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令人崇敬的老布尔什维克 ——我对谭伯伯的点滴回忆 （2016.8.18）

陕北小子

球艺精湛的卢时正老师

　　我叫卢时正。毕业于上海体院足球专业。1965年10月被分配到辽宁省锦西化工厂子弟中学任体育教师。锦化是日伪时期兴建的，建国后成为化工部直属第一大厂。在该校，我有幸结识了高三（一）班同学谭永毅。共同的体育爱好——足球，使我们不仅是师生，更成为好朋友。

卢老师和他的足球弟子（左二谭永毅）

　　闲暇时，我经常到他家去玩。由此认识了他的父亲谭生彬伯伯和母亲李光宇阿姨，并同两位老人建立起了忘年之谊。两位老人待人热情，平易随和，一点都不像高干。李阿姨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陕北老红军。谭伯伯资格更老，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当过刘志丹红26军的骑兵。到锦西化工厂工作前，曾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是因受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案和“《刘志丹》反党小说”案的株连，1965年10月被“发配”到锦西化工厂当副厂长的（比我早到几天）。我刚到化中，就听人说锦化有个“谭八级”（谭伯伯的行政级别是八级）。我当时听了，一方面对谭伯伯肃然起敬，一方面也感到高不可攀，从未想到如今会成为他们家的常客。听厂里的工人师傅说，谭伯伯进厂后，从不计较个人遭受的政治冤屈，时时处处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深入基层，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一点架子。大家都尊敬他，都愿意接近他，亲切地叫他“老谭头”。

时任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谭生彬同志

　　我始终认为，人活在世上，彼此间的相识、相交、相爱是讲缘分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我刚步入社会的时候，能遇见谭伯伯、李阿姨这样的前辈，是我的幸运。从我的个性来讲，自懂点人事以后，我是本能地远离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的，怕被人认为有所求，怕被人认为是负担。但同谭伯伯、李阿姨，是个例外。在他们身上，我受益匪浅。我虽说是永毅的老师，但毕竟也才是一个20岁刚出头的小伙。远离家乡和父母的我，在谭伯伯、李阿姨那里，感受到了父辈的温暖，找到了家的感觉。

沧海桑田，光阴如箭。屈指算算，从我在锦西和谭伯伯相识至今，时间已过去了半个世纪。谭伯伯离开我们，也已整整36年。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往事已从我的脑海中淡出，但谭伯伯、李阿姨的音容笑貌始终铭刻心里，从来未敢忘记。当年和谭伯伯相处时的情景，有许多已经记不得了，只留下一些“碎片化”的回忆。其中，有几件“小事”，刻骨铭心，始终难忘。每每想起，都会让我为之心动，感慨不已。时间虽已过去了50年，但这些“小事”，在我眼前仍然那样清晰，就像发生在昨天——

一、“帮我劝劝他们”

“文革”开始后，以清华附中学生为先导，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全面兴起。“破四旧”、“立四新”、斗校长、斗老师、斗当权派，全国大串联，搞得如火如荼。化中也不例外，“革联”、“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并于8月31日赶赴北京，参加了毛主席对全国各地红卫兵小将的第二次接见。

永毅和他妹妹元媛不甘落后，积极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也在学校里参加了一个名为“八一八”的红卫兵战斗队。

谭永毅（前中）和他的“八一八”战斗队

　　一天，谭伯伯匆匆赶到学校找我，要我劝永毅兄妹退出红卫兵。他穿着一双布鞋，样子十分着急。“卢老师——”一见面，他就急切地说：“我们这样的家庭状况，孩子们不宜参加……”又说：“他们还年轻，还不成熟。你和永毅关系不错，帮我劝劝他们！”谭伯伯当时的心情很激动，他凝视着我，眼睛里充满了期待。我从他急切的话语和焦虑的神情中，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对儿女的感情。

一位八级干部——老人家脚上的那双布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永毅兄妹没有退出“八一八”。我辜负了谭伯伯的信任，没能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我忘了当时是怎样劝说永毅的，永毅又是怎样回绝我的，但谭伯伯穿着布鞋，匆匆赶来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永远也不会忘记。

…………

1973年，我离开锦西到了河北；谭伯伯后来问题解决，也调回了北京。记得有一年我到北京看望他老人家，刚进石油大院大门，老远就被正在院子里溜达的安生（谭伯伯智障的二儿子）认出，他兴冲冲地把我带回家里。我万万没有想到，那次见面，竟会是我此生见谭伯伯、李阿姨的最后一面。

