动向，盼告。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曹祥仁立即部置4个主力台进行侦察，于一周之内捕捉到何部电台，迅速破开密码，及时回答了毛主席的关切。

四、开展敌特方向工作

二局破译骨干在王永浚的带领和指导下，取得突破中统和军统2大特务系统密码的重大进展；掌控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动向；在扩大情报来源，反对敌特渗透、破坏、策反和保卫延安根据地安全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康立泽详细记述了当时工作的进展：“中统和军统的特务头头都深知密电的安全与否，关系到战争胜负，军队、国家安危的大事，都非常关心重视他们密电的安全，特别是军统局的头目戴笠极为重视，他用重金聘请专家改变包装它的密电，增强其密度，加强它的伪装，增加复语量，增长加密表，将收报人姓名、时间都用化名代替，并将其隐蔽在报文中间，增加了研究猜译工作的难度。”

“ 为了斗争的需要，王[永浚]处长指导开辟了对中统方向的工作，截获大量密息，初步掌握敌政治动态后，亲自到六股坐阵，开辟对复兴社（军统）工作的研究。他指导我和周博雅、张舜佩，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将收集到的资料，加以整理、分类，又经数百次反复猜译、试验，终于开辟了对复兴（军统局）的（北）平绥（远）区的工作，截获了它所属的陕坝站、陕北站及五原组、灵[临]河组、榆林组、西峰组上报军统局的许多情报。通过这段时间，也锻炼培养了干部，取得了宝贵的技侦工作经验。”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统方向的资料越集越多，猜译的条件越来越好，速度越来越快。在半年多时间内我们开辟了军统方向，掌握截获了平绥区和军统局的主要密息，成绩比较显著。接着，我们又研究开辟了晋陕区，截获了军统局的主要机密。为此，全面开辟对军统局展开工作的条件已较成熟。

　　为了加快开辟速度，1942年又增加了郭兰轩、萧秦、刘海清、王洪业、卫杰、郭升、李杰、佐伊、杨以萍、温涛、申正、戴锐峰等同志，全面开展对军统的研究工作。

由于二局技侦业务的迅速发展，技侦范围的逐步扩大，二局再次作了调整。局部增设了干部科，调彭富九任科长。将一处的[部分]任务和人员划归二处；一处集中搞政治情报。王永浚仍任一处处长，萧荣昌同志任技术助理员，协助处长管理业务工作，冯志录(陆)仍任政治指导员，协助处长管党政工作，下辖一股，担任中统方向的研究工作；二股担任军统方向的研究工作。同年12月底，局部研究室的江波、曾宪奎、徐世梁等8位同志与二股合并，集中力量研究获取军统局本部和晋、陕区的主要密电，掌握军统的主要密息。一年来，我们基本上掌握了军统局本部和陕西、山西、北平、绥远的大部分情况以及甘肃、宁夏、河北、湖南、四川、云南、江西、广东、西藏等省市的部分情况。”

　　“经过几年的努力、突击，逐渐掌握国民党党务系统、中统系统、军统系统在全国各地的分布、组织、人事等活动情况，获取到了内容广泛的情报和核心机密，并且搜集到国民党与日伪的秘密来往，沦陷区的社情，日伪军军事动向、社会动态；对我党我军派遣特务策反、窃取我军政机密、进行破坏活动，以及国民党内部及其统治区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动向、人事变动、派系斗争等情况，为中央军委分析形势、制定方针政策，指挥抗日、反顽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还截获了蒋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和特务系统‘为保全个人力量和扩展个人势力’纷纷投靠日本的情报。‘中统’、‘军统’上报情况称：‘河北太行地区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军统局华北区领导人有的被俘投敌，有的离职不知去向，下层亦跟随逃散，大局极为混乱，全告失败。’国民党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投敌后，驻河北40军‘虽未正式与敌妥协，但形成互不交战状态。’1943年春，‘军统’驻第24集团军特工人员透露，庞炳勋投敌时，曾密电蒋介石称其投敌是‘为保住原部队，获得给养，替敌肃清太行地区奸伪，藉可保护我华北地区党政工作’。”

　　蓝聚祥回忆：到二局有一种神秘感，压抑感，都不安心。“当时的学习很枯燥，到训练队后，就是背两个东西：一个是背地图，县以上的地方都要背下来；另一个是背明码，几千个字，康熙字典1万多字，不到1万字，7、8千字是有的，都要背。”

