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书生涯

甘肃默然

    有时候，命运像轮回一样，某一阶段会从那里出发，转一个圆圏又回到起点。不变的是时间，像疾鸟，划过了无痕的天空，白云依旧，述说着现实的平凡与真实。

    1987年，师范毕业的我，还没等到分配，就被夏刘小学的周校长硬性“抢”到学校，上了一周的课。周校长说，不抢，你可能会分配到川区学校的。我权衡了一下就去了。

    一周后，一纸公文把我分配到了老家的显胜中心小学。隔墙就是我就读三年，毕业后中了状元似的从108名同学中脱颖而出、考取中等师范学校的显胜初中。

    一桌一椅一灯一床的办公室，是土坯木椽的平房，桌子是纯木打制，隐约可以分辨出最初的油漆是枣红色的，不知道陪伴了多少任主人。深蓝色人造革包裹的软椅，底下装弹簧的三条木条松散了两条，弹簧像什么动物的内脏似地耷拉下来，根本无法落坐。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座椅。我从老家带了榔头、钉子，叮叮咣咣地好一阵敲打。

    分配的课程是二年级数学和三年级语文。当我第一次正式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台下的几十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教室里没有一丝杂音。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教师这个职业的神圣——不是标语口号式的，不是红烛春蚕般的，不是“工程师”“奠基者”这些平素耳朵都磨出茧子来的赞誉依附在自己身上的那种麻木的感受，而是心灵深处一瞬间的震动。几十双明亮的眼睛，在略显昏暗的教室里闪烁着火焰一般的光芒，不带一丝杂尘，黑葡萄一样清纯而整齐，那一刻，我仿佛变成了一位富有的庄园主，一瞬间就拥有了无数颗宝石。我下决心，一定要作个好老师。

    教书前照例要熟悉学情。二年级的数学，原本是简单的，但作为全区“JIP”实验班级，一年级在全区的成绩排名却在倒数行列；是一位叫什么峰的临聘教师教的，据说我分配来接替了他带的课后，他被辞退了，我的心里稍稍有些不安，但一闪念就过去了。

    每天把升到二年级后“十以内加减法”还计算不顺溜的十几个“差生”留下来，让他们拥在我的床边，为他们补课，一遍又一遍地讲“凑十法”，并口头出题，让他们演算，逐个地检查练习本，纠正错误……校园南侧的大树上，陪我上过初中的喜鹊窝又胖了一圈，秋去冬来，天渐渐地凉了。

    第一次学着搭煤床，全然不得要领。麦秸火没有拍细，覆在床腔里的煤堆上直冒黑烟。张老师、刘老师耐心地教我，很快就掌握了要领。曾经被煤烟“打”了一回，头昏脑胀的我学会了对付一氧化碳的方法，就寝前必要掀起厚重的木床板，用铁搓子将河沙般的煤灰一层层刮平，再刮平，并打开门框的合头，半点也不可马虎。同行的老师们教诲我：弄不好会出人命的！

    从落满灰尘、蛛网纵横的储藏室里，翻腾出一个“小学数学教具箱”来，不知是什么年月上级配备的，还没有打开包装。捡出几件“圆面积”“圆柱体积”教具及“行程问题教学演示仪”等一堆“杂物”，觉得称手，就用在教学中。听明白、看清楚了的孩子们高兴得就差跳起来！督导室的左主任像天外来客似的，倏然莅临要求听课，校长派到我的班上。正好是行程问题，正好带着“演示仪”，正好孩子们听得高兴极了，   顺溜地上完了第一节。第二节是平行班，带着教具进入班级，我发现教室后面，那位驼背得让人惊异，但表情十分严肃的上级领导左主任，又端端正正像学生一样坐在教室后面等我开讲。

    我忐忑不已。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地听我的课？以为自己犯了什么大错。

    事后校长告诉我，左主任说，这个娃娃课上得好，他想再听一节 ，平行班就平行班，同样的内容就同样的内容……

    一个下午，见高年级一名被留下来的学生，双手倒背、捏着卷成卷的语文书，老和尚念经似的背解词：

    “鳖就是王八，王八就是鳖”；

    “鳖就是王八，王八就是鳖”……

    放学后空寂的校园充斥着他可笑的背诵声，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像从花生米中吃出了一糠老鼠屎，我终于按捺不住，撂下正在批阅的作业出门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他非但机械地要一遍又一遍诵背“鳖"这般简单的词语解释，而且，更令人发指的是，在背诵“茱萸”的注释时，把“据说可以避邪”的“邪”，读成了“牙”，并且读得很重很重！

