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初体验———探访中阳上顶山

和春花语

　　看到品质户外—吕梁山组织徒步上顶山的活动，临时决定去拥抱大自然，碎碎近期紧绷的生活节奏。

　　胡队还是那么准时，早8点双宇假日出发了。8点半，22人的队伍集结完毕，颠簸的国道，压抑的重型拖挂车，没能阻挡大家放飞自我的心。不一会，狂野的中巴车甩开一路的尘埃与拥挤，进入了令人心情倍爽的森林地带。

上顶山，又称“九泉山”，位于中阳县车鸣峪乡的桥则村，海拔2100.7米，为中阳县境最高峰。因此地有九股清泉喷溢四周，曲水潺潺，环绕林间，水色清香，故得名上顶山。据《汾州府志》及有关史料记载，上顶山也称可寒堆、远望山、上殿山，山有可汗庙、突厥祠墓、姑子寺、姑姑塔、曹普真灵骨塔以及突厥寺、佛宝寺等。这里有原生态的自然景象，也有着丰富的本地人文历史资源，值得出发。

　　十一点左右，按着胡队所讲的爬山节奏，部队分三部分前段、中段、尾段有序的开始登顶。

上顶山还未经过开发，并没有常见的登山步道，顺着山势，有若干条上山小道，较为平缓的一条距离较远，陡一点的距离相对近。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顺着山势在林间穿行而上，尽享探险之乐。

整座山植被良好，树木葱茏，绿草如茵，空气清新，可以说是难得的天然氧吧。有说有笑中没怎么费劲就到了山顶。一头吊着铃铛的牛首先闯进了人们的视线。胡队介绍说，山顶的草甸是周围村民们牧马放牛的天然草场，他们都是将牛赶上山，隔几天上来看一看，不用担心走丢，因为村民们都相互认识，更知道牛和马是哪个村所有，会互相照应，当地淳朴的民风由此可见一斑。

眼界所及，一望无际，草甸，灌木，牛群，起伏的山峦，顿觉心旷神怡。

　　一路风景，一路欢歌，跟着三个领队，于中午一点到达第一个目的地———姑姑塔。

姑姑塔位于上顶山北端半山腰的姑子寺。雄伟壮观，扶云直上，矗立在绿树之中。姑子寺已毁仅留遗址，散碎可见残碑断石，但姑姑塔基本完好。

在中国古代，有寺必有塔。据有关史料记载，姑子寺与姑姑塔二者先后设置时间相差不太远。据说可寒堆、远望山、可汗庙的命名或产生时间大约在西晋时期。匈奴汉王刘渊建立平阳府时的前后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人士才有可能大量来此定居。从其寺院名称推测，即可认定姑子寺的僧人为尼姑，姑姑塔则是为圆寂的寺主而建。姑姑塔之冠名，则是因为我国北方、西方少数民族妇女的头冠称为古固冠、固姑冠，亦称姑姑冠，为了体现此塔的高大雄伟壮观，借用本民族妇女的头冠名称，将此塔冠名为姑姑塔。最初的姑姑塔建筑什么模样，我们不得而知，但今留存的姑姑塔，据专家初步认定，系唐宋建筑风格。

姑姑塔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残垣断壁荒凉至极，使人心酸。但久远的历史痕迹还在，关于它的话题还在代代传承，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除了姑姑塔，上顶山还有一座上殿山龙王庙(即可汗庙)。 该庙创建年代不详，据碑文载，宋代已有之，明、清及民国年间进行了数次维修，现存建筑为明代风格。坐北向南，二进院落布局。现存龙王殿为三孔砖石混构窑洞，厢房和后殿等遗址。2012年，吕梁市文物旅游局文物科同志陪同山西大学专家们认真考察了该庙的布局、历史沿革、碑刻等，尤其对明、清碑文进行了认真的辨认和拍摄。专家考察认定这座庙是吕梁市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座可汗庙，也是山西省发现的第四座可汗庙。

可汗庙的存在，说明上顶山有突厥、蒙古等民族在此活动过，由此也成为民族融合的象征。

登顶至此，可汗庙遗迹清晰可见。有清人魏国卿的碑文在2008年被名曰李秋生的人重新刻碑立于上顶山之巅，为这块高地增色不少。

　　户外这件事，是一件快乐的事。一起行走，一起探寻古迹，一起享受生活。在高山之巅野炊、喝茶，大声说话，大口吃肉，素面朝天仰望苍穹，忘了自己是谁。

看饱、吃饱、喝好后，胡队倡导大家轻轻的来，不留下一片垃圾，保护环境，保护自然，保护我们自己。

就这样，用一天的时间，感受酣畅淋漓的徒步之乐。悦耳的牛铃，牧马放歌的悠扬……探寻古迹，追忆游牧王者的跑马生涯……养眼养心，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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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摘自网络

