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红飘带――缅怀中央红军长征纪念地追寻记

梦回吹角

　　2019年7月14日，入伏第三天。清晨离开西安，开始了我走长征路的行程。8月20日晚返回西安，这一天出伏。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重要纪念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八十五年前的秋天，只有13岁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率领着组建才七个年头的红军队伍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悲壮而又艰难的远征，那个远征叫长征。历时一年零九天、跨越11个省区、行程二万五千里、出发时8.6万余人、抵达陕北时仅有六、七千人的长征，从此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条熠熠生辉的红飘带，也从此永恒地铭刻在了神州大地上。

走一次长征路的心愿想往已久，一群革命理想高于天、一群心系天下劳苦大众、一群誓将苦难中国带出深渊的人们，他们的长征有着怎样的惊天动地，荡气回肠！领悟长征的力量，一定要到当年红军将士走过的地方去亲身感受。在38天的时间里，沿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路线，一路翻山越岭、坚定前行，克服高温与寒冷、战胜孤独与疲惫，时时为追寻一代人伟大而崇高的精神图谱而震撼而惊叹而兴奋而豪迈，在28个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中央红军长征纪念地记录了我走长征路的心灵感受，也留下了漫漫长征路上的深切缅怀与深情追思。

第一站：福建长汀

1927年9月，毛泽东在组织发动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后，率工农革命军向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转移，于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10月，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攻占了新城，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成，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毛泽东提出的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井冈山初步形成，这一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的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为中国人民军队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的方向指明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部分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红军第四军。井冈山会师和红军第四军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开始向赣南、闽西挺进，以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围攻和封锁，开辟新的根据地。3月，攻占了长汀城，随后将司令部和政治部设在了辛耕别墅，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了在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战略方针，从此拉开了创建中央苏区的序幕，成为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1930年6月，红四军和闽西红十二军、赣南红三军在长汀进行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8月，第一军团与第三军团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的组成，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31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撤消，所属各部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称中央红军。

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全国最大的一块红色区域――中央苏区。

1933年2至3月，中央红军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继续运用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依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消灭国民党军近3个师，红军发展到8万余人。5月，中央红军进行了新的调整，组成了新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先后组建了一、三、五、六、七、八、九7个军团。

长汀为福建省五大州之一，自古为闽、粤、赣三省（区）边陲要冲，被称为“福建西大门”，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著名外国作家路易·艾黎称赞道，“中国有两个最美丽的小城，一个是湖南的凤凰，一个是福建的长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长汀是中央苏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被誉为“红色小上海”。长汀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率先在长汀南山镇中复村踏上了长征之路，中复村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起始点，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村。

在长汀期间，先后参观了辛耕别墅、云骧阁、福音医院、老古井、杨成武广场等革命旧址，深切感受到了长汀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内涵和红色土地的光辉历史。

第二站：江西瑞金

瑞金是响誉中外的“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瑞金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曾经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她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毛泽东当选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正式以国家形态出现。

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接连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和批评，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又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职务，从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在此之前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中，由于红军实施了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蒋介石均以失败告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从上海撤到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接受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要求红军在苏区根据地之外抵抗国民党军，其结果使得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陷落，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未能取得胜利，彻底失败。

广昌失守之后，博古被迫于1934年5月下旬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反“围剿”形势及下一步行动方向，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6月16日，共产国际电示中共中央实行转移，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中央最高“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由周恩来负责。7月，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未能达到目的。10月初，国民党军已推进到中央苏区外围，中革军委随即向各军团下达了撤离战场向于都集结的命令。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由党、政、军领导机关组成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以及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共8.6万余人撤离瑞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在瑞金期间，我前往沙洲坝革命旧址群，瞻仰了红井和毛泽东同志旧居以及40多处国家部委旧址，追念共和国摇篮的光辉历史，感悟中央苏区给后人留下的众多独特而珍贵的革命遗产。

第三站：江西于都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中央苏区范围一步步缩小、陷落。东线，敌方已威逼到瑞金的东方门户长汀；北线，敌北路军逐渐推进到兴国、宁都、石城一带，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狭窄，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瑞金已成为敌方监视地域；南线，粤军陈济裳与蒋介石有过节，反共消极，敌方相互间的矛盾为中央红军选择从南线突破创造了有利时机。

于都是中央苏区的腹地，也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苏区最后一块根据地，境内多为丘陵，既易于隐蔽，又地形开阔，政治、经济、物资等都利于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准备条件，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

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离开瑞金云石山来到于都，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早已被排斥在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层，但是离开了领导岗位且身患疾病的毛泽东并没有把个人得失沉浮放在心里，在于都的30多天里，他做了大量社会调查，深入农村，动员人民积极支援革命战争，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做了大量工作。

毛泽东来到于都后，远在瑞金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长途电话中要毛泽东“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领会了周恩来的用意。多次到于都河边实地勘察河流水文，派人探测水深和流量，并向周恩来作了复电，建议向南转移，从信丰、安远一带突破，为中央最终下决心南渡于都河突围提供了重要依据。

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和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余人，先后在于都境内8个渡口渡过了于都河。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党政机关从东门渡口渡过了于都河。当时，河上没有一座桥，于都人民搭浮桥，摆渡船，把红军送上了漫漫征程。

于都河，比我想像的宽阔壮观，望着清澈的河水静静流向远方，耳旁依稀听见了当年军民依依不舍相互告别的动人场面，著名的“长征第一渡”石碑静伫河畔，仿佛还在讲述着八十五年前那段悲壮的往事。对于红军将士来说，1934年的10月20日是他们最后一次在自己的根据地行军，以后的日子里，告别了苏区根据地和亲人的中央红军，将在敌人占据的白区，用鲜血和生命冲破国民党军布设的一道道封锁线和围追堵截走向苦难辉煌！

第四站：江西信丰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后，红三军团彭德怀麾下先头部队4师在师长洪超、政委黄克诚指挥下于1934年10月21日抵达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百石村属于赣县与信丰交界处的一个小圩场，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大山深处偏僻的小山村，却是蒋介石布设的第一道封锁线，由国民党粤军担任重点防务。敌军在各个山头和主要交通要道构筑了坚固的碉堡、暗道、铁丝网等工事，企图在此阻挡红军前进。

这一天，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头版再次刊登了美国华纳公司大片――《蜡像陈列所之秘密》的播映广告：“连日拥挤不堪，欲罢不能，特加映三天”。这一天，国民党中央社有一条发自西安的电文，“蒋今往茂陵游览，曾参观茂陵小学，极荣赞许，并谓宜再加扩充，复谒周文王武王陵及周公墓，谕邵为子，应在陵墓修筑房屋，允予捐款。”看似轻松悠闲的蒋介石，心里并放不下江西剿匪。这一天，被蒋介石委为“追剿军”总司令的何键向所部转蒋介石关于消灭红军于赣信安寻封锁线以东地区的电令：“务期聚歼该匪于此线以东地区”。但此时的蒋介石并不知道毛泽东已被排挤出领导岗位，国民党军行动仍旧格外小心，进军缓慢，生怕再上毛泽东的当。在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的余威此时还在起着保护红军的作用。这一天，英勇善战的中央红军借着国民党军醉生梦死的享乐和贪生怕死的胆怯，在夜色的掩护下，奏响了万里长征的第一乐章――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

经过激烈的战斗，红三军团4师将士一举攻克了敌军的阵地，取得了长征后的第一场胜利。然而，一位年仅25岁的优秀的红军指挥员洪超的鲜血却洒在了百石村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成为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级将领，他长眠的地方也成了长征路上的第一座红军墓。

百石村口，沿着山坡有一条青松掩映的石阶通向山顶，山顶的尽头就是洪超烈士的墓地。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我追寻着当年红军的战斗足迹，敬仰哀思之情油然而生。

