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工农兵学员

李海洪

前言
 
我们曾经为拥有“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而觉得自豪，我们也曾经为戴着“工农兵学员”的帽子而感到压抑。
工农兵学员的历史，是一段真真实实的历史，客观存在的历史，我同样怀念自己作为工农兵学员而度过的大学生涯。
与文革后的大学生们相比，我们真正用于学习知识的时间少了，这是一份遗憾。但是，我们也经历了他们不可能再遇到的事情，这难道不是一种对“社会”的学习吗？
今天的大学生们，不会有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不会因许多无谓的事情而浪费学习时间，他们比我们有更为安静、优越的学习环境。
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羡慕你们。

我的工农兵学员生涯是在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度过的。
先简述一下上海科技大学的历史：
上海科技大学筹建于1958年，1959年正式建校，郭沫若为学校题写了校名。

郭沫若题写的校名

1959年9月13日新民晚报：上海科技大学正式诞生

市委任命周仁为上海科技大学校长、任命刘芳为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

1959年周仁校长主持上海科大首届开学典礼

建校初期的上海科大校门

跨进上海科学技术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地处嘉定南门，1973年9月，当我提着行李，第一次跨进大学校门，校门口那一块我当时不清楚是哪一位名人题写的校名牌幅，让我有了一种神圣的感觉。
大学，我心目中的圣地，小时候，我憧憬着北大、清华、同济、复旦、交大，这些响当当的校名。我不止一次地做梦：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名牌大学，美丽的校园风景、标准的运动场、明亮的阶梯教室、宽敞的阅览室、设施齐全的实验室……
上海科技大学与名牌大学相比，只能算是“小儿科”了，但是，它毕竟是所大学，而我，终于圆了进大学读书的梦。这时，是1973年9月，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大学读书。
我们是文革中第三届工农兵学员。前两届学制为三年，我们这一届由于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学期延长至三年半，当然，起初半年是重点补习高中课程。
于是，在上海科技大学，我开始了我的人生第二站，我的第二个三年半，我的大学生涯。
放下行李，办好了各项手续，作了简单的安顿，我怀着有些激动地心情，迫不及待地对我将在此生活、学习三年半的学校，作了一番“视察”。
操场有三个篮球场大小，安放着三副篮球架，是沙土地。足球场不太平整，草皮也参差不齐，但尺寸还算标准，四周是煤渣跑道。宿舍大楼前的空地上，有沙坑、单杠、双杠。对于这些场地、设施，我已相当满意。我的小学，只有一个小得可怜的操场；我的中学，操场较大，四个篮球场，但没有足球场；我下乡的连队，在我们知青的强烈要求下，修建了一个水泥场地。为了做一副篮球架，我们知青不知跑了多少路，去寻找合适的木料。今天，清晨能绕足球场跑跑步，课余饭后，能在单、双杠上活动活动，我还有什么奢求呢？后来学校又建了一座25米长的游泳池。

上海科技大学校景（图片源自网络）

我们的宿舍大楼呈E字形，共五层，四层的一半及五层住女生，下面是男生。（男女生同住一幢宿舍楼，后来导致了一些事件）每间宿舍住六人，上下铺，有壁橱，并不显得拥挤。“E”字的每一横，都有公共厕所、洗漱、洗衣场所，两小间安装有莲蓬头的洗澡间。这种生活条件，和下乡时的兵团生活相比，已经有天壤之别了。
当我踏进阶梯教室，心中又是一阵欣喜，宽敞、光线充足，四块宽大的玻璃黑板，可上下移动，我想起了小学、中学，老师上课时不断地擦黑板都要占去不少时间。
图书馆、实验室、大礼堂、教学大楼前圆圆的大草坪（以后我们经常躺在大草坪上看书、温课）。

上海科技大学图书馆（图片源自网络）

我知道，那些名牌大学，条件要比上海科大好多了，但是，我已经感到了满足。关键是，我是来读书的，有机会坐在大学教室里上课，比什么都重要。
上海科大那时分五个系，我所在的三系（无线电系）是最大的一个系，有四个班：7331（雷达）班，7332（微波）班，7333（电子测量仪器）甲班、乙班，我班排行老幺，7333乙班。

上海科技大学无线电楼（图片源自网络）

我班共33名学员，其中6名来自部队，上海工厂来的3人，其余24人都是下乡知青，来自黑龙江、内蒙、江西、安徽、江苏、云南等地。
33人中，党员9人，团员21人，另外3人在毕业前都入了团，实现了班级党团员“一片红”，大学里有2人入党，班里党员人数增致11人。
互报“生辰八字”，我成了小弟弟，33人中，我年龄排在倒数第二位，只有一个女生比我小三个月。
根据档案材料，学校早已拟定了各个班级的班干部人选。说起来，我班也有“知名人士”，班长，赴内蒙插队知青，他所在的知青集体户曾被誉为“风雪草原好八连”，在《人民日报》上作过报道。支部书记，是我班6名来自部队的学员中唯一的女兵，“女士优先”法则又一次得到了体现。
我们班还有这样一些“人物”：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儿子在我们班；导演鲁韧的女儿也在我们班，那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应她之邀去她家玩。当时鲁韧导演不知是不甘寂寞，还是紧跟形势，刚刚导演了一部电影《丹心谱》。我们去鲁家时，鲁韧导演正在里间休息，屋里传出的声音分明是《今天我休息》的录音，我知道，鲁韧导演留恋着昔日的辉煌。
小学里，我当过中队长，臂上戴着两条杠，十多年后，我又当上了干部。不过，干部职务多多，似乎你只要愿意，就能当官。我们33人的集体，班委5人，党支部委员3人、团支部委员3人、民兵排长1人、民兵班长3人、学习小组长3人，再加上英语、数学、专业3名课代表，还有“芝麻绿豆官”宿舍室长6人，如果一个萝卜顶一个坑，那就是27名“干部”，占总人数的82%，当然，有人兼职，二职或三职。我这个团龄仅一个月的团员，当上了团支部文体委员，还是我们宿舍的室长。就这样，“干部”人数还是超过班级人数的一半。
我宿舍6人，1个部队来的，其余5人均为“插兄”。我睡上铺，我的下铺，来自安徽；对面上铺，是江西来的；下铺，也是来自安徽，党员，老三届，成绩不错，是我们的数学课代表，后来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另一人，我已忘了他是去何处插队的了。

