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 style="text-align: center;">牛虎铜案,战国(475-221年),高43、长76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h5> 牛虎铜案,战国(475-221年),高43、长76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案,即俎,古代祭祀时安放祭品的器物。这件铜案取形于两牛一虎,在大牛的造型中削去其宽厚的背部成为椭圆形的俎台,牛站立的四腿自然成为案桌的四足。<br><br> 这件取材于自然的青铜器在造型艺术的构思上,非常值得品味。牛虎铜案独特的设计之美也反映出了其创造者——古代滇人亲近自然、不拘一格的生活状态。凝结着古滇人智慧与思想的牛虎铜案堪称云南青铜文明的一件杰出代表。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猎首纹铜剑,战国(475-221年),高28.8厘米,云南省博物馆藏</h5> 猎首纹铜剑,战国(475-221年),高28.8厘米,云南省博物馆藏 该铜剑剑柄及刃后锋两面均有浮雕人像,皆双目鼓圆,阔嘴咧齿,面目狰狞可怕。从两者的面貌衣着及行为动作看,似为滇国时期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巫师。<br><br> 滇国百姓在对自身和自然周遭缺乏认知的情况下,往往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祈求神灵的庇佑和恩赐。然而人和神鬼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伴随着宗教信仰的产生,出现了一批专门沟通人神情感的所谓巫师。在个人专制的酋邦社会,巫师掌握了超自然的唯一途径,从而攫取了崇高的独特地位。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女俑杖头,战国(475-221年),高18、銎径2.2厘米,江川李家山18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h5> 女俑杖头,战国(475-221年),高18、銎径2.2厘米,江川李家山18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滇国墓葬中发现过数量较多的木杖遗迹,杖的上端均有此圆雕铜饰,铜饰连接圆形銎,銎两侧多有对称的钉孔,用以固定木杖。这些圆雕铜饰的题材广泛,有人物、走兽、飞禽、鱼蛇等,制作都十分精致。关于木杖的用途,有的人认为是滇国祭祀活动或集会时使用的仪仗器,有的认为是王族的令牌或是扶老用的“鸠杖”,但其确切的用途仍有待考究。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猎首纹铜斧,战国(475-221年),17.2厘米,江川李家山13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h5> 猎首纹铜斧,战国(475-221年),17.2厘米,江川李家山13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滇国出土的青铜器中,以兵器为最众。而在已发现的滇国青铜兵器中,又以铜斧的数量最多,装饰纹样或平面或立体。这件铜斧刃部接近平直,銎口沿饰以云雷纹,表面呈现一长辫发形的人首图案,反映了滇人独特的“猎首”习俗,巫师取人首以祭天神,士兵取战俘首级以邀功。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虫兽纹臂甲,战国(475-221年),江川李家山13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h5> 虫兽纹臂甲,战国(475-221年),江川李家山13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件虫兽纹铜臂甲是滇国青铜器中运用线刻工艺的杰出代表作之一。此臂甲为圆筒形,上粗下细,形同人之手臂。背面有开口,口沿处有对称的穿孔两列,便于系绳紧束。在臂甲表面,滇国工匠因形取势,在弧面上刻画了虎、豹、野猪、狸猫、猴、雉鸡、蜜蜂、蜥蜴、鱼、虾、甲虫等十七种不同的动物形象,动物与动物之间亦各具动作神态,极其精彩。从臂甲上互噬的动物,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蜥蜴-雉鸡-狸猫这样的一条生物链,寓涵着滇国工匠们对于万物相生相克这一自然规律的初步理解。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缚虎纹铜矛,战国(475-221年),长40.4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缚虎纹铜矛局部,战国(475-221年),长40.4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缚虎纹铜矛局部,战国(475-221年),长40.4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h5> 缚虎纹铜矛局部,战国(475-221年),长40.4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件青铜矛的外形虽无特别,但矛骹(读音:[qiāo])部雕塑群装饰却极为精彩。雕塑共有三组,第一组为顶端圆雕,凹形的栏槛中一头猛虎被绳索及栏槛所困,动弹不得。。制作此青铜器的工匠极具创作情趣,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圆雕、浮雕及透雕等手法进行了立体和平面的多层次刻划,使整器元素丰富,造型张弛有度,精美异常。三组狩猎场景共同再现了古滇人捕猎猛虎的过程,具有纪实性和戏剧性的审美融合,如同一部纪录片,让我们得以了解两千年前的滇人于自然中求生存的生命故事。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立鸟铜戚,战国(475-221年),戚长22、刃宽8.5、柲长122厘米,江川李家山21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h5> 立鸟铜戚,战国(475-221年),戚长22、刃宽8.5、柲长122厘米,江川李家山21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戚,同斧,属于古代砍劈类兵器。滇国兵器中,铜戚较少。这件器物为实心铜柲,圆刃,銎部饰双旋纹,断面为椭圆形,中段起脊,至刃部呈尖峰状,柲()端铸一圆雕小鸟造像,昂首、翘尾,古拙有趣,銎侧系一只铜铃。两千余年的历史,也没有尘封住小铃的叮当作响。如此独具匠心的一件器物很可能是古滇国祭祀活动中的仪仗器或舞具。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鸟钮矛,战国(475-221年),长18.2、宽9.3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h5> 鸟钮矛,战国(475-221年),长18.2、宽9.3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滇国的青铜矛刃可分为柳叶形和阔叶形两种。这件铜矛銎口呈凹形,饰旋纹、云雷纹和曲线纹,銎一侧铸一圆雕小鸟,鸟呈站立状,身略前倾,鸟喙与铜矛阔叶形刃部相接,似在啄食。小鸟长尾曳地,自然下垂落在銎口,一副自然天真的模样。用缩小比例的动物形象装饰青铜兵器以为钮,常见于矛、斧、钺等器形上,这也是古滇国青铜兵器的一个特点,反映了滇国工匠独特的艺术审美情趣。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曲柄斧,战国(475-221 年),长12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h5> 曲柄斧,战国(475-221 年),长12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整器虽造型简单,装饰也较为朴素,但寥寥数笔将一件线条平直的青铜器刻画得生动有趣,栩栩如生。这类以自然界中动物的形体特征为元素制作的兵器,称为“仿生式”兵器, 滇国出土的仿生式兵器除此外,还有蛇头形铜叉、蛙形铜矛等,这类器物构思新颖,做工精妙,为滇国青铜器中艺术与实用功能高度结合的典范。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虎噬牛狼牙棒,战国(475-221年),高30.7、棒径4.6、銎径3.1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虎噬牛狼牙棒,战国(475-221年),高30.7、棒径4.6、銎径3.1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h5> 虎噬牛狼牙棒,战国(475-221年),高30.7、棒径4.6、銎径3.1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器器形和结构都较为奇特,除滇国之外,在其他地区的青铜兵器中较为少见。观其细节,老虎运动中的毛皮花纹,犍牛蓄力时鼓起的肌肉纹理都刻划得清晰逼真。使用这样一件特种武器,其震慑作用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