　　“后来看到一个材料，讲河南的省委书记，叫袁晓轩（袁晓轩应为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引者注），被CC抓住，叛变了，审判他，结果供出很多人，牵出很多人。他供的东西，特务向上报，密报被我们破译。发的电报，我看到了，觉得如果地下党知道了这个情报，就可以挽救许多人。这个事对我震动很大，一个叛徒，损失一大片。看到这份电报，感到这个岗位上能做点工作，可以及时发现叛徒，保卫党的组织，很重要，对革命斗争的作用更大，贡献更大，应该在这个岗位上服务到底。二局这个工作在整个战争时期是非常突出的。”

　　二局成功掌控中统和军统的无线通讯后不久，即开始接受总参谋部和中央社会部的双重领导。

五、预报德军闪击苏联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突袭。军委二局向中央预报了这一事件。

康立泽回忆：“我们曾截获国民党政治通报、国际情报，反映国际形势和时局动向。1941年夏，我们截获[国民党特务系统向重庆的报告]‘德军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望注意查核’电文当即报告中央军委，我党中央迅速通报苏联，斯大林为此致电毛泽东表示感谢。”

康立泽所说的二局情报基于对该来源密码的突破。这是姜桢、宋兆宜等在王永浚指导下，于1941年3月成功突破的。此后连续收到数份有关德军行动的战略情报，直至收到最后这份报告准确进攻时间的密报。”

　　彭富九回忆，校译组长白枫（余湛）首先拿到情报，感觉事关重大，又难辨真伪，马上和彭富九一起找到曹祥仁。曹祥仁说：这事太重大！不管怎么样，马上报！于是立即骑马亲赴延安汇报。

中共中央向斯大林转告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准确日期的情报。余湛清楚地记得：不久之后，曹祥仁从毛主席那里回来时“告诉我们，毛主席对希特勒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很重视，已经把它转告斯大林了。我本来对这份情报将信将疑，听他这么一说，就觉得这份情报的确事关重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今后遇到同类情报，切不可掉以轻心。”

不少二局的老同志都记得，事发一段时间后，许光达陪同当时苏联驻延安联络组的负责人专程来到碟子沟，正式转达苏方对二局的感谢。

　　中共通过多个渠道获得了这一情报。如在香港工作的中共秘密情报人员潘汉年、刘晓就通过关系买到了该情报。

　　师哲对此有文字记述：“1941年6月18日，我们获得了德国法西斯很快要进攻苏联的情报。该情报是潘汉年、刘晓通过关系在香港买到的，立即报到驻重庆的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又立即转报中央。毛泽东对此情报十分重视，命立即转告苏联（斯大林）。”

　 当时苏联驻延安的联络组成员多尔马托夫说到同一件事：“战争爆发前几天，在延安的苏联小组被告知说，德国行将进犯苏联。这以后不久，我们听说周恩来从重庆发来了电报。

周恩来在6月18日报告说，蒋介石已得悉，德国要在6月21日晚上进攻苏联。……这个消息是国民党驻柏林大使陈介和武官卫永清（应为桂永清——引者注）报告蒋介石的。”

　　苏联驻重庆大使馆也得到了这一情报。5月上旬，国民党驻德武官桂永清向蒋介石密报：“纳粹德国决定了6月20日左右的一个星期内开始进攻苏联。”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利用其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得知了这一信息。作为苏联在重庆的情报小组负责人，阎宝航通过李正文将这一重要情报迅速转交给苏联驻重庆大使馆武官罗申。

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莎”计划于1940年12月完成。英国首相丘吉尔及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根据他们得到的情报向斯大林发出过警告。

　　1941年5月，希特勒将进攻日期定为当年6月22日。苏联通过许多渠道获得了这一情报，如在日本工作的著名苏联谍报英雄佐尔格报告了德军发动进攻的大体时间；苏联在瑞士工作的谍报员道拉更获得反纳粹的德国高级军官送来的准确进攻日期，并报告莫斯科；苏军部队侦察也提供了关于德军大规模调动的情报。

由于苏联最高当局对战略形势的误判及外交策略的考虑，导致苏军战前未能做好充分准备，吃了大亏。

六、以大泄密解大危局~

粉碎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认定这是削弱乃至消灭中共的好时机，提出“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

　　6月，二局获悉，蒋介石分别密令胡宗南、阎锡山等部40万大军准备偷袭延安。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也及时向延安报告了胡宗南的企图。2个不同来源的情报相互补充、印证：延安正面临着严重危机。

