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实还原：明人时尚·社会生活·时代变迁

雅玩收藏

明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大致可以正德时期作为分水岭。正德以前，纤俭、稚质、安卑、守成；正德以后，出现了一股追求艳丽、慕尚新异的风潮。这股风潮的影响至为深远，即使是偏僻之地，也受到了这股风潮的浸染，自正德以后，已是淳漓朴散，社会生活开始变得「月异而岁不同」。

明 夏景货郎图轴（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品味奢华：生活的世俗化

明代中期以后，生活观念呈现出一种由雅趋俗的倾向，此即生活的「俗化」现象。以投壶这一类游戏玩艺来说，在古代原本仅仅流行于贵族士大夫，然一至明代，庶民百姓也大多习玩此艺，而且玩风甚盛。

明人绘 朱瞻基行乐图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由此不难发现，作为高人雅士之物的投壶游戏，在明代已经被庶民百姓所分享。这无疑是文化上雅俗升降的典型表征，却又可证明当时的生活确实开始趋于「俗化」。伴随生活观念趋于「俗化」而来的，则是生活的享乐化，士大夫生活已由清雅转向鄙俗。

由俭趋奢是晚明社会生活风尚的基本特点，即使是家无担石之储的庶民百姓，也要刻意打扮，装饰门面。这在服饰、饮食、住宅三个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历史真实还原：明人时尚·社会生活·时代变迁

明 金钩佩 湖北省博物馆藏

就服饰而言，晚明俗尚奢侈，衣服追求华美，凡衣必用绮纨制成，如果有人还是穿着布袍，反而会被市人嘲笑羞辱。就饮食而言，趋于奢华的风气首先来自宫廷。在宫廷尚奢之风的带动下，士大夫也不耐清贫生活，崇尚奢侈，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在这股生活趋于奢华的大潮之下，原本应该在寺院道观清修的僧人、道士，也开始按捺不住寂寞，进而追求世俗化的生活。明代佛道生活的世俗化现象，大致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僧人、道士为人处事的势利化。
游逸嬉玩：生活的闲适化

若是转换考察的视阈，以晚明的社会流动与文化转向为考察对象，那么，「游」、「玩」二字大抵可以概括晚明社会生活的异动。从学理上说，游是一种社会状态，玩则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心态；游是个人的生活历程，玩则是个人的生活目的。

明 杜堇 题竹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概括言之，游已普遍渗透到晚明的社会生活中，诸如：皇帝不再勤于政务；官员对地方政务抱着一种疏懒的情绪；士人不再安于学舍，而是游惰成习；随土地兼并而来者，则是农民因失去土地而向城市流动，甚或成为城市游民如此等等，无不说明在晚明士、农、工、商四民中，大多沾染了几分游惰之习。

游逸一旦成为社会常态，其结果必会导致嬉玩成风。嬉玩的心态一旦形成，随之也就出现了追求玩物的风潮。在晚明，可供当时人们嬉玩的玩具分为古玩与时玩两种。

古玩、古董（一作骨董），是历代常见之物，人们崇尚古玩，甚至将其当作清雅之物，并不足怪。嘉靖末年，海内晏安。一些富厚的士大夫，在建造园亭、教唱歌舞之隙，其兴趣兼及古玩。很多士大夫家中，大多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当时江南的士大夫还专门置有书画船，通过流动的展览，互相比较书画收藏。

按照一般常理，玩好之物，理应以古为贵。但明代出现的「时玩」这一新名词，倒是颇令人瞩目，而且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注意。诸如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虽说都是出于明代的时玩，但其价格已经可以与古玩相匹敌。

这股好时玩之风，始于一二雅人的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的好事缙绅，最后经徽州那些巨商大贾的推波助澜，在全社会形成了一时的风气。于是，沈周、唐寅之画，文徵明、祝允明之书法，无不成为人们收藏的抢手货。

时玩之风，完全建立在明代诸多能工巧匠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那些能工巧匠的辛勤劳动，才使得明代的诸多器物精益求精，完全可以与古时的名器相媲美，以至于被保守人士称为「物妖」。当然，这些所谓的时玩，确实器物精良，非平庸工匠所能，可谓名不虚传。
追求时髦：生活的时尚化

自明代中期以后，慢慢形成一股追逐「时尚」之风。这就不能不提及「时尚」、「时样」两个专有名词。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时尚」一词始见于明代。什么是时尚？晚明名僧袾宏所著《竹窗随笔》有如下解释：「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语，种种所作所为，凡唱自一人，群起而随之，谓之时尚。」这就是说，时尚的形成，通常「唱自一人」，而其影响力则是「群起而随之」，形成一股区域性甚或全国性的冲击波。 无论是衣帽、字语，还是器物，其时尚的形成，通常倡自一人，于是在明代又出现了许多时尚人物。在明代，文化人如果想成为一个时尚人物，只能依靠他们的著作与行为。如果他们是首倡者，并引发一种群起仿效的效果，最后形成一种「时尚」，那么这些人就堪称时尚人物。 在晚明，苏州、杭州应该说是当时最为时尚前卫的城市，为此形成了传播一时且又为大众耳熟能详的「苏样」、「苏意」、「杭州风」等专有称呼。 明代有一句俗谚，道：「苏州样，广州匠。」抛开「广州匠」不说，先来看「苏州样」。所谓「苏州样」，在明代尚有一个相关的新名词，就是「苏意」。这个名词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苏州已经成为领导当时天下时尚之都。在明代，苏州的得名，并不是人造的园林之胜，而是这座城市中的人。 「杭州风」一词，显然也是明代各地相当流行的新名词。明代的杭州，俗尚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如某地有稀奇之物，某家有古怪之事，某人有丑恶之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当面质疑，信誓旦旦，犹如亲眼目睹，其实如风一般，起无头，过无影，寻无踪迹。
由俗趋雅：生活的艺术化

根据审美趣味的差异，在可供人们嬉玩的玩物中，有俗玩、清玩之别。在由俗返雅的历史进程中，随之而来者，则是明朝人生活的艺术化倾向。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下，家家均喜养花种草，先是兰花、菊花，几乎「家置一谱」，次则「君竹而友松」，进而喜欢桃花。 这无疑就是生活风尚的艺术化，且在居室的美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么，如何美化居室，提高自己生活的品位？无非是书画装饰、养金鱼、放置瓶花之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明朝人居家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无不体现出休闲、闲适的生活主旨。 在明代士大夫家厅堂的挂幅中，通常流行写两句诗，不知始于何人，但在当时已是群然效之，成为一时风雅时尚。一些好古之家，凭借雄厚的财力，买上数十幅画，藏于家中。等到客人上门，就悬挂于中堂，「夸以为观美」。

根据文震亨《长物志》的描述，堂与斋因空间不同，而有不同的挂画方式。堂尊严庄重，较为气派大度，宜挂大幅横批；斋较为小巧精致，则宜挂小景花鸟之画。书画悬挂尤其忌讳左右对列，这样缺乏美感，显得较为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