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我心中的佛

贺峰信

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母亲节

（作者为老母亲在西安植物园的留影）

（老母亲八十寿辰全家福——拍攝于陕师大校门口照像馆）

一

母亲离开我们，已有15年了。15年的每每思念，母亲的音容笑貌就尤在眼前。

我的母亲，生于1918年9月24日，于2005年9月14日因病去世，享年87岁。

母亲的娘家在楼子村的韩家堡，离我们北张村也就六七里。舅家的成分是中农，我家的成分是贫农，在我的印象中，舅家的宽庄大院及其它条件，都比我家的好多了。至于母亲为什么要嫁给大她七岁的父亲，我想，这或许是受到了我的曾祖辈也曾是有房有地有商铺家境好的影响吧？

母亲小时候只缠过一次足，就因为外祖母不再忍心看到母亲受那般痛苦而放弃了。正因为如此，这就使母亲与村里和她同龄但大部分缠足的小脚女人来比，虽然有了以后行走的便利，却也经受了比他人更多的劳动辛苦。

母亲年轻时虽患过一次大疾，但晚年时却一直身体硬朗，至八十多岁高龄时，仍耳不聋、眼不花、语言清晰、腰板挺直、步伐稳健。在农林巷我那儿住时，一天两三趟地上下七楼，也心不慌、气不喘。这种情形，常令院中一帮老人的赞叹与羡慕。

二

　　母亲一生勤劳，我记忆中的母亲，总是那样的忙碌。

母亲自嫁给父亲以后，祖母便不在料理一切家务。下厨做饭，缝洗衣服，伺候老人，照看孩子，便全由母亲承担着。两个叔父结婚时，所要准备的被褥床单、衣服鞋袜，也都是母亲一人操持的。我们村子有手工造纸的传统。大叔父未成家以前，家里行槽造纸，大叔父供槽，父亲操纸，晒纸和收拾整理纸的活，就全靠母亲一人包着。

1957年父辈分家后，母亲除了操持我们一家的家务外，还不缺晌的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地里场间、夏地秋田，多半的农活都干过。母亲劳动时，从不象有些妇女那样会爱惜着身子的偷懒，总是尽凭着自己的体力干活。1964年社教时，由于母亲劳动积极卖力，还被社员们推选当了妇女队长。

我们的村子，是长安县有名的人口大村，人多地少，人均也就半亩地左右。这在当时单一的农业经济情况下，缺粮无钱的现状就尤为突出。我们生产小队，一直是村子里最穷的小队，除了产的粮食不够吃，工值一般年景也就两三毛，最差的一年，还有过八分钱的最低记录。

由于没有其它经济来源，我小时候，家中的油盐钱、我们兄弟几人的学费，就全凭着母亲养的几只鸡下蛋、纺石棉挣的几个钱艰难地维持着。那时侯的鸡都是散养的，全凭着鸡在野外觅食，只是偶尔在下雨天，才给拌些米糖或麸皮喂养。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母亲养的一只芦花鸡可爱下蛋，一连二十八天都没歇着。依此，我在上初一时写的一篇作文《我家有只芦花鸡》，曾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向全班同学朗读过。

纺石棉线，根据规格与等级的不同，一斤也就只能挣八毛到一块钱。在纺石棉线那阵，母亲除了天天出工不误，每天晚上，就在厅房间，盘脚坐在草垫上，腿上盖一张塑料纸，成半夜地纺石棉。这时，父亲免不了地就要劝母亲说：“少纺一会吧，人要紧！”。那夜深人静、油灯摇曳、纺车嗡嗡，母亲纺石棉的辛苦情景，我永远都难以忘记！那时候，别人家纺石棉，都有女娃帮忙，我的姐姐出嫁得早，纺石棉的弹石棉、搓眼、缠线等话就由我包着。到后来，我也慢慢地学会了纺石棉，最快时，一天竞能纺五六两石棉线。