    初为人师的时候，就是这样较真。

     一名姓毛的孩子学习优秀，数学尤佳。尽管他不是我带的学生。中期考试时，一道应用题，全班皆错，只有他做对了，却被他的任课老师打了叉、扣了分。他找到我，内心的不平挂在脸上。我细读了题目，告诉他：你做的是对的，但你不要再找老师纠正了，那个老师本身就不会这道题的。得到肯定的他高兴得像打赢了官司。

    一名姓施的学生，仗着班上个头最高，总是揪女生的辫子、扇男生的耳光。多次耐心劝说无效后，忍无可忍的我在一个放学后师生大多已经离开了学校的下午，将他带到办公室，关上门，狠狠地用巴掌修理了一顿，并摔出我上师范时买的几本书，什么《少林武术秘籍》，《八卦掌》之类，质问他：

    “是不是想和我练练”？？？

    效果是良好的，从此这名学生再也不敢在班上生事了，并且还传播出了“老师有武功”的小名声。多少年后，我以为这名学生会记恨终生的，但几十年来，许多教过的学生见了我都不认识了，唯独他，每次见到，必要抢到我的面前问候，言必称老师。

    日复一日的教学工作，早出晚归，青灯相伴。我们平凡而低微，曾经羡慕过学校大门对面供销社的售货员能够凭借特权买到平价的尿素；曾经仰望过前来检查的上级领导，对他们指导工作的反馈一字不落地记录；曾经为了迎接检查，与张副校长到城里买制作展板的三合板，为省经费舍不得雇三轮车，冒着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抬着那几页板去赶班车。也尝试着指导学生互批作文，受到了校长的批评：“你这是偷懒”！

    总之，从教之后的日子，诗和远方被粉笔和黑板一天天地磨平，师范期间曾憧憬过的远大理想，从天空扎扎实实地落在了大地上。第一年，我还订阅了《星星》诗刊，那也许是这个偏远的乡镇唯一有人订阅的一份窄长版本的奇怪的杂志，骑绿钢皮自行车的邮递员每次送来杂志，都要打量我两眼。但第二年我就舍弃了。那年，因在上师范期间发表的几篇稚嫩的文字，收到了庆阳地区文联寄来的庆阳作家协会会员证，却已经不复有学生时代的惊喜，悄悄地藏在办公桌屉里，不再奢望成为作家。教小学的工作量太大了，单是批阅作业和写教案，每个晚上就要花至少三个小时。

    一年后，我习惯了钟声之下、粉笔灰中的教师生活。也曾一次又一次接到远方同学们的来信，有学弟学妹们分配到了好的单位，由衷地为他们高兴，有同班同学高升调到了行政机关，也真诚地发去祝贺。更多的是波澜不惊的平凡日子。

    不必说下雨天我们合好黄泥，用并不娴熟的手操起泥模子补平教室土墙上的疤痕；不必说暴雨来临时我们把孩子们一个一个抱起来涉过路边的水渠嘱咐他们注意安全；不必说撂下粉笔的双手怎样操起农具把校园的菜畦种出绿油油的白菜和红艳艳的辣椒，也不必说边教边农的我们，在每一季夏收之后如何挥着阳光咬掉一层皮的的手臂重返课堂，那个年代的教师，是发乎内心地约束自己，万万误不得学生一节课。记得毕业两年后的我，周末受学弟之邀参加庆阳师范文学社年会，晚上和铁哥们儿捂着一床被子聊到深夜，为了不误第二天的周一值周工作，凌晨四点钟我就骑自行车60华里返回学校，第一个进入校园，敲响了挂在老梨树上的那面铁钟……单是去一位姓郭的孩子家家访，临走前孩子的父亲无论如何都要塞在我手中的那枚大苹果，初为人师的教师生活也在几十年后让我自己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

    无意插柳柳亦青。教书之余，我接受了教育局杨兴中主任安排的转差工作项目，放学后把自已关在办公室写项目小结，涂鸦的文字《差生的辅导与转化》被庆阳地区教育处排印出来，发放了好几个县，供老师们“学习”，还被推荐获了甘肃省首届教育革新促进一等奖。这真是万万没有料到的。当年，教委调我到夏刘小学任教导主任，并兼任了乡教委教研员，1991年，我离开了显胜小学，又去了周校长“抢”我去的那所小学——夏刘小学。

    这时候校长已经换成了一位姓刘的，为了防盗，他极为认真地找匠工在会议室内山墙上制做了一个钢筋水泥的柜子，加装了铁制柜门，结实如银行存现金的保险柜，把学校最值钱的彩色电视机安置其中。

    那台电视机特别贵重，满乡镇都找不出几台，是教学之余，备课之后，全校教职工最好的陪伴。

       一年后，在毫无预感的那个冬天，又一次沾了文字涂鸦的光，我诚恐诚惶地接到调令，离开站了短短六年的讲台，结束了教书生涯，返回了就读师范的这座小城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