第五站：广东城口

1934年10月25日，中央红军渡过信丰河，向粤湘赣边界推进，11月初到达湖南汝城与广东仁化一带。位于仁化境内的城口是国民党军布设的第二道封锁线的重镇，单碉堡就构筑了20多座，与其它暗道壕沟等形成了多方位的交叉阻击工事。率先来到城口外围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发现，城口是中央红军前进的唯一通道，如果不能坚决快速攻下城口，中央红军就会很快被后面的敌军追到，后果不堪想像。

“乘敌不备，突袭智取”。左权参谋长向2师6团下达了作战命令。在军团首长精心谋划指挥下，红军将士如猛虎下山，突击部队于11月2日夜潜水过河后隐伏至敌碉堡群工事一侧，主攻部队则从桥头出其不意发起突袭，一举拿下了城口镇，摧毁26座碉堡，长途劳顿的红军指战员5万余人陆续抵达城口，在正龙街、河边街等地进行休整待命。

在攻打城口的同时，6团另一部为阻击从广州增援的敌军，则在城口以南17公里处的铜鼓岭与敌军展开激烈战斗，以牺牲一百多名指战员的惨烈代价，成功阻击了增援的国民党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妄想在城口消灭红军的企图，为掩护主力部队在城口顺利过境继续前进、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红军长征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地处粤湘赣交界处的广东省仁化县城口是千年古镇，历史文化深厚，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为全国20个“我心中的长征纪念地”之一。走进城口古镇，漫步在当年红军部队集中休整住过的正龙、河边、紫震街道，沿着青石板铺就的巷子里，仔细浏览着红军写在墙壁上的宣传口号，镶裹着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粤北期间的红色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与“红军街”一河之隔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正在加紧施工建设，不久的将来就会正式启用，向人们展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峥嵘岁月和战斗历程，而红色小镇城口也将以更加崭新的面貌迎接四面八方的来客。

第六站：湖南宜章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颁布紧急“堵截”电令，在北起湖南衡阳、宜章，南至广东坪石、乐昌一带又布设了第三道封锁线。11月7日，中革军委决定于良田、宜章间突破敌封锁线，其中，以红三军团为右路军，从宜章以北通过，中央两个纵队和红五、红八军团随后跟进；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从宜章以南通过，红九军团随后跟进。

13日拂晓，中央红军胜利攻克了宜章县城，红军收复宜章县城，标志着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已被突破。15日，红三军团6师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宜章县城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攻克的第一座县城。

宜章，位于湖南省郴州市南端，处于自粤入湘的咽喉之地，自古以来为湘南重镇。宜章是一片具有悠久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养育了中国早期工人运动杰出领袖邓中夏，是湘南起义的策源地。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一部几经转战进入湘南，在中共湘南特委配合下，智取宜章，发动了著名的宜章年关暴动，并从湘南出发走向井冈山，胜利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朱、毛会师”。

第七站：广西兴安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后，一路西行，由湖南南部向广西北部前进，1934年11月22日，先头部队攻占了潇水西岸的最大渡口――湖南道县，24日又攻克了江华县水口圩，25日，中央红军大部从道县与水口间渡过了潇水。

蒋介石在潇水围歼红军未成，又调集湘军、桂军、川军及中央军共计30万兵力，利用宽阔湍急的湘江“天堑”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在湘江以东地区一举将红军歼灭，征程中的中央红军面临着极其不利的军事形势。

11月25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签发突破湘江作战命令，湘江战役正式打响。27日，中央红军在广西兴安、全州抢渡湘江，打开了前进的通道。然而，随行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缓慢，尚未过江即遭到敌军夹击，严重影响了全军的突围进程，从而丧失了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的良机。

从11月25日战斗打响到12月1日下午中央两大纵队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激战七昼夜，终于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从死亡线上冲了出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悲惨的代价，全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在湘江战役中，红三军团6师18团和红五军团34师担任全军后卫，广大指战员坚决服从命令、顾全大局，为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展开激烈战斗，最后红18团和红34师红军将士大部壮烈牺牲。

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悲壮的一次战斗，红军各军团以饥饿疲惫之师，浴血奋战，与敌搏斗，损失惨重。湘江战役给红军造成的重创，引起了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红军将士对最高“三人团”的怀疑和不满，从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实现伟大的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八站：湖南通道

通道侗族自治县地处湖南省最南端，位于湘、桂、黔三省（区）交界处，自古为楚越间走廊地带，素有“南楚极地”“百越襟喉”之称。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分为左中右三路向通道前进，1934年12月10日，右路前锋红一军团2师进占通道县城县溪，左路前锋红三军团先头部队行至龙胜龙坪和广南城。11日，右路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抵达通道及附近地域，左路红三军团主力进至陇城、长安堡地域，中路军委纵队进至流源，中央纵队进至辰口。12日下午，在县溪恭城书院内，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通道会议”。

在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当前敌我双方军事态势，力主摆脱敌人，争取主动，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意图，加紧部署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又布设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再次妄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此情况下，中央红军如果继续坚持按原计划北去湘西，必然要与以逸待劳的优势国民党军决战，等待红军的将会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然而，博古、李德却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在此危急关头，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是毛泽东被剥夺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达三年之后，第一次有了发言权。毛泽东的建议，避免了所剩3万多红军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命运，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通道会议一结束，中革军委立即向各军团发出了西进贵州的“万分火急”的电令，当晚，中央红军即分为两路转兵西进，开始向贵州前进。通道会议作出“通道转兵”的决策为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奠定了基础，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转折，是红军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

湖南通道，中国工农红军转运之地，中国革命转折之地。一代伟人从这里开始重新崛起！

第九站：贵州黎平

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从湖南通道兵分两路向贵州前进，右路红一军团、红九军团于15日分别攻占了进入贵州后的第一座县城黎平和锦屏县的铜鼓，15日至18日，中央红军大部陆续进驻黎平县城。

黎平地处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处，曾是古代贵州省东南部的统治中心，山高林密，地形复杂，这种高山地势给国民党军惯用的空中侦察和轰炸造成了困挠，大大有利于红军隐蔽集结和行军活动，加之黎平物产富庶，群众基础好，给长征以来一直处于不利局面的中央红军带来了难得的喘息机会，从而有时间得到了充足的给养补充并完成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部队改编。

通道会议虽然对红军的进军路线做了战术调整，暂时甩开了国民党追兵，但并没有解决正确战略方针问题。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召开了长征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参加。会上，博古依然坚持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则坚决主张放弃原定战略方针，建议西进，到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否定了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战略方针。

黎平会议巩固了通道会议的成果，这是自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撤去红军总政委职务之后，中央在重大战略决策上再次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结束了长达三年时间毛泽东在中央受排挤的状况，开始形成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转而赞成、支持、拥护其正确主张的局面，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黎平会议确定了不去湘西去黔北的新的战略方针，从根本上扭转了红军长征以来总是被动挨打的状况，坚定了红军广大指战员必胜的信念，增强了全党的团结，是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恢复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起点，是中央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起点。

第十站：贵州猴场

中央红军在黎平经过休整和改编后，分成两路纵队，向黔西北推进，于1934年年底分别进抵乌江南岸各个渡口，准备强渡乌江天险，12月31日，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到达瓮安县猴场镇。

猴场镇距乌江45公里，为黔北四大古镇之一。黎平会议后，毛泽东虽然还没有进入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但是他的正确主张已经逐渐得到许多中央主要领导的认可和接受。

在周恩来、朱德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战略思想，挥戈西进、连克数城。但是，掌握着红军领导权的博古、李德置国民党军占尽天时地利的绝对优势而不顾，仍然坚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红军行动方向，为此，中共中央在到达猴场的当天下午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史称“猴场会议”。

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再度提出的回兵湘西的错误主张，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肯定了毛泽东渡江北上创建新的苏区的正确主张。猴场会议还特别强调了军事指挥权问题，明确指出今后部队的军事决策必须置于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之下，统一了军队的指挥权，这样就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  