我的姨家孩子多农话忙，几乎每年夏天前，母亲都要帮姨家的孩子做几双布凉鞋。母亲做的布凉鞋，白白的千层鞋底、篮篮的线绳鞋面、鞋鼻处还扎有桃花般大小的一个缨缨，既好看又舒适透气。母亲做好凉鞋，就叫我背着给姨家送去的，我回家时，姨总要给我的怀里揣上几个冷馍或红苕。

“市场泛烂”那一年，我们街道十之七八的人家，都做起了卖烧饼的生意。每天吃过晚饭后，母亲顾不得休息一时半会，就站在案板边灶台旁烙烧饼。母亲手巧，待烧饼烙至皮皮稍硬时，就将烧饼取出，在案板上将烧饼边边滚园。这样，烙好的烧饼，既显得规整，也显得厚实，就十分得见卖。每天早天还未亮，母亲便同街中的一帮妇女，沿南张、北堰、南堰、张王、张牛等村一线，赶往十几里外的洨河高桥处卖烧饼，回来时经常就到了半下午。偶尔，白天生意不好，烧饼没卖完，晚上，就由我提着竹笼窜街叫卖。这时，昏暗的路灯下，充满村民烧炕时飘出烟雾的街道里，就会回荡几声羞涩的叫卖声：“烧饼！谁吃烧饼！”卖烧饼虽挣不了几个钱，但落下了不少的麸皮和黑面，也就安然地度过了那年的春荒。

我们兄弟仨结婚后，母亲又先后辗转西安、韦曲、老家，轮番着为我们兄弟三人看娃做饭。母亲所到之处，各种家务话，母亲能做的她都做了，绝不麻烦或等待儿子与儿媳。母亲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闲不住的劳动习惯与内心的自觉自愿，而不是无法言传的无奈或其它原因。母亲与其她具有封建传统思想的老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不会把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当成是一种低三下四的伺候人和晚辈对长辈的大不敬。她坚持自己的健康自信，不愿意成为子女的一种累赘和负担，直到临终那一年，母亲一直都是自己的房间自已整理、自已的衣服自己洗、纽扣掉了自已缝。时至今日，八十多岁的老娘，那戴着老花镜做针线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还是那样的慈祥与清晰。

（老母亲与儿孙辈在老家的合影）

三

　　母亲一生坚强，我记忆中的母亲，总是那样的刚强与坚韧。

父母结婚时间不长，母亲曾一度患了严重的病毒性痢疾，以至于整日腹泻不止，生命垂危。那时，医疗条件差，也是无钱医治，更是观念陈旧的农村人对生命的漠视，一家人眼看着母亲已生无希望，便在毛坑沿上铺了一张草席，让母亲躺在上边，听天由命了。当时，后院的十爷和几个相好的还在还抽鸦片，知道母亲的情况后，便试着给母亲连服了几次小米粒大小的鸦片，真是神奇，从那以后，命悬一丝的母亲，竟奇迹般的逐渐康复了，一院子的人看着恢复如常的母亲，都说母亲的福大命大造化大。

过去，我们那一带农村，春节前都有大扫除的习俗。都我六岁那年春节前，母亲在打扫屋子用白土刷墙时，一不小心，竞将別在土墙上的一根缝衣针，全部戳进了右手掌，致使手掌不能握拳，手指稍有弯曲，就刺心般的疼痛。就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仍一晌也没有拉下家里的三顿饭和其它家务。擀面时，右手掌不能平着使劲，只能竖着用力；拉风箱时只能用手指勾着，送风箱时只能用指缝顶着。大叔父不忍心看母亲受这般痛苦，便陪着母亲到了秦镇医院就医，医生看了以后，简直不敢相信还有这寸针入肉，仍劳作不止的坚強之人。医生说必须马上开刀取针，需要交五块钱的手术费。母亲心疼的舍不得花掉这五块钱，竞断然挂绝了医生的治疗方案，硬是转身回了家。

