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是个革命的月份，也是个丰收的时刻。就有了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残部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井冈山上建立了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再到70年后的今天，回看开国大典背后鲜为人知的轶事，就有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感慨。 新中国的名字如果按照周恩来所领导的政协筹备会的意见，原本提出的方案是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而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奚若却提出质疑。他建议说，方案这名字太长，不如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好。有了“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何况，“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文，原义本就与“人民”相同。于是，经过层层讨论和表决，终于采纳了这个提议，确定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在起草《共同纲领》时，使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表述，筹备会的领导周恩来对此解释说，主要是考虑到“中华民国”已经叫了38年，一下子不叫，怕有人不能接受。不想却遭到大多数代表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中华民国只能代表旧民主主义，二者不能混淆，因此不能用其作简称。这样，在以后所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表述中统统都不再用“简称中华民国”这样的解释。 当时，中共中央面向全国征集国旗设计，收到方案成千上万，然后交由正在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在众多的设计中，国家领导人和评审小组专家及其代表大部分人倾向于上图的“星河旗”图案。因为它寓言简明而深刻：五角星代表着党的领导，黄色的线条代表着“母亲河”黄河，华夏文明的起源。可与会的“和平将军”张治中却提出质疑说，国家还没有全部解放，国民党居于南方，而黄杠把国旗一分为二，这就显得比较敏感了。 于是，星河国旗方案就被会议否定。与会者都把注意力放在原本排在第2、上图的“红地五星旗”图案上。它的设计者是当时年仅32岁的曾连松。不过，又有代表对大星里面有一个“镰刀斧头”标志提出质疑，因为它和当时的苏联国旗太像了。还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提出建议：把大星里的“镰刀斧头”去掉，结果就有了今天的“五星红旗”。此时离开国大典仅有3天。 不想到了缝制国旗时又遇到了难题。虽然前门瑞蚨祥绸缎店有质量上好的红黄绸缎，可要制成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的巨幅五星红旗，仅有一尺宽的黄绸却根本无法裁剪出最大的国旗上的五角星，只能采取拼接。方案层层上报得到同意，最后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最大五角星就是拼接了一个尖的五星红旗，那第一面红旗如今珍藏在北京国家历史博物馆里。上面这幅出现在10月1日下午2点中央政府主席、副主席就职仪式身后的五星红旗是同时缝制的两幅之一。 在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1月23日，解放军第一次走过刚解放的天安门广场时，天安门城楼还没有画像），当开国大典确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之后，在8月份召开的北平市第一届市民代表会议上，针对这座城市的“脏乱差”，作出整修天安门广场的决议。从1949年3月到6月，新政府曾组成清运委员会，动员党政军民学商各界对全市积存多年的垃圾进行了一次大清除。 遵照这个决议，北平市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制定天安门广场整修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四项：一，整修广场场地供群众集会用；二，修补东西长安街道路供游行的群众队伍和阅兵式军队通过用；三，粉刷天安门城楼；四，在天安门广场最适合的位置设计并修建与天安门城楼顶一样高的旗杆，供大典时升国旗用。并要求全部整修工程必须在9月份完成。（上图是1949年2月12日，元宵节，庆祝北平解放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画像第一次挂上天安门城楼。同时悬挂的画像还有朱德、林彪、聂荣臻、叶剑英。一次悬挂这么多的人物画像，这在天安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且也是惟一的一次。） 根据设计，国旗旗杆必须高达30米，才能和天安门城楼形成完美的比例。而30米相当于10层楼那么高。于是，工作人员只能跑到当时的北京自来水厂的车间，找到直径大小不一的钢管，然后套起来一节节的焊接，但是只能做到22.5米，如果再长就不能在风雨中保持旗杆的稳定。这根带有遗憾的新中国第一根旗杆树立起来，一立就是42年。直到1991年5月1日，国旗旗杆被换成首钢用四节无缝碳素钢管焊接而成的新旗杆，总长32．6米。旗杆的这个设计高度才得以实现。（上图是整修中的天安门广场，可见竖起的旗杆） 满清时期，天安门广场原本是皇家专用的一块禁地，虽然只是中华北门及其东西两道南北走向的红墙之间，直到金水桥前凹形的空场，其南北长百余米、东西宽七八十米的一块广场，却是不许普通百姓通过的。