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着梨花的日子

丹丹

飘着梨花的日子
                       
祁顶

一

 

这是我第一本诗集的名字，我同样以此为题写这篇文字，献给《满族文学》创刊三十周年。

诗集是在1995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名字取自于当中一首诗的名字。那首诗发表在1986年第二期上，当时这本刊物还叫《杜鹃》呢。那是我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从此我的人生便涂上了诗的底色，丹东市七经街107号那座米黄色的小楼也始终居于我精神的高地之上。

那首诗的题目起初是《那个飘着梨花的日子》，发表时，“那个”被去掉了，无疑干净利索多了。而且，一位署名“林隙”的老师还给加了很长的一段评点：

　　“似说非说，似露非露，这恐怕就是作者要着意追求的艺术氛围。很清晰，作品的立意是明确的：一般美好的事物可以被认识，但往往不能被认识者获取，相反，倒留下些不可名状的记忆。但作者没有去直白地阐述它，而是在对‘飘着梨花的日子’的柔情描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虽无片言，却无字不含。这种委婉含蓄的艺术氛围的创造，正是作者对人生复杂感情把着的结果。作者写作的才力，在这里也露出了端倪。”

　　之所以要把点评全文引在这里，是因为迄今这也许就是对我最大的鼓舞，也是对我诗歌的最高评价了。以后我各种报刊发表诗歌百余首 ，也只是发表而已 ，发表得很寂寞，并没引起什么关注。因此我也实在有愧于编辑老师对我的鼓励。

当时我求学于丹东师专，校址在元宝区八道沟，离《杜鹃》编辑部还不到二里地，我们中颇有些文学的发烧友，也是得了编辑老师的优遇，便不时地到编辑部去叨扰。这时候老师们总是放下手头的工作，先和我们谈一会儿，然后重从头至尾认认真真看我们呈上去的那些“诗”，又耐心地一一给我们指点。贺业安笑起来两眉弯弯像佛似的；张素娥也就二十七八的样子，秀丽端庄得让我们这些毛头小子不敢直视。我写诗，从佟畴老师那里受益最多。要是我的哪一首有了点进步，他眼里便放出光彩，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连连叫好。为此我也激动得睡不着觉，发誓要把东西写好。

可惜我师专毕业后，二十多年了，和佟畴老师只有过一两次匆匆的见面，而且我发现：佟老师似乎已经忘了他曾经给过那么多帮助的后生小子了。他当时和以后给我的一些信件仍被我精心保存着。犹记我后来参加辽宁师范大学本科函授时，曾选修江林教授的民间文学，江林教授在属于他的那点有限的课时里，对佟畴老师在民间文学上的贡献做了特别介绍，让坐在下面的我由衷地感到自豪。当然，我更喜欢读佟老的诗，喜欢他那种传统的颇具诗的特点的表达。

 

二

 

曾听文学圈里的朋友抱怨，说在《满族文学》上发表作品太难，而我则偏得甚多。从上世纪1986年起，我已经发了50余首诗，3篇散文，4篇小说。有的稿子投给县报不予刊用，投给《满族文学》却给赫然发表出来了。

出于对文学的酷爱，我在自己任教的中学，一直坚持办文学社。我推荐的学生习作，多有给发表出来的，大大激发了小作者们的兴趣。1998年，《满族文学》第四期共发表全市10篇“杜鹃杯”学生参赛作品，我文学社竟占了7篇。2009年第四期更以专辑的形式，一次性发表我文学社社员4篇散文，16首诗，于晓威亲自给写了编者按，对文学社的创作活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同年经编辑部力荐，我荣获市政府文学奖园丁奖。更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我顺利通过评审，跻身于全市15名特级教师的行列，其中文学著述帮了我很大的忙，据说当时这15名特级教师中我又是语文学科中唯一的。