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英勇出击，至1935年1月6日全部渡过乌江，取得了突破乌江战斗的胜利，将国民党几十万追兵阻隔在乌江南岸。猴场会议上承黎平会议，下启遵义会议，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被周恩来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第十一站：贵州江界河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让蒋介石欲想在湘西同红军决战的计划全盘落空，于是，蒋一面密令薛岳率20万大军一路追击红军，一面急令黔军王家烈部严防死守乌江，堵截红军于乌江南岸。此外，蒋还调动湘、桂、滇、川4省地方部队杀入贵州，妄图把乌江变成第二条湘江。

1935年的第一天，伴随着新年第一场雪的降落，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了，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一军团2师4团，经过两天两夜激战，终于在3日拂晓攻下了江界河防线。与此同时，红一军团1师、红三军团4师也先后分别在余庆回龙场和开阳茶山关渡口成功强渡乌江，一举突破了敌人的乌江防线。至此，中央红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凭借乌江天险围堵红军的企图。

乌江为贵州第一大河，也是长江上游的最大支流。乌江流经瓮安县境河段俗称江界河，位居乌江中游，流域全程52公里，自西南向东北斜穿瓮安，切割成壮丽的厢状大峡谷，形成了贵州南北天然屏障，是乌江最具魅力的河段，历来为兵家必争战略要地，著名的江界河渡口又为乌江最险要处。

乌江滩多、谷深，河面宽阔、水深流急，两岸青山横亘、崖悬壁峭。2009年，贵州“西电东送”标志性工程乌江构皮滩水库截流蓄水，江界河水位上升了160多米，当年的激流险滩，如今波澜不惊，水平如镜。昔日硝烟弥漫的战场已被湮灭，成了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

突破乌江是中央红军长征史上一次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战役，红军胜利渡过乌江，迅速扭转了险恶处境，实现了自长征以来始终由消极防守被动应战转为积极防御主动出击的战略意图，打开了进军遵义的通道，完成了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重大战略转移。

与乌江战斗相隔了八十四年之后的2019年7月29日这一天，我在离开猴场去往遵义的路上，特意在江界河大桥南岸下了车。江界河大桥雄跨峡谷悬崖绝壁之上，正值中午，骄阳似火，空无一人。我走到这座打破了世界上混凝土架桥最大跨度记录、现在仍为亚洲第一拱桥的桥面上，凝视着乌江两岸，朝距离桥面两百多米深的乌江水面望去，顿觉头晕目眩。是啊，如果不是亲临其境，怎能感悟到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里红军将士所历经的艰难险阻！

第十二站：贵州遵义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乌江后，国民党黔军如惊弓之鸟，面对势如破竹的红军，毫无抵抗力，第二天，红一军团2师4团就拿下了遵义城。

来到遵义，我住在直线距离只有百十余米的遵义会议会址对面的一家宾馆，这家宾馆叫家居宾馆。家居这两个字让我非常喜欢，温馨里透出亲切，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一路奔来的风尘与疲惫在欣喜舒适的快乐中一扫而光。

家居宾馆与遵义会议会址相隔的这条路就是闻名天下的子尹路，名垂千史的遵义会议会址就坐落在子尹路上。路面不甚宽的子尹路，整洁而静谧、庄重而深沉，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姓大众心怀崇敬，慕名而来。遵义会议会址一年365天从不闭馆，也就成就了子尹路一年365天人潮如水、庄严肃穆的主题。

1935年年初，遵义的气温降到了冰点之下，这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冬天啊，可是就在这个凛冽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就要迎来改变了。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缴获的国民党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二楼上召开，接连三天，每天下午开会，一直开到深夜。一次次激烈的争论、辨驳、冲突、批评、自我反省，表达着对党和红军前途命运、对如何应对国民党军的战略方针的不同认识和见解，气氛紧张、言辞激烈、情绪激昂。

其实，自中央红军撤离瑞金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对于战略转移中的行动方向和作战策略就一直处在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的斗争中。博古、李德等一方，始终坚持进军湘西，在这种思想指导且本就掌握着指挥权力的情况下，红军将士只能执行命令，以太微弱的力量去同太强大的国民党军死拼硬打，结局只能是一败再败。而对于“真理有时候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毛泽东而言，他虽然早已看清了中央红军被动挨打的症结所在，可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又如何能有更大的作为。

可是虽然连说话都没人听的毛泽东，并没有因为遭受排挤和孤立而自顾小我，求得自在。亲眼目睹红军队伍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他心急如焚、忧思忡忡，以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宽阔胸襟，高超的智慧和过人的谋略，默默探索着如何解救中央红军跳出敌人包围圈的出路，并反复对一同行进的张闻天、王稼祥做深入细致的阐述，全面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使他们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长征开始后，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得广大红军指战员怨声载道，逐渐认识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正确领导而造成的结果，从而怀念毛委员的呼声，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让毛泽东重新指挥的愿望在部队中愈来愈强烈。

在遵义的两天时间里，我两次走进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在一个个陈列展柜橱窗前静默观看，不断沉思，近代史上一直饱受内患外侮的中华民族何其幸运有了一个毛泽东，而遵义会议又何其幸运地选择了毛泽东。

长征初期，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中央红军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就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人，中国共产党的出路、中央红军的出路、中国革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遵义会议给出了响亮的回答。会议选举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取消“三人团”，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决议，转向川西发展，把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了毛泽东，伟大的转折终于实现了。是啊，在党和红军已经陷入极其危厄的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严峻形势下，还有什么事件会比遵义会议更具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呢？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遵义会议之后，中国革命的航船在这位伟大舵手引领下，一路乘风破浪、冲滩过坎，驶向了胜利的彼岸。

虽然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只停留了短短的不到48个小时的时间，可是，遵义却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美好印象和记忆。

第十三站：贵州娄山关

娄山关位于遵义和桐梓交界处，是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间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群山巍峨、万峰矗立、北拒巴蜀、南扼黔桂，地势极其险要，是黔北著名的古战场，也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历称黔北第一关。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后，国民党军为阻止红军入川，在娄山关部署重兵进行防堵。中革军委为保障中共中央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实施，确保遵义会议顺利举行和主力部队休整，命令红一军团夺取娄山关，1月9日，红一军团2师4团攻克了娄山关。

1月中旬后，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重兵的围攻，中央红军决定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2月中旬回师黔北，再次在娄山关与敌交战。24日，红一军团攻占桐梓；25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阻滞川军，红三军团一举攻占了娄山关；26日，红军主力在娄山关及其以南打败国民党黔军王家烈的部队，攻占板桥，残敌向遵义逃跑；27日，红一、红三军团乘胜追击，在遵义以北击溃黔敌3个团的顽固抵抗；28日凌晨，中央红军再占遵义。紧接着于遵义以南击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的进攻，歼其第59师大部，重创第93师。

娄山关及遵义战役是在敌情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展开的，此战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大部，击溃国民党黔军8个团，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将士的斗志，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体现了遵义会议改变军事领导人后红军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指挥下重整旗鼓，振奋精神，机动灵活的开展运动战所展示的巨大威力。当蒋介石得知国民党军惨败后，大发脾气，连声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28日，毛泽东心潮澎湃，挥鞭策马登上了娄山关，面对战火硝烟还未散尽的战场，他感慨万千，即兴而吟，长征途中最为雄壮激越、寓意宏广的不朽诗篇《忆秦娥·娄山关》横空出世。

第十四站：贵州土城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只有3万多兵力的红军时时处于40万国民党军的围攻之中，如此悬殊的军事力量，再加之中央红军武器装备简陋、物资补给匮乏，与敌硬拼必然吃亏。为了摆脱危局，中共中央作出了北上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分三路向习水、赤水一带行进，准备抢占赤水后从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

1935年1月26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这时，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到达赤水镇，阻止红军北进，尾追的川军进至土城以东地区。在前往土城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决定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围歼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