以后，这只缝衣针便慢慢地手掌窜入胳膊，母亲仍是照常劳作不息。大约有半年后的一天傍晚，母亲在收拾整理草纸时，突然发现右手腕处露出一个黑点，并伴有阵阵刺痛，用左手一摸，竟是缝衣针将要窜出。父亲忙请来街东头的七婆。七婆虽不是医生，却会一些单方偏方。我小时候挖香附子用力过猛，大筋出了槽，右大腿根部竞出了一个大母指粗的胡，就是七婆用点燃的白酒，用手抓了几次治好的。七婆让母亲放平了胳膊，先摸清了针的走向，后又给针尖将露处滴了几滴棉籽油，然后顺着针的走向，用手轻轻地揉搓几下，再用镊子慢慢地将针拔出。经过近半年的血液腐蚀，拔出的缝衣针，已变黑斑驳。想一想，一般人手上扎个签都会感到疼痛，而母亲寸针入肉半年，仍没有停止过一天的劳做，母亲之坚强，就可想而知了！

（老母亲与四个儿女在老家的合照）

四

　　母亲一生节俭，我记忆中的母亲，总是那样的精细地会过日子。

我小时候，家里虽然贫困，但由于母亲的节俭和精细打理，即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那几年，我们也从来没有饿过一顿饭；每一年末，母亲还会用积存下的二斗麦子，在春节前磨成面粉，保证我们在腊月三十能吃到包子，在大年初一、初五待亲戚这两天，能吃到臊子面。

母亲的针线活也是无可挑剔的。过去，农村人穿的都是对门襟的上衣和大裆裤。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开始有了机制裤子，谁若穿上，双手叉在裤兜里，就会显得格外神气。母亲见我喜爱，就从桥头供销社扯回一块黄布，仿着机制裤子的样子，给我手工缝制了一条。这年冬季，母亲还用黑色的土布，给我手工缝制了一件列宁服，我套在棉袄上，欢喜得一个冬天都没有脱下。

母亲对家里的所有物件，也能精心地打理和爱惜地使用。那放面的陶瓮、那藏米的瓷缸、那搁盐的小罐，总是擦得明明亮亮的。买回一把蒲扇，母亲也会用布条包上边边，用线绳缠好把把；买回一张竹门帘，母亲就要在中间穿上三绺布条，在两边沿好边边；家里没有晒蓆，母亲就用废旧的牛皮纸，糊了一大张纸晒蓆。母亲和六娘，一同在秦镇买了两个桐木锅盖，我家的锅盖还在好好的用着，六娘家却早已损坏，从新换了一个。

母亲还会做醋。在我的记忆中，我家吃的醋，还从来没有在外边买过，都是母亲亲自做的。时至今日，母亲做醋的“发酵子、生芽子、搅拌、发酵、翻瓮、淋醋、熬醋”等几个工序我还都记得十分清晰。那醇厚的醋香、那筋软光滑的醋溜，至今让我还是这样的回味无穷啊！

母亲做饭也十分快捷。母亲没有文化不识字，更不懂得什么是“系统论”和“统筹学”，但她做事却会合理地计划与安排。比如，做什么样的饭，先干啥，后干啥，母亲似乎早已熟记于心，并成为习惯，进了灶房，总是那样的有条不紊，不慌不忙。不论是平常日子，还是过年过节待亲戚，母亲做饭，从来都没有误过点。做饭的多少，也是掌握得那么恰到好处。这一点，常令满院子人的折服与称赞。

（母亲与她的五个孙子孙女合照）

（作者与老母亲在西安植物园的合影）

五

　　母亲一生贤惠，我记忆中的母亲，总是那样的善解人意、令人敬重。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老家院子中的八九户人家，不论是长辈、同辈或晚辈，他（她）们叫母亲“大家的”、“大嫂”、“大妈”的声音，都是那样的亲切并带有敬重之意。从一街两巷的乡党口中，我也从未听说过他们对母亲的一句是非。