无休止的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对建国以来所有上层建筑、经济领域所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全盘否定，“教育战线十七年来执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工农兵学员进大学的任务就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我进大学时，各大中小学随意揪斗、批判、隔离审查校领导、教师的行动已减少很多。当时，我没有那种觉悟和胆量去反潮流，我也真的相信，确实有一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混进了我们的教师队伍之中。但是，对社会上随意揪人、斗人、打人、关人的行动，我是切齿痛恨。
今天，当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七个年头，我可以以工农兵学员、“主人公”的身份，参加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之中去，我不免有些热血沸腾。于是，我积极投入了大学读书期间开展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之中去。
张铁生的一封信余波未息，我们进校伊始，劈头赶上的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那时，校内道路两侧，竹篱笆搭起了一排排栏架，供贴大字报之用。我们白天上课，晚上抄写批判稿张贴出去，大字报栏架上每天夜里都覆盖上新的大字报，我们真有点像五四时期的“热血青年”。今天看来，这是一段悲哀的历史，我体会到了我、我们这些人当初的愚蠢、盲目、不成熟。当时，我20岁。
老师们上课时总有些战战兢兢，不时言不由衷地说上那么几句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英语教材，除了正常的教学内容，加进了不少政治内容，于是，我们熟记了诸如“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之类的政治口号。
教育革命持续了近一年，又开始了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农、不忘工农”教育活动，这时，新一届（74届）工农兵学员入学了。我们系召开欢迎新生大会，由我们73届每班选一人向新生作“来自工农，不忘工农”发言，我班由我发言。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作“报告”，一百多位新生坐满了阶梯教室，我心情十分紧张，眼睛不知朝哪里看才好，浑身汗如雨下。也许，这是一个人走向成熟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我回忆起了我的兵团生涯，回忆起与兵团职工所建立的深厚感情。讲着讲着，我的语言逐渐流畅，眼睛也敢于直视台下的一百多人。
我的发言也许引起了大多数“来自工农”的学员的共鸣，当我发言结束后，整个教室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系领导也迫不及待地取去了我的发言稿，实际上，我所讲的，已经完全不是我稿子上所写的内容了。
我坐下后，旁边接下去就要发言的微波班的同学低声对我说：“你应该最后发言，我已经没有胆量上去了。”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林批孔批宋江”，我当时并没意识到批周恩来这个含义，只是凭着自己对《水浒》内容的熟悉，写出了一篇篇批判稿，批判宋江的中庸之道，批判宋江的受招安。
1973年，邓小平复出。但是，当邓小平以伟人的气魄，开始全面整顿时，一场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开始了，我们又一次掀起写大字报、刷标语的狂潮之中。于是，中国的整顿、改革、恢复、前进的历史步骤又一次被推迟了。邓小平也又一次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当时，凡有重大事件、“最高指示”发表，只要一听到“今晚有重要新闻”的通知，各班立即派人抢占要地（尤其是校园围墙），贴上白纸，只等新闻公布，立即刷上大幅标语。哪个班没有在显著位置上刷上本班署名的标语，就会感到落后于形势。
文革中，曾出现过一部长篇诗篇：《红卫兵之歌》，几被吹捧为反映红卫兵运动的文艺作品“样板”诗篇，其中有描写刷标语的诗句：“一个字用八张纸，从深夜写到黎明。”文革中，全国各地写大字报、刷标语、用去了多少白纸、浆糊、墨汁、毛笔？和工农业生产的停滞相比，这种浪费也许只是“牛毛”，但这纯粹是一种“浪费”，因为它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没有丝毫推动作用。
伴随着政治运动，我们的大学学校生活进入了第三个年头。终于，人们厌倦了，学生们也厌倦了，厌倦了这无休止的运动，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对它感兴趣了。渐渐地，教室里夜自修的人多了，阅览室看书的人多了，教学大楼前草坪上、石凳上温课的人多了。这时，重拍电影《年青的一代》，来上海科技大学拍外景。借此契机，所有的大字报栏架拆除了（以后再也没有竖起来），校园整理一新，甚至在拍摄场景处，给树叶喷上了绿色。这时，上海科大又呈现出一丝大学的摸样，出现了一种学习的氛围，我们的专业知识学习，也到了紧张时刻。我们已深深地体会到，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啊！

课余生活

同学们大多来自农村，经历过插队（农场）的锻炼，又大多处在二十至二十五、六这一年龄段，精力充沛，即使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期间，同学们也不失时机地开展一些娱乐活动。再者，由于张铁生的一封信，周恩来总理提出恢复的考试制度又悄无声息了，我们的学习任务相对轻松了些。说实话，我并不惧怕考试，从读小学开始直到今天，无论什么考试，考前我都不复习，考时也心情轻松。只要上课时认真听讲，完全理解，能独立、比较自如地完成习题，那考试又有什么担心的，不就是这些内容吗？
在相对轻松地学习课余，我是班级里的文体积极分子。我的下铺在安徽插队时，他们的集体户有一个围棋圈子，下的时间长了，都颇有“造诣”，其中有一人，曾打入安徽省的前三名，后调入省围棋队。他进大学后，在我班刮起了一股围棋“旋风”，有五六人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宿舍也成了“围棋角”，一有闲暇，即杀上一盘。对于那些初学者，能饶上九子，棋盘上星位、天元尽是黑子，但仍被他杀得片甲不留。我小时候也下过围棋，跟父亲学的，但完全是“野路子”。我不会布局，不懂定式，完全凭感觉下，觉得可以断你，就断，觉得有机会杀你，就展开绞杀，觉得你活的希望不大，就毫不客气地点眼。我下围棋，完全是一种“无理”下法。我的这种下法，他也颇感头疼，他无可奈何地对我说：“你赢不了我，但我怕你的‘断’”，他最多饶我二子。
打扑克，主要是“四十分”，我们经常开展宿舍对抗赛。我有个特点，打牌时间拖得越长，我的精神越好，越沉着、冷静。在我的鼓舞下，我和同舍搭档总能在“三番牌”、“五番牌”的较量中夺得最后胜利。
我身高1.84米（与郎平一样高），这样的身材也算可以了，被体育老师看中，参加了校篮球队，排球队，这真是赶鸭子上架。我小时候从未打过大球，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水平“臭”极，参加大学联赛时，我多数时间坐在替补席上。
不过，我反应较快，身高尚可，当篮球比赛对方的投球手连连命中时，老师就将我换上场，不指望我得分（我从没练过，投篮怎会准呢），任务就是专门封盖对方投球手的投篮。我校篮球队有两个高年级学生，一是“长脚”，身高1米88，篮下进攻、抢篮板球颇为了得；另一人我们叫他“大鲁”，外围投篮相当准确，此二人在高校中也有点名气。那天，某高校教工队慕名而来，挑战我校校队。比赛中我曾被换上场，专门盯防对方的一个“神投手”，我也发挥神勇，连续两次将对方的投篮打出界外，“火锅盖帽”声砰然作响。虽然我上场没几分钟，但这两次盖帽也博得了满堂彩。
打排球也是如此，我掌握不好扣球的步伐、起跳、手势，很难扣出好球，后排鱼跃救球根本不会，但老师觉得我拦网不错。于是，当对方的主攻手轮到前排时，我上场的任务就是盯人拦网，遏制他的攻势。
在校篮球队、排球队，我年龄小、水平差，队友们并没有看不起我，球队同学间的融洽气氛，互相戏谑笑骂，深深感染了我。每当去外校比赛结束后，大客车将我们拉至澡堂，浸泡一番后，又来到饭店，往往是老师作东（比赛补贴少得可怜）。同学们都是工厂、农村来的，谁不会抽烟喝酒，自是一番热闹场面。
学校每年举行一次运动会，参与者众多。每当一个同学参加某项比赛，全班同学都在边上为他加油。最热闹的地方要数跳高架旁，当时，世界上跳高的最新技术——背跃式已被普遍采用，而在我校，我们也看到了背跃式。当外系的一个新生第一次试跳，以背跃式跃过横杆时，全场轰动，其他赛场的观众也纷纷拥来，顿时，跳高架四周被围得水泄不通。可惜，这个同学的跳高动作是不规范的，跳高应是单脚起跳，他却是双脚起跳，因而只跳了两次即被取消资格。围观的同学不管这个，只希望一饱眼福，大家齐声高叫着：“让他跳，让他跳。”“升高横杆，升高横杆。”顺乎民意，当裁判的老师破例让他继续“表演”。受热烈场面的鼓舞，这个同学的表现欲极强，一次次的以独特的背跃式跃过横杆，全然不顾背部一次次沉重地落在沙坑里（当时没有海绵垫）。最后他的“成绩”只比获得第一名的篮球队的“长脚”差三厘米（“长脚”以跨越式连续几年都是跳高冠军），但他获得的欢呼声远远超过了“长脚”。
班级之间的篮排球比赛，矮子里挑将军，我都是主力，我也参加过游泳比赛，环嘉定城长跑比赛，都没获得名次，按今天的话来说，重在参与吧。
我们的大学生活是清贫的，当时，工厂来的学员是带薪读书，条件尚好（也只三十几元工资），我们农村来的，只有十七元五角的生活费，但是，和农村相比，我们的条件又好多了，业余生活丰富多了，我们知足常乐。当晚上温课结束临睡前，相约去嘉定南门饮食店吃一碗阳春面，对我们来说已是莫大的享受。
学校大礼堂半个月放一次电影，唱主角的是“样板戏”，还有一些文革中拍摄的适应当时形势的电影，如《决裂》、《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等等。而印象最深、最使我感动的则是《创业》，不谈它的政治观点，张连文（饰“铁人”）、李仁堂（饰油田党委书记）的表演，活生生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有时，也放几部文革前的影片，放映前喇叭里不断说着：“请大家带着批判的眼光观看。”于是，我们有机会欣赏到一些久闻其名，在文革前由于年龄小而无缘看到的影片，如《兵临城下》、《抓壮丁》等。
1975年，为了体现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成果，上海高校举行了歌咏大会。说起来，今天回忆这次歌咏大会，感觉极差。我们演唱的都是《工农兵学员之歌》这一类歌曲，不是在唱，而是在叫喊，满腔热情地叫喊，以表现我们的“精神面貌”。