28日拂晓，战斗打响。然而由于敌情侦察有误，战斗陷入僵局，这时，敌人援兵已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如果继续战斗下去，对红军而言已不占优势。在此紧急关口，中央政治局在土城召开紧急会议，提议打的毛泽东又果断提出了撤，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精彩战幕。

29日凌晨，中革军委下达命令，红军分为三路纵队分别从土城的浑溪口、蔡家陀和赤水的猿猴西渡赤水河，向四川省的古蔺、叙永地区前进，然后运动到国民党兵力薄弱的云南威信县扎西地区集结，此为一渡赤水。

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时，国民党川军、滇军又紧随而至。毛泽东抓住战机，于2月18日至21日指挥红军悄然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渡过赤水河，进入贵州，漂亮的杀了个回马枪，攻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后最大的一次胜利，此为二渡赤水。

红军回师黔北，再占遵义，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从汉口飞抵重庆亲自坐镇指挥，改用围剿中央苏区时采用的堡垒战术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毛泽东将计就计，指挥红军故意作出欲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战意图，引诱更多国民党军前来围攻，当敌方各路人马到达后，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在茅台镇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再次向四川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此为三渡赤水。

中央红军再进川南，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各部向川南进击。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扑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果断指挥红军以隐蔽、快速行进折而向东，于3月21日至22日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渡过赤水河，此为四渡赤水。

红军再渡赤水河，给蒋介石造成极大错觉，他以为红军又要攻占遵义，飞往贵阳亲自督战，而红军却一路向南疾进，3月28日突破了鸭溪至白腊坎间敌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沙土、安底等地。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强行突破乌江。4月2日，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则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直逼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状，急令滇军入黔驰援，红军虚晃一枪后，主力部队掉头南下挺进了云南。

土城是四渡赤水的发韧地，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大范围的高度机动的运动战，在3个多月时间里，中央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巧妙地与敌斗志斗勇，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成功摆脱了敌人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由被动转为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四渡赤水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军最高统帅在军事指挥能力上的一次最直接的较量，毛泽东以博大精深的战争指导艺术，导演了一场有声有色、叹为观止的战争活剧：声东击西，示南却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则走，奇谋迭出，妙思不尽，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成就了他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书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熟悉西南地区地情，深刻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非常了解毛泽东的用兵之道，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具体指挥红军实现转危为安，为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赤水河古称大涉水、安乐水、赤虺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于四川省合江县注入长江，是长江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两岸峰峦叠障，溪沟纵横，自古以险要著称。1935年的深冬初春，英勇无敌的中央红军在一个叫土城的地方，在赤水河两岸写下了长征途中一页雄壮神奇的篇章。

第十五站：云南曲靖

1935年4月，中央红军挺进云南后，做出攻打昆明的态势，为保昆明，国民党军慌忙调整部置，将滇北和金沙江防线兵力回防昆明。4月下旬，中央红军前出至曲靖的富源、沾益一带，2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军委纵队及红军总部首长来到了曲靖西山三元宫并在此宿营，当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三元宫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分析了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果断抓住金沙江敌军防线出现空虚的有利时机，作出了西进北上，迅速渡过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战略方针，从而确定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隐掩于一个偏僻的山村里的道教宫观，由此成为了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一个重要的军事行动决策地。

西山三元宫会议上还出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花絮，可以从另外一层含义上来解读天助正义之师的人间大道。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绕了这么大的圈子，现在总算有点眉目了，北渡金沙江的时机到来了。还说，此去金沙江，走巧家，罗炳辉的九军团在那里，缺点是远了点，距敌人近了点。走元谋要近些，也还隐蔽，但要通过元谋、禄劝、武定三个县城，容易受阻。到底走哪条路好，大家议议。

朱德说：这里有个示东向西，还是示西向东的问题，渡口一定要选准。

毛泽东说：敌人判断红军会从巧家渡江，我们应将计就计，示东走西，趁敌空虚，尽快渡过金沙江。

王稼祥说：明天就应离开此地，向禄劝、武定方向前进。

正当大家在会上议着，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一张像样的地图发愁时，红军总部管理科科长刘定金走了进来，肩上还扛着一大筒纸卷。他报告说，我军在公路上发现敌人军车，从车上抓住了薛岳的副官刘剑秋，截获了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送给薛岳的十张军事地图和一车云南白药。

毛泽东高兴的说：刘定金，让总司令给你记一功，缴获地图比缴获许多武器还有用。接着，毛泽东借古论今，说，当年刘备入川是张松献地图，而今红军入川，是龙云献地图。后来，红军总部作战科的参谋们集体创作了一首诗：

曲靖公路上，巧获两件宝。

地图辨方向，白药治伤号。

渡江走捷径，龙云有“功劳”。

第十六站：云南皎平渡

八十四年前的初夏时节，奔腾于深山峡谷的金沙江南岸，江水滔滔、军号声声、马嘶阵阵、桨橹哗哗，7条破旧不堪的小木船不知在湍急凶险的江水中往返了多少趟，整整七天七夜，37名各族船工歇人不歇船，硬是将3万多中央红军载过了北岸，自此，皎平渡，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深深地嵌入了两岸人民的记忆里，也载入了中国革命历史的长河中。

1935年4月间，毛泽东巧施调虎离山计，给敌军造成进攻昆明之势，逼迫国民党滇军从金沙江防线撤回兵力以保昆明，这样金沙江沿岸江防顿时出现了空虚，期待已久的渡江北上的时机终于来到了。于是，中央红军兵分三路迅速直奔金沙江边的皎平、龙街和洪门渡口，由于龙街和洪门渡口受阻，从5月3日开始，主力部队均集结于禄劝县皎平渡昼夜渡江，至9日，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红九军团在完成侧翼掩护任务后，也于5月7日至10日在东川树节渡口渡过了金沙江。

2019年8月4日，一大早出昆明，到禄劝，再奔皎平渡，茫茫大山走了整整一天，这是我走长征路以来最惊险的一天。禄功到皎平渡，300里崎岖山路，一侧是峭壁，一侧是深谷，峭壁望不到顶，深谷探不到底，中巴车就像一条笨掘的青虫在山涧中蠕动。时常会看见窄仄的山路上堆着大块大块的石头，石头上还带着潮湿的泥土，不用说，肯定不久前就是从山上落下来的，可是，你根本不知道这要人命的石头又会什么时候突然再砸下来。险，原来也是这么简单、这么任性，既无法把控，又无法排除，除了硬着头皮向前走，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傍晚时分，我踏上了皎平渡这片红色土地上，顾不上休息便走过皎平渡大桥，寻觅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革军委首长在金沙江南岸江边岩洞内指挥红军渡江的遗迹，几经打听，沿着一段泥泞的山路终于找到了那些岩洞，可是这处异常珍贵的革命遗迹已经被封堵了，规划中的乌东德水电站正在加紧施工，不仅岩洞，皎平村的红军长征渡江纪念馆和渡江纪念碑都将被淹没。望着岩洞遗迹，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思绪。

第二天清晨，告别了昔日只有几户人家、如今已是一座小集镇的皎平渡，坐车驶过大桥进入了四川省境内。再一次满怀深情的望一眼波涛汹涌、奔腾湍急的金沙江，两岸，万仞千山，直冲云霄；桥下，江水雄浑，滔滔东流，群山峻岭笼罩在灿烂的阳光中，袅袅云雾飘浮在山间，朵朵浪花击打着崖石，晨曦里的金沙江秀丽而壮观。

中央红军渡过了天然屏障金沙江，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甩在了身后，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全军上下都充满了一种久违的轻松和喜悦。“金沙水拍云崖暖”，仿佛这一刻，我才真正读懂了伟人诗句的豪迈与浪漫。

第十七站：四川会理

会理县位于四川省最南端，公元前111年即已置县，与云南省禄劝县皎平渡隔江而望，因地理位置特殊，素有“川滇锁钥”之称。会理古城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我国现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之一。

