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战铁健

我 的 父 亲

（文中部分照片源于网络）

　　我的父亲战启明，老家在山东省掖县朱桥镇小战村，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生于1925年10月21日，卒于1987年1月15日，享年62岁。

父亲17岁那年，大约在1942年，应婚姻之约，离开老家，来到哈尔滨。

那时外祖父在哈尔滨经商，家境殷实，母亲从小就随外祖父母在哈市居住，受到了正规洋学堂教育，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父亲在农村生、在农村长，在私塾念的书。父亲与母亲不论在所受教育，还是在理念上，以及家庭背景都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母亲对父母包办婚姻十分不满，但父母之命不可违，只能接受。

不过现在翻看父母年轻的照片，发现父母可以称得俊男靓女，十分般配。但从着装来看，差异很大，母亲洋气十足，是位典型富家小姐，而父亲略显土气。父母的婚姻有些门不当、户不对。

父亲青春留念

母亲青春之照

　　父母的婚礼在哈尔滨举行，父亲的城市生活正式开始了，这时的父亲身上也有些洋气儿了。

父母的结婚照

　　父亲的婚后生活不尽如人意，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思想上有些压抑。那时的哈尔滨市是一座消费城市，没有什么工业，加之父亲文化程度又不高，工作很难找。外祖父托人给父亲找了一份工作，在道外一家铁工作坊打工，每天抡大锤，是一份十分辛苦的工作。

1944年9月27日，我大哥来到了这个世界，外祖父给起名为：铁军。我们兄妹的名字里都含有一个‘铁’字，应该与父亲早期所从事工作有关。据大哥讲，祖父也曾给大哥起名为：凤歧，出自‘凤出歧山’这一典故，虽很有文化内涵，但没有被釆纳。

父亲从事多种行业，甚至在长春做过糖果，属于‘前店后厂’那种，规模很小。因没有固定的工作，家庭生活十分艰辛，父母经常为生活琐事而发生争吵。这种局面直到五十年代，经公私合营，父亲成为地方国营松江电炉厂正式工人，有所好转。松江电炉厂始建于1952年，是我国第一台工业电炉诞生地。父亲所从事工种为铆工，也是个力气活儿。厂名曾改名：哈尔滨第一电炉厂，后又改回原名，地址也变了。

父亲爱岗敬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在我印象里，父亲很少在晚上八点以前回家。积极到夜校学文化、学技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有一套制图工具，所绘的图纸有很高的水平，不亚于专业绘图员。

在工厂，父亲的聪明才智也得了充分发挥，在众多的工友中脱颖而出。父亲的先进事迹上了电台，其照片登在报纸上，被评为市劳动模范。令人遗憾，所获得的奖章在文革中丢失了。

父亲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爱，深入骨髓，父辈那一代人都是如此。在三年灾害时期，父亲因劳动强度大，营养严重不足，双腿浮肿，他对党的信念却始终不动摇，常说的一句话是：要相信党和毛主席，情况一定会有好转。父亲在六十年代初，加入了共产党，工作起来更加拼命了。

父亲的先进事迹登上了哈尔滨日报头版

　　父亲心灵手巧，在我们兄妹心中，他无所不通、无所不能。不论电工、瓦工、木工、水暖工等等，都十分精通。在武汉时，同事对父亲制作铁床，赞叹不已。有一年父亲从买回来烧柴中，捡出一些材料，靠家里简易木工工具，制作了两个凳子。懂行的人说：父亲木工手艺可以达到四级。弟弟铁鑫搬家数次，不知更换了多少高档家俱，父亲制作的凳子，保留至今，那是父亲留下的念想。

　　父亲平日里爱好不多。一是爱好钓鱼，在假日里，领着大哥和我，带自制的渔具，到松花江边去垂钓。最远到‘四方台’，那里水深浪急，能钓到大鱼。有时钓的多些时，就分送邻居，大家分享。记得有一次，钓到一大一小两条鳌花，晚上兴匆匆地回到家时，外祖父告知，老家来人了，那两条鱼成了餐桌上的美食，等客人走后，餐桌留下的只有鱼刺。父亲第二个爱好是下象棋，与工友下棋往往是从说笑中开始，在争吵中结束，过几天又是如此，过于认真。