这是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剧场的舞台上表演

校园丑闻

毛泽东主席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工农兵学员，也并不那么清纯。虽然，都是来自工厂、农村，接受过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经历了数年的改造世界观过程，作为知识青年的优秀代表被选送进大学读书（部队学员则出自于“革命大熔炉”）。但是，换了环境，新的条件、新的生活道路、新的机遇，出现了人间百态，学生中有人干出了出格的事，说是“丑闻”毫不为过。
一系的一个学生，被校方处分，并在校内显著位置贴出了通告，“罪名”是偷窃。那一次，他和同宿舍另一个学生去洗澡，拿换洗衣服时，他看见对方将手表放在枕头下。刚出门，他说另换一条短裤，又进了宿舍。短短几秒钟，他已将那块手表藏匿了。随后他始终寸步不离地陪伴着那个同学，洗完澡又去大礼堂看电影。当最后发现失窃，疑点集中于他身上，校方展开调查后，才惊奇地发现，在两个月时间里，该生已在一家寄售商店卖出了五块手表，不是偷的，就是“拾”到的。他们班的同学也明白了，这个学生的家境并不好，却有着抽烟，经常上饭店吃喝的经济基础。
而五系一个学生的行为，则可以被看成在演“幽默小品”。他经常无故失踪，两三天、三四天，宿舍里不见他人影。星期天同学上他家去，也找不到他。等到他露面了，别人问他，说是“睡觉”。老天，他是躲在哪里一“睡”就是几天。有一次，他竟然失踪两个月，毫无音讯。等到他再出现，系领导找他谈话，回答说是应原下乡的插队知青之邀，回了江西。后来放暑假时，与他同一地区插队的知青学员也回了江西，回来告诉别人，此人当时根本就没在那里露过面。此人的失踪之迷，始终无人解开。
后来，这个学生制造了一次轰动效应。一天晚上，几个学生在嘉定南门吃完面回校，发现他躺在河边小路旁，手指上有刀口，鲜血染红了手掌。将他抬至校医务室包扎，询问情况，说是被人抢了。本校学生被抢，校方立即报案，嘉定县公安局来人调查。一检查伤口，来人狠狠训斥了他几句，甩袖而去，原来他是“自伤”，众皆哗然。当然，谁也搞不清他到底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
我们三系，倒没有出什么“爆炸性”新闻，同学们课余饭后聊作笑料的，无非是几个部队学员与女同学晚上躲在小教室里卿卿我我、搂搂抱抱，这也算不上什么丑闻，年龄大了，人性始然。别说，这些部队学员还真有一套，泡上海妞的手段高超，像雷达班的小张（浙江兵），电测甲班的老刘（江苏兵），毕业后都是和班里的女同学或上海姑娘结的婚，令我们这些上海宁钦佩之余，自叹不如。
1975年，发生了一件在全校引起震撼的事情。9月13日晚，我正在宿舍里做习题。我住在宿舍楼二楼，靠南端，E字形一竖的底部，隔壁就是厕所、洗漱间。时间已近晚十时，只听隔壁楼上（三楼厕所）窗框哗啦一声响，紧接着楼下“通”的一声，有重物坠地。伸头朝下望去，一楼不住人，没有灯光，漆黑一片。几个同学拿出手电，跑到楼下一看，地上躺卧着一人。大家七手八脚，将他抬到医务室，不禁掩口失笑，一个大男人，衬衫内居然穿一件女式方领衫。闻讯看热闹而来的同学挤满了医务室，而宿舍楼（尤其是四、五楼女生宿舍）早已人声鼎沸，群情激愤。
没多久，我们便了解了事情始末。此人，男，四系，七二届（比我们高一届）学员，曾赴黑龙江插队，后当了兵，复员后回上海。在部队入了党，进科大前是某厂的干部，据说是该厂重点培养的接班人苗子。在班里，此人是班长、支部书记、民兵排长，揽班级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可谓春风得意。就在当晚，系党总支委员会刚刚开完会，吸收他为总支委员。得意忘形，开完会回宿舍后，他又溜上了五楼，溜进了女厕所，偷窥女生洗澡（在宿舍里他就换上了女式方领衫）。
据发现此事的女生叙说，当时两位女生看完书想去洗澡，走到厕所门口，感觉不大对劲。厕所里两间小淋浴间当中由纸质板相隔，长时间受水冲刷，纸质板早已烂出了几个洞，那位肇事者也就是籍此条件实现偷窥目的。而淋浴间的门下部有空隙，两位女生发现一件淋浴间下面露出的一双脚不像是女性的脚，而里面又没有放水声，不禁嘀咕起来。正当他们犹豫时，也许是为了掩饰，里面水龙头突然开启，她们也更感到慌张，就返身准备去再叫几位同学来。
此君觉得事情可能败露，连忙套上衣服，打算溜出去，而走廊上已传来脚步声，于是孤注一掷，打算冒险由窗口爬至四楼男厕所（四楼这一半是男宿舍）。不料正好有一个男生在小便，猛抬头看见边上窗框上方伸下了一只脚，不由惊叫一声：“谁？”惊慌失措，手一松，他也就坠落下去，当中手拉了一下三楼的窗框。
我们都痛恨此人的卑鄙，唯一不解恨的是，怎么他竟然没有摔折腿（只是有点皮下充血），当天刚下过雨，地面潮湿帮了他的忙。
第二天，不知哪个促狭鬼在学校大礼堂（兼饭厅）门口贴了一张标语：“XXX以坠楼的实际行动纪念林彪坠机四周年。”（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叛逃坠机身亡。）
这种偷窥也许不止一次了，事后一些女生回忆，以前也曾经感觉到有异样，她们感到了羞辱。今天我们平心静气地分析，此人可能患有一种疾病——窥视癖。但当时，我们知道，他的前途完了，丑闻将伴随他一生。随后，党纪处分，班内职务自然一撸到底。1979年分配，我们也没去关心他分到哪里，我想，他是没脸面再回原厂了。
此事发生后，四楼男女生宿舍之间用木板隔开，学校又颁布了新的纪律：晚上九时后，男生不许逗留在女生宿舍。

