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武乡光明剧团成立八十周年特稿之五

武戏山人

　　

我在光明剧团的前前后后

文/王小林

　　我的家乡是在太行山腹地——山西武乡县。1933年4月22日出生，贫农家庭，自幼务农。由于家庭贫寒，未能上学识字，抗日战争爆发，共产党在我的家乡建立了抗日政府，减租减息，土地还家，家里才有了土地，六、七岁的年纪就随祖父、父亲下田种地、放牛。抗日政府在村里办了民校，我才读了两冬天小学，开始认识了几个字，但是还不能读书、写信。日本鬼子打到了家乡，县城被侵占，后来，离我们村8里地的蟠龙镇也被占领了。日本鬼子常常来扫荡烧杀，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在一次扫荡中我差点被日本兵抓住杀死。我的两个本家爷爷，一个被来扫荡的日本兵用刺刀活活挑死，一个是在百团大战中牺牲了。抗日政府在各村都建立了民兵组织，父亲当了民兵，还担负着八路军军粮管理工作。八路军的部队常常来村里驻扎，有一两天、也有十天半月的。1942年春天还在村里帮助老百姓开荒种地，搞生产自救。八路军赵大姐曾住在我家，同我和我祖母睡在一条土炕上，问寒问暖，挑水种地，讲抗日道理。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才知道赵大姐就是著名作家阮章竟的夫人。幼小的心灵深深地打上了共产党好、八路军好的烙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打败侵略者，才能过上安生的日子。

　　我的表叔陈凤翔是武乡光明剧团指导员，1945年春天放假回村探亲，看我活泼可爱，就带我参加了光明剧团当了小演员，那时我才12岁。1946年2月随光明剧团上调到太行行署，改为太行光明剧团，1948年又改称太行文艺工作团。1949年全国解放进城，改编为山西省文工二团。

在我参加剧团的时候，不会演戏，不会唱歌，是个不折不扣山沟里的穷孩子。我参加剧团当演员演的第一个戏是秧歌剧《改变旧作风》。这个戏是为了配合当时中心任务编写的。中心内容是描写一个农村干部——村长转变旧作风，带领全村人搞好生产抗日工作的故事。我是剧团里年龄最小、个子也矮的演员，所以就让我扮演村长的儿子，张万一同志扮演村长，崔来法扮演村长的妻子。那时剧团还无女演员，女角色均由男演员扮演。这个戏排出后，参加了太行首届群英大会的演出（在黎城南委泉）受到了大会的普遍赞扬，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奖旗一面，并获得了太行文联“鲁迅文艺奖金”500元，后来我们凡是演出，就把获奖的这面奖旗挂在台口，以示光荣。我担任的第二个任务是说快板。每在演出开戏前，都要先表演一段快板才开正戏。我那时既不会表演快板，也不认识字，快板的词和动作都是请别人教给的，靠死记硬背来表演。记得我演头一个快板叫《多多多》，是揭露国民党反对派如何欺压老百姓的罪行的，每次演出都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由于演出多了，人们都知道光明剧团有个“多多多”。

我参加光明剧团时候的名字叫王林旺，由于年龄小个子矮，大家都亲切地叫我小鬼。当时剧团的团长是个身材修长、文质彬彬、十分英俊、年仅18岁的知识分子，那就是闻名太行，大型歌剧《赤叶河》的曲作者，现为天津市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高介云同志。那时的领导与同志们吃住在一起，打成一片，同甘共苦，过着共产主义生活。后来，和我大小差不多的几个男孩子也相继参加了光明剧团，长得都挺活泼可爱。我们几个男孩子一起学文化练功，一起演出，一起行军，一起睡觉，形影不离。记得演传统戏《风波亭》时，我们几个都打旗跑龙套，既整齐，又精神。演时装剧《血泪仇》时，暴生旺扮演剧中小孩狗娃，演秧歌剧《改变旧作风》时，我是村长的儿子。虽然每天都要演出两场，但都不觉得累，非常愉快。有一天，团长高介云同志把我们几个小鬼叫到一起说：你们几个的名字都不好听，有的还带着封建迷信色彩，我把你们的名字统一改一下。然后问我们几个同意不同意。我们几个齐声回答同意。于是团长把改的名字一一说了一遍。有的叫小苏，有的叫小明，我的名字林旺就改成小林了。团长给我改的这个名字——王小林，我从太行一直叫到全国解放进城，又从太原叫到天津直至“文化大革命”。后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我又改名王毅，然而老团长高介云同志见到我，仍然是亲切地叫我小林，依旧是战争年代时的情感，听来还是那么亲切。

