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往事回忆

丽坤

　　看着全家福照片，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是2007年的“五、一”长假，兄弟姐妹们都从外地回来，陪老爸爸过节。因为大家都知道，爸爸已经到了肺癌晚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记得在06年的国庆节，我的女儿结婚了，大孙女要出嫁了，爷爷奶奶高兴的合不拢嘴，爷爷拿出省吃俭用攒的2万元钱，作为给孙女的陪嫁，全家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几个叔叔婶婶更是忙前忙后的张罗着，很怕什么地方想不到，酒席办的不好。

女儿婚后的第四天，我们一家人（孩子的爷爷、奶奶、大姑，还有我和信夫）回到了哈尔滨。第二天我们打的来到江边，租了游船游江，并且到了江北玩太阳岛公园。当时爸爸特别高兴，一边走一边说他年轻时候在黑龙江剿匪那些事，我们在外边吃的晚饭，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睡觉时偶尔你听见爸爸咳嗽声，但不明显。早上起来，姐姐说：“信夫，回去带爸爸到医院检查检查。”听了这话，我没太当回事。但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回到舒兰，到医院一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真好像晴天霹雳……

老人一直和小弟弟信明生活在一起，信明的孩子张琪正在读初三，明年要中考，如果老人在他家，势必要影响孩子学习，我自做主张决定把老人接到我们家，我来护理。

那时我还没有退休，一边上班，一边照顾老人。记得广州姨婆听说爸爸生病了，从南方来到北方，一住就是几个月。家里的姐弟们也是有时间就来我家，想要多陪陪老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信夫学会了买菜。那时市场没有现在繁荣，水果的品种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特别是到了冬季，记得最好的水果就是草莓，20元一小餐盒，爸爸牙不好就喜欢吃这个。我们每天都买，洗净后放到碗里怕酸再放上白糖，弄碎了用勺喂他吃。家里人多，为了防止把药吃重复了，我拿来一个本子，不论谁喂老人吃药，都要在本子上写清楚，什么时间吃的，吃的什么药。包括一天吃了几次饭，都吃的什么都记清楚，以便于观察了解爸爸的病情发展状况。

按照医生的建议，不用打点滴了，因为那样会增加心脏的负担，本来爸爸的心脏就不好，这样的话我们又不能和爸爸明说。止疼的小针每天都打，不用医生，都是我这个赤脚医生给打，爸爸最相信的就是我了。记得有一天，好像有一周的时间没打点滴，爸爸以为我们舍不得钱，就和信夫说，不用给我做好吃的，只要给我治病就行。爸爸真的不知道，为了给爸爸治病，我们吃灵芝孢子粉，一天421元钱，我们连续吃了68天，后来网上开始评论到底有没有疗效，最后得到了否定，我们才不得不停了下来。

我们兄弟姐妹同心协力，想尽一起办法和爸爸一起同病魔抗争，最终还是没有从死亡线上把爸爸拉回来，老人家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007年5月13日，享年83岁。

回忆（一）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叫张景新，是舒兰工务段的离休干部，也是舒兰市南城街道站前社区的一名普通党员。

我出生于1925年，在山东省即密县惜福公社前进大队的一个农民家庭，因父母早逝，我这个贫苦家庭出生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也从来没过过生日。参加革命后，是部队首长按照我的记忆，帮我推算确定为农历的六月十五是我的生日，也可以说是党给了我弟二次生命。

一、在苦难中挣扎

记得我7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家境十分贫寒，我不能上学，8岁就开始给地主扛活，当半拉子干零活儿。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天黑了才回来，经常遭受地主的皮鞭，过着不是人过的生活。冬天到山上给地主放牛，没有鞋穿光着脚踩在雪地上，脚冻的像猫咬的一样，把脚插进牛粪中取暖。为了维持生存，16岁的我不得不跟老乡一起闯关东，来到吉林省蛟河县奶子山煤矿挖煤。原以为离开了地主的剥削，换一个地方能过的好一点，可没想到，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没日没夜的在井下挖煤，简直分不开白天黑夜，累的腰酸背痛，并且随时随地都有井口倒塌砸死的危险，事实看，资本家的狠毒比地主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跳出火坑又入虎口。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革命，什么阶级仇民族狠一点都不懂，只是自己暗下决心，等我长的后，一定要去打打过我的人，因为我狠他们。