民国之后天安门广场虽然对民众开放（1929年，挂在城楼的画像是孙中山），可年久失修，无人管理，导致那里垃圾遍地，杂草丛生。 共青团北平市委筹委会和北平市学联，要求各校在9月10日星期六下午组织4300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义务劳动。消息在报上和各学校一公布，两天时间内，就有18000人报名。各校只好采取抽签办法决定谁能参加。9月10日下午3点，劳动开始。《人民日报》发表《新的开始——记北平学生参加修筑天安门广场》一文，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文中写道： ——在欢乐的锣鼓声中，“北平青年建设队”、“星期六义务劳动队”、“劳动服务队”、“建设人民首都”的旗帜迎风矗立，几千只手愉快地举起锄头、锹、镐，挖松了泥土，拉起了石头，拔除了青草。尘土在飞扬，歌声在飘荡，抬土的人用赛跑的速度在飞奔。一个个土坑迅速填平，几千只脚把土踏实。不到3小时，方才两片面积占了19980平方米，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七高八低的荒地，已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略微向两旁倾斜的一片光滑、眉眼舒展的广场了。（铺设水泥板的施工随后进行） 有关新中国的首都，原定是东北的哈尔滨。原因是距离苏联近，而且已经广而告之即将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各界人士。改动的原因还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入关作战，席卷千军如卷席，包括北平（北京的原名）在内的很多大城市迅速得到解放，加之王稼祥建议：“首都的最佳地点是在北平，因为这里靠近苏联和外蒙，且扼守东北和关宁咽喉，战略位置很好，而且是明清两代五百年的首都，老百姓也容易接受。”此建议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和定夺。 原定开国大典的日子不是1949年，而是1950年元旦。原因是刚解放的北京社会治安十分复杂，游兵散勇和潜伏特务很多，加之西南、华南仍被国民党占领，制空权更是完全掌控在国军手中。可是1949年6月，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苏联进行秘密访问时，斯大林提醒不可错过时机，同时也要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扰（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过世，新中国为斯大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城墙上悬挂了斯大林的肖像。从斯大林肖像撤下以后，天安门从此就只挂过毛泽东一个人的肖像）。才有了后来提前的开国大典。 有关开国大典的时间确定，在解释现在的庆典时间一般选择在上午，但开国大典的时间为什么却是下午3时时，几乎一致的说法是：选择这样的时间迫不得已，这是缜密计算的结果，是为了防止蒋介石派出轰炸机空袭开国大典现场。而下午3点这个特定时间，就使得执行了轰炸任务的飞机不得不进行夜航才能回到机场。 不知这样漏洞百出、纯属笑话的说法是出自何人的回忆。要知道虽然不善于夜航，可国军的战机早在抗战时就趁着黑夜空袭过台湾和日本，虽然投下的仅仅只是传单而已。当时国军主力远程轰炸机为美制B24解放者。B24满载炸弹时，航程为3380公里，也就是作战半径为1690公里。从舟山群岛到北京是1300公里左右，航程还是够的。（上图为1949年初，共军进逼，国民党B-24轰炸机不得已炸毁空军驻扎的机场“南京大教场”，不让共军接手使用。） 这么来说，当时轰炸机完成投弹任务后，从北平返回还是问题不大的。B24完全可以在中午12点起飞，飞行3个小时抵达北平时正是下午3点。即便主要领导人不在，可要是在天安门广场上扔下炸弹，那么多人引起的混乱就不可收拾。而飞机返回机场的时间也就是傍晚6点多，江南的天还是亮的，就是靠目测降落也是可以的。最关键的还是蒋介石当时的心念转换所导致的放弃空袭而已。 同时，虽然直到开国典礼开始前5小时，才由当时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但是新政权决定下午2点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副主席和56名委员们宣誓就职之后。3点钟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正式开始也是早就列入议事日程，加上参加会议的几十万人从早上8点就开始向天安门广场聚集，根本没什么秘密可言。至于为什么下午3点开会，那就是当时的国情。要知道解放后在开国大典之前的好几次天安门广场的集会，都是下午3点开始的，就和现在开大会的时间定为上午一样（上图为解放军空军飞越开国大典上空）。 天安门这座矗立于北平城中央的巍峨壮丽的古代阙楼，原名承天门，取“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毁于兵火后，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后改称天安门，取“受命于天，安邦治国”之意。它是明清皇城的正门，城门五阙，重楼九楹。从天安门广场整体布局上看，高大的城楼大有拔地而起、顶天立地之感；站在天安门广场放眼眺望，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熠熠生辉，显得庄严雄伟、极富中国特色（上图为1902年慈禧光绪回銮，从天安门进入的场景）。 实际上，明清两朝，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建筑，都是作为这一主体建筑的陪衬物而建筑的，这就是为什么看上去天安门城楼气势非凡的奥秘所在。同时天安门还是明清两代帝王从事重要活动的地方之一，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金凤颁诏”。而且每逢冬至到天坛祭天，夏至到地坛祭地，以及皇帝大婚和出兵亲征等隆重典礼，都要从天安门出入（上图是1906年已显颓败的天安门）。 