在文革当中，休闲的时间多了，无事常常练练钢笔字或毛笔字，近来在翻阅大哥寄来的父亲以往书信，觉得父亲的字写得挺好的。

在日记本上所写

　　 父亲一生遵孝道，重情义。

外祖父因诸多原因，加之年龄偏大，无法适应新环境与新制度要求，失去了工作，生活落魄，靠拉人力车与登三轮车维持生计。那时的舅舅在正阳河小小的渔业社工作，工资很低，要养活一家六口人，自顾不暇。父亲始终尊重外祖父，下班后，首先到其居室，问寒问暖，看看缸里的水是否够用。经常清晨到供水站去挑水，将外祖父水缸倒满为止，才去上班，多年如一日。等到我大哥长大后，由他接班，后来大哥考上哈军工，这幅担子又交给了我。

老家来人，不管自己有多大困难，都热情接待。

父亲的师傅姓张，在国家经济建设调整时期，不知何原因，回到老家。后给父亲来信说，在老家的日子难以维持，想仍回哈尔滨。从不求人的父亲见信后，找到当时主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长帮忙，其实父亲只是在劳模大会上，与其在一桌吃过饭。据父亲讲，席间这位领导曾向父亲问：为什么老百姓对解放军那么亲，而对公安干警缺乏热情，不知当时父亲是如何回答的。这次交谈，可能给这位领导留下较深印象，所以当找到他时，了解到父亲的师傅曾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很爽快地答应了。不久张师傅全家重返工厂，对父亲感激不尽。

　　父亲在我眼中是威严的，除了妹妹和弟弟年龄小外，我和大哥在父亲面前略显拘谨。山东老家的规距多，特别到了除夕夜，我们兄妹四人，谨言慎行，唯恐由于言行不当，引起父亲大怒。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多，对父亲有了更多的理解。站在父亲角度看待一些问题，思考一些问题，一切也就都释然了。

在我的记忆里，‘穷’字伴随我家多年。老家来人多，事也多，在父亲不多的收入中，还要挤出一些寄往老家，生活十分艰难。父亲有段时间，晚上登着外祖父的三轮车，到火车站接送外地旅客，运气好了，能挣点辛苦钱，常常是半夜才能回家，第二天照常上班。每每当我回想到这情这景，心里总是酸酸的。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大哥到哈军工上学，每月有几块钱的津贴，积攒起来，回家后，背地里递给母亲，贴补家用。妹妹到兵团后，将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回，父亲给我写信，担心妹妹没有钱吃饭了。我下乡所在连队，有到大兴安岭修路的任务，听说每天补助八毛，积极报名。因为可以预支工资，我先后将预支四个月的工资，共二百元，分两次寄回家。家境彻底好转，还是靠弟弟铁鑫，将自己的事业越做越大，成了哈尔滨的著名企业家之后。可惜的是，这一切父亲没有见到。

常常有人说，父爱如山。近来看大哥寄来的父亲曾经写过的信，以及日记本上所记的各类杂事琐事，觉得父亲对子女的爱，更多的是在细微之处、无声之中。父亲在1965年5月22日给大哥写的信中，写到：“…铁健也知道努力用功了，铁莲、铁鑫学习的也较好，只是鑫还是很玩（顽）皮…”，我的情况的确如此，上初中后，学习开始不用心，老想到工厂当一名车工，后受到大哥考上哈军工的影响，初三开始用功，准备考高中，后如愿以偿。这一切都在父亲眼中，在我面前，从来不提努力学习一类的话语，一切靠自觉自悟。我和妹妹学校毕业分配到新单位，所到单位时间，以及所在城市距哈尔滨的里程都详细记在本子上。我兄妹的子女出生时间也都有记载，有时我们有记不清的事，都有可能在那绿色的日记本中找到答案。