1935年5月8日，红三军团先头部队渡过金沙江后即迅速推进到会理城郊，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围攻会理城。9日，红三军团占领了会理城北关，并与干部团完成了对会理城的围困。此后，中央纵队、一、五军团陆续进至会理城郊，并完成布防，将会理守敌牢牢地围困于城内，保证了红军在城外的休整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

由于会理城城墙坚固，虽经多次组织爆破，均成效不显，连续激战多日，始终未能攻克。鉴于会理城久攻不下，敌援军已向中央红军两翼迂回，中革军委命令攻城部队撤出了战斗。

为了总结遵义会议后实行的新的战略方针，统一领导核心层的认识和研究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35年5月12日在会理城东北郊的铁厂村，召开了入川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

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的新的战略方针，批评了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期间，红军领导层中出现的离心倾向，并决定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毛泽东全面总结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在军事上的重大意义和关键所在，阐述了实施运动战战略方针、正确处理“打”与“走”的辨证关系，灵活变换作战方向、积极寻求战机、有效歼灭敌人的必要性。会理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重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它肯定了遵义会议后实行的新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对于维护中央和红军领导层的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5年5月18日，中央红军离开了会理境内，开始向西昌方向行进。

第十八站：四川安顺场

中央红军离开入川后的第一座县城会理之后，一路北上 ，准备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侦知红军行进意图后，立即调兵遣将，前在大渡河北岸重兵设防，后严令各路兵力加速追击，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在大渡河南岸聚歼红军，创造中国历史上使“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痴心妄想。

大渡河为岷江的最大支流，河道陡峻、险滩密布、水流湍急，称为天险。1863年5月，太平天国著名军事将领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南岸渡口紫打地（即今安顺场）北渡未成，陷入清军重围而全军覆灭。

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摆脱敌军前堵后追，跳出国民党重兵布设的包围圈，1935年5月19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先遣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司令员、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任政委，率部先行，为中央红军主力打开前进通道。

20日，先遣队进抵泸沽，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渡河后便可直逼雅安，威胁敌人在四川的心脏――成都；另一条是小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条路崎岖难行，而且还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大凉山彝族聚居区，但是易于隐蔽，且敌军力量也相对薄弱。刘伯承与聂荣臻进行仔细研究后，决定走冕宁、大桥、拖乌，在安顺场渡河。中革军委批准了先遣队的建议。

21日，朱德总司令向各部队发出了改道的命令，并指示刘伯承、聂荣臻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当天，先遣队从冕宁出发，进入彝族地区，在遭到彝族罗洪、沽基等家支拦阻时，先遣队一面向彝族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一面派代表同彝族首领谈判。

22日，按照彝族的习俗，刘伯承司令员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红军的真诚与仁义，使小叶丹深受感动，认识到红军才是一支可以信任的队伍。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当地百姓的风俗习惯，得到了彝族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彝海结盟成为了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与少数民族团结友谊的一段佳话。

23日，刘伯承向小叶丹赠送了一批武器弹药，小叶丹派出向导为红军带路，护送红军顺利通过了彝区，为红军渡过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也为后续部队通过彝区提供了有利条件。

24日，先遣队红一军团1师1团抵达大渡河南岸安顺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安顺场渡口并夺得了河边仅有的一只翘首木船，然后迅即动员组成了渡河奋勇队。  

25日清晨，在强大的枪炮火力掩护下，1团1营营长孙继先率领由17名红军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举世闻名的强渡大渡河战斗，18名红军勇士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分两批乘翘首木船，冒着敌军密集的枪弹和炮火，成功强渡大渡河，在蒋介石精心布设的大渡河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突破大渡河防线迈出了生死攸关的一步，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地势低洼，水流湍急，河宽300米，水深十余米，难以架桥，两岸过往依靠翘首木船逆流横渡。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天国军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留下了悲歌一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却在大渡河成功强渡，谱写了壮丽凯歌。

同样是3万人左右的队伍，行军路线也是由南而北，时间也都在5月，渡江地点完全一样，面对的都是强于自己的对手，可是，为什么两支大军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2019年8月7日这天的中午时分，我站在“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的安顺场渡口，望着奔腾汹涌的大渡河，陷入了久久的沉思当中：信仰，组织，团队，核心，目标，策略，战术，意志，作风，军民……哪一条的拥有或缺失，不都是胜与败的关键因素吗？

第十九站：四川泸定桥

1935年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革军委首长来到了安顺场，毛泽东看到渡口只有几只小木船，几万红军将士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渡过大渡河。而此时大渡河两岸，敌军前堵后追，全军如不能迅速渡河，则势必受敌夹击，后果不可设想。

熟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当然清楚太平天国石达开72年前在此地北渡大渡河的悲剧，毛泽东也清醒地知道，他的对手蒋介石决不会放过在大渡河南岸消灭红军的机会，他在思考与谋划，如何与蒋介石进行新的较量。

兵分两路、夹河而上、相互策应，迅速夺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全军从那里夺桥渡河。时年42岁的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看到了生机、抓住了战机、赢得了先机。

当日，中革军委即作出部署，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已渡过河的红一军团1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循大渡河右岸”；林彪率红一军团军团部、2师主力及红五军团为左纵队，以红4团为先锋，“循大渡河左岸”，同时向泸定桥挺进。

红4团的前身为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屡建奇功，有“铁军”之称，在长征途中一直担任全军的开路先锋。惊世壮举必须由英勇无畏的部队来担当，也只有英勇无畏的部队才能创造奇迹。27日傍晚，红4团到达什月坪并在此宿营。

28日凌晨，红4团接到了中革军委命令，要求必须于29日赶到泸定桥。从什月坪到泸定桥二百四十华里，红4团以一昼夜不停歇“飞”一般的急行军，按照中革军委预定的时间，抢在敌人前面占领了泸定桥西岸全部阵地，为飞夺泸定桥赢得了主动。

29日中午，红4团召开全团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决定由2连挑选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夺取泸定桥。下午4时整，数十名司号员一齐吹响了冲锋号，掩护勇士夺桥的所有武器顿时如山洪暴发，密集的枪弹像旋风般泻向敌方桥头阵地，红军战士雄壮有力的喊杀声震撼山谷。22名突击队员身挂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勇敢地冲向桥头，在敌人射来的密集弹雨和点燃的熊熊火墙中，英勇无畏的攀踩着在早已被敌人拆去了桥板只剩下十三根铁索的桥面上一点点的朝着对岸桥头艰难前进。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勇士终于一举夺下了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红军将士以“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来了最终胜利，彻底击碎了蒋介石妄想将“朱、毛及共匪变成石达开第二”的迷梦，至此，中央红军完全跳出了国民党军凭借大渡河屏障围歼红军的包围圈。飞夺泸定桥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取得的具有关键性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浓墨重彩的华章，永载史册，光耀千秋。

泸定置县始于汉初，唐代设嘉良县、大渡县，宋实行縻州管理制度，元、明推行土司制。清康熙四十五年，四川巡抚在此修建了大渡河上第一座桥梁，桥建成后，康熙赐名为“泸定桥”，置县时便以桥取其名。

2019年8月7日这天的黄昏时分，我风尘仆仆的来到了泸定桥上，手抚那一节节冰凉生硬的铁索，望着脚下奔腾急流的河水，心里充满了一言难尽的激情和思绪，疾速奔流的河水击打着岸边的护石发出阵阵惊悚的轰响，那震耳欲聋的轰响多像八十四年前的一个黄昏的日子里震天动地的枪炮声啊。

河水滔滔、冷风飕飕、铁索横横、寒气萧萧。遥想当年，当一支衣衫破旧、意气风发的队伍与一支装备精良、虎视耽耽的队伍在一座桥的两岸生死对决，该奏鸣出怎样的曲声？谁又是最后的胜者？历史就在那天下午做出了回答。