　　7月2日，二局侦知，胡宗南电令各部队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待命进攻。保卫延安之战迫在眉睫。7月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讨对策，李克农、伍修权、曹祥仁等职能部门主管列席。毛泽东对李克农和曹祥仁说，书记处决心大泄一次密，以挫败胡宗南突袭延安的阴谋。

延安军委一局作战室组成专门的作战组，跟踪、研判国民党军的情况，及时向叶剑英参谋长汇报。当时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为10:1，差距悬殊。

　　杨迪记述了会议内容：“有一天，我正在作战值班，伍[修权]局长来告诉我说：‘你立即打电话给二局曹祥仁局长，告诉他：叶参座令他迅速赶到杨家岭到党中央书记处。……要他放下电话就骑马跑来，越快越好。我现在就去杨家岭开会。’

伍局长回来已是第二天凌晨了，……[连夜]召集我们开会，向我们传达党中央书记处和毛主席的决心。……

　　[伍修权继续传达：]“‘毛主席说：严守党的机密是党的纪律，今天党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决心想大泄一次密。他对二局曹局长说，我们所得到的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报，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胡宗南给各部队的电令，你曹祥仁领导的第二局也同时收到了，并且都已破译出来。毛主席又对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说，我党打入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要害核心部门的同志，干得很出色，他们已及时将胡宗南、阎锡山等部收到蒋介石的命令和胡、阎下达向我进攻的命令，都抄录出来秘密转到我们手中了。你李克农和曹祥仁两家所提供的情报，使我们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敌情的掌握了如指掌，这是我党我军最大的机密了。现在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边区和对延安的进攻，要从华北调部队到延安，时间已来不及，我们中央书记处研究，只有一个良策，就是将蒋介石和胡宗南下达的调动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进攻延安的电报、命令公布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揭破蒋介石的反共大阴谋，只有这样国内广大民主人士、广大人民群众，才会相信这是真的，国际上美国、英国、苏联也才会相信我们共产党不是用假话搞危言耸听。这样，就可以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和各民主人士是要继续团结抗日的，是反对蒋介石不抗日，搞分裂反共的。国际上，现在正是美国、英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开始向日本发动战略反攻，美国是不会容许蒋介石现在就反对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日，而向日本妥协投降的，因为这样使日军能从中国战场抽调军队去打美国军队，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反攻是很不利的。’”

　　“伍局长继续传达，说：‘毛主席对李克农和曹祥仁同志说，我们中央书记处决定：公布蒋介石和胡宗南发给国民党军各集团军、各军进攻边区和进攻延安的电报和书面命令。我们以这次大泄密来挽救边区和挽救延安的危局，我们在很危险的时候，走这一着险棋，以泄密为代价，来换取制止蒋介石的进攻。你们说，合算不合算？我们书记处研究后，认为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来，争取边区、延安得以转危为安，这是很合算的，延安是我们共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如果延安丢失了，那么我党我军的领导与指挥机关无存身之地，在敌后各战略区，群龙无首，那能行吗？’

伍局长接着传达：‘经过毛主席说明了延安形势的严峻，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一着我们很不愿意采取的办法，而现在只有采取这着险棋，才很有可能阻止蒋介石向我边区、延安的进攻。李克农和曹祥仁同志听明白后，当即很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与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

伍局长说：‘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听到李克农、曹祥仁同志的表态后，都很高兴。毛主席说：我们就下这一着险棋。毛主席对我（伍局长）说，今天是7月4日，要求我们一局迅速将蒋介石和胡宗南六月份以来调动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和延安的电报整理出来，立即发电报给重庆周恩来同志，和前方的彭德怀同志。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对外公布，并同时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向他们提出严重抗议与警告。’”

　　“伍局长还说：‘刘少奇同志在会上，要求李克农同志尽可能地迅速转移或撤出我党在国民党军中，会因此而暴露的同志，以避免这些好同志被捕牺牲。”

　　“‘叶参座对曹祥仁同志说：国民党军会认为是我军截获了他们电报后破密得来的情报，一定会改换密码。要求二局要集中全局的技术力量，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国民党军更换的新密电码破译出来，迅速恢复截获和破译国民党军的电报密码，以保障仍能迅速获得情报’。”

　　7月4日和6日，朱德总司令先后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7日，新华社发布重大新闻，将蒋介石、胡宗南调集重兵图谋闪击延安的内幕详情公布于世；9日，延安军民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以上文电均大量使用二局情报，列举大量国民党军的番号、行止时间和地点等，使蒋介石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蒋介石遭到各界一致抗议和谴责，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偷袭延安的行动。胡宗南以“敝部换防，请勿误会”作复，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遂被制止。

