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军人秘密出国参战回忆

e 张

　　1966年10月，我刚满十四周岁，已经是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年多的老兵了，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第五通信团（1969年改为广州军区通信团）学兵排参加无线电报务技术培训。

这天上午，学兵排长兼教员陈泽友同志突然向我们宣读了军区的命令。要求我团立即派遣十个成建制无线电台，补充到中国后勤部队第七支队赴越南执行援越抗美任务。同时宣布团党委决定：学兵排提前毕业，部分同志将上前线参加战斗。听说要出国支援越南.奔向抗美最前线，履行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学兵排全体学员纷纷踊跃报名，积极要求参战。我和几位战友还写了血书。

经过不懈地努力，团党委终于批准了我的申请，并被分配到七台。我台人员组成是：台长闫昆生（湖南人）；代理报务主任卢增满（广西人）；报务员翟阳春（湖南长沙人）；谢恩国（湖南冷水滩人）；宋套来（湖北咸宁人）；王爱民（河南人）；张毅（湖北人）。电工兼摇机员钟克强（湖南岳阳人）；杜军成（湖南常德人）；龚德富（湖南湘潭人）。

出发前，团党委专门组织召开誓师大会，所有参战人员郑重地举起右手向鲜艳的五星红旗宣誓，并在上面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十个建制台105人来到广西宾阳县中国后勤部队第七支队通信连集结地，与他们一起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出国前集训。学习党的援外政策、部队纪律守则、越南的风俗习惯以及常用的越语、英语等。部队专门进行了忆苦思甜教育，吃忆苦餐时，到我台蹲点的军区通信兵部周副部长含着眼泪，边吃边向我们讲起旧社会的苦难生活，听得大家个个落泪。忆苦餐吃的是窝窝头，不知是什么做的，黑乎乎的特别苦，非常难吃。我强忍着吃了一点，只好大口大口地喝红薯叶汤。 随后，我台被编入221团(大队）警通连，驻扎在广西黎塘一个烟草仓库，继续集训了几天。

1966年12月15日晚18时，部队浩浩荡荡地准时跨过友谊关，十八时零五分我台乘坐的军车通过中越边境分界线，进入越南境内。

大家回望雄伟的友谊关，满怀深情地说：“亲爱的祖国，放心吧！我们一定完成您交给的光荣任务！” 经过严密伪装的摩托化车队在夜色里静悄悄的行进，大家的心情即兴奋又紧张，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睡觉。车厢里有两筐食品（一筐甜饼和一筐面包）供大家夜宵食用。由于牙疼，白天没有吃好，整个车厢只有我在默默地吃着。甜饼虽然有点硬，但甜丝丝的非常好吃.

　　不知不觉中车队来到越南红河某汽车轮渡码头。这里是敌机轰炸的重点目标，上百台汽车，一千多人在这里等待过江，情况十分危险。整个车队和码头实行了灯光管制，天空黑压压的伸手不见五指。正当大家着急等候时，我方车队突然停止了渡河。原来中途来了苏联的导弹营，越方让苏联车队先过河。知道这一情况后，我团团长立即向越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按照先来后到原则，先来先过河，后到后过河，苏联车队中途插队是极不合理的。在我方强烈要求下，越方恢复了我们车队的摆渡。

　　正当我台的汽车乘船摆渡到河中心的时候，码头拉响了防空警报，刺耳的警报声顿时让大家紧张起来。渡船立即关闭了发动机，整个河面漆黑一片。没有动力的渡船顺水漂流，大约过了半个多钟头，敌机飞走了，渡船才重新启动，将我们送到对岸。

　　经过一夜奔波，16日清晨，我们来到团部驻地时，东方刚刚泛白。这里全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山高林密，地势险峻，坡陡谷深，人烟稀少。

越南北方冬季的清晨，微风带着丝丝凉意，密密的树林中弥漫着浓浓的晨雾。大家背着电台、背包，扛着天线、机器，沿着先遣人员开出的羊肠小道艰难地向山上攀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达宿营地，大家累的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个个瘫在地上不想动弹。