加入共产党

离开兵团回到上海，我就向爸爸请教如何写入党申请书。小时候，我看过大量的革命书籍，吴运铎的《把一生献给党》，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杨沫的《青春之歌》，还有好多好多，以及苏联的一些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我对共产党、共产党员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崇敬之情，我也渴望着将来有一天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我在离开兵团前意外地入了团之后，这种愿望也更加强烈。
爸爸感到了欣慰，一个老党员、党务工作者（文革前爸爸是静安区委党校的负责人），自然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这种愿望，这种追求。
进校后，我郑重地向班级党支部递交了我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进校伊始，我便出自内心地开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接受党组织的考验。首先，我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中去，那个时候，对于一个要求入党的青年来说，政治态度是第一位的。写批判稿、抄大字报、批判会发言，我都冲在前列。对我来说，熬夜抄写大字报，已是家常便饭
宿舍里，我也主动抢着做扫地、擦桌、打开水的事。学校规定，每天早上必须出早操。我不是民兵排长，也不是民兵班长，不知怎么回事，每天早上挨宿舍叫醒同学（男生）出操的任务也落到了我身上。到最后，干脆集合队伍、清点人数、向系民兵连长报告出操情况也成了我的事，而我始终没有担任过民兵干部职务。说真的，到后来我也一直搞不清楚我怎么会越俎代庖的。
我是团支部文体委员，班级的文娱、体育活动，多由我召集组织。夏天中午，同学们都在宿舍午睡，我一个人在教室里出黑板报。我当时并没有刻意表现自己的想法，只是觉得精力充沛，我也乐意承担一些社会工作。
为了体现工农兵学员的精神面貌，每星期班级都有一次唱歌活动，负责教新歌的还是我。除了歌颂工农兵学员的政治口号式歌曲，也有一些歌曲受到同学的喜爱，如《老房东查铺》、《一壶水》等。
一年以后，根据我的表现，党组织将我列为发展对象。
我是幸运的，自我递交入党申请书后，仅两年半时间，我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几经工作变动，我看到周围的一些同志，积极要求入党，数年，十多年矢志不渝，有人甚至一辈子都在接受考验，我很钦佩他们。
在考验过程中，我也遇到过短暂的挫折。
有一天晚上，我在教学楼前草坪边石凳上，借着路灯背英文单词。当我回宿舍时，另一间宿舍的同学刚看完书上厕所，准备休息了。我说：“去南门吃碗面吧。”动身时，他发觉没带钱，返身想回宿舍，我一把拉住了他：“还用你付钱吗？”当时宿舍门开着，有几位同学听到了我们的说话。也不知是谁多口舌，这简短的对话，居然传到了支部书记的耳中。过了几天，在一次非正式场合，她和我有了一番谈话，我也不知她是当真的还是随便说说：“你算是干部子弟了吧，有钱也不应该炫耀。”我不懂她的意思，我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有时爸爸妈妈塞给我一些钱，那是贴补我的伙食费，想让我吃得稍微好一些，以及承担我星期天由嘉定学校返回市区家中的车费。我唯一的积蓄，只够吃几碗阳春面而已。
接下来的半年，我的入党问题，似乎没人谈起了，尽管我仍自觉地写思想汇报。支委们也没有找过我，给我指出哪些地方存在不足，需要继续努力。直到有一天，宿舍里只有两人，我的入党联系人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以后说话注意些，不该说的话不要说，言多必失。”我这才领悟到，也许是我那次请客的事。我心中愕然：我“请”了一次客，一碗阳春面，价格：八分钱，这就说明我摆干部子弟派头？这就说明我经不住党组织的考验？
终于，考验结束了，1976年3月，支部大会，审批我的入党。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希望谁当入党介绍人，我说一个是宿舍同学，另一个希望是班长，我不愿意支部书记当我的介绍人。
审批大会时，我相当激动，我实现了我的愿望。念入党志愿书时，我结结巴巴，声音发抖。文革是特殊时期，党员没有预备期，经校党委批准，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学工、学农、学军