天安门上悬挂画像从袁世凯开始，不过画像过小，画像比例与城楼极为不妥，近乎滑稽；后来1945年在悬挂蒋介石画像时就有所纠正，但画像过大，又显得很突兀（上图为1947年5月，北平青年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斗争的游行，城楼上可见蒋介石画像）；1949年开国大典的毛泽东画像由国立艺术专科学院实用美术系教师周令钊承担绘制。那幅高6米、宽4.6米，毛泽东头戴八角帽，面部稍侧，微带笑容的画像被公认为与城楼最为恰当的。不过由于画像巨大，也为了经得住风吹雨淋，最后是用拼接起来的铁皮作了“画布”，所以画像重达1.5吨。 大约20天后，就在画像将要完工的时候，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聂荣臻前来验收时，却发现画像上毛泽东的领口是敞开的。聂荣臻建议周令钊最好能改一下，把毛泽东的领口扣上。周令钊马上动手修改，重新改画了衣领。后来周令钊回忆，按照设计，当时曾在画像下面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深夜，他突然接到通知要把那五个字去掉，当时画像已经挂好，他是在梯子上将有字的地方涂成了中山装，最后还添上了一个扣子。可是据考证，上面的五个字实为“人民的胜利”。可见得，最强的大脑也比不了照片和文字。 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元首来访鸣放礼炮21响，总理级鸣放19响。因此，21响礼炮是世界上的最高礼仪。当时，不知毛泽东是否知晓这一国际惯例，但从一开始他就坚持说：这一次礼炮要放28响。其原因就在于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国经过了28年艰苦卓绝的历程。而54尊礼炮并非如传闻中所说的代表“五四运动”或全国54个民族，就是108门礼炮分为两组，一组装填，一组发射，轮流作业，以缩短每响之间的间隔时间。所以有人说，有礼炮没响是无稽之谈。 朱德总司令完成了阅兵之后，下午4点35分开始的开国大典阅兵分列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声中，海军方队走在最前面。来自安东海军学校与华东军区海军的两个方队：海军军官方队和水兵方队昂首率先走过天安门，代表着新中国最早的海军。据说当时习惯称“海陆空军”，所以开国大典阅兵式是按海、陆、空的出场顺序。而1950年以后，在天安门举行的历次国庆阅兵式，都是按陆、海、空的顺序。 当年还曾发生一件意外小事。开国大典前，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着急找到时任开国大典美工的钟灵，说主席开会时要佩戴的红缎条找不到了。钟灵只好跳上一辆吉普车飞速回到中南海瀛台的工作室，找出一个红缎条，用胶水写上“主席”二字，再撒上金粉，飞快赶回天安门交给叶子龙。 如释重负的叶子龙立即把红缎条别在正在与其他领导人登上天安门的毛泽东的胸前。在开国大典的纪录片中，毛泽东上天安门时旁边有一个穿灰布军装的小伙子匆匆跑过，那就是正给叶子龙递红缎条的钟灵。他是人民政协会徽和国徽的设计者之一，不过，更为出名的却因为他是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六字的书写者。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所有出席开国大典的中央首长佩戴的红缎条都是烫金印制的，只有毛泽东胸前红缎条上的“主席”二字是用胶水写的。 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广场上军乐队奏起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云霄。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与此同时，鸣礼炮二十八响。接着，毛泽东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上图是国画《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通过广播电台的现场直播传遍了神州大地。担任播音的是当时新中国最优秀的播音员齐越和丁一岚。如今，重放当年的录音，还能听到丁一岚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国旗已经上升到旗杆的顶尖，开始在人民首都的晴空迎风招展。她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已经走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人民祖国的大地上。” 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一文，文中写道： ——密林般飘扬在高空的红旗，无数红色的五星灯、圆灯、各种兵器与镰刀斧头，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的巨幅标语下标志出人们一致的强烈愿望：要巩固自己的祖国与人民政府。所以，在朱总司令检阅人民的海陆空军部队与这些部队在会场中心举行分列时，群众中涌起了同样狂热的欢呼。整整两个半钟头的检阅，许多人连坐也没坐一下。电影机、照相机、望远镜和几十万双眼睛，一直集中凝结在受检阅的部队身上，生怕看不清或漏过任何一个可以看得到的武器与战士。 ——当最后一队骑兵跑过去的时候，天安门紫壁上的太阳灯、各色灯光在黄昏里开始发亮，人丛里的灯笼火把都点着了火，全场一片火光红浪；爆花筒向高空成群成群地放出红色、绿色、雪白色火球，拉着无数美艳的火丝，回头下降，劈劈啪啪响成一片。东西长安街上夹道的人群，开始围观提灯游行的漫长行列，交互地喊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的欢声。 一晃就是70年过去，开国大典的那些人那些事都随着高天流云四散而去，只有那座巍峨的天安门城楼还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曾这样憧憬过：“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