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追忆我的大学生涯

兰亭

芳 华

---追忆我的大学生涯

三年前的今天--2016年的9月10日，毕业三十周年同学会在安大校园里举行。三年眨眼就过去了，聚会时的兴奋、激动，离别时的不舍、惆怅都归于了平静。却不料前段时间同学在微信群里转发了一篇中文系的女同学回忆安大生活的文章，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记述了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那熟悉的场景、那曾经的往事拨动了我的心弦，深藏在心底的记忆就像一瓶尘封的老酒被不经意地打开了瓶塞，那醇厚浓郁的香气瞬间将你击倒而不能自抑……

1982年8月的一个炎热下午，收到了一封印有“安徽大学”字样的牛皮纸信封，里面夹着的是期盼已久的安大录取通知书。那个时候考上大学不亚于古时的“中举”，仅一会儿，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就像风似地传遍了大院。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带着赞许的目光看着你，心里美滋滋的走起路来也轻飘飘的。

作为文科生，填报文、史、哲专业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同住一个大院里的79级一位学兄，却向我力荐法律系。从他的口中我第一次听到陈盛清、周枏的名字，了解到了法律人才的断层，就这样我揣着毕业之后可以威风凛凛戴着大盖帽的梦想进入了安大法律系。

1982年的高考合肥六中的文科二班有三个学生考上了安大，另一男同学周泽清被中文系录取，女同学杨清上了外语系。报到的那天，我骑着家里的“飞鸽”牌28型加重自行车（就是这辆老“飞鸽”伴我骑遍了江淮大地，后文中详叙），驮着崭新的被褥、龙头上挂着一个大网兜，里面有脸盆、水瓶等一大堆生活物品赶到了周泽清的家（大西门省团校宿舍），与周一起骑着自行车沿着长江路进入了安大校门。

学生宿舍是始建于50年代的筒子楼，上下铺共八个床位，共用卫生间和洗漱间。为防蚊虫叮咬，一年四季都必须挂着蚊帐。寝室的中间放着两张写字桌，每人一个带锁的抽屉，里面放着饭菜票、学生证、日记本、相册、家信等私人物品。靠墙的柜子里摆放着8个热水瓶、饭缸、碗筷，开水是凭票限时供应的。每天上课时，饭缸都随身带着，以便下课后能在最短的时间赶到食堂吃上热乎的饭菜。一有老师拖堂台下饥肠辘辘的学生就不约而同地敲起了饭缸。

白天宿舍楼内静悄悄地，偶有穿着内衣裤匆匆跑进厕所里的，那一定是逃课躲在宿舍内睡懒觉憋不住尿了。晚九点半自习结束后，就像鸟儿归巢了男生宿舍里开始了一天的喧闹，倪菁华的“二泉映月”拉得如泣如诉，让人听了心里沉重睡不好觉；连佩彦一如既往地洗冷水澡，大冬天里冷水兜头浇下冻得他“嘿嘿”直叫；夏鹏飞的杠铃砸在了楼板上震得天花板噗噗落灰。程岳松静静地修着他的无线电，抽屉里电烙铁、线头、松香塞得满满满的；

时光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曾经的老师们有的已驾鹤西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牢牢印在学生的脑海里。《法学基础理论》的授课老师是康英杰，大大的脑门习惯性地手托着腮；《中国法制史》的廖炳扬老师，据说是刚解放的“右派分子”，一口宿松腔呜呜隆隆讲解着李悝的《法经》实在让人听不懂；《宪法学》的王乃寿老师眉飞色舞地讲述着“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天上下雨必有云”的三段论逻辑学老师是苏灵雨；现任的司法部高官袁曙宏当年曾带过我们《行政法》，舒城口音中的“基、资不分”，常惹得学生们暗暗偷笑。风度翩翩的史达心的《国际法》课程，最让学生们感兴趣的是参与抚顺审判日本战犯那段历史；《党史》课的季益品老师嗓音洪亮略带嘶哑，每次上课都拎着一个大水瓶，讲台上放着一个特大号的搪瓷茶杯，讲到彭德怀元帅“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时声泪俱下，台下的学生们听着眼圈也红红的。

著名的陈盛清教授那时已经70多岁了，他给我们讲授的是《外国法制史》，或许慑于他的崇高声望没有学生敢逃课。每次授课陈老佝偻着腰站在讲台上，一口水不喝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工整的板书写满了上下两块黑板。“汉谟拉比法典”“英美法系”“大陆法系”，陈老用软软的苏南话徐徐道来，引着年轻学子心驰神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坚冰初融国门乍开，各种学术思潮、文化流派蜂拥而至。喇叭裤、邓丽君、朦胧诗风靡一时，那时电视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上海滩》的热播竟让《浪奔、浪流》一夜之间在大街小巷里传唱，姑娘们都梦想着嫁给许文强。整个社会发生的巨变也深深影响着象牙塔内的年轻学子，那时安大校园里各种学生社团活动层出不穷，安大的“四牌楼”前广告栏里各类的读书会、诗朗诵海报花花绿绿让人目不暇接。记得参加过一次读书会，一位中文系的才子上台朗诵了他的大作，“雪 遮羞布 太阳出来了 把它揭开”。引得台下一片叫好声。