我台的两顶帐篷安扎在大半山腰，不远处有几棵粗如水桶的野生杨桃树 ，枝头结满了一个个足有半斤多重黄澄澄的杨桃。十几只猴子调皮地在树上嬉闹玩耍，我们也不时上树跟它们‘挣抢’杨桃。 看到这一情景，更增添了大家对和平的向往和对战争的憎恨。

第三天上午10点左右，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大家立即疏散，就地隐蔽起来。我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台长闫昆生一把拉住我，迅速隐蔽在灌木丛中。毕竟是平生第一次，我心里紧张的砰砰直跳。不一会儿，飞机声音渐渐地由远而近。我睁大眼睛，透过灌木缝隙仰望天空，想看看美国飞机到底是什么样子。许久，飞机声音又由近而远慢慢的消失了，我却连飞机的影子都没见着。事后大家从飞机的声音和速度分析，它不象是美国的战斗机，到象是民航飞机。无论如何入越后的第一次实战条件下的防空，就这样在即紧张又糊涂中解除了。

　　不久，我台被调到一营执行通信联络任务。这里的山不是很高，山上长着一簇簇大大小小的灌木。经我后来仔细观察发现，每簇灌木丛中一定有个蚂蚁窝。为这事,我曾经跟老兵'打赌'，还赢了一个苹果哪。

我们住的两间茅草棚坐落在靠近山顶的斜坡上，为了电台安全，周围挖有防空堑壕，营部还专门加派了双岗，一个明哨一个暗哨。

上到山顶，向山背后望去，山下是座小村镇。蜿蜒的公路从村旁经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绕过村庄流向远方。街道两旁断壁颓垣，满目荒凉 。一座破旧古老的教堂孤零零地坐落在河边，教堂上高高的十字架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孤独凄凉。街道上行人稀少，时不时传来几声凄惨的犬叫声。看到这一惨景，让我心头一颤：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是多么的痛苦、恐惧和残酷呀。人们讨厌战争，渴望和平；世界需要的是和平，不是战争。我们来到越南，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就是为了消灭战争，让人们都过上幸福的和平生活.

营部炊事班设在山脚下，一条小路从旁边经过，路边的一小块平地成了我们吃饭的地方。当地农民到地里干活都走这条小路。一天傍晚，几位越南妇女收工回家，见我们在吃饭，好奇地走向前。看到我们吃的是:白米饭、猪肉罐头炖粉条，洋葱炒鸡蛋（是鸡蛋粉做的）......，她们个个伸出大拇指，连声夸我们的伙食好。为防止头部受伤后感染，战士们一律剃了光头，只有干部才能留寸头。越南妇女见我们几个光头排成一排蹲着吃饭，笑的直不起腰来。有个大胆的姑娘竟然跑上前一个个摸我们的光头，弄的我们几个满脸通红，很不好意思。

　　一晃来到越南已经两个多月了。战争环境，异国他乡，根本没有条件讲究卫生，入越后大家还没有洗过一个澡。这天中午，天气晴朗，艳阳高照。老兵翟阳春带着我们几个，顺着山脚下的小溪往上寻找水源。越南全年分为旱季和雨季，每年的5月至10月为雨季；11月至第二年的4月为旱季。在旱季，往日清泉涌流的小溪也几乎干枯无水。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才找到一个大不到一米五，深不过20公分的小水坑。利用这点水，大家凑合着洗了入越以来的第一个澡。洗完后，清亮的小水坑顿时成了黑泥潭。可大家就象卸下了沉重的包袱，顿感轻松了许多，那个高兴劲至今令人难忘。

　　中国援越工程部队每个团都配属了独立高炮营。高炮营的兵力和所配置的三七毫米高射炮射程都有限，不能与美国飞机硬拼。我们就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机动作战、寻机伏击，积极摸索敌机的行动规律，适时埋伏在敌机往返的必经之路，突然袭击，出奇制胜，打他个措手不及，即打即离，打一仗换一个地方，掌握作战主动权。

1967年 5 月，我台配合221团高炮营到中国援越部队最南端的施工点执行掩护任务。这里也是敌机返航经常经过的地方。高炮阵地设在四面环山的一片小土包上，我台则隐蔽在距离阵地2-3公里远的一个天然山洞里。为了安全和保密，电台设在山洞最里面，大家分散在洞口宿营。山洞里非常潮湿，虽然下面垫了木板和塑料布 ，被子却始终是湿漉漉的 。

