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遗珠：住友春翠收藏的中国商周青铜器

文藏书画

中国三代青铜器是古代中国走向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们造型优美，铸造精巧，铭文典雅，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1960年设立于东山鹿谷的泉屋博古馆，以精美的中国青铜器藏品而闻名。

住友春翠肖像

该馆隶属于日本四大财团之一的住友家族，馆名缘自其家族商号「泉屋」和宋徽宗敕撰的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泉屋博古馆藏品数量逾三千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住友家族第十五代家主住友春翠收藏的中国商周青铜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海外翘楚。

住友春翠出身官宦家族德大寺家，自幼不仅研习日本传统文化，学习茶道、能等技艺，而且熟读中国的四书五经。1893年，二十九岁的春翠作为养子进入住友家，第二年即继承家业，成为第十五代家主。住友家族因十七世纪在爱媛县开采并经营一座铜矿而发家，这座当时世界产铜量最大的矿山，在将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日本对外出口的重要支柱，奠定了今日住友财团的坚实根基。作为家族冶铜业的掌门人，春翠与青铜器的缘分似乎也在冥冥中早已注定，只不过泉屋青铜器收藏的开端却无关家业，而是源于其个人爱好—煎茶。

商代晚期 鸮尊

作为煎茶爱好者的春翠向往中国文人燕居书斋、品茶论画、赏玩珍宝的悠闲生活，他在家中开设煎茶会，邀请同好参加。茶会上除品茶席之外，还设置展览席，展览内容有书画、陶瓷、工艺品等，青铜器也列在其中。对于春翠来说，煎茶是暂离忙碌生活的一处「世外桃源」，在其精神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就不难理解他对于收集供煎茶使用的各种中国文玩格外用心了。只是当时的春翠恐怕未曾想到，缘于个人爱好的收集活动，经过明治、大正时期的不懈努力，最终竟形成了极具规模的青铜收藏。在他去世三十余年后，建于故地的泉屋博古馆敞开大门，世人终于得以走进这个由春翠一手打造的中国青铜世界。

商代晚期 牺首方尊

春翠的第一件青铜器购于1899年，是一件打算在煎茶会上用作花瓶的夔（读音:[kuí]）纹筒形卣（读音:[yǒu]）。他的早期藏品都是这类小型器，包括簋（读音:[guǐ]）、卣、壶、盉（读音:[hé]）等，用来在煎茶时盛装物品或水，充分体现了作为煎茶道具来收集的意图，这种情况在1902年发生了变化。这一年春翠购买了十六件青铜器，包括尊、方彝、敦、鼎、爵、钟等，几乎涵盖商周青铜器的所有主要器形。在当年举办的「十八会」上，这些藏品初次亮相就震惊全场。

商代晚期 瓿形尊

「十八会」是由关西地区实业家、美术商、茶人等十八人参加的小型茶会，山中商会的初代社长山中吉郎兵卫、朝日新闻社创始人村山龙平、上野理一、白鹤美术馆创立人嘉纳治兵卫等都是茶会成员。虽然当时的日本社会对于如何欣赏中国青铜器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是春翠的藏品仍然引发了大家浓厚的兴趣。人们惊叹于器物上怪异的线条，凸出的刻饰，无不被那虽显生猛可怖，却无法忽视的美学魅力所打动。对于春翠的收藏经历来说，这些明显不适用于煎茶道具的大型器隐约透露出一个讯息：他的主人正在探索茶具以外的收藏方向，并且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

商代晚期 凤柱斝

这个转变的起因要追溯到1897年春翠的首次欧美之行。虽然对西方文化并不陌生，但是身临其境后春翠还是为欧美国家成熟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所倾倒，特别是富裕阶层对社会公益文化事业表现出的态度引发了他许多的思考。在参观了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等一流博物馆后，西方社会源于纯粹鉴赏美术的艺术品审美观念极大触动了春翠，让他有机会重新审视日本旧有的艺术品收藏观念，并对其之后脱离茶具转向鉴赏美术的青铜器收藏产生了影响。

1903年是泉屋铜器的收藏高峰。春翠一连购入的十二件藏品件件精美，不仅包括被公认为泉屋铜器代表作的夔神鼓和虎卣，还有凤形斝（读音:[jiǎ]）、象纹兕（读音:[sì]）觥（读音:[gōng]）、牺首方尊等。这些铜器展现出的水准与之前用于茶具的铜器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初步奠定了泉屋博古馆中国青铜器的收藏架构。

商代晚期 夔神鼓

夔（读音:[kuí]）神鼓两面贴有鳄鱼皮，器壁厚度只有三至五毫米。青绿色的器表布满精细的纹饰，特别是鼓身上的神像让人印象深刻。神像虽是人面，却有羊角、虎耳、兽爪，并持羽毛。《书经·舜典》中记载帝舜曾命夔为掌管宫中典乐的乐官，该神像有可能就是夔神。此鼓原是圆明园旧藏，是非常罕见的青铜太鼓，只有一件出土于湖北崇阳的与之类似。