我参加剧团后，除适当饰演些角色外，最重要的是学文化。记得有一次，团领导决定让我学说快板，并把快板的台词交给了我。我一看，99％的字不认识，只好让认字的同志一句一句教，我一句一句死背硬记。象我这样不识字的十二、三岁的男孩子还有几个。为了帮助我们学文化，剧团领导指定专人教我们识字。在战争年代，每天非常紧张，白天行军，晚上演戏，学文化的时间只好放在行军途中。我们一边走路，老师一边教，途中一休息，就用小树枝在地上练习写字，老师在一旁纠正，任务是每天必须学会三个字，做到会认、会写、会讲。记得学习的头3个字是“共产党”，后来又学习了“大救星”、“毛主席”等等。就这样天天坚持，日积月累，到了1947年的时候，我不仅能写信，而且还能在听报告时简单的作笔记。1953年我调到天津后安排到天津文化局音工室工作，1955年我脱产到天津市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学习了初中全部和部分高中课程。时至今日，我还记的在光明剧团开始教我识字的老师是剧团的编导郁宏文同志。现在他早已作古，但在行军路上教我们识字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我的家乡本来就是糠菜半年粮，再加上日本鬼子烧杀抢掠，人们的生活就更加艰苦了。光明剧团的演职人员，除了团长、指导员由抗日县政府发一点固定津贴外，其余人员基本上只管吃饭，演出收入很少，一个月下来，像我这样的小演员，也就只能分红几毛钱。但是大家没有叫苦闹情绪的，每次演出都是那么认真负责。说到演出条件那就更差了，都是在广场露天演出。演出时装剧（现代戏）的服装道具都是在演出前临时从农民家里借用的，演完了再还给老乡。一般是两三天换一个台口，一天演两场，下午演古装戏，晚上演时装戏。内容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服装道具灯光的搬运，都是老乡派毛驴接送。演员吃饭睡觉都是由村政府负责分派在各个农民家里。同志间都互相爱护关心，尤其对我这样年龄小的同志就更是关心。冬天睡觉怕冻着我，主动给棉被盖，行军走路怕我小走不动，就主动为我背行李，生了病不能走路，就背着我走到演出地，真是胜过父母，亲如兄弟。那时候的演出同现在不一样，非常艰苦，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在室外广场临时搭台演出。观众就围坐在台前看戏。演出一结束就得拆台，把幕布、道具、服装箱打包搬回室内，第二天演出再重新挂幕装台，几乎天天如此，年年这样。这种演出生活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进城才有了剧场，结束了那种天天行军、天天装台、天天演出的生活。另外，在那时演出还得防备敌人偷袭，记得有一天演出地点离敌人比较近，《血泪仇》这个戏刚演了不到一半，就发现敌人偷袭过来了，立即停演拆台赶快撤离。这时天又下起了大雨，天黑路滑，一气跑出30里地才休息。多亏有一个班的八路军掩护我们才没有遭受损失。

武乡光明剧团是个县级的抗日文艺宣传队，规模小、条件差，由于团长高介云、指导员陈凤翔领导有方，团结合作，全体演职人员的努力奋斗，从1944年到1945年不到两年的光景，就接连创作排演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剧目，受到了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如《义务看护队》《天灾地祸》《大拥军》《小二黑结婚》《改变旧作风》以及《白毛女》《血泪仇》等。光明剧团在太行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太行区领导的注视，在1946年2月，太行行署决定把光明剧团改名为太行光明剧团，归太行行署领导。从此，我离开了家乡，踏上更加艰难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