有天晚上，值班员正在抄收上级发来的特级电报。突然，电闪雷鸣，天空下起了大雨。大家立即拿起被子下铺垫的塑料布，支撑在电台上面。电台保住了，特级电报抄收无误。可好几个人的被子却被雨水淋的透湿。大家只好两人盖一床被子过了一夜。

越南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温高多雨，湿度大。蚊虫，旱蚂蝗，毒蛇，蜈蚣特别多。战士们经常被蚊虫叮咬，身上有几个大包成了家常便饭。

有一次，我们在宋套来的床边发现一条大蜈蚣，好家伙，足足有20公分长。要不是有蚊帐，说不定会被它咬上一口，好险呀。

我们住的山洞，距离高射炮阵地有3公里远。据说，自从美国有了能够跟踪无线电波的导弹后，为了安全，部队首长就把电台安置到比较远的地方。

这天，我和宋套来护送台长闫昆生到营部向首长汇报工作。

来到营部，我趁台长汇报工作之机钻进了作战指挥所。只见标图员头带耳机，手握三四支不同颜色的特种铅笔，正在聚精会神地接收情报雷达提供的敌机情报，并将敌机飞行的航线标识到图板上。标图板上有好几条不同颜色的线，显示着敌机出动频繁。其中有条线显示：一架敌机从台湾某机场起飞，窜至大陆中部后，返回途经福建时突然从标图上消失了。

我忙问到：“这是怎么回事？” 指挥排长笑着说：“很可能是被我们给打下来了。”我一听高兴的几乎跳了起来。

正在这时，标图员报告：“敌机三架，临近我阵地。目标距离.....” 营长果断下达进入一级战斗准备的命令。顿时，阵地上空响起了战斗警报。

我急忙冲出掩蔽部，伏在战壕边观望。不一会，三架敌机从北方飞来。用肉眼看，飞机约有20多公分长。我着急地直想喊，快开炮，快开炮！可是，等到敌机飞走了，我们也没开炮。原来，敌机距离太远，没有把握是不能轻易开炮的。

一连几天，虽然每天都有敌机经过，但都由于距离太远，让狡猾的敌人逃脱了。大家心里非常着急，但也无济于事。

营首长及时告诫大家：要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关于“高炮部队坚决做到不打则已，一打就力争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的指示，沉着冷静，严密伪装，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一天晚上，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一弯残月悬挂在夜空。11时许战斗警报声响彻阵地上空。原来敌机轰炸完某地目标后，正大摇大摆地往回返航，渐渐地在向我阵地靠近。

敌机刚一进入我火力范围，全营集中炮火瞄准第一架猛烈射击，“轰！”“轰！”“轰！”敌机顿时起火，摇摇摆摆坠落地面，轰隆一声爆炸了。

我们全台同志（除值班员）不顾安危，站在洞口激动地跳跃欢呼。

激烈的战斗继续在进行，稠密的炮火射向天空 ，就象盛大节日里燃放的五彩缤纷的礼花，无比壮观，煞似好看。

狡猾的敌人突然遇到我高炮营的炮火袭击，慌乱了手脚，见势不妙，仓皇向南逃窜。

这次战斗，我高炮营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的辉煌战果，受到了上级的表彰。

为了防止敌人报复，战斗一结束，全营立即撤出了阵地，迅速转移到其他地点，继续寻找战机打击敌人。

我221团(大队)高炮营不畏强敌，敢打敢拼，指战员越打越勇，仗越打越精。

1967年7月16日..18日、19日，他们连续作战，击落敌机六架，击伤四架，在三天内连战报捷,创造了独立高炮营"集火近战"的典型战例.。

7月22日，广州军区颁发嘉奖令，嘉奖221大队高炮营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他们取得的重大胜利，七支队的手刻油印战地快报《前方战士》专门发了号外，以"二二一大队高炮营击落敌机六架击伤四架"为题，整版篇幅进行了专题报道。