暮色渐渐的笼罩了泸定桥，来自天南地北的游人们依然兴致盎然又小心翼翼的在大静无言的桥面上来回走过，这时，我的耳畔响起了一个宏亮而坚毅的声音：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工农红军，不是石达开，不是太平军。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走到了桥中央，他停了下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出了这样一段话。此时，从长征出发时这支8.6万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了不足3万。

十四年后，这支历经磨难愈战愈勇的队伍打出了一个崭新崭新的新中国。

“大渡桥横铁索寒”。也许，只有站在这座见证了一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雄壮之师战斗过的大桥上，才能真正感悟出这七个字的深刻含义。

第二十站：四川小金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2师4团翻越了长征以来第一座海拔四千多米高的雪山夹金山到达了懋功（今小金县）达维地区，与李先念率领在此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合，中央红军自长征出发以来，历经8个多月的千难万险，终于在青藏高原大山深处的小金县境内与兄弟部队实现了会合。

14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直属部队抵达达维，在达维桥头受到了红四方面军的夹道欢迎，当晚，在达维一座喇嘛寺前的空地上举行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朱德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16日晚，红军总政治部在懋功县城会师广场后面的天主教堂组织了团以上干部联欢会，吸引了许多当地群众参与庆贺，将天主教堂内外围得水泄不通，场面十分热烈壮观，后来被称之为“同乐会”。

18日，毛泽东、张闻天等率中央纵队和红一军团2师抵达懋功县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队出城八里外迎接。

20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大计。”由于张国焘尚在茂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决定进至懋功以北70里处的两河口镇，在那里迎接张国焘，并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25日下午，张国焘飞马而至，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刘伯承等步出镇外两里多冒雨相迎。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上，小金县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重要节点，懋功会师，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由此掀开了长征中的新的一页，而关于“南下还是北上”这场关乎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命运之争也从懋功会师拉开了序幕。

还在懋功县城休整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就接见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详细询问了解沿途的情况，分析军事形势，并电告张国焘来懋功商议会师后的战略方针，这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然而，张国焘对政治形势的认识同中央存在着分歧。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应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因此，他主张南下建立“川康政府”。

在此背景下，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两河口会议是长征途中的又一重要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了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错误主张，为中国革命最终胜利指明了方向。29日，中央又在此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制订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红一、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

夹金山、达维小镇、天主教堂、两河口，这些名字汇集在一起，构成了川西北一个小县城的长征故事。小金，因与中国革命的一段撼人心魄的历史紧紧相连而闻名遐迩，从此被载入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史册。

第二十一站：四川芦花

两河口会议之后，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于1935年7月10日到达芦花镇（今黑水县城），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7月16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其中提到“浩甚望指挥统一”。两天之后，他又再次向中革军委表示了要“集中军事领导”的意见。早在这之前的7月5日，张国焘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策动“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领导人，以向中央建议加强军委领导为名，直接指名要由张国焘出任中革军委主席。

在四方面军不断有人再三的要求下，不先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是不行了。为了顾全大局和增进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和信任，中共中央于7月18日召开了在芦花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解决组织问题，会议决定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就这样，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解决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问题的会议结束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了张国焘。在此之前，周恩来在长征路上一直担负着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领导角色。

接着，7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又在芦花召开了第二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四方面军的问题，全面总结了四方面军的历史经验，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在会上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为加强前方作战的统一指挥，利于部队迅速北上，会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这次会议对于增强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统一部队组织与指挥，进一步加强两大主力红军的协调行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会后对部队番号及行军计划进行了调整。红一方面军原一、三、五、九军团改为一军、三军、五军、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原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等五个军番号仍旧。

8月初，主力红军分成两路行进：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上；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率领，出小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海拔超过四千米的大雪山梦笔山后经若尔盖北上，中央及中央纵队随右路军行动。

芦花会议旧址为一座藏式古碉建筑，是当年一个叫泽旺的小头人的私宅。红军长征离开后，泽旺及他的后人一代接一代地将芦花会议旧址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当我走进这座已经上百年历史的古碉里，感悟着红军长征的光辉岁月，也为这家普通百姓几十年几代人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农红军始终不变的挚爱而深深打动。

走出古宅，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歌名就叫芦花：芦花白，芦花美，花絮满天飞，千丝万缕意绵绵，路上彩云追，万水千山，花飞为了谁。

芦花，一个多么质朴而动听的名字，红军长征走过芦花，一片崭新的新天地就要被骁勇善战一往无前的中国工农红军打开了。

第二十二站：四川班佑

从芦花到班佑，漫漫600里，除芦花至壤口这一段100多里的山路外，从壤口向北过红原县再至若尔盖，公路全从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中穿过，地势平缓，路面宽阔，这是自离开泸定后这么多天走过的最舒坦的一段路程。

壤口是红原县下面的一个乡，213国道在此交汇分流，虽然地方不大，但是连接四面八方，地理交通位置十分重要。

来到了若尔盖方纠正了我的一个误区，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红军长征走过的松潘草地与若尔盖不是一回事，其实，松潘草地就包括了阿坝、红原和若尔盖这片地域。古代，因这些地域都属边陲重镇松潘管辖，所以统称为松潘草地。

如今的红原、若尔盖大草原，天蓝云白、水草丰茂、牛羊成群、风景秀美。坐在大巴里，车窗外不时闪过颜色鲜艳的帐篷和装潢考究的木屋搭建的草原客栈和自驾营地以及体验草原牧马生活的赛马场，一拨又一拨的游客坐着旅游大巴或者开着私家车来到辽阔壮美的大草原，享受着大自然的风光和人生的快乐。一望无际的松潘草原是那样的高旷洁净、悠远静谧，仿佛将人们带进了远离浮嚣尘世的世外桃源。

可是，八十四年前的松潘草地绝不是这样的。当年的松潘草地，气候无常，人烟罕见，水流滞缓，叉河横生，大都为泥质沼泽，多年的水草盘根错节，覆盖于水面之上而形成草甸，草甸下面积水淤黑，泥泞松软，浅处没膝，深处没颈，人和骡马在草地上必须踏在草甸上才可行走，如果不小心踏入沼泽就会越陷越深，最后被完全吞没。每年的5月至9月是草原的雨季，大量的雨水使本就到处遍布的沼泽地更成了大片大片的泽国，没有道路，不见人烟，鸟兽绝迹，茫然无际，红军长征正是在这个季节走过草地的，可以想见该是多么地艰难凶险。

如今的若尔盖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湿地”，为我国五大草原、三大湿地之一，这座天边上的小城因绿草繁花、气象壮观、悠然宁静、景色迷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里观光旅游。然而对于当年过草地的红军来说，却是长征路上走过的最艰难、牺牲最大的一段征程。

由于张国寿犹豫不决，故意延宕，进军迟缓，失去了迅速攻打松潘的战机，使中革军委制订的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导致红军不得不绕过松潘城而走进了几乎是生命禁区的草地中北上前进，约有一万多名红军战士没有牺牲在冲锋搏杀的战场，却倒在了茫茫无际的草地上。

班佑村离若尔盖大约十几公里，就散落在213国道路边一侧，来到写着“班佑村”三个醒目大字的村口，见有一位藏族老者正朝公路上走来。“扎西德勒”，我用藏语向他打招呼，他对我友善的点头，用汉语说“你好”。藏族老者能说很流利的汉语，这样我们聊起来就没有什么障碍，他告诉我，班佑村当年只有几间破旧的小屋子，牧民们过着逐草而居的生活，现在村里没有红军长征留下来的遗址，但他说到毛主席曾在村里住过时，脸上露出了非常自豪的神情。