二、走上革命道路

记得1943年末的一天，一个叫王长河的人把我叫到一边，说带我到赚钱多，吃的好的地方去干活。这样我们一行10余人，几经辗转来到鸡西，再坐火车到丹东，来到一个日本人开的造船厂，了解个人的生活情况。我们看到他们吃的是不去皮的高粱米，用一个大锅没有锅盖闷的半生不熟的饭，没有菜，连咸菜也没有，很难下咽。我们就组织工人造反，提高工资改善伙食。王长河带着我们在那呆了一周时间，了解情况后，趁着江水退潮的机会逃了出来，我们又坐火车到了抚顺煤矿。他们开会就让我到门口去放哨，因为我太小，他们做的事情我还不明白，后来几经周折又带着我们回到了蛟河煤矿。后来我才知道，王长河是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是他把我带上了革命道路，使我成为一名正式的解放军战士。

时值1945年10月，我20岁了，参军不久，我单独执行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组织派我到营城煤矿完成扩兵一个排的任务。当时饥寒交迫的中国人民在苦难线上挣扎，要完成扩兵任务难度很大。于是，我就向逃难和闯关东的矿工、农民、和游民进行广泛宣传，把我知道的都讲给他们听，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解放受苦受难老百姓的，部队不但有吃有穿的。就这样，1946年春天，我带领新扩招的一个排的战友到九台，交给了组织，上级首长把这部分人整编到长春补充师第一大队，让这些新战士穿上了军装，享受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三、在战争中锻炼成长

1946年六、七月份，我参加了攻打长春的战役。当时国民党上有飞机下有大炮，活力强大，而我们的军队只有小土炮、步枪。战斗打的很艰苦敌我双方死伤无数，伤亡惨重。当时首长派我和其它三个人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将一辆马车拉的东西送到指定的地点。晚上4点钟，我们从长春出发，一路上没吃吗喝，还要躲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当时烟雾弥漫，火光四起，其它三个人早已不知去向，我感到责任重大，我赶着马车经过一天一夜的跋涉，终于把，东西安全送到目的地。首长非常满意，告诉我车上袋子里装的都是钱，是部队的全部给养。这时我才感到饥饿难忍，狼吞虎咽的吃了一顿夹生的高粱米饭，落下了严重的胃病。

在攻打四平战役时，组织上把我调到长春莫景余中队长身边，是团级干部，我做他的贴身通讯员。1946年5月组织又调我到牡丹江军区十四团，为团政委做通讯员，贴身警卫。，这位首长叫刘林兴，参加过长征，做过周总理的警卫员，战争年代救过周总理的命，总理逝世时，应邓颖超的邀请，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会。

在十四团时参加了围剿谢文东的战斗。谢文东原是抗联战士，后来叛变了，成了国民党一支小部队的总司令，成为土匪头子。有一次在壶水鳖战斗中，由于战斗非常激烈，且山陡峭险，首长奋不顾身往山下冲，不幸滚下了山坡，我作为首长的警卫人员，死命的追了过去，不顾一切的把首长抱在腰间，救了首长一条命。经过一天一夜的浴血奋战，把谢文东全团歼灭。

战斗结束后，我把首长安全送回团部，这时我才发现，不知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也不知是树枝扎的还是弹片炸的，我的鼻子左侧被扎出一个通气的洞，直到现在伤疤还清晰可见。

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十分关心我这个一天学也没上过的孩子的成长，曾先后送我到北安军大、沈阳铁路公安学校、上海公安学院学习，先后担任牡丹江公安部队排长；五河林车站检查站站长；梅河口铁路公安段执法排长；新站公安段干事；磐石、敦化、长春东、九台、舒兰车站派出所副所长、所长、指导员等职务。文革中任舒兰铁路地区人保组长，文革后任舒兰工务段保卫股股长，于1982年11月因患胃癌提前离休。