　　我台圆满完成任务调离高炮营，奉命来到了三营。

三营的施工点在越南红河三角洲，靠近12号公路。我台安置在一个土山丘上，住的是茅棚，葵叶(也可能是甘蔗叶)盖的棚顶，竹席围成的墙，就连窗户和门也是竹子编制的。茅棚周围长着越南特有的带刺实心竹，枝繁叶茂、翠绿欲滴、成了我们天然的防空保护伞。当地农民在竹林边种了一大片的木薯和菠萝，山丘四周是成片的稻田，一条小路穿过稻田通向村庄。村里有所河内某技术中专学校，他们是为避免美国飞机的轰炸而专门搬迁到这里来的。

为了安全隐蔽，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在居住的茅棚边挖了个长宽约2米，高约1.5米的掩体做电台工作间。掩体的顶部盖的是腰围粗的园木，上面铺着厚厚的泥土。掩体两边挖了通道，一条通向外边的防空壕；一条通到茅棚的室内，当发生空袭时，便于大家直接进入掩体和防空壕。记得有天夜晚，敌机突然临空，大家立即躲进掩体，只有我还在床上酣睡。台长闫昆生迅速把我抱进掩体，等敌机飞走后，又把我抱回床铺。第二天战友们说起这事，我还一脸的茫然，直到今天，老战友见面还经常说起这事逗乐。

越南群众对中国军人非常热情友好，无论大人小孩还是老人与我们见面，都亲切的打招呼:"招格隆机中国(中国同志你好)!”这天上午，一位老奶奶抱着一个菠萝蜜，拄着拐棍步履蹒跚地找到我们，把菠萝蜜直往我怀里放，口里连声说道:"感恩隆机中国(感谢中国同志),感恩隆机中国。"我们十分感激，连忙婉言谢绝，老人家就是不肯，放下菠萝蜜假装生气，转身就走。无奈我们只好收下，事后，台长还专门派人给老奶奶送去几听军用罐头。

越南红河三角洲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是世界著名的产米区。这里的人们勤劳善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常年在农田里辛勤劳作。但是，由于连年战争，当地百姓的生活仍然很苦，打下的稻谷大部分交给国家，支援前线。平时的主粮是木薯(有微毒,需浸泡2天，方可食用)，只有节日里才能吃到大米，就连普通的粉丝也要到过年时才有。

我们刚到这里不久，有位与我年龄相仿的越南小男孩经常到我驻地玩耍，时间一长，我俩就成了好朋友。经翻译了解，小男孩叫"腊巴"(音译)16岁，是家中的老大，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妹妹，爸爸是十几公里外小镇上工厂的工人，半年前，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美国飞机炸死了。妈妈拉扯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过的很艰难，"腊巴"也因此辍学在家，帮助妈妈干些农活。我们在'腊巴'的带领下来到他家:一座不大四面透风屋顶漏雨的茅草棚，三块石头支着一口破了边的铁锅，锅里有两块烤木薯，是留给在地里干活还没回来的妈妈的。旁边有一小堆木薯，一张陈旧的竹床上，有条又破又旧的薄被子，这就是一家五口的全部家当。看到这些，大家好一阵心酸。打这以后,我们到营部打饭的时候，经常多打些，吃不完"剩"下的就都送给了"腊巴"一家。

我们是一支人民的军队 为人民做好事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但在越南毕竟不同于在国内，帮助越南百姓做好事要讲究分寸，不能热心过度，否则容易发生误会引起越南某些官员的不愉快。但对于急待抢救的危急伤病员我们则尽力救治。一天下午，一位老大爷急匆匆地找到我们，手不停的比画，嘴不停的说着什么。由于没有翻译，大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正在着急万分的时候，老人拿根小木棍在地上写了几个汉字:生小孩 大出血。原来是老人的儿媳妇分娩难产大出血，生命垂危。我们立即电话向营部报告，营首长非常重视，迅速派来医生，并带了最好的止血药。经过紧急抢救，孕妇终于转危为安，平安地生下了健康的小宝宝。老人含着泪花紧握医生的手，激动地说:"感恩隆机中国(感谢中国同志),感恩隆机中国!"