　　国民党军意识到其密码被破译，胡宗南系统的密码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二局为粉碎第三次反共高潮发挥了作用，承受了困难，也为掩护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同志做出了贡献。

杨迪回忆：“蒋介石被“搞得个措手不及，十分被动，狼狈不堪。蒋介石暴跳如雷地骂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无能，大骂他的侍从室头目钱大钧无能，追问他们发出的电报怎么同时能被共产党收到译出来呢？共产党发出的电报，国民党为什么破译不出来呢？蒋介石发出的绝密书面手令，共产党为什么能迅速获悉？是的，特务头子和侍从室的头子是无能，蒋介石不能认识到他自己比他的部下更无能。他还不完全知道我地下党员就在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核心岗位上呢。”

　　叶剑英后来评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来势那样凶猛，但兵不血刃，敌人狼狈败退，我们是以智取胜的。毛主席英明果断地使用二局密息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调重兵移作进攻边区之用。那时二局工作做得好，对敌情掌握得及时、准确。二局技侦情报经毛主席使用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石敬平协助叶剑英总参谋长指导二局工作

七、二局的学习和整风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在全党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

根据中央的部署，军委二局的整风运动经过4~6月的一般学习阶段，进入到深入学习阶段。

　　11月，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胡耀邦、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涛、锄奸部部长吴溉之、社会部的吴德等率工作组进驻二局，指导整风运动深入开展。不久，叶剑英总长带胡耀邦和李涛到二局指导整风。叶帅讲完话就走了，胡和李留下来主持整风。

1943年2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李涛兼任二局代理局长，曹祥仁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军委参谋长兼作战部长叶剑英来二局宣布军委决定时说：选送干部去中央党校学习是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重要途径。曹祥仁同志在领导军委二局工作中很有成绩，他在学习归来后将会带领大家进一步做好工作。

　　1943年4月中，二局召开大会，胡耀邦亲临指导。他在会上号召全体人员起来“嗅奸”、“监奸”和“证奸”，揭发内奸分子的罪行；同时也告戒大家，不要冤枉好人。

审干过程中，二局各单位组织积极分子分别负责监视“坏人”。因为大部分积极分子不懂审讯和调查，他们边学边做，先旁听谈话和审问，然后再投入工作。积极分子在劝人坦白时，使用了技巧，“善劝、亲劝、你劝、我劝、口劝、笔劝、硬劝、软劝”，先集中力量，劝说动摇分子；等动摇分子宣布自首后，再对硬骨头下功夫。

5月7日，胡耀邦派彭富九赴延安枣园，向康生报告二局的坦白运动。次日，彭富九回到二局，相偕前来的有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李克农认为二局干部的平均年龄很低，只23岁半（胡耀邦也只有28岁），思想尚未定型，容易加以影响和改造。

12日，胡耀邦再度派彭富九到枣园去向康生报告。康生要求继续抢救失足者，但他也重申党的宽大政策。这次的谈话重点不再是暴露问题，而是甄别是非轻重了。

　　佐伊回忆在抢救运动中的经历：“抢救运动时也整到我了。我还是特务小组的组长。我是广东东兴县人，现在属广西防城。东兴是个大镇。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1936年我们那块儿学生都闹起来了，不安心在学校，跑出来宣传、演戏。国民党怀疑我们是不是共产党啊？其实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就觉得他们做得对。里面有共产党，我们有个教员就是。通知我们说很危险，要赶快走，说可以到延安去。那个教员告诉我们找谁找谁。我们从广东一路走出来，陆续增加到18个人。”

“抢救运动，就说你们18个人，3人一组，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我说不知道。把我拉上台，说不知道就枪毙你，我说那也没办法。”

“抢救运动时，把我完全隔绝了，不让参加工作。我很想不通，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到延安来，还怀疑我，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可又想，不行呀，死了更说不清了。抢救运动开始很凶，后来就不那么凶了。”

“最后还是一个一个甄别了。那时很难，跟外面没有交通，调查很困难，但还是都搞清楚了。毛主席道歉了，给大家鞠躬了。”

　　1943年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防奸工作路线，明确规定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12月，中共中央开始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赔礼道歉。毛泽东对反特扩大化承担了主要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

彭富九回忆了二局审干运动的最终结果：“‘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始时，胡耀邦还在安塞。当时从总政和中央社会部转来一些涉及二局人员的所谓‘口供’，胡比较相信这些口供。记得他在会上讲：你们这些失足青年是受国民党的蒙骗，自己没有责任，坦白交待了就没有事，对死不交待的顽固分子，群众要搞车轮战。”

