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武乡光明剧团成立八十周年特稿之四

武戏山人

形势逼我学写作

文/高介云

　　1941年初夏，我由太行区武乡县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奉命调往武乡光明剧团任团长。这时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正在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对敌斗争，可是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却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屠杀了我新四军抗日健儿8000多人，消息传来，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人人悲痛欲绝，个个义愤填膺，到处都在声讨国民党蒋介石的滔天罪行。这时，一个叫做“黎潞城改进抗日剧团”的戏曲剧团，出于义愤之情，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编演了一出《茂林事变》的戏。剧中的何应钦蓝蟒、戴相帽，抹白脸，完全是旧戏中秦桧的扮相，顾祝同是三国戏颜良、文丑一类的扮相，上官云相则是蒋干的扮相；叶挺是岳飞的扮相，项英是赵云的扮相……；穿的旧戏装，说的唱的是抗日的新词，我看了他们戏后，他们的政治热情，使我十分感动和钦佩，但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在这样“四海翻腾水云怒”的逼人形势下，作为一名抗日干部，作为一个抗日剧团，能够无所视闻无所事事吗？于是我就萌发了也写个戏，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想法。

　　武乡光明剧团也是一个戏曲团体，平时主要演出经过初步整理的传统戏，也改编或移植一些小型的反映抗日军民斗争生活的现代戏，但是要编演反映皖南事变这样重大题材的现代戏，从编、导、演各方面条件来看都是非常困难的。思来想去，最后还是“黎潞城改进剧团”演出的《茂林事变》给了我启发：他们演何应钦是秦桧的扮相，叶挺是岳飞的扮相，我何不就干脆编写一出赵构、秦桧等惨害抗金将领岳飞的故事来以古鉴今，来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呢？历史故事和今日条件何等相似，况且光明剧团演古装历史剧又是他们最拿手的。我把这个想法和剧团的主要演员们一说，他们都很赞同。但是我从来没有写过剧本，剧团里的艺人们大部分是文盲，有的识几个字，也不过是粗通文字而已，编剧的任务还是落在我头上。在大家再三鼓励下，我就硬着头皮着手写《宋亡之鉴》了。剧本写岳飞领导的岳家军节节胜利，直打到朱仙镇，金兀术招架不住，派奸细混入临安（南宋都城），对南宋朝廷进行诱降，最后十二道金牌将岳飞召回临安，杀害于“风波亭”，金兵卷土重来，赵构、秦桧被迫订下“城下之盟”，称臣纳贡，当了二皇帝。

这样写也许和历史不完全一样（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但是南宋赵构、秦桧对金兵入侵委曲求和，称臣纳贡以求得保住皇位却是有史可查的。当时我认为这样写，更能反映今日在国难当头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在日寇诱降政策下消极抗战、屠杀抗日军民的罪行。让大家知道，国民党这样干，其结果不是亡国，就是像南宋和“满洲国”一样，当个儿皇帝罢了！当然，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绝不是当年的岳飞，可以让他们任意宰割的！这是戏中的“题外话”。

这个戏初稿写出来后，剧团的演员们、老艺人们，在场次的安排上，唱词、道白的规范上，都帮助作了一些修改，便很快排练上演了。演出后，效果还真强烈，受到了专区和县领导的赞扬。观众看了，更是群情激愤，大骂秦桧和赵构残害忠良，导致亡国，也有人为岳飞叹息，批评他太“愚忠”了，这时我们的县区干部便上台讲话，讲国民党反动派如何制造皖南事变，屠杀我抗日新四军，项英如何英勇牺牲，叶挺将军如何被俘而英勇不屈，我们今日的抗日军民，绝不是当年的岳飞任人宰割，我们要针锋相对，起来斗争……这样一讲，群众马上就把仇恨赵构、秦桧的情绪转移到国民党反对派身上了。于是“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这就是我在“形势逼人”的情况下，开始学习写作的第一个戏。这第一个戏的成功，给了我很大鼓舞，也奠定了我写作要服从形势的需要，要反映广大群众的心声的创作思想。

　　1942年夏，我调回武乡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主要任务是到农村做调查研究。半年多时间我跑遍了四区所有的村子，广泛地接触了农村各基层的群众，并熟悉了许多农村干部，和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和我也是无话不说，甚至连他们的隐私——比方他们有的人自己乱搞男女关系，他们都敢给我说，后来我又到一区代理了两个月的区长。这些，对我熟悉农村工作、熟悉农民和农村干部都有很大帮助。