对于学工学农学军，当时我是心存疑义的，我们本就来自工农，学习时间那么紧张，还有必要再去学吗。没办法，统一的要求，“这是来自工农、不忘工农，保持工农兵学员本色的重要一环。”
进校没多久，我们的第一次学工，来到上无四厂，熟悉并参加收音机生产流水线操作，同时再一次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我们借住上海交大，每天早上整队前往上无四厂。上课穿插于学工期间，也是借交大的教室。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教育革命”的运动中，开展了“无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学习，重点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六篇马列“经典”著作。上政治课时，一个政治老师以“中国南方的小贩，将‘一把抓’丝巾贩往新疆赚钱（维吾尔族妇女尤爱这种丝巾）”的事例，引经据典，狠狠批判了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现象。今天，人们会觉得这实在是牵强附会，但是，那时这就是我们的政治课内容。
教育革命，结合专业教学，我们来到了上无廿一厂，结合生产实践，学习半导体线路的原理、设计思想、调试原理，上无廿一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教学，给我们上了课。
边学习、边实践的过程中，我尝到了不按规范工艺操作的苦头。上无廿一厂以生产电子示波器为主，一次为了调试，我将一台小型示波器（尚未安装上外壳）由一个工作台拎往另一工作台，由于电源线并没拔掉，我的手指无意中触碰到了面板后电源开关的接线触点，顿时，一阵颤悚布满全身。我强忍着疼痛没有扔掉示波器，而我的手指上却被灼出了两个黑洞。
1975年放暑假前，不知哪一个班级，提出了“不放暑假闹革命，与工人阶级一起战高温”的口号，全校立即积极响应。这已是全市高校风行的革命行动，换言之，哪一个班级的支委、班委敢不响应？我也因此推迟了暑假回兵团的行程。
我们来到了沪东造船厂。沪东造船厂正在建造四艘海轮，万吨级的货轮和三千吨级的客轮，分别取名“长自”、“长力”、“长更”、“长生”，喻意“自力更生”。
我们来时，正逢给“长自”轮压舱。一艘轮船，从正面望去，甲板以下，呈一倒三角，底部尖尖，是一个角度很小的锐角。为了降低重心，保持轮船行驶的平稳，需要在船舱底部灌入大量的水泥，这就是压舱。
我很难忘记这次“战高温”，与农村劳动相比，其艰苦程度，所流的汗水，有过之而无不及。
甲板上，一个圆形小舱口；舱内，直到船底，十几米高度。甲板被太阳晒得滚烫，站不住脚；舱内，密不透风，温度高达四五十度。我们和工人，由上至下排列，只穿着三角裤，游泳裤，有两个工人，干脆光着腚。水泥，一桶一桶从舱口接力传到舱底，下面的人，仿佛在“雨”中干活，那是上面的人身上淌下的汗水。人员排列一会一换，让下面的人到上面来，靠近舱口，稍微透透气。一壶一壶的冷饮水拎来，不是为了喝，直接就从舱口往里浇，让大家淋些冰水降降温。
十多天的“战高温”，不用称体重，我知道，我掉了几斤肉。期间，有几个同学熬不下去，先后溜了号。在经历了下乡，体验到了农民的辛苦后，我又品尝到了造船工厂的艰苦和奉献。
“战高温”经束时，我们参加了一次沪东造船厂的新船下水典礼，亲眼目睹了后来在文学作品，电影中看到的那种激动人心的场景。即将下水的轮船甲板上、船坞旁、广场上、厂房顶，挤满了人群，数不清的彩旗飞扬。随着某位领导的口令：“下水！”一位工人（不知是劳模，还是造反派的头头）抡起大斧，砍断了缆绳。顿时，锣鼓喧天，群鸽翱翔，万众欢腾，新轮缓缓滑入黄浦江中。现场喇叭中传出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口号声，我感到了一种豪迈，一种对工人阶级的敬佩心情。今天，我们承认、甚至批评我们落后的生产条件、生产工具，但在当时，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的造船工人硬是造出了一艘又一艘的万吨轮。
学军，感觉是新鲜的。我去兵团时，名义上是解放军领导，生活却并非军事化。在两个月的学军过程中，我们真正体会了当兵的滋味。
我们所去的是驻高桥地区的空四军某炮兵部队，学生们分插在各个班。清晨，随起床号起床，集合，出操，饭后军事训练。被子，必须叠得四四方方、见棱见角。午休时，不许破坏被子的摸样，躺在木板床上，头下不垫枕头实在难受。吃饭、开会，列队前往，一人提一个小板凳。晚上九时熄灯，每周六晚上集体看一次电视。枯燥、单调，确实令许多同学忍受不了，毕竟不是真的当兵。
几次半夜紧急集合急行军，同学们狼狈不堪，衣衫不整，背包歪斜。在同学中，我对打背包颇为自得。文革初期，我们一些干部子弟为表示比其他人的“优越”，经常练习打背包，我还保留了一根爸爸战争时期所用的背包带。因此，在紧急集合时，我入列的速度，与班内一些战士也不相上下。
行军时，最可怜的是那些女生，虽然受到优惠待遇，不用背枪，但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步履踉跄，最后还是免不了掉队。
我所在的班，副班长是个老兵油子，来自农村，当了八年兵，还是个“大头兵”，我们都暗地里叫他“老兵痞”。“老兵痞”经常训斥班里的战士，我们问他为什么这样训人，“老兵痞”大言不惭：“部队嘛，就是这样，连长训排长，排长训班长，班长训战士，老兵训新兵，炊事员训饲养员，饲养员没人训，就揍猪出气。”
“老兵痞”身高马大，与我差不多身高，司职五炮手，负责装填炮弹，我当然跟着他也当五炮手。我可没练过这个，几十斤重的炮弹没举几下手就酸得抬不起来。“老兵痞”讥笑我，我不服气，反唇相讥：“你来自农村，我也下过乡，有种我们比试一下挑担，扛大包。”我心里有底，“老兵痞”却摸不清底细，不敢贸然应战，生怕栽跟头，在班里这帮娃娃兵面前丢面子。
部队里有一个传统，逢年过节或休息日，集体包饺子。这一天，连队又包饺子，面粉和馅子分发到了各个班。和面时，我大惑不解，这些当兵的，怎么用烫水和面？我是山东人的后代，包饺子自是拿手好戏，我告诉他们，包饺子不是做烙饼，用烫水和面会破坏面粉中的筋骨，包出的饺子下锅后会糊。应该用凉水和面，再加点盐，以增加韧性，揉好面后“醒”一些时间，战士们听了我的话，似乎有些恍然大悟。结果，我们班包出的饺子，下锅后，水是水，个是个，咬一口韧性十足，更添鲜味。这件事令我风头大出，“老兵痞”对我刮目相看，连队也就此“改革”了包饺子的工艺。
学农劳动，是在七六年的“三夏”季节，嘉定望乡区，我班三个学习小组，分别来到三个生产队。我们的学习小组长，是工厂来的学员，因病告假（“战高温”时，这位学员同样请“病”假），用不着说，我成了这一组的组长，支部书记也在我们这一组。
相对来说，干农活对我们并不是什么考验。同学们多数有过知青经历，部队学员在当兵前都是农民，农田劳动本不在话下。学农过程平淡无奇，我这个组长除了在劳动时以身作则，就是像在学校时一样，每天下午上工前挨个叫醒午睡的同学。我们班内在学农期间唯一的收获，是另一组的一位同学，与所在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建立了感情，毕业后“倒插门”落户农家。
学农结束了，告别时生产队举行欢送会，农民与学生联欢，我们表演了节目。最后农民们齐声鼓掌要求我组的三名女生唱一支歌，使我不满的是，以支部书记为首的这三名女生躲在草垛后，死活不肯出场，令农民们失望。
我们坐船沿小河回嘉定城。船上，我对支部书记最后的表现进行了指责，她不服气，我憋不住了：“对，这个时候你能唱一首歌，就说明你没有架子，就说明你看得起农民，就说明你和农民打成一片。你有什么了不起，该下乡时开后门当了兵，还舒舒服服地当个机关兵，你甚至连真正的军人生活都没经历过（学军时我曾目睹她的狼狈）。你顺利地入了党，顺利地上了大学，又当上了支部书记，就懂得捧着马列经典著作教育别人，考验别人。你有过什么挫折？经受过什么风浪？你一帆风顺，你知道工农吗？你了解工农的想法吗？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这是我大学期间最为痛快淋漓的一次发泄，我把心中对支部书记的不满一股脑儿吐了出来。其实，我心中还有一种潜意识：我已入党了，还担心你继续考验我吗？
在以后的工作中，当我觉得自己所学知识不系统、不扎实时，我就回想起大学期间的“三学”，除了结合实践进行教学的下厂除外（这种形式现在也不存在了），我们学工、学农、学军所花的时间合计几乎有一个学期，这对于短暂的学习生涯来说是否太浪费了？更何况我们本身就来自工、农、兵。