“延安整风后期的审干确有扩大化，抓什么‘河南红旗党’，伤害了一些从国统区和日占区来的同志。一些人受不了压力，违心承认自己是‘特务’，有些同志则很坚定，不乱说。”

“胡耀邦当总书记后找我到他家里叙旧，问当年整风时二局到底查出来几个特务，还特别问到他亲自谈过话的几个人。我告诉他：有三个真的，一个特务小组，但都不是通过审干搞出来的，而是通过社会部抓出来的。”

“我对耀邦同志讲，受审查的同志证明搞错了，没有特务的证据，总政和社会部转来的口供不可靠，有几位同志的结论到现在还留有尾巴。耀邦同志沉思了一下，嘱咐：叫他们立即报材料给我，我给总政批一下，一律平反。我回来马上落实，听说这些同志的问题都彻底解决了。”

八、红星闪耀曙光在前

毛主席一向重视二局工作。长征中，二局就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身边；军情紧急，曾希圣局长经常直接向他们报告敌情，军委首长当面指导二局工作，这是常态。

延安时期，摊子大了，层次多了，但毛泽东亲自过问二局工作的习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无很大改变。

　　自1938年11月搬到安塞碟子沟后，军委二局距延安有几十里路远，环境相当封闭，但毛泽东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二局。1939年初冬，毛主席顺路来到二局，曹祥仁请毛主席给二局同志讲话。

参加会议的江波回忆：“1939年冬毛主席在康生陪伴下，本来要到安塞以东几十里的一个区参加干部会议（二局在延安以北五十华里的安塞县），因为延河上游恰遇冬凌，行动受阻，暂留二局。毛主席在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开会地点在二局整理科的院子里。”

“ 我于1939年十月十日调到军委二局第六训练班，接受业务培养又兼做小班（十四五岁之红军干部后代）之文化教员，所以有幸参加一个干部会议聆听毛主席之指示、教诲。”

“ 康生首先讲话，其中提到二局的干部要长期埋头工作30年（战时，大家都想上前线）。后来毛主席说，我要再加70年，要干一百年，自己干了，儿郎孙子接着干，说了二局的重要性时，说到‘如果没有二局，长征时是否能顺利到达陕北都很难说’，并且题词‘好的二局’。因为长征时离开根据地，不可能依靠群众取得敌情，地下工作也难起作用。”

会后组织干部进行讨论，我刚到二局不久，许多人认不得，只记得有屠廷容表示决心要学苏联一位工人‘鼓风炉旁四十年’的精神安心工作，以及徐思铎（因为他绰号叫徐大头容易记得）也讲类似的话，我那时抱着崇敬、光荣之心，及决心献身二局事业之志参加此会的，所以记忆难忘。”

余湛在回忆毛泽东这次接见时写道：“毛主席号召我们安心二局工作，老老实实做人。他说，你们要在二局工作一百年，活不到一百年怎么办？让你们的孩子继续干嘛！他又说，做人要老老实实，地球这么大，它每天自转一周，每年绕太阳一周，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一点不调皮。人这么大一点，还调什么皮呢？说得大家大笑。”

　　二局工作重要、光荣，但压力重、强度大、持续紧张、比较枯燥；而且无论干出什么成绩，总是默默无闻；加之生活清苦、管束紧，自二局建立起，不愿在二局久留，就是一个经常遇到的思想问题。

随着带有浪漫主义思想加入二局的知识青年日渐增多，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劝导同志们发扬传统，从革命大局出发，安心工作，常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对二局讲话的主题。

宋兆宜回忆朱德总司令来二局时的一次讲话：“1940年，朱总司令到二局讲话，说：你们不是想到前方去吗？到前方不就是想当司令吗？我是总司令，我现在就可以封你们司令：你们是报务司令、猜译司令、校对司令……将来胜利以后，都给你们挂在墙上供起来。我说话算数。我们那时管总司令叫‘朱妈妈’。他特和气。”

　　1941年春，冀南滏阳中学的李保真调入军委二局。他刻苦钻研、表现突出，朱德总司令特题词“参加得迟，进步得快”，予以嘉勉。

　　1940年6月，毛泽东请二局的同志到延安看戏，并在杨家岭居住的窑洞前接见大家，赞扬二局“是千里眼，顺风耳”，并指出：二局工作紧张辛苦，很有成绩，我们是知道的。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同志们要安心工作，努力工作，为革命战争服务，革命一定要胜利，一定能胜利。毛泽东还提议，以后每年你们到延安看一次戏，我给你们讲一次话。