离开班佑村，走在公路边坡下面的草地朝十里之外的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走去，纪念碑由24尊神志各异的红军战士塑像和一面军旗组成，碑尖酷似奔牛的犄角，直刺苍穹。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进入草地，由于海拔高、气温低、环境恶劣、缺吃少衣，再加上伤病，许多疲惫不堪没有力气的红军战士最终未能走出草地，然而英勇无畏的中国工农红军历经七天七夜，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终于在27日走出了茫茫草地，用最艰难困苦、最悲壮激昂的战斗历程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从未有过的人间奇迹，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茫茫大草地啊，你可以吞噬掉一个人的躯体，你却阻挡不了红军勇往直前的脚步，而我，千里迢迢，就是想来见你一眼呀，红军走过的草地，我已来过！

第二十三站：甘肃腊子口

中央红军长征渡过金沙江后进入了四川境内，然后从川南会理小城一路北上，先后越过了凉山彝族、甘孜藏族、阿坝藏族羌族三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域。随着渐渐进入川北青藏高原东麓，海拔愈来愈高，氧气愈来愈稀薄，环境艰巨，供给短缺，所有这一切，在世称“死亡之山”的懋功和“人间绝境”的若尔盖草地一带得以集中体现。

我走长征路以来，也是在四川停留最长的一个省份，在整整9天时间里，每天都行走在大山深处，路程长、节奏快、转站多，早出晚宿，食不按顿，是我消耗体力最辛苦的一段日子。平时总以为适应能力强，但天天面对多为少数民族特色的饮食，还是感到了明显的不习惯，身体的透支也就渐渐显现。尤其是从小金开始后的行程中，早晚温差明显，特别在若尔盖的两天里，天空时晴时阴，小雨时停时下，冷得使人直打哆嗦，才刚刚立过秋的草原就已经可以用寒冷来形容了。

1935年8月下旬，右路军走出草地，闯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在班佑休整待命，等待着左路军向班佑集中。可是，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张国焘以种种借口不愿北上，还要右路军一同南下。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商议，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部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而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又沿原路返回重过草地，当时，四方面军有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挡，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了这种行为，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9月10日，中共中央在拉界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迭部县俄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示张国焘改正错误，率领部队北上。俄界会议还决定将现有部队改称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张国焘顽固地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公然另立“中央”。

张国焘拒绝中央的再三劝告，红军指战员忍受饥饿、疲劳和寒冷，转军南下再次穿越草地，在川西百丈地区大败于刘湘川军，这时，他才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

1935年9月12日，中央红军进抵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部，是川西北进入甘南的交通要道，周围崇山峻岭，东西两侧皆为100多米高的陡峭石崖，上部宽约30多米，地面宽约六、七米，湍急的腊子河穿崖而过，峡口如刀劈斧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在腊子河隘口一座小桥旁两侧山腰均构筑了碉堡，重兵把守，妄图把红军扼阻在腊子口以南峪谷中。

此时，红军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前有甘肃军阀鲁大昌的部队阻挡，后有刘文辉川军正在追来，左侧有卓尼杨藏族土司上万名骑兵，右侧为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主力。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红军已无退路，若不能尽快拿下腊子口，势必会被敌军合围，毛泽东亲自下达命令，限两天内必须攻克腊子口。16日下午，战斗打响。红一军团2师4团采取正面强攻与在两侧攀登悬崖峭壁迂回包围的战术，经过两天激战，于17日凌晨攻克了国民党军重兵扼守的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长征进入甘肃境内最关键的一仗。腊子口战役的胜利，突破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道关口，打通了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的唯一通道，为顺利进入陕甘地区开辟了道路，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阻止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腊子口从此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闻名胜地。

第二十四站：甘肃哈达铺

哈达铺，甘肃省宕昌县下属镇，是远近闻名的中药材之乡，历史上为陇南商贸重镇，地域开阔，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物产丰富，集市繁华。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突破腊子口国民党军防线后，于1935年9月20日抵达哈达铺，至此，中央红军终于走出了甘南藏区，进入了汉族地区，尽管这里回民较多，但红军觉得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语言相通无碍，毫无隔阂之感。

当天，由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了陕甘支队的整编方案，支队下设三个纵队，原一、三军分别改为第一、第二纵队，中央机关、红军总政治部等组成第三纵队，完成了俄界会议作出的成立陕甘支队的全部整编工作。

9月21日，毛泽东收到了第一纵队政委聂荣臻派人送来的一份国民党《山西日报》，上面登载了山西军阀阎锡山“围剿”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同时，在第一纵队直属侦察连缴获的许多报纸中，有一张报纸报道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消息。毛泽东到了他居住的哈达铺上街村“义和昌”时，没有进屋，而是先到对面的邮政代办所翻看国民党办的许多报纸，边看边把有用的放到一边，然后把这些报纸拿回了住屋，其中有一份天津的《大公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时，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也来了，大家轮流看着这些报纸，一边看一边兴奋的议论。在哈达铺，中央红军第一次从国民党“剿匪”的新闻报道中得到了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让仍在黑暗中徘徊的中央红军找到了光明的前景。中央领导遂立即商议改变俄界会议的战略方针，争取红军落脚陕北。

一路追击企图致中央红军于死地的国民党哪里会想到，正是他们办的报纸却帮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大忙，从此，中央红军在漫漫长征路上多次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却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的战略设想在哈达铺找到了最终的方向。

9月22日，在哈达铺下街村的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动员红军将士振奋精神，继续北上。中央红军长征，到底要走向哪里去？毛泽东用铿锵有力的声音给出了答案――到陕北去，会场上顿时爆发一片欢腾。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了哈达铺朝着陕北方向，安全渡过渭河，向通渭一带行进。

长期在荒山野岭艰难跋涉的中央红军，在哈达铺得到了养精蓄锐的机会和条件。在哈达铺停留的这段时间，红军急需的大量物资和粮食得到了补充，部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许多当地青年报名参军，兵源也得到了充实。因此哈达铺赢得了“长征路上的加油站”这一历史荣耀。

哈达铺，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经千难万险后的绝处逢生之地，也是红军队伍得以汲取营养、焕发生机的有福之地，从此开启了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暨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征程，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如今的哈达铺镇有一条长约一千多米的老街，300多家店铺分设在街道两侧，这就是当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留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红军街”。

2019年8月14日的中午，我走在红军街上，在一处处红军长征旧址前深情凝视，望着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参观瞻仰的人们，心想，长征，到底蕴含着怎样的一种精神，即使岁月的长河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依然被人们追寻不已？也许，这就是理想与信仰的感召所在吧！

第二十五站：甘肃榜罗

初秋时节的黄土高原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一尘不染，遒劲雄浑。山冈、塬台、沟壑、坡岭，孤独的一棵老树、风蚀的一段土墙、只几户人家的村落、还有人渺小的身子，都在光晕下投下了各自的影像，相互帮衬着，证实着，在亘古的沧凉与新鲜的时光里，组成了与现代生活激烈撞击却愈显厚重的另一个空间。

榜罗，掩映在这片高山厚土上的一个毫不起眼的村落，多少年，多少代，多少风雨，多少变迁，它与散落在土塬上的其它村落没有任何的区别，在绵延不断的高原上，谁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呢？如果不是一支队伍的到来，它或许被永远的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再也不会被人们提起。

2019年8月15日早晨，我离开通渭县城，用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来到了榜罗，来到了中央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一路上，不知翻越了多少道梁峁，路边突然跳出了榜罗两个字，它被嵌制在路边一块竖立的木牌上，庄重而沉静，无声地提示着过往的人们。

再望车外，突觉峰回路转，原先褐灰单调的坡岭已被层层迭延的梯田所替代，这让我惊喜而震撼，怎想到漭漭沧沧的西北高原竟看到了专属于江南的美。那逶迤层替的梯田上，收割后的庄稼一捆捆的竖在田间，如一座座金色的宝塔，更多的正在茂盛成长的庄禾如大块大块的绿茵地毯，将黄土高坡织出了不输江南的壮美与秀丽，这黄与绿、冷与暖、生与死、过往与即来的生命主体交织而成的梯田沿着山脚一口气伸到了塬顶，那叫一个大气磅礴，继往开来。