母亲在父母公婆面前，她尽行了孝道；在妯娌之间，她尽了长媳之责；在儿媳面前，她不摆架子，能做的，她尽心尽力地做了，该说的，她又原谅了；在我们姐弟四人身上，她更是穷尽了母爱，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中，把我们一个个拉扯成人。

祖父母一直都和我们过活着，晚年时的赡养，临终前地侍候，都是由母亲精心照料的。外祖母晚年瘫痪在床，母亲每次前去探望，不是给擦洗身子，就是换洗衣服或床单，回到家时也常是泪水未干，叹息不止。

在妯娌三人之间，四娘进门早，六娘进门迟，母亲都能以大嫂的姿态，如亲姐妹般的待承她们。我还从没有见过她们之间吵过一次架，拌过一次嘴。似这般的妯娌关系，在当时的农村家庭中，实在是屈指可数的。

我们兄弟三人结婚后，先后也都有了孩子。1978年5月1日，大侄女出生；5月2日，我的大女儿出生。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急腾腾地由城里赶回来，想把母亲接到城里照顾嫂子。母亲却决然地留在了家中，侍候我的媳妇坐月子。母亲的理由很简单：她给大儿子已照看了一个，不能让二儿媳误会她偏心，也怕我受了委屈。我的大女儿满月以后不久，我爱人彩芳的产假己经休完，即到长安氮肥厂去上班，孩子白天就由母亲一人照看，晚上彩芳由韦曲骑车近四十里的赶回来，再给孩子喂些母乳。

孩子五个月以后，母亲便带着孩子到了氮肥厂。那时候，彩芳在氮肥厂住的还是集体宿舍，她便在厂区煤场旁找了个地震棚安置了下来。这个地震棚非常小，在里边支了一张床，门口一边放了个火炉子，一边支了个案板，几乎就再也没有转身的地方了。用草帘和油毡搭建的地震棚，没有一扇窗户，一到夏天，不开门吧？闷如蒸笼；开开门吧？就会有许多苍蝇飞进来，把孩子放在床上，还得用罩饭的纱罩罩上。这条件之简陋、生活之艰苦就可想而知了！但母亲却没有一句的怨言和一丝的不悦，仍是那样满意地精心地照看着她的孙女、伺候着她的儿媳。

这一年十一月底的一个周六下午，天阴得很重，灰蒙蒙的还刮着冷飕飕的风。我骑车赶往韦曲，准备参加第二天举行的招教考试。公路上，过往的汽车扬起的阵阵尘土，使我几乎成了一个土人。到了茅坡附近，迎面过来一辆拉化肥的马车，我看见母亲坐在马车上，就急忙下了车来到马路对面。赶车的是二队的运举哥，他见是我就停了车。母亲抬了抬身子，对我说：“妈送你媳妇抱着娃回娘家，在厂门口碰见你运举哥在厂里拉肥料，就想坐这个顺车回去看看你父亲。你明天要考试，那就让妈再折回去，好给你做个饭。”母亲说着就要下车。我急忙拦住母亲说：“妈，你好长时间也没回去了，今个己经到这儿了，你就回去吧，明天下午我就回去了。”母亲说：“那你听妈说：案板底下有白菜萝卜，箱盖上还有些挂面，盆子里还有我早上才蒸的馍，你就看着做些饭吃。”我说：“妈，你就别操心了，这么冷的天，就赶快让运举哥赶路四家吧。”母亲从怀里掏出钥匙递给我。马车由我身旁走过时，一看到母亲冷嗖嗖地坐在马车上，那布满皱纹清瘦的脸庞，那被冷风吹散的几丝零乱白发，我就不由得一阵子鼻子发酸。望着母亲渐渐远去的背影，一想到年过花甲的老娘，为了儿孙还这般操心劳累、忙碌颠簸，我满是灰尘的脸颊上，便流下了两行蚯蚓般的泪痕。