　　黄华炳回忆：“毛主席请二局同志到延安看戏、吃饭，亲自到杨家岭中央礼堂门口看望二局同志，并作了重要讲话。这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毛主席在杨家岭中央礼堂门口看望二局同志，当时，毛主席没有戴帽子，穿的是粗布鞋，上衣未扣扣子，衣服较宽稍长，据说毛主席喜欢穿肥大一点的衣服。他站在礼堂门口台阶上，给我们讲话。我们全体同志很自然地站在毛主席周围，聆听着毛主席指示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毛主席首先讲，你们二局住在安塞，离延安几十里，仅有你们一个单位在那里，生活很艰苦，文化娱乐活动少，更看不到戏，工作很紧张很辛苦，你们工作有成绩，我们是知道的。这次请你们来延安看戏，看看延安，我今天又和同志们见了面，这样不是很好嘛！接着讲了边区和全国的形势，毛主席说，国民党反动派总是和我们闹磨擦，调集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包围进攻边区，封锁我们边区。蒋介石由不抗战，转到片面抗战，现又有不抗战的趋势，还有投降的危险，我们要有所警惕，揭露其投降阴谋，用力拉他继续抗战。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同志们要安心工作，努力工作，为革命战争服务，革命一定要胜利，一定能胜利。你们有的同志认为，三人结伴制不自由。你们还可以到延安城里来，在街上参观买东西，在延河沿岸散步。我连延安城都去不了，我比你们更不自由。你们说是不是？为了革命事业，个人受点约束，有什么不好呢？你们不要当领袖，人怕出名，猪怕壮。毛主席说，你们住在安塞，离延安较远，生活比较艰苦，文艺活动少，看不到戏，你们今后每年可以来延安一次。你们说可不可以呀？我说是可以的。因工作关系不能全体一起来，可以分批轮流来嘛！”

“看了戏还要请吃饭，毛主席先带头请我们吃饭，然后就是其他中央首长和机关分别请吃饭。我们初次到西北菜社吃饭时，服务的工作人员，看到我们这么多人去非常惊奇，中央首长请这么多人吃饭，没有见过，是头一次，真是无上光荣，了不得。他们看到我们吃得既香又多时，流露出微笑。待我们吃完饭离开时，他们全体走到门前同我们全体握手欢送，并说‘欢迎批评指导’，‘欢迎再来’。”

　　宋兆宜回忆那次去延安看戏的情况：“去延安看戏，去的人不少，基本上都去了。除了值班的都去了。有200来人。二局工作很辛苦，中央叫我们休息休息，慰问慰问我们。我们在延安街上走，穿得破破烂烂的。6月份，天暖了，穿的单衣，有的人把棉花扒出来，改成单衣穿，老百姓都以为我们是叫花子。毛主席看了也很心疼，就问主管供给的领导同志，库房里还有衣服吗。供给部门的领导说只有干部服了。毛主席说管他什么服呢，给他们每人发一套。第2天，我们在大街上一走，老百姓说，哪来的这么一批‘吊包包’呀！因为当时干部服的衣服口袋是在外面吊着的，老百姓管干部服叫‘吊包包’，意思是哪来的这么一批高级干部呀。当时延安街上有商店，还有个照相馆，我就穿着这件‘吊包包’的衣服照了张相，到现在我还有这张相片。”

　　延安时期虽已不同于江西苏区，但上下级之间仍然保持着平等关系，在直属机关工作的同志见中央首长也比较容易。1942年春节，曹祥仁带二局同志去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二局同志，发表重要讲话，谈到“二局加新华社等于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毛泽东还勉励大家要研究技术，努力工作，同时要注意身体健康，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运动。

蓝聚祥参加了那次拜年：“我41年参加工作。42年春节，到延安文化沟（大砭沟）看话剧，记得是‘上海屋檐下’。那天上午，曹局长说，‘走，给毛主席拜年去’，就这么去了。有的人不知道，出去了，当时不在驻地，就没有去成。走到杨家岭，我们排着队在一个斜坡上等着，曹局长从斜坡上去，进到里面去了。一会儿，毛主席出来了，毛主席讲话，说你们是无名英雄，你们辛苦了。还说你们都很年轻，你们要钻进去，钻出来。钻进去就是工作要深入钻研，钻出来就是要休息好。毛主席讲话的时候用手比划着，钻进去、钻出来，这样反复不停，给我印象最深。我把它不仅理解为生活方式，而且还理解为思维状态。就在那次讲话中，毛主席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二局加新华社等于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毛主席的鼓励和赞扬令二局许多同志终生难忘。