越南当地政府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他们经常派电影放映队和文艺团体给我们放电影和慰问演出。他们第一次慰问我们时，原准备放中国电影<<梁山泊与祝英台>>，由于国内已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部优秀的戏曲片被错误地打成了毒草，部队领导只好婉言谢绝。越方虽然无法理解 ，但在第二天还是给我们换成了反映越南抗美救国的故事片。40年过去了，电影的片名和具体内容我早已忘记，但是，越南人民不屈不挠、誓死保家卫国的精神却让我永远铭记在心。

入越的前半年，我们的伙食基本上是:大米、罐头、鸡蛋粉、脱水菜，很少能吃到新鲜蔬菜。主要原因是，我们所属的七支队位于援越部队最南端，担负越南红河三角洲上下纵横数千公里纵深的永久性防御工程。整个工程分布在以河内为中心的8个省121个点位上，共修筑坑道139个，总长2.5万余米，掘开式永备工事149个，坑道口露天炮阵地138个，永久性道路和施工道路171公里。这些工程所需要的钢材、水泥、木材都得从国内长途运输，连同生活物质，每月的运输量达3万多吨，每天为七支队运输的军车就达300台。巨大的运输量和分散的施工点位，加上敌机轰炸，洪水泛滥，道路经常受阻，从国内购买的新鲜蔬菜，运到援越部队时，大部分早已烂掉了。人体需要多种营养，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缺乏必要的多种维生素，影响了指战员的体力和健康，许多人的嘴、舌、脚丫甚至裆部发生溃烂，非战斗减员增加，施工出勤率下降。虽然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尽了很大的努力，出国部队也采取了大量生豆芽菜和向指战员分发维生素药丸等措施，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越南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四季种菜，我就曾经在越南山区荒地里见过，有2米多高底部比手腕还粗的辣椒"树"，一棵上面就长着红、黄、绿、白、紫几种颜色的朝天椒，令人叫绝。在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的亲切关怀下，越方同意我入越部队就地开荒，并拨一些土地给我们种菜，我台就分到了一块菜地，头一茬我们种的是空心菜(我国南方有人叫竹叶菜)，这种菜好种易活长的快。台长闫昆生经常带着我们到地里松土、施肥、浇水、捉虫，在大家的精心护理下,空心菜长的绿油油的十分喜人(见照片)。我们终于吃上了自己种的新鲜蔬菜，随着时间的推移，蔬菜自给率逐渐提高，有的部队甚至自给有余。后来，我们还从国内购买活鸡、活鸭、生猪，拉来喂养宰杀。入越参战部队的伙食终于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按照中央的部署，我援越工程部队担负的任务不仅仅是修筑铁路、公路和防御工事，一旦美军从海防登陆，部队要迅速向东集结，利用我二支队已完成的沿海岛屿防御工程阻击敌人，等待国内派后续部队上来，我工程部队用手中的轻武器阻击现代化装备的美军登陆部队，必将是一场恶仗，万一敌人突破第一道防线，就可能打一场河内保卫战。保护越南首都河内，就是保卫这个神圣的国家，七支队修筑的红河三角洲永久性防御工程的作用尤其显得重要。

为了与敌人抢时间，参加施工的指战员非常辛苦，他们每天作业十几个小时，遇到突击性任务往往24小时连轴转，工程进度很快，工兵老大哥英勇顽强，敢打敢拼，吃大苦耐大劳的优良作风，让我们深受感动，大家纷纷要求参加施工劳动，为早日完工尽一份力量。经营首长批准，台长闫昆生带领我们几名战士来到九连施工点，参加晚班作业，时间是晚八点到第二天上午八点。大家蹲在不到1米高的夹缝里，把一桶桶四五十斤重的混凝土向坑道尽头传递，由有经验的老兵负责捣固，工作虽然很累，但大家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整个工地呈现一派劳动竞赛场面。见我年纪小，闫台长安排我担任防空观察哨，负责空中观察，发现敌机立即鸣哨，向施工的战友们发出警报。