夜深了，风还在刮着，直吹得地震棚上的油毡“砰砰！”作响，门也“咣当、咣当！”地摇着。西风由厂区吹来的氨气混合着煤烟味，不时地灌入棚中。我躺在床上，仰望着黑兮兮的地震棚，翻来覆去地老睡不着，下午见到母亲那一幕，总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我老在想：如果我的事业有成，生活条件好，还会让母亲受这般辛苦吗？

1986年初，弟有了孩子后，母亲又及时地去了西安，伺候三儿媳坐月子，给弟照看孩子。那时，我们兄弟三人当中，当属我的经济条件最为不好。我一个人微薄的工资，养活着一家四口人，加之土地下了戶，又有二亩地的拖累，我的困难辛苦，母亲便时常挂念。每逢秋夏两忙时，母亲便常操心着我，无奈因弟实在离不开，母亲便心里老惦记着我的辛苦与劳累。这真是“母劳子不知，子劳母担忧。”天下的母爱，就是这般的细微与无私啊！

我永远都记着这样一件事：那是1990年的10月份，当时我还在长安县政府办工作。一个周末，我从韦曲搭车去西安看母亲。我穿的红卫服的上衣口袋里，装着对折的五元一张的五十几元钱。上车以后，我发现一个小伙子，手里拿着装着几蛋毛线的塑料袋，总在我的胸前遮掩。我根据别人对小偷有关举止的描述，立马意识到这小伙子可能是个小偷，便移步站到了车的后门口。车快到站时，我下意识地低头一看，发现上衣口袋干瘪，钱己尽被偷走了。我来到弟的家中，母亲看我情绪低落，便问我：“妈看你，今咋有些不高兴？”我说：“今个真是倒霉，在车上钱被小偷偷了，连回家的车票钱都没有了。”母亲便安慰我说：“财去人安，人没有受惊就好。”我说：“五十几块钱，到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我还防了一路，就不知咋样让小偷拿走了，实在让人有些憋屈。”母亲在我的对面坐下，慢慢地从怀中掏出一个裹着的手帕，小心地层层打开手帕，取出五块钱递给我。说：“我娃又不耍钱，被偷了五十块钱，就当是打牌输掉了，想开就是了。”我说：“妈，儿子咋还能用您的钱呢？”母亲说：“我这钱还不是你兄弟仨给的，你不接这钱，咋搭车回去？”接过母亲递给我的钱，望着母亲慈祥的面容，我一下子就象一个受到委屈的孩子一样流下了眼泪。我每次去城里看母亲，母亲总会关心地问这问那，操心娃儿们乖不乖、地里的庄稼长得咋样？我回家时，她还要给我带些水果或糕点。东西虽然不多，但慈母爱心，让我每每想起，都会十分地感动与怀念。时至今日，母亲给我递钱的那一幕，一想起来，仍是那样的慈祥与清晰。

母亲在城里给弟看娃那一段，我先是在区教委、县政府，后又到市农业局工作，家里的事、地里的活，就全靠彩芳一人担着。那时，彩芳己从氮肥厂回到北小当民办教师，除了起早贪黑的上班，地里的活紧了，还要刁空到地里干活，经常是忙得顾不上做饭，时常是打一顿搅团，就要连着吃上三顿：这一顿吃搅团，下一顿吃漏鱼，下下一顿烩片片。由于长期营养跟不上，直弄得大女儿都患了低血糖，一次学校集会，竟晕倒在了会场上。

大女儿上初三那一年，母亲便毅然决然地由城里回到了老家，帮助彩芳操持家务，照顾她的两个孙女吃喝。母亲回家以后，屋里屋外的天天打扫，三顿三晌地按时做饭，彩芳便省心了很多，孩子的身体也都好了起来，就连那只看家的狗，也明显的肥了许多。我每个周日回家，一看到干净整洁的院落，高高兴兴的一家人，便顿觉幸福满、人生快乐！