参加函授教育

1976年，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也许应了毛泽东“大乱大治”那句名言，年底，“四人帮”倒了。
岁初，周恩来总理去了，随后，董必武董老去了。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周恩来的行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遭到镇压，全国乃至我们学校，也开始了追查“政治谣言”，一时人心惶惶。
暑假中，我第三次踏上了返回兵团“探亲”的路途。江轮上，我震惊地听到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
告别连队职工后，我绕到江西南昌，去看望爸爸的老战友。
在南昌，我真正感受到了“大乱”。上海，当时作为“四人帮”的“根据地”，要稳定上海，尽管政治动荡，人民生活还算太平。而在外地一些城市，毫无正常的生活秩序。我住在爸爸的老战友家，南昌也是中国的“火炉”之一。饭吃到一半，停电了，只能汗流浃背地将饭匆忙扒完。洗澡刚抹上肥皂，停水了，无可奈何。大街上，警察无法指挥交通，集体“罢岗”。偶尔驰过的几辆公交车，没有一块窗玻璃是完整的，乘客就坐在窗沿上，坐垫早就不复存在。工纠队（人们谓之“打狗队”）手执木棍，大街小巷耀武扬威，天一黑，人们就不敢出门。
我住不下去了，只呆了两天，匆匆忙忙离开了南昌。走之前，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堂。纪念堂中，墙上，陈列着一帧帧烈士遗像，玻璃柜中，是一本本厚厚的花名册，记载着烈士的名字（有无数烈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默默地哀悼着，光五次反围剿，江西老区就牺牲了多少人啊！
八一刚过，纪念馆大厅内还摆放着许多群众自发送来的花圈。我看到一只“顶天立地”的大花圈，高有近十米，几乎顶住了大厅的天花板，挽联上写着：“朱老总 江西人民永远怀念您。”（“四人帮”倒台以后，我才体会到这只大花圈表达了人民对老一代开国元勋的怀念和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慨心情。）
9月开学没多久，全国人民又一次陷入悲痛之中。战友的相继离去，唐山大地震带来的灾难，一代伟人终于撑不住了。这一天，我们正在宿舍做作业，嘉定城中高音喇叭传来了哀乐声，我们凝神倾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沉痛宣告：我们伟大的领袖……”顿时，我们沉痛、震动，我有些六神无主。我已感觉到了中国的乱，现在，绝对权威，我们的精神支柱倒了，中国怎么办？中国今后的形势如何发展？中国的命运如何？我们的命运又如何？
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纪念、悼念、回忆、歌颂，一直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而后，校园里又恢复了正常，这时，我准备着又一次赴安徽。
文革中，有许多事物被冠以“新生事物”，而对于新生事物的态度，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函授，就是一个新生事物，工农兵学员参加函授，更是新生事物中的新生事物。
上海科技大学，曾在安徽皖南地区（泾县、宣城、郎溪）开办了函授班，讲授电子管扩大线路和农村电工知识，为农村广播和电力事业服务。上海科大的教师还为泾县县城街道的路灯照明作出了贡献（设计和选型）。
这一次的函授教育，第一次有工农兵学员参加。任务落在我们班，共四人，班长为首，其他三人为工、农、兵各一人。
上海赴皖南函授团由上海科大、海运学院、机械学院等校组成。海运学院以讲授沼气利用为主，机械学院是农用拖拉机知识，我们则继续办培训班，内容是扩大机的原理、使用和故障维修，同时走访以前的函授学员，进行实地应用辅导。三系总支书记带队，他也是上海函授团的领导之一。
毛主席追悼会开过不久，我们出发了。
地点：皖南泾县、宣城、郎溪。分工：二位同学在三个县城轮流地开班、讲课，我和另一位同学走访三个县的前两批函授学员，了解、辅导他们的自学、应用情况。时间：预定三至四个月，直到放寒假。
和我搭档的同学是工厂学员，大概从未下过乡，对于外地农村的一些现状，尤其是受文革影响出现的一些现象，他感到新鲜、迷惑、不解，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我也就经常给他“上课”。
到每个县城，我们首先接触的是县委管文教的书记、县教育局、广播站、知青办。当我们要去某个公社时，县有关部门的领导为了表示对函授教育的支持，有时主动提出“陪同”前往。安徽的穷可以在全国排上号，而安徽的吃风，在当时也已敢领天下先了。
在郎溪县（郎溪在整个皖南地区算是比较贫困的一个县），有一次县教育局、知青办的几位头头陪我们前往某公社。前一天晚上，知青办主任就来到县招待所，关照我们第二天早上不要吃早饭，按他们的惯例，县领导下乡，早饭开始就由公社招待。
早餐的规格并不高，稀饭、油条、豆浆、咸蛋、花生米而已，关键是午餐。吃完早饭，我和同学要去某生产队函授点，知青办主任反复叮嘱，中午务必赶回公社吃午饭。当我们如约赶回公社时，食堂里早已摆放停当。
圆桌上几无空隙，一个个不能说是碗，只能说是盆，实打实地盛满了鸡、鸭、鱼、肉、蛋，除了蟹、鳖（安徽人不吃这个），凡农村里能弄到的荤腥，应有尽有。桌旁地上满满几箱“小炮仗”（二两半装的小瓶烧酒）。这位同学从未经历过这种阵势，不知如何应付，还悄悄问我这顿饭该付多少钱。（平时我们在公社吃饭，只象征性地收取二、三角钱）我也悄悄地对他，“什么也别说，也用不着付钱，这就是安徽农村。你看着县里那帮人，他们怎么吃，你怎么吃，就是不会喝酒也要拼命干它几盅，你吃得越多，这些人越高兴。”饭桌上，幺五喝六、猜拳划掌、碰杯干杯，到最后不倒下几个不罢休，这些用不着一一叙述了。同学大大地长了一回见识，他看到了“公仆”是如何挥霍“主人”们的血汗积累的。
几个月时间，我和同学的足迹，遍及三个县所有的公社，许多生产队知青点还未通汽车，只能靠两条腿走。凡是花名册上的，还留在农村的原函授学员，我们几乎都走访到了，相比较，另二位要舒适得多，他们驻扎于三个县城，备课、上课，免除了跋涉之苦。
通过这几个月的走访，我发现，我们上海花如此大的精力开展的函授教育，收效甚微。实际情况是：知青们，心中想的是何时上调，脱离“农门”，参加函授班学习，只是一次暂时摆脱劳动、轻松一下的机会。培训班一结束，谁还有兴趣去自习、复习？而农村青年学员呢，培训班结束后，又回到农田中，插秧、施肥、割稻，没条件，也没时间去继续学习。队里、公社里的广播室位置，依然由那些“干部子弟”占据着。少数学员有过“实践”机会，新的房间落成，请他们去拉拉电线而已。
经常与知青们见面（其中有函授学员），有了一种“回归”的亲切感，我对同学说：“你见识一下知青们的生活吧。”这是宣城境内的一个公社，一座山上，半山腰有一个知青点，七、八位上海知青，管理着一片梯田——种植水稻以及部分茶园。山路崎岖，除了按时背回一些生活必需品，知青们很少到镇上去。我们来到这里，受到知青们近似“狂热”的欢迎，我们刚想询问一个参加过函授培训班的知青的学习情况，集体户户长挥手打断了我们：“别谈函授了，说说上海吧。”这个知青集体户虽然生活艰苦，但我看得出，他们的精神是健康的，墙上挂着二胡、笛子，床边摆放着一些书籍，知青们还为我俩表演了节目。他们同样渴盼上调，憧憬着故乡上海。当天晚上，我和同学留下了，我和知青们几乎畅谈了一个通宵，我谈我的知青生涯、我上大学的经历，知青们告诉我他们的生活、劳动，以及他们想念上海的心情，女知青更是流了不少的泪。同有知青遭遇，我理解、同情他们，同学也被深深感染了。
（没多久，“四人帮”倒台。又没多久，开始了知青大返城。我想起了这个集体户，想起了这些知青，他们终于能回上海了吧？我祝福他们。）
几天后，同学又看到了使他“惊心”的一幕。我们去一个生产队，走访一个农村学员，这里没通汽车，我们还是步行。正巧有一个上海知青由公社回知青点，与我们同行，他听说我们经常步行，不禁笑出声来，一拍胸脯：“看我的。”一会，身后驶来一辆手扶拖拉机，知青扬手招呼，驾机的农民不理不睬，拖拉机依然快速地往前驶去。知青不由“大怒”，他笑骂了一句：“妈的，不给面子。”立即撒腿狂奔，追出五六十米，一个虎跃，跌进了拖斗。随后，他攀上前去，揪住农民衣领，左右摇晃，又挥拳，还掏出了削水果的小刀子威胁着，农民无奈地停下了拖拉机。当知青招呼我们过去坐进拖斗后，他早已换了一副面容，笑容可掬地塞给农民一支烟，又殷勤地为他点上了火。事后，同学和我说就像是在看电影，我告诉他：“适者生存，这说明知青已适应了所处的环境，他们已将自己融合于农村生活之中。”我也不无诙谐：“这不正说明他们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吗？”
我们来到了泾县，正好另二位同学办班间隙，于是，我们四人抽空去了茂林，瞻仰新四军军部旧址。依次参观军部陈列馆、大礼堂、军械库，我心中无比敬仰。我抄录了皖南事变前后新四军两张战斗序列表（干部名单，当时有的人名被遮掩，有的人名被打上了“×”），我甚至临摹了陈毅“千古千冤，江南一叶……”的手迹，可惜现在这一本工作手册不知被我塞到哪去了，那上面还记有我参加函授教育的所见所闻，连泾县、宣城、郎溪三县的地图我都描绘了下来。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来得很突然，我们正在宣城，县委在县城电影院传达中央文件，县城内所有党员接到了通知，外来出差，公务的团体、人员也接到了通知：“党员去听文件。”电影院门口不设防，没有人来查验你是否党员。文革后期，人们对“上台下台”已淡漠了。我想起了在兵团时，传达“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团部派人来连队宣读，全连拉到刚收割完的玉米地中，四周基干民兵荷枪实弹，气氛之紧张，令人不寒而栗。
农村的党员，对政治并不关心，传达如此“重要”的文件，他们就像平时开会听报告一样，就在第一排，仍然有人将脚搁在座椅上打起了呼噜。
人心浮动，所有上海函授团的人员都已失去继续留在安徽的心思，大家关心着上海、本校的形势发展。几个学校的带队领导紧急开会，决定提前停止函授工作，回校。这时，和我搭档的同学听从我的意见，刚刚给班级党支部寄出了一份“思想汇报”。
入校没多久，他也写了入党申请书。这次函授，我和他二人一组，单独行动，无话不谈。我问他是不是真心想入党，他说这的确是他的愿望。由于我刚刚入党，他真诚地向我请教。我给他分析：第一，我班只有我一人入党，雷达、微波班都有二、三人，党支部不会甘于人后；第二，我班写过入党报告的同学中，你是最有希望的，这次叫你参加函授，肯定是对你的考验，你要抓住这个机会。我又对他说：“三年的接触，我了解支部书记的喜好。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每两个星期写一份思想汇报，直接寄给她。”函授期间，他写了大约四、五份思想汇报，有的还经我“润色”。
回校后，照例要进行总结。我总结些什么？另二人两人毕竟进行了讲课，他们向别人传授了知识，我们权当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
我的搭档得到了收获。鉴于他参加函授教育的表现，毕业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工宣队印象