作为一名法律系的学生，虽不如外语系、中文系学生那么洒脱浪漫，但在那个年代里，如果枕边不放着几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都显得自己太落伍了。那时的手头拮据不允许购书自由，绝大多数书籍都只能从图书馆里借阅，好在安大图书馆号称有80万册藏书，极大地满足了学生们旺盛的求知欲。到了大学阶段，有了足够的时间来阅读，不像在高中时偶尔看个闲书都像做贼一样要防着老师和家长。 

每次到图书馆里，总是要抱回一堆书籍，以最快速度看完，然后再去借新的，薄薄的《借书证》很快就被盖满了印戳。虽然是学法律的但是我却更喜欢历史、文学、传记等方面书籍，像《红与黑》《九三年》《老人与海》《梦的解析》等名著都是在安大看的。晚自习时我最爱去的就是图书馆一楼东侧的“报刊阅览室”，那个年代畅销的《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收获》等大型文学期刊，我是每期必读，路遥的《人生》、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贤亮的《绿化树》、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都是在这些期刊上看的，甚至报架上摆放着的《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朝鲜画报》《罗马尼亚画报》我都喜欢翻阅。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多么好的读书氛围啊！完全凭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想看什么就看什么。阅览室里静悄悄地，连管理员也捧着本书在看着。眼睛疲劳了把书暂且放下，走到离图书馆一步之遥的号称“安大的未名湖”的池塘边透透空气活络筋骨，外语系的学生携着短波收音机在收听“美国之音”练习听力，树丛里人影憧憧隐约传来男女学生的低语。

春风拂面之下也有乍暖还寒之时，记得在1984年左右，校园的高音喇叭里又开始播放“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文章，男生带蛤蟆镜穿奇装异服，女生跳交谊舞唱靡靡之音都是精神污染的标志，好在这股冷空气毕竟挡不住春天的到来，已经开放了的国门是再也关不上了。

如果说阅读充实了我的精神，而骑行则开拓了我的视野。我崇尚着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哲学，大学四年我分别结伴或独行游历了很多名山大川，尤其是骑着那辆老“飞鸽”跑遍了江淮大地。记得是大学二年级放寒假时，辅导员罗元良老师要回老家四川探亲，让我临时帮他照看一下家门。那时罗老师一家刚调到安大来，一家人租住在北门外省测绘局旁的一户农家院里。老师的要求我爽快答应了，放假时到罗老师的租屋里转了一圈，没觉得有什么值钱的家当需要特别照看的，但看到了院子里的一辆自行车顿时眼睛一亮。要知道，三十年前国人家庭中的自行车应当算是大件了。立马骑着车子到安大校园里溜了一圈，恰巧碰到了六安的任志忠同学，他因为要等待厂里的顺风车，因此晚走了两天。把骑行的想法和他说了后，一拍即合。于是我骑着家里的“老飞鸽”，他骑着罗老师的车，带着张安徽地图和一个打气筒就这样上路了（罗老师要是知道请来看家人却偷着将最值钱的家当骑走，估计会气坏了）。那时正是数九寒冬，我俩沿着合巢公路一路狂奔，寒风直往脖子里钻，遇到上坡则低头猫腰用力踩着脚踏，遇到下坡则猛蹬几下双手放把享受着风驰电掣的快感。经过巢湖、和县，跨过长江当晚赶到了马鞍山，内衣早被汗水湿透，找了个带澡堂子的小旅社，跳进浑浊的大池里痛痛快快泡了个热水澡，也顾不上什么卫生不卫生了，一头钻进潮湿的被褥里酣然入睡。第二天强忍着胯下的酸胀疼痛继续前行。经芜湖当晚赶到了含山县刘能斌同学家投宿，刘的父亲还专门烫了一壶酒请我俩小酌，刘的父亲非常健谈，在饭桌上说的顺口溜我至今记得，“小小的含山县大大的电影院，除去京沪津全国都少见”