1943年春，我又调回光明剧团，还是担任团长，这时我一心想再学着写一个戏，可是团里的行政事务工作很忙，一直没能如愿。到这年秋天领导上派来个指导员叫梁树森，于是我们商定，行政事务工作由他抓，我主要抓剧目和考虑创作。

为了增加剧团的创作力量，我要求县里陆续调来几位能写点东西的干部，如张万一、郁鸿文、肖焕荣等同志，他们都是文艺爱好者，都当过几天小学教员和联合校长，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算是难得的农村知识分子了。与此同时，为了排演新戏，还抽调来一批青年学生，这样，剧团的“新生力量”就加强了。

1943年至1944年，太行区灾害严重，除了旱灾，还有虫灾，蝗虫、“黑豆婆”遍地都是，大片庄稼被吃光，严重威胁着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和战斗。所以抗旱、灭虫、战胜自然灾害就成为根据地军民的首要任务，形势逼人啊！我们剧团全体除参加群众的抗旱灭虫活动外，总觉得剧团应该搞个戏，来大力宣传和动员群众战胜自然灾害。于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就开始构思剧本了。正在这时，毛主席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文件传到太行区已是1944年初了。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主席的文章，更坚定了我们写这个戏的决心。

太行区是个老根据地，农民参军人数很多，就拿我们武乡县来说，14万人口，参军和在外工作的干部就有两万多人，这样农村劳动力相对紧张。毛主席在《组织起来》文中说：“组织起来能顶机器，三人顶五人，五人顶七人”，这不正是战胜天灾、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好办法吗！于是我们心中更有了底，说干就干，凭着大家对农村生活都很熟悉（本来就都是农民出身），集体讨论，由我和万一执笔，不到十天，剧本就写出排练上演了，剧名就叫《组织起来》。剧本演出后，想不到真还大受群众欢迎和领导鼓励。太行区文联主编的《文艺杂志》还在头条发表了它。其实，这个戏并不怎么高明，它也是在形势逼人的情况下，学习写出来的。

得知1944年冬晋冀豫边区要开群英大会，届时部队和各专区、县的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将要欢聚一堂，部队和各专区、县的剧团，也都要到会庆祝演出，县里领导要剧团搞一个戏去参加汇演，我因一时走不开，派张万一同志去武乡树辛村深入生活（因为那里有个边区最著名的劳动英雄叫李马保）。万一同志不辱使命，两个月后就带着写好的剧本《李马保》回来了。团里很快就排出来上演了。可是后来听说129师先锋剧团和三分区前哨剧团也排出了同名话剧《李马保》参加群英会演出。我们一个小小的县剧团如何演得过他们？我们只好另想办法了。可是这时已经是秋末冬初了！

武乡县有个著名的杀敌英雄叫王来法，人们都叫他“地雷大王”。他在鬼子经常走的武乡到蟠龙镇的大路上埋设地雷，前后炸死二十多个鬼子，因此而得名。所以我们就打上了他的主意。我和张万一、郁鸿文到他村访问他，正逢鬼子大举扫荡，我们和王来法同志转移到东山一个小窝铺（只有一家人家，两眼窑洞），在这里我们四个人住了十多天，敌人扫荡也过去了，我们的剧本也写出来了。剧名就叫《地雷大王王来法》。

剧团带着这个戏，一边行军向“群英会”的会址（黎城县南委泉）进发，一边排戏，总算给大会演出了，但是效果一般。反映是太简单了，太乱了，“一个晚会光是埋地雷、爆炸”。

群英会回来后，县里一位领导建议把武乡的杀敌英雄如高贵堂、关二如等都写进去表现一下。后来我们干脆把它改写成《杀敌英雄大活报》，因为演这戏非常费事，布景、道具、服装、化妆非常复杂，演了几场也就放下了。这之后还搞了个反映阎锡山屠杀我抗日军民的戏叫《滔天罪恶》，演了几场也放下了。

这两个戏都不算太成功，究其原因，一是为赶任务而赶任务写出来的，仓促上阵，粗制滥造；二是那时写真人真事，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进行艺术加工，只能照搬生活原型；三是光写事件，没有注意塑造人物……总之，这也是我学习写作上的一个教训吧。这个教训很重要，它使我在后来的创作上收益很大。

　　如上所述，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论学习写戏，还是学习作曲，都是形势逼出来的。这里既有成功地经验和喜悦，也有失败的教训和苦恼。不管怎样，我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是形势需要，革命需要，我就要硬着头皮去做，去干；不会的我就学着干，干着学。我坚信“老天不负苦心人”，最后总会干出点名堂来的。建国后我能成为一名专业的剧作者和作曲者，虽说成绩不大，但这些都是形势逼我学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