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于文革中组成了“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所有的学校、文艺团体、科研机构——领导各单位的“斗、批、改”。基至工厂与工厂，也互派工宣队。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自己厂的工人阶级，领导不了自己厂的斗批改，必须进驻其他厂，才能发挥领导作用。而本厂运动，也只能由其它厂的工人阶级来领导。（类似，农村则是贫宣队。）
对工宣队队员个人的印象不佳，导致了我一开始就对科大的工宣队队员产生了反感。
三系工宣队组长老叶，任系党总支部副书记，他是驻科大工宣队副团长，也是原单位造反派的一个小头目。每次系里开大会，老叶作报告时，或是平时与人谈话时，学着徐景贤、王秀珍的口吻，一口一个“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以表示上海的工人阶级和那几位由上海到中央的领导人之间的亲密感情。每当我听到老叶口中吐出这一个个“同志”，都感到像是身上起了鸡皮疙瘩，只觉得肉麻。
老叶毕竟有些文化水平，经过文革造反生涯的锤炼，作起报告来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颇能激发同学们投身于各项运动的热情（除了那几个使人反感的称呼）。
与老叶相比，三系那位分管我们七三届学员政治思想工作的工宣队员老姜，给人的印象只能说是恶心了。老姜，没有文化水平，讲话木讷，表达能力极差，和我们学员谈话时，只会错误百出地念几条毛主席语录。当我们恭敬地接受老姜的教育时，脑中恐怕只会有一种神色（还不敢在眼中表现出）——不屑。
老姜家中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长年累月套着一件工作服，且补丁叠补丁，似乎从来不换不洗，给人一种苦大仇深，受尽剥削的感觉。不过，我们这些学生对他并没什么同情，我们也只有十七元五角的生活费。再说，（我们这样调侃着）你要是富了，有什么资格来当领导阶级？
学校里，工宣队员“掺沙子”加入了各级领导班子。虽然，学校的各级党组织并没被架空，学校的干部依然位居“正职”，但工宣队还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传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精神，“引导”着学校的教学活动和政治运动。
使我彻底反感的不是工宣队的领导作用，而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七六年，我刚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老姜找到了我，说家中想买一架缝纫机，缺点钱，问我借30元钱。30元对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它是我下乡时一个半月的收入，是我上大学近乎两个月的生活费。我个人拿不出这笔钱，但我不好意思（或者说是不敢）不借，回家后我向爸爸叙说了此事。爸爸多年搞党的工作，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多长了一个心眼，他说：“钱可以借，但你马上把此事向班级党支部汇报。”于是，在我将30元借给老姜后，马上将此事告诉了班级支书。
随后，直到临近毕业，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也不知自己“催讨”了多少次这笔欠款。我一次次请支书为我向上反映（而实际上支书从未为我说过一句话），我也一次次在系有关领导面前提起此事，但始终没有明确答复。这钱，就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我心中的怨气，也越积越深。
快要毕业了。一天晚上，老叶挨宿舍看望即将离校的学生。当他来到我们宿舍后，我又一次向他提起此事，没想到老叶居然这么说：“谁叫你借给他的？那是你自己的事。”顿时，我愤怒了，拍案而起：“这是什么话？你们工宣队掌握大权，你们向学生借钱，学生敢不借吗？钱借给老姜，我就向党支部汇报了，我没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时，我真正佩服爸爸的先见之明。）你看着，明天我就把大字报贴出去，让全校都知道，我看你们工宣队怎么解释？”
事情搞大了。我也不是凭空就有那么大的胆子，随着“四人帮”的瓦解，人们谈论着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名字，传播着江青的歇斯底里：“主席尸骨未寒……”，也纷纷议论着，工宣队该完成“历史使命”了。
第二天，马上找我开会。一进会议室，我发现召集会议的是校工宣队团部头头，三系的工宣队人员，包括老叶、老姜都在座。我明白了，自始至终，工宣队都把这件事作为内部问题处理，因此学校方面的领导一个不在。我回忆起我找系领导反映时，偏偏找的都是工宣队员。
再一看来开会的学生，包括其它三个班的，我们平时也都比较熟悉的，一共七、八个人，我明白了，这些人都是“积极分子”，有新党员，有打过入党报告的，这些人都把钱借给了老姜。我从心里泛起一股对老姜的厌恶、鄙视心情；你可真会选找对象啊。
工宣队领导与同学们协商如何解决此事，方案是同学们将地址留下，老姜列出还款计划，待我们毕业后按计划依次返还。我不管别人什么态度，我已决定说出的话决不收回：“无论如何，我要在离校前拿到钱。”另有两个同学也采取了强硬态度。
星期天我回家时，老姜找到我家，将30元钱还给了我。我没有让他进屋，也没与他交谈，我们已无话可说。
面临分配，工宣队尽管大势已去，仍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不知我最后再次离开上海奔赴小三线与这件事有没有一定关系，即便如此，我也认了。我是个人，再柔顺也有爆发的时刻。至于人生旅途，我自有明确的态度和承受能力。