　　在二局领导岗位上，曹祥仁差不多每周都要到毛泽东那里汇报工作。毛泽东要求曹祥仁：有重要的事，你直接来找我。到了主席那里，就和叶子龙一起进去，赶上吃饭就与毛主席一家同餐。

对于情报工作的重点，各时期工作部署，二局都是按照毛泽东的当面教导来安排的。毛泽东不满足于掌握敌情概要，还要了解细节，并经常对二局的工作做出具体指示。对前来汇报工作的曹祥仁，毛泽东谈话很随便，想到那里就说到那里。这对于曹祥仁和二局同志提高思想和业务水平有很大帮助。

康立泽和余湛都曾回忆曹祥仁到毛泽东那里去汇报工作的情况：“毛主席不满足于只从通报中了解敌情的概要，要求曹局长向他报告敌情的细节，并常常对情报工作做出具体指示。为此，曹局长经常骑马从二局所在地——安塞县城南郊的碟子沟去延安。当时曹局长住在沟内，二局许多同志住在沟口。曹局长的马上挂着个铃子，大家一听到曹局长马上的铃声响了，就知道曹局长又要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曹局长一走，又等着听他回来的马铃声，看毛主席是不是有新的指示。”

　　“曹祥仁同志在安塞时，大体上每周都要到延安向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每次回来，总是先到各办公室转一圈，然后回家。他到办公室常常传达一些从延安带来的信息。”

“一次他告诉我们，毛主席对日本用三条小船给德国运送战略物资的情报有个看法，毛主席说，这份情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日德之间还有联系；第二，盟国的海上封锁乱弹琴；第三，德国的战略物资已非常缺乏，需要经过这么远的海路，用三条小船运送这么一点物资。这教育我们应该如何分析情报，也提高了我们处理情报的责任心。

“曹祥仁同志还把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讲给我们听，如说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说叶总参谋长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让我们向这些老前辈学习。”

毛泽东除了听汇报、做指示外，还关心曹祥仁的学习。二局有同志向上反映，曹祥仁看《红楼梦》这类不健康的书。毛泽东知道了，对曹祥仁讲：我主张年轻人多读书，什么样的书都可以读，读得越多越好。毛泽东的支持对曹祥仁读书、学习，以及工作、思考都是很大的鼓励。

　 1944年初毛主席为二局技术模范

王明祥、严炳武、王燮权题词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停发十八集团军的薪饷，边区军民的物质生活十分困难。

军委二局担负着繁重的任务，大家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但伙食很差，常以土豆、黑豆为主食，副食则多为盐水煮野菜或萝卜。不少人营养不良，有些人患了肺病、肠胃病和神经衰弱。

　. 宋兆宜谈及当时在二局的生活情况：居住的小房子几乎没有顶，白天可见太阳，夜间能看星星；冬天不御寒，夏天不遮雨；下没有铺的，上没有盖的。身上穿的一律是三年一换的灰军服，棉衣、棉裤外边都露着棉花，一年四季光脚穿草鞋。吃的是带沙子的小米，极少见到细粮。1942 年半年吃的是喂马的黑豆、半年吃的是生芽的麦粒。

　　1941年11月，为了加强后勤工作、搞好生活，军委调抗大三分校总务处长段大明到二局任主管后勤行政工作的副局长，结果出了问题。

彭富九、蓝聚祥回忆：“当时二局群众中意见比较大的是物质生活问题。整风之前，毛主席得知二局生活遇到困难，带头拨自己的办公费给二局作生产基金，改善生活，中央组织部从党费中拨钱支援二局。可是二局的后勤工作没有做好，生产没有搞起来，还把家底搞光了。”

“那时候环境紧张，矛盾多，生活没搞好，经营不善，中央给的款，段大明搞买卖，亏了本。那时候总是吃一种叫做牛皮菜的菜，吃得不好，毛远志、毛华初他们，还有一个女的，后来死了，告诉毛主席。毛主席说，你们生活这么困难，就让各地募捐。”

　　毛主席的侄女毛远志（毛泽民之女）当时在二局工作。

　　毛远志后来回忆向毛主席反映二局工作紧张、生活艰苦，毛主席节省自己的费用，为二局改善生活的故事：“1942年冬，我到杨家岭去看他（毛泽东）那一次。他安排我住下后，就向我问二局的工作、生活情况。我就扳着指头一五一十地给他念叨，谁是我的科长，谁是股长，工作是怎样忙，几乎天天开夜车。……”

（毛泽东问）‘你们伙食怎么样？’

‘唉，净吃土豆。吃多了就吐酸水。有时酸水还从鼻子、眼睛往外流。’

‘唉哟，那样厉害呀!你做过饭吗？’

‘我帮厨呀!’