西周初期 虎卣

虎卣（读音:[yǒu]）造型奇特，传为湖南安化县与宁乡县的交界处出土，共有两件，外形基本相似，另一件藏于巴黎赛努奇博物馆。泉屋虎卣据说原本属于晚清高官盛昱，在其死后流入日本。春翠当时以四千圆的价格从京都古董商藤田弥助手中购得。

短短三年间，对于中国青铜器，泉屋主人显然已经摆脱了个人趣味而迅速确立了系统性与学术性兼有的收藏观。在同年向一般公众开放的东京帝室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前身）古铜器展览会上，共展出青铜器三十九件，春翠的收藏就占了十八件， 其余藏品都零星分散于不同藏家之手。就同时代的铜器收藏而言，春翠已经远远领先其他人了。此后的几年间，春翠每年都会购入青铜器，进一步补充了鬲（读音:[gé]）、罍（读音:[léi]）、匜（读音:[yí]）、盘等器型，网罗了诸多一级名品，基本完成泉屋铜器收藏的整体架构。

西周初期 大史友甗

中日两国的交流历史源远流长，近代以前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虽然种类很多也不乏精品，但是却与中国正统美术相距甚远。中国文物中的主流美术品，诸如商周青铜器、历代官窑瓷器、北宋水墨山水画、北朝佛造像等多是在明治时期流入日本的。泉屋铜器收藏形成于明治三十、四十年代，普遍认为与当时八国联军侵华、清末王朝体制动摇及社会动荡导致的文物大量散失海外有关。

明治四十年代后，住友春翠的铜器收藏暂告一个段落，入藏数量大幅减少，他开始积极筹划如何将这些至宝展示给全世界。《泉屋清赏》，这部出版于明治四十四年至大正五年的大型豪华图录，首次以图片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青铜器，更因为有滨田耕作、梅原末治两位大学者参与编纂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此之前，中国青铜器在中国之外几乎无人知晓，图录的面世将中国青铜器引入了世界舞台。

西周中期 虎鎛

泉屋铜器收藏在大正时期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期，1917年出现了一个入藏高峰，购入了部分陈介祺（清末大收藏家）的旧藏。春翠在这一年一举购入陈介祺所藏的十一件编钟中的十件，填补了藏品中乐器类的空白。除此之外，带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进入春翠视野的，宰椃（读音:[háo]）角、彔（读音:[lù]）簋等多件精品的入藏，极大提升了泉屋青铜藏品的学术价值。历来以造型美而让人印象深刻的泉屋铜器，从此之后在金石学研究领域也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

清末咸丰年间，山东省寿张县梁山出土了七件青铜器，由于器型特别且有铭文而成为清末民初金石学界的一件大事，被称为「梁山七器」。如今这七器已经流散于世界各地，其中的大史友甗（读音:[yǎn]）被保存在泉屋博古馆。大史友甗高五十二点二厘米，口沿下饰夔龙纹，三袋足上饰高浮雕牛角兽面，甑底有五个十字孔以透蒸汽，内壁铸有九字铭文「大史友乍召公宝尊彝」是西周早期甗的标准器，也是住友春翠收藏晚期的重要器物之一。

春秋中期 螭纹方鼎

晚年的春翠将更多精力投注在藏品的研究、保存和公开上，在一1922年又发行了《增订泉屋清赏》五册。图录刊载了更为精美的图片和更为详细的铭文拓本，同时加入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是春翠毕生收藏的集大成。兼具艺术性和学术性的图录配有全英文解说，在日本国内和海外同时发行，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轰动，将泉屋铜器及其主人的知名度推向了顶峰。春翠逝世时，英国《泰晤士报》专门刊发文章，评价他为「世界知名的中国古铜器收藏家」。

明治至大正期间，日本富裕阶层中有不少人对中国文化、美术都有深刻理解并陆续参与到相关活动中，但他们对于中国文物的收藏大都开始于辛亥革命时期，只有春翠提早涉足尚无人注目的中国青铜器收藏。这既与当时中国大量的文物流出有关，也与春翠受欧美文化熏陶形成的开放的文化价值观有关，更因为当时的日本有接受的土壤—煎茶道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基础。春翠的收藏经历完整地呈现出由煎茶道向鉴赏美术的转变，是近代日本社会接受中国文物风潮的一个缩影。摆脱实用主义回归纯粹鉴赏的收藏观念在明治初期虽已萌芽，但其在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变为一种全社会的共识，对近代日本社会接受中国主流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翠的理念提早了至少十年，显示出远超同时代人的先驱性。

商代晚期 鸮卣

商周青铜器体现了一种原始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宗教情感和观念，与坚实、稳定的造型一起反映了人类文明早期的那段岁月。对于近代日本人来说，这种风格未免太过强烈，唯有那些对中华文明有深入了解的人才能欣赏，春翠便是其中之一。泉屋铜器藏品深深打上了他的个人印记，时光荏苒，住友春翠与他的中国青铜器收藏却从未淡出人们的视野，关于泉屋铜器的研究仍在继续。随着海内外的学者不断从这个巨大宝库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我们知道，住友春翠与泉屋青铜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