1935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从武山进入通渭境内，第二天到达榜罗镇。在这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又看到了许多报纸，进一步了解到了全国的形势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新情况，印证了哈达铺邮政代办所获取的报纸上陕北有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当晚，在榜罗镇小学的校长室，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史称“榜罗镇会议”。会议讨论了党和红军面临的任务，研究确定了今后的战略方针，正式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决定以陕甘苏区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一张报纸决定了长征的落脚点，看起来似乎偶然，但又是历史的必然。中央红军自离开瑞金苏区以来，一直在寻找落脚点。最初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黎平会议曾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又提出向川西发展；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与张国焘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去哪里落脚。张国焘要南下西进，在川康落脚，中央力主北上东进，在川陕甘创建新的根据地。因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的红军的消息后，更加坚定了去陕北落脚的信念。

榜罗镇会议是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召开的又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极其重要的会议，为中国革命实现新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基础。9月2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离开了榜罗镇，迈出了向陕北前进的新征程。榜罗镇，也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到来而名载史册。

第二十六站：宁夏六盘山

1935年10月上旬，陕甘支队从甘肃通渭、静宁一带进入了宁夏固原地区，向东南方向绕过隆德县城，开始翻越六盘山。

六盘山，横贯陕、甘、宁三省（区），崛起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之上，既是关中平原的天然屏障，也是北方重要的分水岭，平均海拔2500米以上，六盘山主峰海拔2928米，巍峨高峻，曲折险狭，森林茂密，草木葱茏，山色秀美，如诗如画，历有“山高太华三千丈，险居秦关二百重”之誉。

10月7日，毛泽东登上了六盘山主峰，深秋时节的六盘山，蓝天澄澈，秋风劲盛，望着阵阵大雁朝着南方飞去，他一定在心底勾起了对南方革命根据地军民和故乡的思念之情，回想长征以来已经走过了万水千山，再想到队伍很快就要跨过前方的战国秦长城，到达陕北，毛泽东不禁激情澎湃，吟出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诗句，一首气壮山河的《清平乐·六盘山》从此名扬天下，六盘山也成为了昭示中国工农红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走向光明的胜利之山。六盘山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是通向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必经之路，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2019年8月17日清晨，我从隆德县城前往六盘山。初秋里的六盘山，山青水秀，满目葱绿，山溪静淌，鸟语花香，许多叫不出名的野果已渐次成熟，露出了诱人的金黄色。这里丝毫看不见黄土高原的那般荒寂与苍凉，用塞上江南、神奇宁夏来形容这片高天厚土真是毫不为过。

沿着一条长约5华里的山路可以通往六盘山主峰，在这条被称为红军小道的山路上，拾级而上，依次修建了中央红军从开始长征到抵达陕北一路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微缩场景，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和取得的伟大胜利。

尽管身体已经很疲惫了，但我仍然放弃坐车上山，满怀信心地从红军小道步行上山。这一刻，仿佛我也是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红军长征队伍中的一名战士，正在不畏艰险，勇猛顽强的前进。

回想我走长征路以来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困难和险境，以及收获到的更多的震撼、感动和思考，山道旁这些熟悉而亲近的场景又一次在心里引起了波澜。中国工农红军崇高的理想信仰，坚韧的精神意志，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的坚定信念，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有志之士洗涤心灵、丰盈人生的力量源泉。

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说，翻过了六盘山，我的长征之行也已经看见了胜利的曙光了。

第二十七站：陕西吴起

吴起镇地处西北黄土高原腹地，古为边陲重镇，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魏国大将吴起曾在此屯兵驻守，镇名由此而来。

1935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之后开始向陕北进发，蒋介石为阻止红军北上，急调20万大军，在西兰公路和六盘山地区布下两道封锁线，企图阻止红军进入陕北。陕甘支队行动神速、勇猛出击，在六盘山地区和青石嘴一带分别消灭击溃了国民党西北军和东北军的一个团，打开了向陕北前进的通路。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6000余人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吴起镇，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终于来到了长征落脚点，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转移。

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俄界会议后红军的行动，确定新形势下陕甘支队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宣布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完结一年的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出了党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为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顺利会师作了准备，对中国共产党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和党在西北地区开始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开创了中共中央将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

10月25日，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对红军将领说，我们完成了空前伟大的远征，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10月29曰，陕甘支队发表《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号召全体指战员，“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联而斗争。”

1935年11月初，陕甘支队与已组成了十五军团的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在甘泉县会合，随即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第十五军团，共1.1万余人。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剿”，11月下旬，毛泽东亲自指挥，红一方面军在陕西省鄜县（今富县）直罗镇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向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发起了进攻战役，取得消灭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的胜利，巩固保卫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战役让参加“围剿”红军的东北军彻底认清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加速了国民党的营垒分化，对日后红军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战线及“西安事变”的爆发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也再次证明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红军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直罗镇战役胜利之后，西北根据地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10月22日和23日，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也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先后进行了战略大转移，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向世人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征服的力量。长征的胜利，是一曲响彻云霄、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义凯歌，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第二十八站：陕西延安

从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抵达吴起镇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迁往西柏坡，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从此，延安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西北黄土高原古城便成为了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由弱到强、转败为胜的丰富经验，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培育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整风运动使全党一致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实现了从幼稚走向成熟、从错误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运筹帷幄、精心谋略、全面动员，领导党的武装力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高擎统一战线大旗，促成全民族的觉醒与团结，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内战作了充分准备。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走在延安的大街小巷，处处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浓浓的亲切感和神圣感，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看见操着不同口音的人们，他们从远方来，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来回望一段光辉岁月，来仰望一群创造了奇迹的人。

“十三春秋缚苍龙，延安圣城名青史”。是怎样的一种吸引力让人们络绎不绝地奔向这里？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延安必定是一个永恒的精神坐标，透过这个坐标而引出的那一个个闪烁着岁月光芒的轨迹，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理想信仰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让普天下劳苦大众都过上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的赤诚初心和艰苦奋斗、披荆斩棘、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壮丽曲线。

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中国工农红军以不怕牺牲、百折不挠、所向无敌的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在漫漫征程上创造出了长征这一中外军事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用生命的精魄谱写了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竖起了一座永恒的历史丰碑。

对于曾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们来说，延安代表着一种情结，提起延安，就会拨动起他们心中的“情弦”；而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人们来说，延安则是一个“谜”：在陕北贫瘠的山沟里，是什么智慧能够在破陋的窑洞里，萌育了新中国的种子？

岁月早已拂去了那段历史的尘埃，西北黄土高原古城延安的智慧却历久弥新。这个智慧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那一天开始；从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的那一天开始；从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地瑞金的那一天开始；从陕甘支队凭着一双脚走过万水千山终于踏上了陕北黄土地的那一天开始……

2019年8月19日，我站在延河桥畔，带着庄严的、敬慕的一种仪式感和依依不舍、百感交集的思绪仰望着宝塔山，为我走完长征路划上了句号。可是，长征到底是什么？她给了人们怎样的精神启示，却一直萦绕在心中让我一次次的思索，感叹不己！

也许，对于长征的理解，必须从理想与信仰的层面去认识，方可找到思考的答案。长征路上，我曾多次走进中央领导人为寻找出路而举行会议的会场，而所有的会场里必然会有一个蓄着大胡子的外国人的肖像被崇敬地挂在墙壁显著的位置。风雨坎坷、矢志不渝，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坚如磐石，永远不变。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这群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出生入死却始终心怀崇高革命理想的人们，把我们引领到一座人类先进思想的高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微薄的力量一旦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时迸发出的光芒该是多么地璀璨夺目、与日同辉。

认识了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饱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双重压迫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为拯救破碎山河和贫苦大众而浴血奋战的人民军队28年英勇奋斗的艰难历程，就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不能忘了来时的路！

不要忘了过去的人！

永远的长征！

永远的红飘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