二十余年，编辑老师也换了几茬，每位待我都不错。佟畴、张安阳、王永利、王中和、张涛、张素娥、宋长江、丛黎明，当然还有后来的于晓威。

我多次参加编辑部主办的笔会，而且我知道每次参加的人员都是由编辑部审议圈定的，并向参加者收取一定的费用。记得从1998年到2003年的东港前阳笔会，丹东五龙山笔会和凤城东汤笔会，当我跟别人一样去交钱时，收款的却单单对我说：“你不用交，主编有话。”我就去问主编张涛先生，张主编总是笑呵呵地说：“我是打富济贫.”我那一段时间经济上确实挺紧张的，但不知主编大人是怎么知道的。

2009年6月，宽甸满家寨笔会。当日程进行到第三天，全体与会者集中辅导讲座时，丛黎明老师不知怎么就拿我的《羞辱》一诗当了靶子，讲得满场皆笑。一向端庄秀雅的素娥老师也笑着说：“你这不是又在‘羞辱’祁顶了吗？”黎明也不理会，最后直到把我上交的每首诗的成败得失都给抖落出来了，才正眼看着我，问;“怎么样，痛快不？”

素娥老师这时也看着我说：“其实你是偏得了呀。”

结果是，这五首诗都给我作了润色，一并发表在《满族文学》第五期上。

 

三

 

众多老师中我还想特别说说王中和老师。

　　1994年3月，我因家庭暂时的不和，便要求从宽北的八河川中学调到了宽南毛甸子中学。每到周六周日，偌大教工宿舍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偏偏窗外垂挂着一块架炉筒子的铁皮，风一吹动，整个房子哐哐响动。休大礼拜一位同事邀我去他家住两天，回来时发现宿舍门被撬开了，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其他同事的行李衣物都安然无恙，唯独我的荡然无存。

后来我买了一栋房，钱不够，又跟学校借两千，但需要从我每月的工资里扣还。当时我的月工资二百元左右，扣去一百五十元，刚好能余下伙食费。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把偶尔能在学校食堂吃顿饭看成了奢侈。这时我10年前教过的一学生大老远来找我，要借一百五十块钱急用，说过两天就还。我找两位同事把钱给凑齐了。结果这位学生拿走了钱，也就影信无踪了。

那年春天还有一件事临到我，沈阳《诗潮》丛书已经把我的诗集列入出版计划了，但要自己出印刷费。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于是又向一位朋友借了两千元。

那年暑假，我去乡里的一家木材加工厂给人扒树皮，一斤给一角钱。寒假我只好扛了一张桌子放在集市上，凭着一点点书法底子写对联，一天下来，居然也能弄个十块八块的。

我的窘境被王中和老师知道了。那是1996年转过年一个乌嘟嘟的天气，我正给学生上晚自习，传达室的校工敲门说有我的电话，我忙跑去接，竟是王中和老师从家里打来的。他仿佛想证实一点什么似地，把我的生活和工作一一过问了，说：“这样吧，我给你寄一点钱去，你什么时候宽裕了。再还给我————”

我忙编了个理由阻止了，老师说：“你说的可是真话？谁都有个困难的时候，不要客气嘛----”

我问寄去的几首诗的情况，他说：“稿子正好是我看的，非常好。尤其是《教师诗人》，已经推上去了。”接着他就把《教师诗人》的好处从头至尾给说了一遍。我则惊叹于老师竟然把我的一首诗给背下来了。

后来去丹东开教研会，会后给中和老师打电话。中和老师却让我马上去编辑部，结果我在编辑部一坐就是小半天。返回时，中和老师非要送我到车站。从编辑部到车站，我俩边走边聊，他一再鼓励我战胜困难，振作起来，写出好作品。到车站买了票，离开车还有一会儿，我们就坐在候车室继续唠。车快开了，中和老师忽然又想起什么似的，向我又走近一步，说：“其实你在写诗的同时还可以写写小说，试一试，回去就写，最好写五千字的，写好了就直接寄给我。”我上车了，中和老师就一直站在检票口向这边望着；车启动了，中和老师向我挥动着手，直到车驶出站，往旁边一拐，再也看不见了。