中阳上顶山之可汗庙传说

        上顶山，又称“九泉山”，位于中阳县车鸣峪乡的桥则村一带，海拔高度2100.7米，为中阳县境之最高峰。因其有九股清泉喷溢四周，曲水潺潺，环绕林间，水色清香，故得名上顶山。据《汾州府志》(明·万历)、《孝义县志》(清·乾隆)记载，上顶山留有“可汗庙”，但史书无明确设置时间记载，而碑文中有“上殿山尅罕龙王神庙，相传至宋”的记载。从我国历史事件及碑文记载推测，上顶山可汗庙极有可能是西晋时期设置。东汉末期，在民族大迁徙过程中，进入内地的南匈奴族人士，被汉政权安置入山西中西部地区兹氏（今汾阳）境内后，北方少数民族人士就有可能到上顶山一带定居。西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8月，匈奴王刘渊在（今汾阳西部）离石造反，自号大单于，称汉王。此后，刘渊一面与西晋部队在并州（今太原）东南一带征战，另一面则选择离石以南无战事之地，谋求建立汉政权王府。在从离石向南转移期间，首先定址于上顶山脚下的开府村。据《中阳县志》记载，“相传，古代兴建平阳府时，曾择址于此，后因缺水而未建，至唐众多村民来此定居后，始定村名开府”。西晋永嘉二年（308年），刘渊汉政权最终定府于平阳之后，便将宗室以亲疏远近按等级封为郡县王，异姓以谋谟、战功依次封为郡县公侯。上顶山可汗龙王神庙，有一通“大清康熙岁次庚寅年菊月贰拾捌日立”石碑，碑文内写有“勅封伏熙侯”文字；据清《孝义县志·民俗》中表述，可以认定此“熙”为“羲”，由此可以推测，上顶山的可汗庙，应为匈奴汉王刘渊分封在上顶山地区的一位侯首先建立。且此侯冠以“伏羲”之名，由此是否可以猜测，此侯为刘渊分封的功绩最大、能力最强的侯，亦或为第一侯，因为伏羲对人类既有特别的圣德，又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位帝王，可以说再大的封赏莫过于此。

       据笔者查阅，在《汾州府志》(明、清)、《孝义县志》(清·乾隆、光绪)中，均无上顶山峰顶龙王庙之文字记载，但在清·康熙甲子年的一通石碑上，刻有“重修上殿山龙王庙碑记”，这说明在清·康熙时，上顶山峰顶的龙王庙，早已有之。龙王是汉民族对其最大神灵之尊称，所以说上顶山峰顶的龙王庙，应是当地汉族人士之所为。一般来讲，古代凡是能够建立庙宇之地，一定是居住着很多人之地。《中阳县志》记载，关于上顶山脚下“开府”村名的由来，可知唐朝初期前，上顶山一带早已是胡汉杂居之地，不过在唐朝初期以前，极有可能是胡人多汉人少，“至唐众多村民来此定居后”《中阳县志》载，当地居民才有可能，亦或说才有能力在上顶山建立龙王庙，此前对龙王神的供奉，或许仅是设立一个牌位而已。当然，在上顶山峰顶修建龙王庙，也是后期来此定居的居民不甘示弱，向可汗庙的挑战。上顶山峰顶也从此形成了龙王与可汗共存共尊的局面。

       在上顶山峰顶的可汗庙（龙王庙）院里，现留存有5通石碑，均为重修庙宇时所立。其中，明朝（或清朝，字迹模糊）、民国时各1通，清朝3通，分别为康熙甲子年与庚寅年、乾隆五十四年所立。这5通碑文中，唯有康熙庚寅年“重修上殿山龙王庙碑记”中写有“上殿山尅罕龙王神庙……”文字，对于其中的“可汗”改写为“尅罕”之意，多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如果说“尅罕”真有尅制可汗之意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一地之事。明崇祯二年时，在地处上顶山与离石之间的四塔村“重修应雨龙王庙记”碑文中，仍有“州治西南十五里许名四塔村者旧有可汗神庙”的记载，“州”即永宁州，“永宁”即离石。这说明。明朝时或晚明时，还未出现尅罕的说法。所以说，“尅罕”不是尅制可汗之意，反之“尅罕”应写为“尅汗”。可以说，“可汗龙王神庙”之名至清朝时，在上顶山地区一直传承着。只不过到了清朝时，很可能民间已不懂“可汗”之本意，也许撰写碑文人并不认识“可汗”二字，仅以当地口语习惯发音，取其谐音写为“尅罕”。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孝义县志·民俗》（清·乾隆）篇中述：“读字往往认音不辨意，如读‘觉’如‘珏’，于是即书‘珏’为‘觉’；更乱以方音，如‘同’为‘屯’、‘苑’为‘院’之类甚多，贤者亦不免焉”。

      宁静致远曰： 可汗，又称大汗、合罕、汗王，简称汗，这是四世纪后北亚民族高级政治体首领的称谓。 汉语译作“可寒”，用为一国之主称号，最早始于公元402年，柔然首领社崘统一漠北自称。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建立的汗国，其最高统治者皆称可汗，史书称“可寒”，原意是“国王”。 有别于匈奴的领袖“单于”称号。 魏晋时期，在鲜卑部落，始见 “可汗”之称，最高首领被尊称为“可汗”或“可寒”，夫人被尊称为“可敦”。 此后西北各民族或西域诸国，可汗之称越来越多。 可汗庙集中分布在山西的晋中和吕梁，这一区域在北朝属晋州的范围，有四座可汗庙： 灵石县有两座可汗庙、介休张壁古堡可汗庙和中阳上顶上可汗庙。 古代山西既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又是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地区，两者结合，决定了古代建筑遗产带有鲜明的民族多元特色。

【参阅资料】本文主要参阅： 《中阳县志》《孝义县志》（清·乾隆、光绪）、《汾州府志》（明、清）、《吕梁市乡镇志》（下册·中阳县卷）、《中阳民间故事》（贺启亮 编著）以及散见于网络中有关上顶山的一些图文资料等。

作者：解德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