与任志忠同学的首次骑行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了，一到寒、暑假总是要骑着那辆“老飞鸽”到处游荡，大学三年级与高中同学朱伟又骑行到安庆，当晚赶到桐城投宿时天色已晚，摸黑找到了桐城中学，一路打听敲响了女同学张树梅的家门，张同学正在洗脚，我俩的突然登门惊得她满脸诧异差点一脚踢翻了洗脚盆。赶到安庆时，与安庆的同学潘法律、丁胜斌一起在长江边的振风塔下合了影，我记得当时还扮酷，带着个变色镜穿着件军用黄棉袄。只可惜这张彩照不知所踪。还有一次也是寒假，与宿州的同学约好，将“老飞鸽”随火车托运到宿州，投宿在张峰同学家里，他带着我探望了宿州的王宏、凡玉平两位女同学，品尝到了符离集烧鸡，酒酣耳热之后从骑着“老飞鸽”从宿州一路南下，经过蚌埠、怀远，感谢何懿、姚海燕同学热情款待，然后跨过淮河到淮南与连佩彦同学欢聚。就这样快乐地游荡，一路骑行感受到了皖北大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迈，也体验了江南小城晓岸拂柳的婉约，为日后同学重逢增添了几分回味。

“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大学往事怎么能少得了男女生之间甜蜜温馨回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安大校园里男女生之间的交往还颇多禁忌，爱慕情思的表达基本上还是“鸿雁传书”，安大“红楼”是男生们的圣地，胆大的男生经常借口看电影借凳子、借笔记、老乡会、同学会等理由悄悄地进入。考试前是男女交往的最佳机会。男生奋力从人潮中挤出，在图书馆里占上了两个挨着的座位，自此阅览室就成了男女同学互帮互学顺带培养感情的好场所。宽敞明亮的阅览室里一根针掉地下都能听见，女生发梢间那淡淡的香味撩拨着男生，男生心不在焉地捧着书不时瞟上一眼，女生心里明镜般的透亮，却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越到考前占座抢位越发地疯狂，为了明天能够继续挨在一起，男生在闭馆时甚至还用链条锁将两把椅腿锁在了一起，就像黄山天都峰上的连心锁。就这样秋波暗送陈仓暗度，法律系八二级男生72位女生29位，很遗憾竟没有一对“那个谁和那个谁可成了一家”。

时光就这样一天天过着，大学三、四年级时，刑法、刑诉、民法、民诉等主课都已经结束了，在辅导员老师的鼓励下，以我们二班学生为主，组织进行了模拟法庭的演练，我记得是选了一个抢劫的刑事案件，刘军等人是审判法官，张静、袁金明和我扮演了公诉人的角色，王敬安、陆林担任了辩护律师，被告人是田维权同学扮演的，为了逼真我们穿着借来的法官、检察官的制服、大盖帽，还自制了一个抢劫时戴的黑布头套。模拟法庭“一炮打响”，后来为了配合社会上的普法，模拟法庭还走出了校门，到银行学校、气象学校等中专学校进行过表演。

转眼毕业季就要来了，除了少数几位同学为了考研还天天躲在安大附小的教室里继续苦读外，大多数同学一边准备着毕业论文一边憧憬着走上社会的种种美好的愿景。那时的大学毕业生尚属“稀缺资源”，国家是按计划统一分配的，于是有的想回家乡有的想留合肥，有的想去高校有的想到机关，名额有限众口难调免不了有一番“暗战”。好在分配方案一朝公布，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了。失意、不满都统统消释在满满酒杯中，1986年6月30日晚，八二级法律系毕业聚餐在第二食堂的进行，每桌上摆放着油汪汪的红烧肉令人垂涎。同窗四载一朝离别，不舍惆怅迷茫心中百感交集。男生们拥抱干杯互道“苟富贵勿相忘”；女生们平时为针头线脑闹点小情小绪的，也抿了口红酒道个万福一笑泯恩仇；男生酒壮人胆对着钟情女生倾诉衷肠“爱你在心口难开”。女生红着眼圈低叹“恨不相逢未嫁时”；聚会上大家笑着喊着敬同学敬师长敬安大，明天一转身人生将跨入了新的里程，四载同窗将化为一个永恒的称呼：大学同学。

1982年到1986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我能够有幸在安大度过人生最难忘的四年。如今青春一去不复返，虽然曾经住过的203楼已经被拆迁，曾经打过开水的锅炉房、洗过澡的大澡堂、天天吃饭的第二食堂都在挖掘机的轰鸣中轰然倒塌，但是记忆里的老校区是永远不会被拆迁的，那红墙青瓦、那池塘垂柳、那文东楼、那教西325、那图书馆都深深印在了脑海中，都将伴我走完一生。

安大四年有幸结识了100位兄弟姐妹更是我一生的荣耀，就像前年30年聚会上那首主题曲里唱的“无论相隔多遥远，仿佛你从未走远，无论分别多少年，好像你一直在身边”。短短四年一世情缘，如果有来生希望还能做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