至今，我一直和永毅保持着联系。前些日子，我在给永毅的微信中又提及了上面那件事。他在给我的回信里写道：“看了你信中写的往事，我也陷入回忆中。当年我们没有听老人家的话，给他添了许多麻烦，帮了许多倒忙，让他在自身很困难的情况下为我们担了很多心……每每想起这些，我心里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和愧疚，感到对不起父亲……你今天的信又让我深深地沉浸在了这种感情之中。”

看了永毅的信，我心里很难过。我的眼前又浮现出谭伯伯当年望着我的期待眼神，浮现出老人家脚上那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布鞋，久久不能平静……

这是谭生彬同志一家在“文革”浩劫中拍摄的《全家福》

二、离开“牛棚”时的握手

　　“文革”十年，不堪回首。1967年夏，谭伯伯和锦化其他党政领导一起，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一关就是3年，身心倍受摧残。其间，除了批斗、游街等场合外，我再也未能看到他老人家的身影……

　　我一直觉得，谭伯伯在青海的遭遇和处分是不公正的。而对“文革”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像他这样的革命领导干部“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更是不能理解。我认为，做为党的干部，只要是在工作，就肯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种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应用对待敌人的办法解决，更何况有好多还是莫须有的罪名！感谢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否则，这场“自毁长城”的浩劫还不知何时才能结束？！

1970年5月，谭伯伯终于从“牛棚”中获释。喜闻老人家出狱，我仰望苍天，长长地嘘了口气，急忙赶到家中看望。谭伯伯瘦了，但精神尚好，还是那样乐观。他同我谈起了在“牛棚”中的经历，没有怨恨，就像在讲一个故事。当我听他讲到出狱时和看守他的捍卫队员一一握手告别的情景时，不禁有些愕然（因为这样做法不合常理）。谭伯伯看到我困惑不解的样子，笑着对我说道：“我解放了，那些看守人员思想上会有顾虑，会有负担，会怕我报复……所以，我要在离开的时候，客客气气地和他们握手告别，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

听谭伯伯这一说，我恍然大悟。一个被冤被屈被辱、在“牛棚”中被关押了整整三年的老人，离开时，竟然还在为那些看守他的造反派的“思想负担”着想，这需要何等宽广的胸怀啊？！这种政治上的成熟，这种宽宏大量，不是每一个身处这种环境的人都能具备的。纵观全国“牛棚”，像谭伯伯这样，在获释时能和看守人员一一握手告别的领导干部能有几个？！我凝望着劫后余生的谭伯伯，凝望着他那在“牛棚”中被折磨得清瘦的脸庞，敬仰之心油然而生。

我常想：在这些看守人员中，难免有人曾对谭伯伯动过拳脚，也不乏有人曾和谭伯伯“拼过刺刀”，不知谭伯伯和他们握手告别时，他们的内心可曾感到震撼，可曾感到愧疚？！

谭生彬同志获释后和夫人李光宇到杭州长子谭永泰家散心。夫妻两人露出舒心的微笑

三、春节请我喝茅台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73年春节，谭伯伯请我到他家喝茅台酒的情景，那是他老人家历尽“文革”磨难、从锦化一、三总部“牛棚”中获释后的第三个年头。那年，在谭伯伯的关照下，我爱人王修柏已先期到石家庄工作，锦西家中就剩下了我一个人。谭伯伯在这种情况下邀我这个“游子“到他家中过年，个中的盛情厚意不言而喻。

　　我怀着感激、兴奋的心情来到谭伯伯家。谭伯伯、李阿姨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当时，永毅和元媛去延安插队多年，家中只剩下智障的哥哥安生和年幼的弟弟永林）。我们围坐在一起，促膝谈心，举杯畅饮……屋子里飘溢着茅台酒的醇香，充满了欢声笑语，格外亲切，格外温馨。我在尽情享受家的欢乐和温暖的同时，也从谭伯伯看我的眼神里、同我相碰的酒杯里、和我说话的言语里，感受到了一个父亲对远在陕北的儿女的牵挂和思念……

这是我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里，度过的一个最有意义、最难忘的春节！

“水珠虽小，能反映太阳的光辉。”以上几件“小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朴素、真实、鲜活的谭伯伯——看到了他在政治上的高度成熟，看到了他的光明磊落，看到了他的不卑不亢，看到了他的慈爱，看到了他的善良，看到了他的正直，看到了他的宽容，看到了他的风度，看到了他的坦荡……

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谭伯伯是我们党的忠诚战士，是一位真正的老布尔什维克。我崇敬他！

【作者简介】

卢时正，男，1942年6月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1965年10月～1973年在锦西化工厂子弟中学任体育教师。1975～1986年初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体委任足球教练。1986年在南京市某大学任体育教师。1999年在秦皇岛中国足球学校及湛江分校任足球教练。此后曾历任南京某足球俱乐部竞赛训练部部长和南京市足球协会顾问等职。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足球事业。