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武乡光明剧团成立八十周年特稿之六

武戏山人

耄耋之年忆往昔

文/王世荣

　　1938年，15岁的我考取了“武乡县青年救国公学”，本指望好好学点文化报效国家，谁料日寇侵占太原后，分兵九路围攻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战火烧到我的故乡，学校为了继续办学，无奈转移乡下。敌人一来我们就转移，敌人一走我们照常上课，就这样断断续续维持到了毕业。毕业后组织上安排我到“民族革命中学”深造，尔后参加了革命工作，投身于民族的解放大业。

我本是教员出生，却没有想到转行干了文艺，还为三晋戏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说起来有些偶然，但也是必然。自己幼时就喜欢唱歌、跳舞和体操，却也听人说：“王八、戏子、吹鼓手”是下等人。子我参加工作后，看了新文艺工作者的演出，特别是《白毛女》、《血泪仇》等等，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反而觉得戏剧艺术有形象、有立体感，更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毛主席说：革命战线“就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所以我就常常萌生了做文艺工作的念头。这样的机遇终于不期而遇。1945年，我在马村学区担任联合校长时，当时根据地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已普遍兴起，我身在文化战线工作能无所作为吗？于是我便下定决心一试身手。首先在马村学校组织起儿童打“霸王鞭”队，自己编舞、编曲、编唱词进行排练，一支“霸王鞭”队出现了。接着又组织起青年妇女的“高跷”队，这样就活跃了该村的文艺氛围，同时在区上竞赛会上又都获了奖。名声在外，进而该村剧团要参加县上汇演，我也勇于应邀为他们写了四场秧歌剧《魏森林家庭》。后来此剧本竟然获得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文艺征文特等第二奖。进一步激发了我写剧本的兴趣。随之县里调我去创建“民教馆”（文化馆前身），从此我就从事了文艺工作。

在民教馆的一年半中，我负责整顿了县盲宣队、鼓书队，帮他们整理传统剧目，鼓励他们创作新节目，并不时地组织他们会演、交流经验，以促进提高。我还为他们亲自创作了新鼓书段子。如：《张先生觉悟》《颂太行劳动英雄李马保》《歌唱太行文教模范陈全忠》《地主与长工》（改编）等。《地主与长工》竟成了我县名鼓书队员史海珍的保留节目，他几乎将此剧目唱遍了太行区域及晋中、太原等一些地方，深受群众喜爱。

　　1948年我到县翻身剧团任职了编导，这就园了我写剧本的梦。于是，我不断地借鉴探索编、导经验，既编又导了大中型现代剧有《光荣牌》《两种作风》《两家人》《绑住结婚》（此剧于1949年《太行文艺》第二期发表、推广）。改编的现代戏有《葵花》《高乾大》，历史剧有《秦明上梁山》。导演的有歌剧《王秀鸾》《刘胡兰》《王贵李香香》《圈套》等。这样就保证了剧团每晚的现代戏的演出。1950年冬我离开翻身剧团，调任长治专区宣传队创作组长。此期间写了两个小歌剧，创作出中型歌剧《女社长》（省音协主席副主席夏洪飞、张沛作曲）。此剧于1952年各专市宣传队在省城集中整风时，向省委领导及文艺界进行了专场汇报演出，获得好评。而后将剧本送往中央《剧本》月刊，复信让修改一下发表。不妙的是，不久，中央决策取消文工团、宣传队的建制，我即将调往省文联，就在这人员四散、人事忙乱之际，一时粗心，将唯一的一本剧稿遗失！实为遗憾！

1953年调省文联任联络处处长至“文化革命”，12年时间，主要是做文艺组织工作。如和省直各协会及专、地、市文联及一些会员的通联工作。负责编辑了《山西文艺通讯》刊物。还负责编选了《山西散文特写选》《山西诗歌选》《山西小剧本选》等选集。在接触各种文艺作品的影响下，也尝试为报刊写了一点特写、剧评、诗歌等短篇文章。经发表出版的小剧本有：《小算盘》《远大的路子》《风波》《下马看花》《揭红榜》《小兰上山》等。发表后丢失的小剧本有：《小心眼》《马大友过关》《狗急跳墙》（活报剧）等。写的大型剧本有戏曲电影剧本《涧水东流》（改编。由我执笔、合作），此剧由《电影文学》发表，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影片。未发表的有电影剧本《地下小学》（改编，初稿）原约拍片，因下乡搞四清又逢文化大革命而停写，剧本创作也由此中断。

文化革命后期，我随省文联干部全体又到中央办得学习班近一年进行整顿，而后插队农村搬家乡下。二年后，才返回省城，调任山西省戏剧研究室副主任（戏研所前身）、《戏友》刊物主编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