父亲生前用过的记事本

　　1957年，哈尔滨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水，那时正阳河一带的防洪堤，是低矮的土坝，岌岌可危。父亲与几十万防洪大军一样，昼夜奋战在防洪第一线，肩扛装满泥土的草袋子，奔跑在土坝上，最终取得了抗洪胜利。因父亲积极表现，受到有关部门表彰。父亲为此身体严重透支，损伤极大。

父亲的工作，每天都要与钢板打交道。在一次劳动中，抬一块很重的钢板，用力过猛，伤到腰椎，由此落下了严重的腰脊疾病。犯病时，要穿医院给定制的护腰背心，它是由钢条与厚牛皮制成的，有些重，穿在身上十分不舒服。因为是工伤，工厂多次安排父亲到江北工人疗养院，以及山东等专业医院进行治疗，照顾有加。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一切都受到冲击，戴高帽游街的丑剧时时在大街小巷上演，批斗会也在各行各业中开展，侮辱人格的事件时有发生。那时父亲因腰病发作，正在江北工人养老院，进行专业治疗。造反派将父亲拉回厂里，关在一个屋子里，进行批斗。最使父亲伤心的是：给他掛用铁板制作的牌子，带头喊口号竟然是自己的徒弟。

大哥闻迅父亲挨批斗，急速请求同学们解救。次日，厂里造反派的头头，得知哈军工的几名学生来厂后，有些震惊与不解。对于能左右各单位斗争形势的哈军工造反派，能派人来这规模不大、影响力极小的工厂进行指导，又深感荣耀。头头们向这几位学生，详细地介绍了工厂的阶级斗争大好形势，这几位学生做一番装模作样的巡视后，离行前，不经意地留下一句：“听说我们同学的爸爸，名为战启明，在你们厂，是位老师傅了”后，挤上厂里派出的吉普车，扬长而去。以后批斗的事没有再发生，父亲得以解脱。

十分感谢这几位大哥，否则按父亲当时身体状况和倔强的性格，不知会发生什么恶果。父亲被批斗，因素很多，可能更多是应了一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父亲获得的荣誉众多，遭人嫉妒。

父亲的晚年，身体开始发福，衰老得很快，人也变得多愁善感。有一年，母亲带领孙子宁宁陪着父亲，从上海乘船到武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看望我们。我们到码头迎接，当轮船缓慢靠岸时，见到了拄着拐仗的父亲，站在船舷边，一只手时而向我们挥手，时而在擦眼泪。发觉父亲真的老了，嘴角有些歪斜，典型的脑中风后遗症状。往日的神态没了，我见后十分伤感。

1987年1月中旬初，收到家里加急电报：父病危速归。当我赶回哈尔滨时，已是1月15日。傍晚弟弟陪我赶到医院，见到大哥正用棉纱清理父亲的口腔。父亲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嘴里喘着粗气，面部肿得变了形，不醒人事。大哥见到我说：大夫今天来了几次，问家里人是否有没到的，我对大夫说，我二弟正往回赶。正在说话期间，父亲的口腔和鼻子往外涌血，电动吸痰器停止了运转，如何也起动不了。喊来医生，他检查后说，不用抢救了，老人已去了。从我到病房开始算起，先后不超过十分钟，我悲痛万分。

父亲一生永远定格在：1987年1月15日16时30分。

父亲在山东即墨疗养院，由去釆访的记者所拍照

父亲于1981年第一次到杭州，西湖边留影

　　与父亲有关照片存量很少，很多与青年时代有关的照片，都在文革中烧掉了，令人叹惜。

父母、妹妹与弟弟于1968年2月13日，在河图街31号留影，半年后，家搬到康安路电炉厂家属楼。

父亲与弟弟于68年冬，康安路新家楼前留影，身后是原哈电校俱乐部。

我和妹妹下乡后，69年春节父亲与大哥和小弟合影。

妹妹下乡后，于1971年第一次回哈探亲。

我于1972年秋第二次回哈探亲，终于见到分别四年的妹妹。

大哥与大嫂于1972年9月18日回哈探亲，因老家有个古怪的说法，全家福照片里，多了个外人，我的二表弟。

父母与大哥及长孙于1982年在杭州

在大哥西湖边上的家里，北山街58号一26室，现所在大院变成西湖展览馆。

父母在杭州最后的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