越南山区十二月的夜晚凉气袭人，我披着棉大衣，靠在坑道口旁的一个土堆上，两眼警惕地在夜空中搜索，生怕有什么遗漏。1小时.2小时.....5个小时过去了，长时间单调重复的夜空观察，让我多少有些疲倦，刚开始的那种警觉和兴奋劲逐渐淡化 正当我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一架敌机从山背后超低空飞来，就象夜空中一只巨大的黑鹰扑向我们，速度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哨子，敌机已经飞得不见了踪影。震耳欲聋的飞机轰鸣声震惊了整个工地，电工值班员立即关闭了发电机，工地上一片漆黑，大家跑到坑道口议论纷纷，询问是怎么回事。几位老兵高声喊道:"谁是防空观察哨?为什么没鸣哨?!"我知道错了，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暴露了目标，敌人派飞机来工地轰炸，那可就麻烦大了。我木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全身上下紧张得有些颤抖。这时，台长闫昆生来到我身边，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小声地说:"不要紧,没事的."不知是害怕还是感激，我的眼泪刷地就流了下来。过了半个多小时，敌机没有来，大家分析:我们施工点是在山的北面半山腰上，对灯光又进行了严密的伪装，敌机是从山背后由南向北超低空飞过，很可能没有发现我们。最后首长决定继续施工 ，同时加强空中观察警戒。工地恢复了正常施工作业，我把哨子放在嘴里，双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夜空，不敢有半点闪失。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上午8点交接班，敌机始终没有来，我的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美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逐渐升级,加大了全面轰炸的强度，轰炸范围扩大到整个越南北方的各个地区，平均每天出动飞机300多架次，最多一天达到700余架次。我们电台每天都收到十几份关于敌机从东线入侵的敌情通报(红河三角洲地处越南东部)。情报特别准确，美机实际从我地经过的时间与情报上的时间前后相差不到一分钟，我驻地几公里远的地方有座小火车站，敌机经常来空袭，少则几架多时有十几架，轮番对车站狂轰滥炸。由于我们的电台伪装隐蔽做的好，始终没有被敌机发现。但是，有一次我们却遇到了危险，差点发生人员伤亡。当时，越南一架米格飞机与美国三架F-4鬼怪式飞机，在我驻地上空进行激烈的空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米格飞机随即超低空飞行，利用地面的高射炮掩护摆脱了敌机，敌人恼羞成怒将炸弹投向居民区。顿时，硝烟四起弹片横飞 ，爆炸声震耳欲聋. 。 因为敌机几乎天天来轰炸，我们习以为常，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为了看清空战，我起身站在了防空壕外边，台长闫昆生安顿好电台值班后，到防空壕检查大家隐蔽情况，见我站在防空壕外，高声喊到:"快下来,注意掩蔽!"连喊两声，我才不以为然地跳入防空壕。就在这时,敌机突然向地面俯冲空投炸弹，闫台长猛地向我扑来 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我，只听"嗖......咔嚓!"两根实心竹倒在防空壕上，吓的我趴在地下一动不动。等到敌机飞走后，我们起来一看 是一块巴掌大的弹片将两根手腕粗的实心竹劈断了。我上前把弹片拿起，还感到有些烫手，在200多米远的地方,敌人的炸弹在地面炸出一个直径十几米的大坑，如果不是闫台长来的及时，我很可能会被弹片击中，在敌机俯冲轰炸的关键时刻，是台长救了我，他把生的希望让给我，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充分体现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崇高的思想境界，幸运的是大家都没有受伤。

　　台长闫昆生是位非常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出国前，上级首长已经决定调他到广州军区通信兵部任职。当得知部队要入越参战的消息，他再三提出申请，部队首长才同意他带队出国，完成任务后再到通信兵部报到。在入越期间，他待我亲如兄弟，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工作上严格要求言传身教；政治上教我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军人。闫昆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是我政治上的引路人。在他的帮助下，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并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9月担任了七台台长,1970年9月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名不懂事的少年，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后来，我转业到了地方，连年是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多次立功受奖；担任基层领导干部后，曾被评为市优秀检察官，2005年10月，我和宋套来几位战友专程看望了老首长闫昆生，大家回忆起在越南的日日夜夜激动不已感慨万分，我衷心地祝愿我的老首长闫昆生及夫人: 全家幸福，幸福一生!