离开工作岗位，不能为党和人民做事了，我有一个想法，建好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关心老伴，教育子女，多支持孩子们好好工作。我本人每天除散步锻炼外，主要看书看报，了解国家大事，与人性情温和，心胸开朗，要有一个好身体，别让组织和孩子在我身上浪费资金和精力，以报答共产党对我的养育之恩。

根据爸爸生前80岁口述整理

（上报舒兰市南城街道

归纳到“老干部足迹”一书）

回忆（二）

婆婆与我

按照常规女儿的婚事要由娘家妈妈来做主，而我的婚姻偏偏是由婆婆决定的。我这个人比较固执，自打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就有那无休止的烦心事，什么当兵的同学来信了，东院的大妈来提亲啦，单位的同事有意了，都被我委婉拒绝。我暗下决心，不到三十岁不结婚。

1979年的“二月二”，我的最好的朋友让我去她家吃猪头肉。下班后，我骑着自行车碾这泥泞来到朋友家，一进屋，从窗台边的木櫈边站起一个大个子小伙子，炕沿边还坐着一位略微有点苍老的中年妇女，我感觉有点不对劲，过后才明白，朋友就是用这种方式为我提亲。

当时我并没有一见钟情的感觉，他比我小两岁，我觉得很不相当，我还在信守着我的诺言，用我心里的尺度衡量一切。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见面在他们家里掀起了波澜，我并不漂亮的长相和偏大的年龄没有成为问题，在她妈妈眼里，我就是她未来的儿媳妇，这次吃猪头肉注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五个月后，在她妈妈的催促下，我这个28岁的大姑娘，闪电般的结了婚，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这个三世同堂的八口之家。姐姐和姐夫两地生活，姐姐带着孩子住在娘家，三个弟弟还小，公公在铁路工作，一家子的繁重家务都落在婆婆的肩上。婆婆没有文化但很能吃苦，白天在铁路家属队做装卸工，回到家里还要养猪养鸡，由于过于劳累，身体特别不好，严重的胆囊炎犯起病来疼痛难忍，只有45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的多，我暗下决心，要与婆婆共同挑起家庭重担。

说来也怪，自从我结婚后，婆婆的“胆囊”就没有向以前那样疼过。我婚后的第二年，迎来了婆婆的46岁生日，我拿出半个月的工资，为婆婆买了一件衣服，婆婆用颤抖的手接过衣服，眼圈湿润了，她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给她过生日，是儿媳妇使她尝到了过生日的滋味。

后来，弟弟们都陆续长大了，到了该说媳妇的年龄，婆婆又把权利交给了我，用她的话说，只要你嫂子能看中的人保证错不了，我就肩负重任带着弟弟们去相亲。现在，几个弟弟都相继结了婚，弟媳妇们都很孝顺，婆婆逢人便说，是我这个大儿媳妇带头带的好，为全家带来了福分。

那年我有病，急着转院去长春，没来得及告诉婆婆，第二天，婆婆、公公和我妈妈三位老人来到了长春，一住就是26天。婆婆和公公住在离医院较远的姐姐家，刚开始是姐姐带着婆婆来医院看我，有一天，婆婆自己突然站在我的床前，我感到很惊讶，婆婆说她已经知道在那里换车，不来看看我，她心里放不下。当我第二次手术醒来时，第一眼看见婆婆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的流，我哭了，谁说婆婆不是妈，在我心里婆婆和妈妈一样伟大。

婆婆今年已经72岁了，岁月的年轮使她的脸上增加了许多皱纹，头上多了根根白发，“母亲节”那天，我拿着一束康乃馨送给她老人家，多想用孝心去弥补她儿时的欠缺，使她“返老还童”，在孩子们都呵护下永远年轻。

2005年写于舒兰市林业局

（吉林江城日报投稿）

附笔：

婆婆是在2018年12月14日驾鹤西去，享年84岁。还有三个月就到了婆婆去世一周年了，这个美篇也是对她老人家的思念吧！儿女们没有忘记两位可亲可敬的父母，不论到了什么节令我们都会去墓地祭祀的。

愿两位老人安息吧！保佑全家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