兄嫂由大华纱厂内退后，收入减少，母亲便又常在我的面前，念叨哥的困难，操心她大儿子的日子。母亲去世前的那几年，我们兄弟三人的情况普遍都好，母亲又整日的操心我姐，催促念叨着让弟弟为外甥、外甥女都找了工作。人们都讲公平，然世界上最公平者莫过于母亲，儿女们都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那一块都连着她的心，而她最操心的往往就是那个日子不好过。

我的堂弟平信离娘较早，媳妇坐月子无人伺候，母亲又自觉地如亲儿媳般的周到服侍了一个多月，她把人间母受已尽到最大。

（老母亲与孙女、重外孙女的合照）

（母亲与作者一家人在老家时的合照）

六

　　母亲一生干净，我记忆中的母亲，总是那样的整洁。

我小时候，我们一家人虽然都没有几件衣服，但由于母亲的打理，一家人的穿着虽然平常老旧，但经常却能保持齐全与干净。家里虽然没有什么像样家具，但灶台案板、盆盆罐罐、炕上被褥，却时常能摆放有序，保持干净。母亲不论在我们兄弟仨谁家居住时，她住的房间，自己总收拾得干干净净；她睡的床舖，总是铺得平平展展。

2001年，哥由大华纱厂内退后，操持修建了老家门房，母亲曾有一段时间，独自一人在老家居住着。这时，母亲虽然已是85岁的老人，但她把房间、院落，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往日无人居住的老家，这时，竟是这般的温馨，让人感到舒心又幸福。我每个周末回去，母亲便会早早地做好了我喜欢吃的饭菜。她在旁边见我吃得高兴，便充满了喜悦与满足。

七

母亲一生善良，我记忆中的母亲，总是那样的具有同情心和与人为善。

粮食困难那阵，母亲遇见上门化缘或讨饭的，都会打点给他们一些食物。街坊邻居谁家有个大灾小难，母亲都会伸出同情之手；遇见那家有个不幸，母亲便会暗自叹息，视如自家之事而难过。

土地下户刚开始那几年，收麦还凭人力。那年夏收，我叫了几个甘肃麦客割麦，母亲就如过节待亲戚那般地招待他们。每次吃饭时，母亲还要一再地劝他们：吃慢些，多吃些。母亲还背着麦客，再三地叮咛我，付工钱时不要多计较，千万不能亏了下苦人。当看到几个麦客戴的草帽都破破烂烂时，母亲又把我家几顶八九成新草帽，给他们每人送了一顶。麦客临走时，母亲又带给他们了一些干粮，几位麦客都感动地说：大娘，您这人真善良！我们全家都搬到城里后，母亲常会把我们一些多余衣服，提前清洗整理好，在回老家时，送给村里那些可怜人。

母亲生信佛，不论在我们姐弟谁家住着，都虔诚地供奉着观音菩萨，每天上香，天天祷告，每逢初一、十五，大年大节，还要跪拜叩头。诵念“啊弥陀佛！”，十分地笃信与虔诚。

母亲一生辛勤劳苦，晚年却也安祥幸福。儿孙孝顺，不缺钱化，衣服也是赶时代的穿着，与她同龄的普通人不曾享用的鱿鱼海参、各地特产，弟也孝顺地让母亲享用过。更让母亲安心地是：在她的晚年，她亲身体验了新社会越来越好的日子；她亲眼看到了她的后辈子孙都走上了正道，过着和睦平安的日子，临终没有了什么遗憾与牵挂，可以安息瞑目于九泉之下了。

在人世间，做为儿女们，谁也无法阻挡父母的终老，与我们永别。只是母亲去世后，每当我回到家后，就再也感受不了那喊一声“妈！”的快乐与幸福了，总感觉人生似乎缺少了什么，心中难免时常有些伤悲。古诗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博大如海的母爱，何以报答？然“子欲养而亲不待”。母亲去世以后，留给我们的，只有这无限的思念了。

母亲走了，她走得安祥、走得从容平静。母亲信佛，母亲就是我心中的佛。

2019年5月12日书就于“九锦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