这时，中和老师正任《满族文学》主编。

我果然写了篇小说模样的东西寄去，很快就被通知留用了。这样《满族文学》1997年第一二期接连发表了我的组诗和小说。1999年《满族文学》第五期甚至把我的另一篇小说习作《老孟大嫂》放在了头题位置。

 

四

 

    其实我也知道： 《满族文学》的老师们对每一位作者的生活和创作情况都密切关注着，不管是成就大的还是暂时不够大的。在编辑老师们看来，作者的事就是他们自己的事，这似乎已形成了传统。

眼下我快奔五十了，现实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甚至让我觉得读书写作是一件很奢侈的事。颇具戏剧意味的是，当年我写出了稿子，十有八九是发不了的，但我还是不停地写，不停地往外投；现在只要写了，便大多能够采用，但却写不出来了。

我也早该专程拜访一下佟畴老师的，但一直没能实现。

中和老师我是再也见不到了。犹记2006年那个凛冽的寒冬，我去丹东参加一个教研会，会后邀了于晓威在丹东大街上行走。我猛然想到应该去看看中和老师了。但晓威说中和老师今年身体不好，也许还在住院治疗呢。“那就更应该去看看了。”

于是晓威就打电话联系。电话是家属接的，说中和老师身上插满了管子不便接待。但从电话中我们似乎又感觉中和老师很快就会康复的。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月后，中和老师竟永远离开了我们！

 

五

 

丹东市七经街那幢米黄色的小楼的门原是朝街面开的，丹东市群众艺术馆和《满族文学》杂志社两块牌子曾经很显赫地挂在门的两旁，我们从那门进去出来，很展样。后来不知怎么就改作了旁开门，两块牌子也局促在楼的东侧，像是羞于见人。我们从那门进去从那门出来，却是另一种感觉。现在想来，这其实正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纯文学刊物由热闹到冷寂的两种情形。进入二十一世纪，商品经济快餐文化潮涌，《满族文学》更像鸭绿江中的一个孤岛，它在顽强坚守着，坚守着这个边陲重镇最后的一个文化高地。它又像一个卫星发射架，一颗颗文学之星从这里升起，闪耀当代文坛。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仿佛很久以前了，《满族文学》每出一期，编辑老师都会给我邮寄一份来。现在这本刊物早已成了定期跟我会面的老朋友了，有时它偶尔迟到几天，我总会感觉到生活中少了件重要事物。虽然每期杂志上的作品我不一定篇篇都看，但有这一本期刊放在案头，心里总觉得踏实。它好像在时时提示着我该怎样工作，生活。

　我在中学语文教学的岗位上熬炼身心二十余年，每每痛惜于现代语文教学离真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太远。但有一点值得我欣慰，这也许还是个秘密，我不妨借这个机会把它说出来，这就是：凡我任课的班级，不管是重点班还是普通班，不管是文科班还是理科班，不管是从头接的还是半途接手的，总能在让我熏染一段时间后，涌现出一批写作上的好手。我每一届学生都有不少在《满族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的，累计到现在恐怕已有200多篇了。

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的课堂其实也像其他语文老师一样讲每篇课文的，却总有些学生很快脱颖而出，写出连老师都羡慕的文章来。

莫非我自身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文学气场？莫非我的文学梦注定要在我的学生身上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许一直都在不自觉践行着一种特别的语文教育。我能报答《满族文学》的，也许只有这个方式吧？

 

                 （发表于《满族文学》2010年第五期，有改动）

　　作者简介：唐振海，笔名祁顶。1963年生，满族。1986年毕业于丹东师专中文系，同年即于中学一线教学至今，为高中语文特级教师。大学时代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迄今已在《诗刊》、《民族文学》《飞天》、《满族文学》、《诗潮》等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200余篇（首）。诗集《飘着梨花的日子》1995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次年获第二届中国满族文学奖。诗文集《诗的礼拜天》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