　　1968年2月，七支队圆满完成了越南红河三角洲永久性防御工程，越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所有工程都符合设计要求，抗力超过要求标准，整个工程坚固、适用、质量高、伪装好。我所属的七支队221大队（团），按照中越两国两军总参谋部签署的新协议，又奔赴越南内排机场修筑飞机洞库。

内排机场位于河内西北约20公里，是越南北方最大的空军基地，也是河内的国际机场，是我国于1961年至1965年间，派出专家组设计、指导并提供成套设备和材料建成的能提供喷气式飞机起降的现代化机场。 根据上级首长决定，台长闫昆生，代理报务主任卢增满 报务员翟阳春等同志随大部队回国，并派来新的台长周清明(湖南衡阳人)带领我们留下，继续配合221团担任无线电通信联络任务。

　　接受新的任务后没多久，我台随221团转移到了越南良山地区。

这里是典型的热带原始森林，莽莽密林，古树参天，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一道蜿蜒的小溪，轻轻地穿过幽静的山谷流向远方。我们警通连各排(台)就分散驻扎在小溪的两边。

越南雨季的降水量是全年的百分之八十，而１９６８年越南雨季的降水又格外的多。这天晚上，雨下个不停，原本从容平静的小溪，如今也焦躁不安起来。为防止发生洪水，我们全台同志坚守岗位严阵以待。到了夜里凌晨1点左右，我实在支撑不住，就靠在四根树桩撑起的木板床边打起瞌睡来。台长周清明见状，关心地对我说:“你先睡吧.” 我刚睡着不久，就听见周台长喊我:“快醒醒，发洪水了.”我醒来一看:不得了，洪水快要挨着床板了，鞋子、脸盆、水桶、香皂盒......都在水上漂着。我急忙收拾东西向高处转移。洪水再大,电台值班是不能中止的。大家将椅子搬到桌子上面，电台放在椅子上，值班人员站在水中坚持接收无线电信号，确保与国内的通信联络不中断。第二天清晨，洪水才逐渐退却。连队不少同志沿着溪边寻找被洪水冲走的物品。

连续几天的大暴雨，洪水将通往国内公路上的桥梁冲毁，加上敌机对运输线的轰炸破坏，出国部队的生活物资供应中断了，预计修复好需要1个月的时间。团党委号召全团指战员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特别是非战斗施工连队一日三餐吃稀饭，黄豆、土豆、芋头代替主粮。生活上虽然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但大家的情绪依然十分饱满。每餐吃饭前,照样按照当时的规定，列队高唱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曲，高呼口号:“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在我援越筑路部队的日夜奋战下,通往国内的公路只用十天就修通了，出国部队的后勤生活物资恢复了正常供应。

221团修筑的越南河内内排机场飞机洞库，是1968年9月16日正式开工的。1969年3月，飞机洞库的施工还没有完工，我台原部队广州军区通信团就派来人员换防，替换我们回国休整。

　　在回国途中，大家兴高采烈地来到友谊关前照相留念(见照片)。

晚上11时许，我们来到广西南宁市一个国营小饭店就餐，只见饭店职工下班前在毛主席像前跳忠字舞，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弯腰弓背，伴随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歌曲的节奏，边唱边艰难地扭动着肢体，向毛主席表忠心。我们这些从前线归来的人感到十分的新奇和困惑。国内的文化革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一场更大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

光阴似箭，岁月如烟，弹指间四十年过去了。当年，中越两国人民亲如"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历史，在一些人的心中已经荡然无存；那段不应该忘却的历史已经没有人再提起。但是，在祖国受到威胁和邻国受到侵略的危机时刻，中国援越部队的32万热血青年军人，奋不顾身毅然决然地走向战场，不惜用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为祖国换来了安宁，为越南的和平与统一做出了贡献。我作为其中的一员，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的一生中因为有这段辉煌的历史，将永远无怨无悔......

（全文完）2006.5.8.

与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通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徐赐建合影。

作者简介

张毅 湖北省通山县人（出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祖籍山东省濮县，今属河南省范县）1965年9月参军至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第五通信团学兵排，1966年10月—1969年3月参加援越抗美，1969年9月任广州军区通信团电台报务主任、台长、接力站站长，1977年10月奉命调往广西边防前线，任某部通信参谋，1979年2月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1982年2月转业至湖北省通山县公安局，1985年7月调往县检察院任检察员，副科长，科长，总支书记，副检察长。2012年12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