‘那你会做什么菜？!’

‘会切土豆丝、胡萝卜丝呀!’

‘炒菜放多少油？’

‘用油很少。一大锅白水熬菜，菜煮熟了，才浇上半菜勺油，漂浮在上面。’

‘你们那里年轻人多，工作又紧张，看来伙食是差了些。我认识的三个人就病倒了两个半(两个指毛顺义和毛华初，我是那半个)。’

后来伯伯就向二局的领导交待，从他（毛泽东）的办公费中节约出三分之一给二局作为本钱，办个合作社。不久，二局果真开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合作社赚的钱就补在伙食里，我们的伙食有了明显的改善。”

　　1943年初，二局成立局务处，由马文波任处长，并调入王志新任副处长和鲁义、先国华、魏国祿、田野、王伦等骨干。在马文波的主持下，后勤工作有了很大改进。

　　在局务处工作的特等劳模钟其汉和谢宝金、黄天堂、王康(蔡启芝)、吕大明等也在后勤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和贡献。

　　二局在紧张工作和训练之余，也有多彩的生活和内部思想矛盾。

　　萧荣昌回忆开荒种地和他与苏星等4对恋人集体结婚时的情形：“我们在局长的领导下，除了做好技侦工作外还生产开荒种粮，开始我们没有生产工具，只好向当地群众借用锄头，上山开垦荒地，要求每人开荒三亩，完成生产五斗粮的任务。我们……种植小米和土豆，经过夏锄、秋收，基本上完成任务。我们每周还得派人上山去砍柴、烧炭，往返50多华里地去背柴、抬炭，解决烧饭和取暖问题。”

“1940年元旦，我与苏星同志在延安结婚。……同时结婚的局里有四对夫妇（龙舒林与陈延，游正刚与苏明，萧荣昌与苏星，冯维精与刘秀清——引者注），便一起举行集体婚礼，在艰苦的环境中，宴请非常简朴，每对夫妇掏六元钱交集体食堂会计代买猪肉，宴请七十多位战友，他们各吃两块猪肉，这就是我们的喜庆酒席。我们的新房是在领导的关怀下为我俩在办公室旁边搭建的一间约八平方米的干打垒平房，住进时墙壁上的泥土还没有干，发给我们5块新锯开的柳木板，用石头一垒架起来，两个人的破被子一叠成双，这就是我们的新房。一科王永浚科长为我们题写了‘携手共进’四个大字，对我们的婚庆表示祝贺和希望，我们把它贴在墙上。战友们来来往往说两句道喜的话，喧闹一会儿而散。我和苏星的婚姻，曹祥仁局长很关心，是他为我们创造条件促成的，我们四对的结婚报告是他亲自批的。”

“1940年秋，我一度犯胃病、患痢疾，由于缺医少药，病情日趋严重。……当时局长曹祥仁，一科科长王永浚，股长彭富九等领导都很关心，当机立断送往边区医院。……当我病愈出院后，曹祥仁局长见我体质差元气尚未恢复，特别关照介绍我去延安中央军委机关干部疗养院去疗养了一个月，经疗养调理，身体才得到康复。”

　　佐伊也回忆了当时的点滴生活片断：“曹局长是主管，很喜欢我们这些孩子，休息时，周日，把大家聚在一起，说啊唱啊。那时我在和余湛谈恋爱，一看，佐伊和白枫怎么没来，曹局长就说：别管他们，他们有他们的事。我们2人逛河滩去了。”

　　1945年4~6月，李涛、曹祥仁作为正式代表，戴镜元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七大的召开，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

　　七大结束后，遵照毛主席指示，曹祥仁返回安塞，继续任二局局长，李涛改兼政委。

　　1945年7月底，曹祥仁局长离开延安，带队前往晋察冀组建军区二局，李涛代局长主持延安工作。此时的二局兵强马壮，并开始着手支援各根据地陆续建立或加强技术侦察。在随后而来的解放战争中，二局工作遍地开花，为赢得全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下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