毕业

“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着祖国的希望，……”这是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歌“毕业歌”。那时，大学生们毕业后奔赴抗日前方。今天，我们要毕业了，就要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我们的抱负是什么？

在我回忆我的大学生活时，我没有去记录上课、做作业、做实验、图书馆翻阅资料、毕业设计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大家并不陌生。作为特定的历史产物——工农兵学员，我叙述了一些文革前的大学生和文革后的大学生不曾、不会经历的事情。不可否认，三年半时间，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老师们一心一意地教，我们全身心投入学习，学到的知识会更多、更系统、更扎实。由于非常时期，我们把许多时间花费在搞运动，学工学农学军上面，（我们几位同学还有过将近一学期的函授经历）。我们真正学习的时间减少了许多，这也是文革后人们非议工农兵学员的理由之一。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按照当时的教学计划和教材读完了大学课程，学习了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师父领进门，修行靠自己”，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如何运用已学到的知识，并且继续学习，加以提高，作出成绩，那就看每个人自己了。

在那个年代，那种政治环境中，大学的老师们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尽量多向我们传授一些知识，这使我们难以忘怀。我刚到小三线，马上将我们仪表局后方仪表电讯工业公司的一套厚厚的大样本，寄给了教我们专业知识的冯教授。在九七年初同学聚会时，召集人也请来了冯教授夫妇和我们就学时的教研室主任陈教授夫妇。聚会时，冯教授动了感情，他甚至有些内疚：“同学们，我遗憾那时没能让你们学到更多的知识。”我们的副班长，一个小个子的军人很不服，他说：“冯教授，不要责备自己，您们给了我们很多。我们工农兵学员，在大学里学习的时间是少了些，但对于一个热爱学习的人，会有时间学习的。我也接触过不少文革后的大学生，我觉得，我并不比他们差。”是啊，关键还是看自己。

最后几个月，同学们分成三五人一组若干个小组，来到有关工厂搞课题——毕业设计，毕业设计总结代替了论文答辩。我宿舍的三人组成一个小组，来到嘉定的上海磁钢厂，根据工厂生产需要，设计一个磁性强度测试系统。

终于，到了关键时刻——要毕业分配了。应该说，气氛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太大的骚动。当时，上海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分配，部队来的回部队，工厂来的回工厂，大多数农村来的学员，基本是上海地区分配。（招生时，赴外地的招生组也是只召上海知青。）

全系大会上，老倪抑制不住心中的高兴，大声说：“大家要向李海洪学习，在得知自己被分配到小三线后，他情绪稳定，精神很好。”阶梯教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心中自有甜酸苦辣，同学们，你们的鼓掌，是否在庆幸这个小三线名额没有落在自己身上？

去崇明的也是我宿舍的。

既然小三线那一副“重担”被我挑去，其余的同学显然心平气和。本来，由农村回到上海读书，已是平步青云，毕业后又都留在上海，更是喜出望外。那时都是国家企事业，都吃大锅饭，工资待遇相似，又没有经济效益之说，最多就是科研单位、大局系统听起来名气响些，所处当时的时代，人又有多大奢求呢？

分配结果公布了，当天晚上，嘉定城中最大的饭店——人民饭店几乎被科大的学生包下了。各系、各个班级，同学们掏出了兜中所有的钱，来一次最后的晚餐。这时的场面，就像《水浒》中打了胜仗后的聚义厅，好汉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时，班长不是班长，书记不是书记，同学之间的隔阂烟消云散，往事、闹心事，神马都是浮云，嬉笑怒骂、开怀痛饮，明天，我们又将开始新的生活，新的奋斗。

一个同学喝醉了，我们将他架回学校。他也许是最感到失望的，他是工厂学员，上学前在嘉定县上海铜仁合金厂。他读书的目的，是希望毕业后能回到市区，岂料哪来哪去，他还是留在了嘉定。回到宿舍，他开始了发泄，借着酒性，所有能扔的东西，墨水瓶、铅笔盒、书，甚至他的热水瓶，由走廊的这一端，狠狠地砸向了远端，走廊里一片狼藉。我在心里说：真应该让你到农村去，好好地苦上个几年，你就不会这样了。

同样是三年半的时间，对学校的留恋与对兵团的留恋程度明显不同。毕业后至今，我从未再跨进上海科大一步，尽管我依然怀念着这一段大学生涯。大学生活，有风与浪，而农村，则是地与火，血与泪、生与死。

最后，校门口合影留念，同学们各奔东西。1977年3月28日（又是3月28日，七年前的今天，我登上“东方红404”号轮去安徽农村），我坐上了上海市仪表局后方仪表电讯工业公司的面包车，前往安徽省旌德县——公司所在地，这是我第二次离开上海，离开父母，再赴安徽。

离校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在校园里走着、谈着、回忆着，几乎走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随后，我们在教学大楼前草坪边的石凳上，坐到了下半夜，大家都沉默了，望着那同样沉默的教学大楼，忍受着初春夜晚寒风的侵袭……

后记

 

文革以后，社会上对工农兵学员的评价，贬多于褒，一些单位在工作分配、评定职称方面，工农兵学员也遭到另眼看待。我们自嘲地将我们与文革后的大学生分别称之为“毛泽东的大学生”和“邓小平的大学生”。当时，有人委屈，有人不服，不愿做“替罪羊”。传闻，北京的工农兵学员准备拦华国锋的轿车，递“冤状”。

短时期的心情压抑后，我心境逐渐平和，文革期间招收了六届工农兵学员，人数达百万之多，既然我们赶上了这个“茬”，既然历史决定了我们“学”不逢时，我们就应坦然地面对现实。不要一味哀叹命运弄人，当初我从外地兵团回上海读书，不就是命运女神对我的特别惠顾吗？

与文革的大动荡相比，工农兵学员在历史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今天，人们已不再提起工农兵学员，再过若干年，人们或许早已忘记曾经有过这一批被称为“工农兵学员”的大学生。而我，却不会忘记，也不愿忘记。

工农兵学员在校期间，也确实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遇。

原上海科技大学徽章（我们没有戴过校徽）

原毕业纪念册（我们毕业时没有纪念册）

上海科技大学首届毕业典礼（我们没有毕业典礼）

原上海科技大学毕业纪念章（这个也没有）

文革时期的上海科大毕业文凭（我都没看到过）

现在，上海科技大学设计了校标

上海科技大学校标雕塑

2017年，毕业四十年，部分同学的相聚（右二为现任上海大学老师），岁月久了，同学们天各一方，很难团聚了

2018年5月12日，在原上海科技大学（现上海大学嘉定校区）校门前留影

 原文完稿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日），二十二年后作了修改

今天是教师节，谨祝我的小学、中学、大学老师们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