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国出土青铜器 另类的生活用品

文藏

建国后，滇池区域及附近地区不断发掘出大量滇国时期的文化遗物。其中李家山出土文物从器物类别、造型纹饰、铸造工艺等方面均具有较高的历史及艺术价值，堪称古滇国青铜文明鼎盛时期的精华所在。

五牛铜线盒 高31.2、盖径18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五牛铜线盒，战国（475－221年），高31.2、盖径18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该铜盒仿竹篾器造型，子母口。圆形器盖作笠状顶，盖上焊铸圆雕立牛五头，正中一牛较大，环列四牛略小，五牛皆有精细的线刻花纹装饰周身。器盖刻有盘蛇纹及竹节纹，器身自上而下环饰多层双旋纹、编织纹及竹篾纹等。整件器物雕刻精美，繁复的线条充满变化的节奏感，极具装饰性。滇国墓葬中多见贮藏海贝的贮贝器，而此器出土时内装一束铜针、一块留有线痕的绕线木板及已碳化的残丝线，由此可知其为古滇国的一件贮线的日常用具。

立鹿针线筒 高27.5厘米，江川李家山11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立鹿针线筒，战国（475－221年），高27.5厘米，江川李家山11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器整体作圆筒状，中段收束，筒盖以子母口相合，口沿铸有穿耳供缀系。由于这类器物在出土时曾有残线铜针收于内，遂定名为针线筒。所藏铜针两端均为锋利针芒却无穿线的针眼，依据民间残留的带有原始巫术和巫医性质的以线缠指针刺放血的医疗方式，推测筒内针线或为巫医所用。

立鹿针线筒局部 高27.5厘米，江川李家山11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滇国青铜艺术对蛇情有独钟，兵器、礼乐器、日常用具乃至服装服饰等，都有蛇的图案出现，既有写实性的，也有许多抽象化、风格化的造型，究其寓意除土地的象征外，还是女性、繁殖力、神力的代表，这既是滇人取材于自然的艺术风格，也是古滇人原始信仰及巫术思想的具象结果，这件器物的变形蛇纹让该物成为了神性的象征。

孔雀衔蛇纹锥 长13.8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孔雀衔蛇纹锥，战国（475－221年)，长13.8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锥为钻孔用具，此铜锥锥管光滑，锥刺长而尖，可能用于皮革制品的钻刺。其柄为椭圆球形，滇国工匠依照柄面的曲线，设计了一副精美绝伦的孔雀衔蛇纹图案，以极其精湛的线刻工艺满饰整个柄面。创作者对于自然和生活极富洞察力，不但将相噬的两兽每一个身体细节都作了细致的刻划，同时画面结构和两兽的动作安排均恰到好处。由于铜锥为空心，两兽的纹饰是以针精细点錾刻划，线条细如发丝，兼具刚劲与流畅，毫无犹豫之感。如此颇费心思的打造使得这样一个普通的生活用具如同一件工艺品，充满美感与情调。

铜立鹿 高14.3、长11厘米，江川李家山17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铜立鹿，战国(475－221年)，高14.3、长11厘米，江川李家山17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件圆雕铜像为一头仰首站立的小鹿，两耳竖起，尾巴上翘，作警觉状。小鹿身躯矫健，足尖点地，四蹄仿佛随时准备跃起奔跑。整器精致小巧，生机勃勃，充满灵气。我国古代将鹿视为吉祥的象征物，汉代郑众《婚物赞》说：“鹿者，禄也。”即取其同音吉意。作为一种祥瑞物，鹿的图像常被铸造在铜鼓、兵器或其他青铜器上作为装饰。

滇人青铜技术的进步，不仅体现在能制造一批精彩的重器，还表现在一般器物质量的提高。正所谓于寻常中见真谛。德国人类学与艺术史学家格罗塞在他划时代的著作《艺术的起源》中曾说过，“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从这些极具代表性的器物中，无论是其题材构思、还是制造工艺，已然能够管窥两千年前西南边疆古民族的不羁精神和灼灼匠心，以及在此身后的，孕育这种精神的景观和源文化。独具一格的古滇青铜文化，在世界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占有着特殊的、不可取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